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不论手机为何而响 胡泳   2010 年 5 月，搜狐的张朝阳率领 14 个男部下（准确地说，是搜狐所有总监级以上男高管）前往青海攀登岗什卡雪峰。他们还拉上了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我问搜狐人士，张朝阳为啥要干这事？他说，你去看 Charles 的搜狐围脖啊，他说了，为的是要逃离城市。 于是我登陆搜狐微博，关注上了张朝阳，看到他在 5 月 8 日发了一条围脖曰：   “北京的车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北京承载着全国的压力，几千个驻京办，这一代人对现代化高质量生活的期望还是能开车，开好车，有房住，在繁华市中心住，买了房子使劲装修，而空气恶化，食品安全，肥胖等后现代问题可能要等到下一代才上升为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现在，人们似乎不是真正的关心，可是十年后社会普遍的健康问题，减寿，甚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度提高都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是受不了了，逃了。逃到郊外，逃到山里。” 看完这条围脖，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还有多少地方可逃？第二反应是，逃不起的人咋办？（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想逃呢，等着各种机会往里钻。）第三反应是，难不成就一逃不回头了么？ 抱着这些疑问，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都上搜狐微博去看张朝阳是咋个逃的。发现他率领的搜狐登山队有众多队员都开设了微博登山直播，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路登一路发。有的时候，你甚至有点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去登山呢，还是为了去广播自己的登山。比如这一条：“周围坐着十来个男人，每个人都低头在玩自己的机机，偶尔抬头大家都诡异的一笑。”这情形的确很诡异：置身雪峰美景，不去体验风光，而是埋头写微博。 张朝阳 自己说：“微博时代首次登山，每个队员都是即时记者，大家没事儿全在低头看手机，与前方和后方的人七嘴八舌。”他回想起 2002 年第一次登四姑娘山，要靠有人骑快马从大本营下到小镇上，在一家小旅店门口用电话线拨号到搜狐的服务器（那时搜狐也提供拨号上网服务），把前方的消息发给外界，其时已是八个小时以后了。他感叹道：“八年了，通讯变化天翻地覆，希望变化的不只是科技啊。” 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科技。的确要感谢“彪悍”的手机时代，感谢人人时代的互联网，否则不会有搜狐高管“全员播报的登山”，也不会有张朝阳 5 月 13 日 14:40   的那条微博：“雪山峰顶发的微博，应该是微博历史的首次，手都快冻坏了。”激动啊，现场的人激动，看官也激动。   曾有人问鲍勃·麦特卡尔夫，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夺命应用”（ killer app ），这位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首创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 always on ）。何谓“永远在线”？简单地说，就是“随时、随地、随意”联上互联网，达到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的境地。 “永远在线”意味着“拨号”的终结，“启动”的终结和“登录”的终结。网络连接将像电话连接一样：无论你何时拿起电话，电话里总是传来悦耳的号音，等待着同你交流。还有什么东西比移动互联更能够保证人们“永远在线”呢？无线产品早已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从早些年的收音机、电视、直播卫星到汽车的卫星定位系统，到当下的手机、平板、电子阅读器、可穿戴设备，处处可见无线的威力。在现有的社会之上，“网外人”不甚知晓的空间里，有人已经过上一种纯粹的无线生活：他们会用手机下载互联网内容、收发电子邮件和买卖股票；用数字终端播放音乐、传递照片和阅取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用平板电脑欣赏电影、收看球赛并检查自己工厂里的库存。 当快速成长的互联网，遇上快速成长的无线产品，一个崭新的个人通信时代露出了曙光。然而，我最关心的还不是移动数据通信范围的扩大，而是它给我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一想到当我走下飞机或是登临高山，只要我有了一点冲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发一封电子邮件，甚至从互联网上抓一些资料，我就感到这是一种解放。 但它真的像表面看那样是一种解放吗？别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我，我的生活会如何被重新界定呢？ 无法中断联系意味着无法逃避。但无线人类的问题比这还要糟糕。他的大脑必须适应无线生活的节奏，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要回应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不久他就变成了一架机器，任何事情都做得很快。他买了速度最快的机器，但下载时间稍长就令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对信息无止无休的奔流上了瘾，想停下脚步，却身不由己。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交流过度的世界里。网站太多了，微博太多了，短信太多了，比特太多了，而注意力却太少。速度过快、信息耗能过大导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创造性会受到损害。毕竟，创造性是在你心有旁骛的时候产生的。假如你的大脑总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或是对外界事物作出被动反应，漫无目的的头脑游戏就失去了空间，而这本来是创造力之源。而且，如果你消费的信息同你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就不会有什么刺激因素激发你的另类思维。你接触不到出乎意料的知识，只能随信息之波而逐流，这股洪水尽管湍急，却没有深度。 没有谁描述这种状态比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更传神的了。他写了《当下的冲击》这本书，明眼人一望而知，影射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 1970 年的名作《未来的冲击》。拉什科夫断言，如果在 20 世纪末期，时代的标记是未来主义（ futurism ），那么，定义 21 世纪的，就是当下主义（ presentism ）。所谓当下主义，即过去与未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紧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拉什科夫的一个朋友曾给他发短信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托夫勒所预言的未来，很多都实现了，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在永远在线、万物皆流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找不到安放之地。 我们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却像一条鱼一样抓也抓不住。我们数字化的自我和模拟化的身体，被抛入一种永恒的对立当中。这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无论是生理、行为，还是政治、文化——尚无人能够知晓。    那一年，搜狐的高管们上了山，又下了山。我看他们的微博，无非感叹心灵的荡涤，精神的力量，信仰的神圣，重生的快感；他们诵心经，为中国的孩子们祈福，到玉树援助灾民，被雪山加持。我相信他们所有的这些感受与行动，我只是对这些感受与行动的持久性没有把握，因为信息之流滚滚向前，人们的逐流行动也永无休歇。张朝阳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雪山的加持而与过去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包不包括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呢—— 张朝阳的微博说：“就在搜狐登山队登顶岗什卡的同一天，一支十人组成的中国民间登山队在攀登尼泊尔境内道拉吉里 8167 米雪山时，一人遇难，另一人下落不明，关于是否要登山，为什么登山以及怎样登山的问题近期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登山？怎样登山？这是登山爱好者在这样的悲剧之后要向自己反复提问的问题。但我的问题比单纯的登山爱好者适用的范围更广：为什么要用微博直播登山？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张朝阳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还是要回归文明。既如此，就既得享受文明的方便与舒适，也要忍受文明的焦躁与污染。无线革命给我们创造的生活也脱不出这个逻辑。这场革命昭示的意义，是回归人的主体性，让人从时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时空的主动掌控者。然则，如果你无法成为这场革命的主宰，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是在等待技术来解放你，那你最终还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拉什科夫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这个道理：“不论 iPhone 因为什么而震动，都不 如此刻你的眼神交流更有价值。”真正的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止尽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拉什科夫那个朋友。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 “ 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 ” 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无论在人行道，地铁上，饭桌上，到处充斥着一群 “ 低头族 ” 。人手一台 iPhone ， iPad ， Kindle ，随时都低头盯着手中的方寸屏幕。请问，你能抬起头来吗？ 有的时候，这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

（致博客读者：“麦屯琐事”系列记录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可选择性忽略。） 离开北京的前几天，最艰巨的任务是打包行李。虽然所乘的航班支持一个人托运两只各23公斤的大箱子，带一只登机箱上飞机，再背个书包，但这也远远不够把所有家当都带上的。特别是家人还准备了功能强大的做饭神器焖烧锅、暖和的蚕丝被，朋友还赠送了全套理发工具、迷你加湿器等针对美帝及麦屯的生活用品，这架势让一人托运四只箱子也不一定装得下。 只好选择托运。邮局提供的方式有三种：空运、海运（学名叫“水陆路”）、空海结合（“空运水陆路”）。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然选择最省钱的海运，每公斤20块钱。而且海运总让人有浪漫的联想——几箱子属于你的物品，漂洋过海来看你……当然，便宜的代价是时间——拿时间换金钱早已是人类之间非常普遍的交易方式了——从北京寄出到达美国的时间大概是两个月，有的邮局工作人员还会吓唬你说要三个月。 8月中旬，出发前一天，我们拖着大包小包到了附近的邮局，准备寄出的东西包括冬天的鞋子、几经挑选始终舍不得抛下的书、各种干货和调味品，还有焖烧锅、汤锅、加湿器，以及一只口风琴。一进邮局大门，一种人人冷眼斜视的感觉便扑面而来。 “寄什么呀？寄哪儿呀？这肯定不能寄，那个也不行，只要用电的东西通通都不行。汤锅？盖子是什么做的？玻璃吗？不行！那是什么呀？调味料？瓶子是玻璃的吗？不行！这个是光盘吗？不能寄，自己刻的个人资料也不行！” 总之，被邮局大妈一通质问和训斥之后，带来的东西大概有一半都成了违禁品。邮局是一个寄不出东西的地方，相信许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这也是快递公司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有些激动：不能总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不能寄的物品的单子呢？我想学习一下啊。得到的答案很干脆：“没有！” 没办法，都已经大包小包拖到这儿来了，先把能寄的东西寄出去吧。我找邮局大妈要两只最大的箱子来装东西，结果又被鄙视了：“不行！只能给你3号箱。”可是，按照3号箱的大小，我估计得装四五只才够。 “我看过你们网站上的说明了，规定是每只箱子不超过30公斤，对箱子的大小并没有规定。”我试图据理力争，但大妈也不肯松口：“给你1号箱，还没到美国，路上早就烂掉了！” “我在大箱子装轻的、体积大的东西不行吗？保证不超过30公斤，25公斤都不到。” 大妈干脆不理我了。过了一会儿，来个一个貌似小领导的另一位大妈，问了几句之后，叫人核实了一下30公斤的规定，终于答应给我们1号箱。 说实话，在邮局，我心里的离愁别绪一时间被一扫而光。这句话听起来很不爱国，但谁愿意再忍受这样的待遇呢？ 后来，没能从邮局寄出的焖烧锅、加湿器等物品，拜托给了表叔用顺丰发出，很快就寄到了。 幸运的是，两只漂洋过海的箱子，不到2个月便寄到了我的手中。想来，如果是在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可能还会更快些。原本以为美国的邮局会和中国一样，给你一个包裹单，让你自己去邮局取（毕竟，我只付了每公斤20元人民币的邮费啊），因此发愁了好一阵子该怎么把这两只沉重的箱子搬回家：是打的呢？还是找同学借车呢？事实证明，我需要做的只是在家里等邮递员把包裹送到门口。可能是因为两只箱子的大小不一样，因此隔了几天先后抵达。第二只箱子送到的时候，我去上课了，家里没人，邮递员留了一张单子，我按照单子上的信息上网约定了时间重新投递，第二天便顺利等到了。 这两只箱子的到来最让人激动的原因当然是里面的干货和调味品。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的香菇，会不会有点海的味道呢？虽然知道是自作多情，不过还是遐想一下吧。

《中国国家天文》名人微访谈：我的小宇宙 （本访谈为国内首创的新媒体访谈栏目，将邀请包括科学、文化、财经、媒体精英甚至影视、体育名人等参加。内容将在杂志微博、公共微信、门户手机新闻客户端等刊发。   让我们暂时远离尘嚣，谈谈星空和遥远的外星兄弟吧 。）   一，说真的，以你看来，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未来命运会是怎样。   这个宇宙，是典型的无中生有，所以给宗教、信仰（包括迷信）、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留下了难以言喻的想象空间。对它的未来命运，不存在“宇宙真理”。   二，锻炼下想象力，你见过 UFO （不明飞行物）吗？你相信他们的存在或访问过地球吗。   浩瀚的星空中，总该有些和我们一样或不一样的东西吧，不然这个蓝色的星球太孤独了。我愿意相信不明之物的存在。我相信他们还没访问过地球，不然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不会这么糟糕。   三，很多人相信，如果在茫茫宇宙中只有我们地球人，可就太孤独了。你认为在遥远的太空中居住着其他外星人吗？如果他们存在，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模样，过着怎样的生活？   如果外星人存在，最好有两张嘴，因为用同一张嘴说话和吃饭这件事，实在是太讨厌了。我也希望脑袋在肩膀上能转 360 度。 至于他们的生活，和地球人没太大区别吧，生老病死固然不好玩，可是没有生老病死则更加无趣。   四，如果让你推荐一本天文、宇宙、外星人等方面的书籍或影视作品，会是哪一部（或几部），能否说说理由。   《银河系漫游指南》，最好的，没有之一。 Don’t Panic 。   五，能说出一次印象深刻的、仰望星空的地点么？中国或国外都算。我们可以推荐让其他人也去看看。   北大荒的麦秸垛上。难忘的童年经历。其他人很难去看了，因为星星固然还在，恐怕没有麦秸垛了。   六，你是什么星座？有人喜欢一些星座类型的朋友，你呢？在你看来，星座的各种解读是一种八卦、心理学游戏还是别的什么？（如对星座不感冒，可不回答）   巨蟹座。我喜欢狮子座的朋友。星座学挺好的，因为它的主要信奉者是女人，而女人有点点迷信，对男人来说不坏。   七，你如何评价科学和所谓非科学的思维模式，你相信直觉或心灵感应的存在么？   我相信直觉，相信心灵感应，相信心想事成，觉得太科学主义的人不大可爱。我甚至有点相信神创论，它的感觉，显然比进化论更好。   （谢谢，对了，你还有什么憋了很久想要和大家谈谈的“宇宙观”、人生观么？）   就一句：多么希望有魔法世界存在啊。   附： 《中国国家天文》由国家天文台主办，特邀顾问李政道。内容涉及天文学、空间科学及航天、地理、历史、哲学等。为美国著名天文杂志《 Sky&Telescope 》中国独家版权合作者。

“碎玉”的拼图 2013-10-08   旧闻评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 jiuwenpinglun （旧闻评论），作者新浪微博： @ 宋志标；网易博客：纸老虎】   首届安平公益传播奖之后，有一些讨论，采用了“曲水流觞”的文人方式，搞智力接龙游戏。虽然戏称为游戏，可谈的问题却都是堂皇，甚至是严肃、肃杀。想象一下，一群人围坐曲水之流，议论家国未有之途径，间或响起幻灭之语，这人间真的那般无趣吗？   有的议论是引自奖项本身，谁得奖，谁没有得奖，一阵子低烈度的喧哗，竟然有些怨词在。评审会没有办法去一一说明，是否有必要去说明所有，只怕也难做到，因为疑问是相生的，相互打着埋伏。所以，才看到设置评审发言人，应对有价值的发问。   一种奖项是否有意义，主要是看它挑明了怎样的时势。政府新闻奖项现如今是灰头土脸的不受待见，是因为市场化报纸让它所倡导的那套成为笑话。即使在业内曾有声望的南都新闻奖，近年也不景气，原因就是它所建立的评奖价值观，远远地将实操甩在后面。   安平公益传播奖，旨在奖掖新闻与公益的结合，至少从目前来看，是看见并趁着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媒体那里，是公共性的萎缩，安平奖可以弥补这一块缺陷；而在公益那里，是要造成更广大的势头，全流程、全类型的传播势在必行，公益即媒体。   参与安平传播奖项的评选，从道理上讲，不是去争某个奖项的长短，更不是博取与某个同行的胜负，而在于应和这样的现实与趋势。不断追问哪个项目为何没有评上，或许有倔强的意思，但总有点身在其中不知味的观感。奖项很小很少，它们的联系却可以很广。   11 年的时候，写过一个跨界联合的短评，那时候是有点无中生有的意思，做一点鼓吹，但对形势的理解并不明朗。几年下来，跨界本身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而是现实的一种。跨界与否，不必执着于字面，越来越多的行动都在证明这一点，也都是丰富它。   这么说，还是有点说教的意味。我不是要为安平传播奖辩护，它有那么多深厚功力的加持人，不需要这个。我的意思是，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趋势，也在用各种办法来强调这种进程。更多人进来，做更多事，这就是安平传播的生命力，或者命名为别的，也行。   时下都在谈论传统媒体的死期与死法。但什么是传统媒体，难道只有广播电视报纸才是，网站是不是？这里面有太多是是而非的概念需要澄清，但辩论的时候，都是据守各自的定义，向对方瞄准开枪。关于媒体的生命周期，除了死，让我们谈谈生，如何？   “无冕之王”的虚妄早就在十多年前被甄别完毕，因此，用它的崭新死法来衬托新闻界的不堪，也许不那么能说服人。与其用“无冕之王”的比喻，来认证媒体的没落，不如用“大众媒体”的聚合离散，来看看媒体或信息的去处，可堪容身的新场所。   前些天写过小文《告别“大众媒体”的时代》，希望能作一点提醒。事实是，南都发行 180 万份的时代过去了（会不会再来，很难讲），通过比拼发行量来证明媒体价值的时代也随之告一段落。媒体卸下“大众”之名，于媒体而言，究竟是好运还是厄运，两可。   过去，比如报纸不断地去招揽读者，吸引读者前来汇聚，就好像叶子生长在枝头，从而结成了“大众”媒体的花朵。如今，叶子四散，去寻找更多的枝头，去开更多的自足、自主的花朵，对“大众”来说，是解放，理应给予最大程度的敬意，哪怕媒体之花因此凋零。   作为产业的媒体，许多人赖以存活，形势如此，可好？如果媒体是人的延伸，那么，眼下的这一切痛苦，作为媒体人就必须承受。因为媒体在变阵，在变成一种暂时还未知的形态——媒体过往的形态并非全是好的，经历此一蜕变，至少有可能不全是坏事。   眼下这轮大众媒体的转型，预示着媒体在性能上隐含的各种枯竭。之所以说是告别“大众”媒体，是因为媒体遭遇了最严重的枯竭——公共性的枯竭。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办法拿其他地区的媒体做比较。这会帮助我们想清楚一个问题：大众为什么要离开“大众媒体”？   大众曾经在 08 年到 12 年给过大众媒体机会，但后者凭借长达 10 多年的发展傲慢无视这一警告。在那个阶段，恰恰是报纸启蒙最无力的时期，因为报纸不能、不愿去呼应大众在社会上造成的各种行动与吁求。当报纸选择站在大众对面时，大众离开它，只是时间问题。   所谓“大众”媒体的崩解，并非信息的末日，反倒从崩塌的碎片中释放出更多媒体灵魂的碎玉。人们追逐信息，但信息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习大大”的讲话？在新一轮的信息基础架构的转型中，为什么企业家、律师、异见者成了“碎玉”的召集人？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在转换，记者不是那个唯一的受害者，也不是那个唯一的受益者。记者在趋势中，会发现人群在重新组合，你说是跨界就算是吧，反正记者不再是中心，这不是蛮好的吗？安平传播奖也在其中，凭借有效行动，捕捉“碎玉”，参与了，不就是共襄盛举吗？   所以，理想如何，只看如何选择角度。理想不破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总之是不为所动。理想就像是光孝寺的白玉卧佛，空，但不空虚。很多时候，不是理想破灭，而是谈论理想的人在破灭——又不承认自身的破与灭，于是将怨词加诸理想。   更具体一点说，记得台湾中正大学管中祥老师说了一番话：他要教给学生在现实体系中生存的技巧，但他为了不让这套体系从根本上击败课堂上传授的理想，他想创办自由媒体供学生就业。这是管老师的台湾梦，但不是做“理想破碎的教育”，依旧是传承理想。   说到这里，难免会有一番辩论。那么，至少说，何谓“新闻理想”？难道只为新闻媒体的理想才叫新闻理想吗？以新闻信息增益社会的理想是不是？新闻理想与社会理想是否就是要割裂开来？至少从安平传播奖的努力看，证明了弥合的用意，这也是一种备查的答案。   就新闻教育而言，支撑新闻理想的是一套专业主义的是非呈现及操作手法。在说“新闻理想破灭”的负气话时，可能得注意到这套专业手段的支撑力度——可能会被侵蚀，却不一定就全面覆灭或全盘皆亡。如果将这类专业手段与社会需求衔接时，也许是另外的天地。   师曾志和金锦萍讲解新媒体的赋权，正好在这个阶段上介入。新媒体赋权与“大众”媒体的崩解形成了因果联系：崩解的是媒体在社会属性上逐渐迷失所形成的冗余部分，赋权所得的恰是社会属性在另外一个进路上的成长，失去的碎玉不一定汇流，但却能连接与呼应。   碎玉不一定比整体更有效率，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它们只有负担起连接的使命。我也更愿意将所谓传统媒体在新媒体上的低效布局，视作等待某个趋势将它们壮大。而走在前面的，已经动起来的，只要思虑有效的行动。关于碎玉的拼图与重整，或许超越我们的悲观，超出我们的预见。   2013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  16 ： 28    

上海自贸区启动是未来更大范围改革的前奏。从此次自贸区筹划到挂牌期间，舆论之关切、市场之热情，可知在全国范围，期盼改革之情是何等强烈。改革者的幸运、荣光和艰辛不会仅仅属于上海 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仍有待明朗，而“以开放促改革”已经先行一步。在高层提出建立自贸区的动议半年之后，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首批55项政策试点细则同时推出，其余43项政策也将在年底前出台。 这一举措意蕴深远。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改革深水区跋涉，利益固化构筑了重重障碍，前进步伐明显放缓。今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提“以开放促改革”，决策层力排众议、强力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得到市场各方热烈支持。可以期待，即将在上海成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是国家改革战略的重大步骤，很可能成为继上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世纪之交90年代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次浪潮。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