传媒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3cb2c0101nzei.html?tj=1 不该拿的钱不要拿   柴会群       短短几天，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案出现了戏剧性逆转。事件的性质，由一起“记者因舆论监督遭受司法迫害”冤案迅速变成一桩“受人指使拿人钱财发表不实报道”的丑闻，一夜之间，陈和其所供职的新快报由全国声援的对象变成了全民讨伐的目标。     陈案逆转的关键，在于其收钱问题。由于承认收取了疑似三一重工公司的50万元，作为以发表文章打压三一对手中联重科的酬劳，使得陈和新快报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双重破产。  没错，就陈案而言，无论是中联重科还是长沙警方以及央视报道，确实可能存在各种值得商榷之处，可借此冲谈此事。但对陈而言，无论多么有力的辩护，均无法绕过收钱这一死结。可以说，收钱问题一旦坐实，陈将注定万劫不复。     微博上看到有同行讲这样一句话：拿人钱做正面（报道）是不要脸，拿人钱做负面是不要命。这话不错。本应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媒体人，如果成为利益攸关方操纵的工具， “黑吃黑”是基本逻辑和必然结果。而没有抗风险能力的记者，在几方搏弈中可能成为最大输家。     反复看了央视的视频，深深感到陈在此事中的纠结。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佐证：陈说自己看到其署名的文章发表后收到中联重工停牌的“效果”时，他不是高兴，反而不安。“生怕捅什么娄子”。但是，他仍按照金主要求，到证监所实名举报中联重科，从而彻底沦为企业的打手。一方面内心不安，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个中原因，恐怕还是那50万元。     在当前报业不景气的环境下，50万元大概是一个普通记者5年收入的总和。     假如陈在此案中只是根据报社安排做相关报道，而没有收钱——或者说从报社拿到相应报酬但没有直接从企业处收钱。那么对于陈而言，此事尚有很大回旋余地，在舆论声援下，他甚至真有可能如新快报在头版呼吁的那样被警方“放人”。但是，一旦坐实收钱，事实性质立马改变，上帝也救不了他了。在视频中，陈永洲说，“如果还有机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一定会遵守新闻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地去报道新闻”，他太幼稚，50万若在法律上认定，他应再无做记者的机会了。     不难看出，在三一重工和和中联重科两上市公司的恶斗中，陈永洲只是一杖棋子。从陈的交待内容看，此事还还牵连众多，很可能还涉及报社管理层——任何媒体人都会清楚，如果没有报社高层的支持，陈不可能在半年内针对一个企业发表十余篇批评文章。不过，从央视的报道口径可看出，似有意将陈的行为与单位切割。我想这大概是为将陈的过错定性为“个人行为”打铺垫之故，新快报今天登出的道歉声明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声明中提及报社责任的用词仅仅是“审核把关不严”。假如真的如此的话，对于陈个人而言，结果恐怕只会更为糟糕。 在我看来，陈的行为（有待于依法认定）故然有错，甚至有罪。但责任绝不能由其一人承担。因为，如果没有陈所赖以生存的畸形媒体环境，也就没有所谓陈永洲案。    在陈永洲案发生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其同事、朋友谈其为人的文字（写于央视报道之前），称其聪明上进简朴，虽然不乏溢美之辞，虽然现在多被视为笑柄。但平心而论，我认为这些文字基本是真诚的。在央视的视频中，我也读出陈永洲因为那些报道所承受的良心不安。一句话，他不像是个恶人。     然而也惟其如此，才更平添了事情的悲剧色彩。这一悲剧绝非仅仅是陈永洲的个人悲剧，更是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悲剧。     如果说十年前，记者尤其纸媒记者还是一个收入颇高的行业的话。那么今天，这种所谓的“高收入”至少已经是大大缩水了——如果不是沦为中低收入的话。当然，作为记者，只要勤奋工作、认真写稿，保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欲望日渐膨胀的记者而言，仅靠报社的正常收入显然是越来越不够了。     前天看到《了望东方周刊》的同行刘伊曼在微信上说，她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在其他同行“你装逼”的鄙视眼神中，谢绝了主办方给的“车马费”（这是其本月第四次这么做了），当即点了一个“赞”。平心而论，我做不到。当然，好在因为供职单位“恶”名在外的缘故，我在近十年新闻生涯中，很少接到新闻发布会邀请，自然也少有机会收或者拒绝“车马费”，以致于连目前的车马费“行情”也不了解。     我对于车马费的主要印象，还是14年前在南方某市场化媒体实习时。作为一个实习生，替记者跑新闻发布会，一个月下来，竟然拿到总计近2000元的车马费（我当时在社会新闻部实习，每次一二百元，据说跑房地产、汽车口的要高得多。）我毕业后在一家党报工作，有一次我部门派一个实习生到潘石屹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带回一个1000元的红包。这大概是十年前的北京房地产条线记者红包行情。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记者收红包有什么不对。直到我后来看到有篇文章说，外媒记者对中国记者拿红包现象深感诧异，认为这是新闻人的耻辱。我很惊讶，因为拿红包现象早成为中国媒体行业的潜规则。已经正常到新闻发布会若没红包反而被视为不正常的地步。至于记者个人，如果有红包拿却不拿，用刘伊曼的话说，是要遭同行“鄙视”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红包，单位也不排斥。在我印象中，在中国的媒体中，除了财新，好象没有一家媒体明确要求记者拒绝红包。对于有的媒体某些记者而言，红包甚至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之所以现在提及红包，是因为我在想，作为一名证卷条线记者，陈永洲的沉沦（这个词可能不合适，姑且这么说），是否也是从收红包开始？新闻发布会上收红包，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式的负面报道究竟有多远？一个记者如果可以靠表扬和宣传拿不该拿的钱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可以靠批评和监督拿不该拿的钱？ 这个问题同样也适合于单位。媒体如果可以登一些不明不白的“软文”收钱，是不是也会登一些不清不楚的批评报道获利？     在了解内情的人看来，这大概已经不存在疑问。不久前我听一个开公关公司的朋友私下说，收“保护费”是某些财经媒体的一笔重要收入。特别是一些准备上市的公司，在上市之前，必须要按“规矩”交给某些媒体一定的“保护费”（具体操作时则有表面看来完全合法的名目），数额达百万元之多，以免媒体在此期间做批评报道，引起证监会重视，最终把上市的事情搅黄。由于中国的上市公司问题多多，对于媒体而言，做这样的报道似乎轻而易举。这也意味着媒体收取的“保护费”也愈加可观。     我所在意的是，假如单位要做这样用以敲诈的批评报道，记者在其中充当的是何种角色？他（她）承担的风险又有多大？一旦出事，单位会不会以及能不能保护他（她）？我想，对于记者而言，所有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悲观的。陈永洲案或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得九年前，我到现单位供职不久，一个企业老板通过单位领导介绍找到我，举报其所在地的镇政府官员违法违规。见面之后，先吃了个饭，然后到他所住的宾馆谈事情。在我看来，仅就新闻价值而言，这个题做与不做在两可之间。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犹豫，但误以为我有别的想法，在宾馆当面塞给我一个信封。我当即拒绝，并可能因此表现出一些反感。他大概已看出来，也没有强求，只是说跟我交个朋友，做不做报道无所谓。     我回家之后，在包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是2000元现金。我给老板打了电话，他承认是他塞的(我后来想大概是他乘我上厕所时放进包里的)，只是一份见面礼，与报道无关，而且我也没办法还他，因为他已经离开上海。于是我开始纠结。老实说，2000元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对当时的我而言颇有用，我当时我换单位，老家又出了事情，正是用钱的时候。更重要的，我当时认为，这2000元对我应该没有任何风险。一个是数字太小，再一个那个老板看起来也不是坏人。     但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我在作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决定将钱交给介绍我这个选题的单位领导。领导也很生气，让我把钱交给会计，并开了收条。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总部的电话，说接到投诉，称我收了人家钱没给人办事。我再细问，才知道告状的正是那位我认为很老实的老板。     现在回想，我当时大概是躲过了一劫。虽然我不知那位老板是不是保存了证据，且2000元也不足立案，但他打投诉电话本身，已足以毁掉我的工作。而具体到当时我做的那个决定，不仅重要，而且老实说，挺不容易的。 在我后来的工作中，类似跟钱沾边的事情，还碰到过不少。其中多数还是经朋友介绍，而且有的不要求做报道，只要以职务身份走一趟便可，通常都会有五位数的报酬。但是因为有了9年前的那次经历，我无一例外地拒绝，并为此得罪了一些人。     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表白自己有多么干净。只是想告诉一些同行，特别是做监督报道的同行，江湖险恶，不管别人怎么样，不该拿钱不要拿。因为万一出事，说实话， 谁都救不了你。 2013-10-27 记者柴会群的博客 http://blog .sina.com.cn/hzwy1975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NDEwNjQ0MQ==&appmsgid=10000085&itemidx=1&sign=5b5084093e389a520b1e08f102af58a4#wechat_redirect 为什么新闻界的信誉危机值得忧虑   2013-10-29  方可成   新闻实验室   § 本文首发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这是新闻实验室的第 25 篇文章 § 本文归属栏目： #pH 试纸 # （以公共利益、民主精神检验媒体组织、媒体产品及媒体人）   《新快报》陈永洲案是一个处处充满丑陋和悲哀的事件。站在新闻界的角度看，它让人左右为难，就好像站在一块满是钉子的地上，无处落脚。   第一重为难在于，是否声援，声援什么？当陈永洲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央视新闻中，一周前曾表示声援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司马南吴法天周小平环球时报等则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嘲弄自由派的火力全开。   坚持认为应该声援的人也有不少，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声援并不是要给陈永洲背书，而是坚决对抗警权的肆意扩张，警惕对媒体和媒体人的随意抓捕、未审先判，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   第二重为难在于，该不该反省？这几天，已经有不少媒体人在微博等平台上反省这个行业的败坏。但是，也有人提出，现在这个时候反省，岂不正中了党国的下怀？如果借机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哭都来不及了。   这种担心自然言之成理。可是，经此一役的打击，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反省，不做些什么来自净和自救，新闻人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过去几十年，中国媒体人努力挣脱束缚，不再承认这个职业的合法性来自权力（也即不再是喉舌），而是将其建立于民意的基础上（努力靠近西方概念中的第四权力）。如果民意持续流失，新闻职业何以安身？仅仅靠呼喊程序正义，能够挽救自身吗？   信任危机也意味着媒体人不再具备道义上的优势 —— 而这种优势往往是媒体倡导各种理念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自身不干净，呼喊程序正义是没人听的。以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行业的内幕往往鲜为人知，道义上的制高点可以被壁垒掩护。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被极大改变，信息的丰富度和流通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官方倡导的 “ 舆论斗争 ” 又令形势更为复杂和凶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满足于 “ 新闻界未必是最烂的 ” 恐怕不是什么好的策略 —— 之前新闻界正是竖起道义优势作为立身基础的。   我赞同胡泳老师的观点： “ 专业性到处都在瓦解，公众的参与是挡也挡不住的。企图重新树立壁垒已然是不可能了，所以才要严肃地跟公众讨论如何提升公共意识的问题，跟专业人士讨论如何应对公众挑战的问题。躲在专业的羽翼下已逃不过公众的风暴。 ”   其实，论及专业，媒体人和医生、老师、律师不一样，只能算是准专业人士。医生、老师、律师的职业合法性是真正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就算民众再不信任他们，也需要去医院看病，送孩子去上学，遇到官司只能求助律师。相比起来，媒体人的职业合法性固然有一部分建立在专业基础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按照哥大教授迈克尔 · 舒德森的说法，新闻是一种信任的代理。民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代理关系，如果民众不再信任媒体了，他们完全可以收回这种代理的委托。尤其是在这个新传播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这种收回代理委托变得更为容易 —— 公民记者、官方微博、博客，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直接来源，作为中介的媒体大可以被抛弃。   媒体在这一案件中的角色已经足够悲哀。无论是《新快报》还是 CCTV ，都不过是资本和权力的打手而已，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完全臣服于钱与权，这与媒体人心目中的自我期许、与媒体理应占据的位置相距甚远。陈永洲也根本不能与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者相提并论。更悲哀的是，公众看了一圈热闹散开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闻界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如徐达内在他那篇极为详尽的媒体札记末尾所写的， “ 自 ‘ 头版战书 ’ 到 ‘ 命运共同体 ’ ，再到 ‘ 三而竭 ’ ，直至大翻转后的 ‘ 四而溃散 ’ ，整个中国媒体行业 —— 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 —— 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惨败。 ”   惨败之后，媒体人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继续站在原地呼吁民众一起将枪口对准 “ 大恶 ” ，放过 “ 小恶 ” 。媒体人善于发明理论， “ 大恶小恶 ” 论、 “ 索多玛无义人 ” 论，都可以用来当做论据，但它们都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拉不回正在离开的受众。最终受害的，当然是本已艰难的民主进程。  

为我收过的红包善一个终   关军       曾经有两年多时间，我和王小山同在一家体育杂志做记者。一次与另外几位体育记者聊天，说起王小山从不收取受访对象的任何好处、发布会红包一概拒绝，那几位体育记者的反应无外乎两种：王小山那么有钱？王小山有毛病吧？     据我所知，有个别几家财经类媒体明令记者拒绝红包（通常它被称为车马费），很可能也被同行归为要么有钱要么有病的异类。气候坏到这个程度，一些洁身自好的记者甚至要悄悄退还红包，以免给收受者“造成压力”。李海鹏也说起过行业溃烂带来的不正常现象：他去做蚁力神的调查报道，拒绝了对方装在口袋里的十万元好处费，觉得只是尽了本分，其所在报业集团却要把他按道德楷模塑造。     近些年的媒体行业，你会渐渐看到，收受红包似乎连遮遮掩掩都不再需要了，许多记者甚至乐于比较哪个领域的红包更丰厚，哪个企业出手更阔绰。     多年以前，我在体育媒体做过编辑，也做过记者，偶尔会有机会受邀采访一些活动，通常是品牌请明星代言或为赛事冠名，有时地方政府承办赛事，也会通过公关公司邀请记者。红包总是有的，多则一两千，少则三四百。说服自己可以收下的理由（比如“活动本身确有报道价值，算不得交易”，“这只是帮忙传播信息，无须欺骗或粉饰”），总是比要求自己拒绝的理由更容易找到。即使在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这超越了记者操守的边界，种种自我安慰，无非是贪欲作祟。     还有一些记者聊起拿红包的正当性，理由竟是“反正我们单位也不报销交通费”、“工资那么低不收红包怎么过”。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内心毫无不安，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干净的、理所应当的收入。     离开体育媒体之后，那些收过的红包像一个被厌弃的自我，挥之不去。这几年，我想让自己做一个纯粹一些的记者，不去追求这一职业、身份附带的任何利益。我甚至像患了洁癖一样，比如在采访企业家刘永好的时候，多次参与他的商业宴请活动，我却拒绝动一下筷子，搞得新希望集团的人很紧张，以为我是为了写负面内容才如此洁身自好。当然，这样的做法无法让我摆脱一个事实：自己曾经在记者生涯中非正当获利。     收受过红包、车马费这类东西，被我视为自己的职业污点。它在各类新闻的商业、政治交易中确实是最低端、最小儿科的一种，但是最近几年，我越来越不愿意以这些说辞为自己开脱。而且，假如说我的过错真的相对轻微，那就更应该有勇气自我反省，并为那些非正当收益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     最近关于陈姓记者及《新快报》的新闻伦理的争议，让我再次审视自己在新闻操守上的污点。或许真正该庆幸的是，我不曾在尚且贪婪的年纪进入交易更活跃更复杂的媒体领域（比如财经），否则，我如何可以保证自己已有的污点不会扩散成更大的污点？     我要告诉自己的是，一个人的尊严，不仅来自于不受他人侮辱，更来自于不要自我侮辱。当你只获取劳动本身产生的价值，这价值不依附于其他条件而存在，那么你才可以免于自辱。     更何况，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它理应承载高于绝大多数行业的道德自律。换句话说，假如我甘愿放弃尊严而选择更苟且的活法，那也不该在媒体这个平台上充当垃圾。     在此，我要感激那些拒绝红包、拒绝拿职务特性做交易的新闻同行，你们的坚持让我知耻，让我不至于堕落太深、太久。     做体育记者期间，非正当收益一共有多少，很难再作详实的统计，大概能达到七八千元。今天在微信的一个群里，长期做传媒研究的胡泳、张志安老师在倡议发起新闻采编伦理及规范自律公约，如果此事可成，我愿意把那些自己认为不干净的钱全部拿出来，支持对新闻伦理、媒体操守的自我擦拭。对于那令我不安的七八千元，也算一个善终之选吧。

要警惕“理论虚无”和以吏为师的倾向，坚持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做进一步全面制度改革设计 或许只是巧合，中国即将在下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部署。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法玛、汉森、希勒三位美国学者，三人的金融市场理论与中国相关性较高，其中，耶鲁大学教授希勒更因其警惕非理性繁荣的忠告，被中国人所熟悉。舆论久违的热议经济学之风再起。 如一位评奖委员会委员所说，“现实起着重要作用。”要理解金融市场如何工作，特别是力图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就必须重视三位学者的理论创新和实证成果。对于经济学界来说，鉴于三位学者的学术成就，问题可能不是他们能否获奖，而是   阅读全文

记者何以成“妓者”？   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 胡泳 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遭湖南警察跨省追捕，短短数日，峰回路转。先是被视为一起 “ 记者因舆论监督遭受司法迫害 ” 的冤案，受到其报社及众多媒体人士的声援；然而，陈永洲很快在央视当众认罪，给公开声援的人士一记响亮的耳光。由于他在央视供述收受了 50 万元他人钱财进而写作揭露报道，陈和其所供职的报纸由全国声援的对象，迅即变成了全民讨伐的目标。 在讨伐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即将记者污化为“妓者”。这个词固然难听，但其实命中问题的实质。作为一种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的双重羞辱。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记者收“黑钱”。即将到来的 11 月 8 日，是中国的记者节。五年以前，即 2008 年的记者节，中国新闻界是在“封口费”的耻辱中度过的。在哪一个国度，你会看到山西的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赶到——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在哪一个国度，你会听到挺身而出曝光此奇观的记者在网上不断更换“马甲”，向同行发问一个新闻业的 ABC 问题：“是抵挡不住利诱，违背良心去排队领取‘封口费’，还是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哪一个国度，记者比传说中十恶不赦的煤老板还黑，以至于被煤老板奉送这样的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就在山西这个地面上， 2002 年的繁峙县金矿特大矿难中，就曾有 11 名新闻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他们不去现场，先去县委、县政府，因为那里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金矿”。曾经读过一篇为第一个记者节而作的纪念文章，题为《我们记者》，其中有一句：“‘新闻记者’，是金子铸就的字眼。”反讽得真好。新闻记者，是“金元宝”铸就的字眼。 　　但公平地说，新闻记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马”（请原谅我用这个滥词），其恶迹又怎抵“奥革阿斯马圈”（篡改一下希腊神话，原为牛圈）？繁峙矿难中出事的山西一些报纸的记者， 2007 年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兰成长，后来所供职的报社都否认他们是正式记者。的确，他们不是新闻教科书上定义的“记者”，他们是广告员、发行员、采编员，“一肩挑多职”的报社“能人”。谁逼得“马”们除了会跑以外，还得会跳、会捞？当然是“马圈”——那些不良的媒体。 　　还有令“封口费”相形见绌的事情。当年央视曝光了让人诟病的百度竞价排名，很多人就开始推测百度会拿出多少钱消灾。果不其然，百度首席财务官李昕后来确认：百度后一季度“市场营销支出”猛增，费用高达 4000 万，“营销相关支出的绝大部分”给了央视。如果企业竞相以这样的大手笔给媒体付“买路钱”，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大厦很快就会千疮百孔。 　　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主流媒体的真记者因为深怕踩“红线”、触“地雷”而不作为，这才给了假记者大行其道的空间。中国新闻之软骨症，中国新闻人之无尊严，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仅举一例：中央新闻单位知名记者在南昌调查某职业技术学院欺诈考生，回京后制作节目，播出当天，受骗学生们再也压抑不住愤怒，群起质问学校。同类事件在河南和湖南也爆发了。于是节目反而成了肇事者，停止重播，开会检查。而在很多地方，封口费已然蔓延到了封眼费、封耳费和封手费…… 　　然则，最大的耻辱乃在于，新闻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丧失了耻辱感，这不仅仅是新闻界的耻辱，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耻辱。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哪有钱买不通的事情？官员是可以贿赂的，记者是可以收买的，新闻媒体是可以通过公关搞定的。清人顾亭林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又说：“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我们的新闻传统中，这种士大夫情怀尚且存在，例如，新记《大公报》有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现在，新闻记者却毫无廉耻地“卖”了。新闻界的无耻不是国耻又是什么？ 　　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有个警察叫老邢。“天天抓坏人，坏人就在自己身边呀。只抓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认识的坏人，让老邢心里又有些郁闷。怎么老抓生人呀，该抓熟人呀；怎么老抓被抓的人呀，该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处两处；这种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个人两个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个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为了一般黑去抓乌鸦，或者为了这帮乌鸦去抓另一帮乌鸦，老邢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转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太多的记者跟警察老邢一样，想不通，白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