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结束口头整改，着力机制再造。故宫方面及有关部门应以公众信任危机为契机，建立起完善、透明、可问责的监管体制  本刊上期封面报道“故宫蒙尘”，在公众中特别是文博界引发强烈反响。事实上，自5月8日故宫发生窃案以来，这处中国最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屡爆丑闻。在舆论不断追问、质疑声中，故宫方面一再声言“整改”，但是，每次宣布“整改”之后，旋即出现新问题。这不能不使公众怀疑故宫管理部门自身的整改能力，担忧这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所托非人”。 面对质疑，故宫管理部门向公众一再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整改。在5月8日窃案发生后一周，故宫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一份“整改措施”，承认此案“暴露了故宫安全保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表示：“故宫博物院现正组织全院各部门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堵塞漏洞，增强工作责任心，进行全面整改。”在“会所门”发生后，故宫方面表示，“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7月4日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破碎后，故宫方面在8月1日向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报送“事故调查和整改情况的报告”。8月3日，故宫官方网站就这一事件处理结果通告说，“我院将汲取此次事件的沉痛教训，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完善有关制度和措施。”不过，7月29日至8月8日，故宫的官方微博没有发布任何内容。在此期间，媒体新披露了几项故宫文物管理上的失误，舆论对故宫的质疑达到了又一个高潮，故宫方面的“淡定”令人吃惊。 虽然一再声称“全面整改”，公众对其整改内容却知之甚少。其语焉不详的“整改措施”，均将矛头指向下属机构或个人。这反映出，故宫方面将这一系列事件都视做“偶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的管理制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几乎“每一制度的细节都很规范”。问题在于规章制度“没有执行好”。据此，所谓“全面整改”恐怕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至于管理层应承担的责任，顶多是象征性的。这种自专自断、避重就轻的行为方式闪避有效问责，只会为未来的事故埋下伏笔。 应该承认，管理一家如此庞大的博物馆绝非易事，公众对偶尔出现的管理漏洞乃至轻微事故也可以理解。然而，漏洞一个接一个出现，恐怕就不能用“偶然”一词来掩饰，用下级单位没有很好地执行规章制度来搪塞了。故宫方面应当将这些问题视做系统性问题，做总体性反思。 加强内部管理的具体举措固然必不可少，但接二连三出现的管理失误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需下重药才有望祛除。作为一家事业单位，故宫具有这一旧有体制的所有弊端，如“官本位”，效率低下，封闭运行，财务混乱。因此，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和清晰地界定故宫等文博机构的角色。诚如评论者发出的下述追问：故宫是什么？是旅游景点，还是专业文物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以公益为目的？是禁苑森森的“衙门”，还是开门传播文化的现代博物馆？故宫是对公众、对历史负责，还是只对首长负责？恰如本刊在报道中提出，需要厘清公共文化资产的保护和经营之间、公共性与商业化之间的适当边界，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道。 要划定适当的边界，首先要明确故宫作为公共博物馆的定位，围绕这一公共属性构建起强固的外壳。有了这一条，其他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比如，要不要开展商业化开发？博物馆的商业化经营是国际通例，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经营不能影响保护，商业化不能损害公共性。故宫之所以连续出现管理漏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体制无法保障文博机构抵御野蛮的商业化冲击和强势者对其资源的觊觎，它的外壳太弱。 在当前的形势下，同大学等公共文化机构一样，文物机构也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文物被视做无法再生的宝贵资源。管理部门很容易也很方便地采取“开发主义”的态度看待这些资源，管理者的内部人地位使之具有利用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从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故宫博物院办了很多关联公司，故宫管理方鼓励员工从事创收活动。这些公司和创收活动，常常躲在有效监管之外。在如此浓厚的商业化氛围里，在有关部门和公众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久而久之，管理怎能不出现漏洞呢？ 因此，“全面整改”应体现机制再造之意。故宫方面及有关部门应当以近来一系列事件导致的公众信任危机为契机，对故宫的管理体制实施系统性改革，建立起完善、透明、可问责的监管体制。搭建法人治理结构，组建独立的理事会，也应作为博物馆改革的目标不懈推进。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如果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即使高铁热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  “7·23”高铁追尾事故引发的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政策层面的降温措施开始执行，专业领域的讨论出现多元化趋势，舆论对高铁的评论渐趋冷静。由此，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高铁大跃进”开始了理性复归。 高铁较快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对快捷交通的需求，其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自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呈现为对规模和速度的盲目追求，在很多方面，十分类似1958年的“大跃进”。从列车制造技术到工程建设，从区域经济空间的整合到地方产业规划，从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态的变革，高铁被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缤纷而至，“革命”旋踵即来，高铁兴奋弥漫于整个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志军主政下的铁路部门为“高铁大跃进”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学”。在被刘志军高度赞扬的一篇报道中，高铁被描述为“中国梦”的最佳模本，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铁道部原发言人王勇平语）。刘本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高铁成就的：“我国高铁丰富和发展了世界高铁理论与实践，把世界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把世界高铁运行品质提升到新的水平，为世界高铁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领域。目前，我国高铁技术创新正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新潮流。”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们对这套语言或许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铁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速度不断刷新、本土创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羡慕。这些关键词糅合起来，将高铁塑造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崛起的代表性事件。本是一种交通工具的高铁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符号，基于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铁幻化成显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 “高铁修辞学”向社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铁道部门围绕高铁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对高铁的质疑有可能变得政治上不正确。在这种不良氛围里，严肃的专业问题无法得到耐心、细致、科学的研究。例如，高铁一再提速，但速度的经济合理性则很少被提及。世界高铁发展经验显示，超过一定速度将导致车辆制造、路基、运营和乘坐成本大大增加。过高的速度使安全性下降，本是常识，而支持高铁的专家的结论却是：不同时速下的列车，其脱轨系数都要小于0.8，中国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脱轨系数小于0.1，远远低于限度标准，中国高铁更安全。对此，一位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对财新记者说：“这并不说明高速安全，只能说明我们原来用的数学模型在这么高的速度下不符合实际。”但这种质疑不被重视，相反，“违反科研规律的行动计划”还是获得通过，更“令人振奋”的跨越目标不断被提出。技术这一高度专业化、累积性的领域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无法得到自由研究。 透过这一套修辞，我们看到，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那种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铁道部是政企合一的体制，它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它拥有众多企业，它还曾拥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目前尚在改制之中）。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之时，“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但是，这位部长很少谈及转变发展方式，相反，在其任内进一步强化了政企合一的体制，将垄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其体制优势：“中国铁路运输市场，任何一个车，任何一个配件，都不能分割。”这种抵制竞争，强化统制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虚假繁荣和泡沫，在路内公司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大量民间企业被排斥出局；在权力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 “7·23”事故之后，高铁热开始降温。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支撑“高铁大跃进”的体制实施改革，不改变其政企合一的威权发展模式，过一段时间，高铁热或许会再次出现。铁道部门的改革已经不可再拖延了。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代表，“高铁大跃进”暴露的弊端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在其他领域，这种旧的发展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多年，最近十年来更是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取向，但是，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旧体制的基础仍然深厚。即使高铁热最终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因此，全社会应当形成广泛共识，汲取高铁热的教训，谨防高铁式热病再次出现。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加名税”玩变脸游戏说明什么 文/魏英杰 市民到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发现前些天闹得很凶的所谓婚前房产加名税，暂时不用缴纳了。短短几天内，当地就这个问题已经换了3种说法：相关部门一会儿说“今天就开始征收”，一会儿称“等总局文件”，转眼又说“暂不征收”。政策大玩变脸，这究竟怎么回事？ 问题说来并不复杂。这无非是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后，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从中嗅到“商机”，于是迫不及待开征加名税。但这项税收却遭到了民意强烈反弹，进而被税务总局等上一级部门否定。在这情况下，地方税务部门当然只能“暂不征收”。至于这项政策是被判了死刑还是缓行，估计还得看今后各地怎么做。 但是，从这项政策一波三折、欲“收”还休，却可看出不少问题。地方随意设立新税目，这首先就值得质疑。房地产契税早已有之，房产加名收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这本来只是收取工本费，司法解释出台后，却改成了要征收高额契税。这明显属于新设名目。否则的话，人们就有理由多问一句：为什么以前并没有征收这项税收？不讲“无代表不纳税”这些大道理，税收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支撑，必须具有合法性，即“税收法定”原则。南京等地却是想收就收，这就难免遭遇民意强烈反弹。   就算征收加名税可从相关法规中勉强找到依据，这也表明了相关部门的决策随意性。契税固然属于地方税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可以任意征收。照理说，开征新税必须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而实际情况是，国内大多税种均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而地方又是依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作出规定和实施。由于立法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相关法规留给地方的征税自由度太大，而民意却又难以起到相应的约束作用。换言之，征收房产加名税看似有所依据，说到底却不过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乱作为。 政府决策和行政带有随意性，不仅让民众感到无所适从，而且还会侵害到公众利益。征税就是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所以除了必须征得民意支持外，还应进行科学决策，以免增加民众负担，从而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今中外许多民众抗议风潮和革命运动，起因大多在于苛捐杂税致使民不聊生。因此，在对待税收问题上，政府不能不慎之又慎，从各方面进行权衡利弊。 婚姻法司法解释刚出台，部分地方就跳出来开征契税，这一现象实在令人咋舌。这除了怎么看都像“趁火打劫”，也彻底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颟顸无知。在这背景下，人们更不能不担心：这次房产加名税虽被暂时叫停，下次说不定又会卷土重来。相关部门既然一会儿唱黑脸一会儿唱红脸，难保哪天又拉下脸来，强行开征这一新税目。到那时候，倘若舆论监督未能适时发挥必要作用，加名税很可能就会冲出民意牢笼，演变成为事实。 所以，针对这次房产加名税风波，国家税务总局有必要作出说明：这项契税到底何不合法，地方政府部门可不可以征收？只有传递给公众一个明确信息，老百姓才能心中有数，相关部门也才不敢在这问题上和公众玩变脸游戏。从这次事件也可看出，当前公众权利意识已日益提高，相关政府部门别再光强调纳税义务，而漠视征税所需要的民意基础了。否则的话，无论税务部门的脸怎么变，公众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背后的真实面目。 2011年8月29日

9月4日（星期日）下午15：00，我在深圳音乐厅有一个讲座，话题自然跟流行音乐有关，面对那么好的地方，我很紧张，据说坐满了能有1600多人，希望那天来的人少点，不然看着眼晕。 我以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