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王小峰 | 活该

今天看到新华网上一篇报道:《副县长染艾滋 女干部都往医院跑》。后来发现来源是人民网。再一搜索,发现整个网上到处都是。我懒得去查找这篇新闻的源头来自何处,但是报道转载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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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峰 | 一些坏书_

《黑眼睛看世界——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杨恒均) 如果说刘瑜老师在《民主的细节》中用很严谨的理论来通俗解释什么民主,那么杨恒均老师就是掰开揉碎了用最家常的方式告诉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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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峰 | 温暖还在

动车追尾之后,网络上除了乱哄哄的言论、观点之外,人们依旧看到一种冷血,这只“制冷设备”(cold-blooded system)让人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打着寒颤。在那个追尾事件之后的足球赛场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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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倒在“门”前的官员们

近期的官员“门事件”渐趋频繁,不同事件间的示范效应也逐渐显现。虽然反腐专家说依靠“门事件”监督官员“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目前看,这种滑稽的事件一直保持有增无减的态势——它们暗合着公众的社会情绪,又往往具备一定的娱乐化传播效应。 倒在“门”前的官员们 □《南方周末》2011年8月11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张璐 发自北京 不出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至少有6名官员碰到了“门”。 2011年6月中旬,广州市白云区一街道办主任刘宁身陷“艳照门”,多个网站、微博流传了他裸聊的照片。其后不久,昆明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两人“有图有真相”的“艳照”又先后引发网民的热烈围观。 还有两起“开房门”——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与情人调情相约开房被发现,而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法院院长范海涛疑似与某女官员“开房”的过程则被监控录像视频拍下,发到网上。 近日,一出“短信门”又上演。一位网民发帖称捡到一部手机,其中有与情妇的“激情”聊天记录,该手机被指为贵阳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王先贵所有。 事发后,根据官方消息,以上6人均接受了调查,其中3人已经被免职,有的还将因违法行为接受处罚。 因形形色色的“门事件”落马,已成为中国官场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每年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多达4万人左右,而这些卷入“门”中的官员大多数违纪情况并不算最严重,但他们却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官员。 “门”是如何“建成”的? 将丑闻,尤其是政治丑闻冠之以“门”的称呼,起源于美国的“水门事件”。该事件揭露了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竞争对手民主党的总部水门大厦内安插窃听装置,打探竞选对手备战选举情况的丑闻,并最终导致尼克松成为史上第一位辞职的美国总统。 后来,又有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绯闻陷入所谓的“拉链门”。 不过在中国,被套上“门”之名的种种政治丑闻,则基本发生在较为低级的官员身上。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近年来发生的15起“门事件”发现,近七成的涉案官员级别都在正处以下。级别最高的则是陷入“公共情妇门”的原中石化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和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与“色”有关的“门”占据了此类丑闻的大多数,也是最吸引眼球的一类,官员们某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撩拨着人们窥私的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丑闻已经由“小姐反腐”、“二奶反腐”发展为更为广泛的监督。近两年出现的一些香艳新闻,有的仅与私德有关,并不涉及违法违纪行为。例如,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宁的“裸聊门”曝光后不久,白云区纪委、监察局称,已对刘宁进行调查,暂未发现刘宁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不过,纪检机关同时指出,已经“通过组织谈话提醒他不论在任何场合都应注意个人形象,检点个人行为”。 仅次于“色”的便是“财”,此类事件大多牵涉贪腐,最有名的当属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天价香烟门”。 还有一类“门事件”与官员的说话有关,一些“雷人雷语”很容易酿成民意沸腾的事件。比如2010年7月南京化工厂爆炸案发生后,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逼问现场采访的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由此酿成一桩“直播门”——此类“说话门”一般也不涉及贪腐行为,更多是对官员心态的一种监督。 至于这些“门”是如何“建成”的,则新的传播技术“居功至伟”。“这些被曝光案件的严重程度远比不上官方自己调查披露出来的涉及几个亿的案件,但是为什么这类‘门事件’比较火?就是因为其中有新媒体、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说。 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印证了倪星的判断——绝大部分“门事件”的起源地都是互联网。其中,又以论坛发帖曝光的形式为主,2011年以来通过微博曝光渐成新趋势。 从事件发生的密度来看,近期的“门事件”渐趋频繁,不同事件间的示范效应逐渐显现。“天价香烟门”曝光后便有网民着力从新闻图片入手,调查官员们的“手表门”;广西来宾烟草局局长的“日记门”之后不久,又有湖北恩施公安局副局长的日记流传;近两个月的各类“艳照门”更是集中爆发。 牢狱之门还是旋转门? 对于那些选择在网络曝光丑闻而非去纪委举报的发帖者而言,显然是看中了网络生成“门事件”并进而推动对相关官员调查、处理的有效性。 确有不少“门”最终成为了涉案官员走向铁窗生涯的通道——因“天价香烟门”案发,最终获刑11年的周久耕就是一例。 “纪检机关是有人专门注意这类事件的,如果某起事件很轰动,影响力很大,相关部门的注意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曾在最高检挂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反腐败案件的信息需要一定的来源渠道,近些年来,网络上流传的各种‘门’就是一个信息的重要来源。” 相关地方政府对于五花八门的“门事件”也没有小看,且已逐渐形成一种应对模式。南方周末记者统计,“门事件”被曝光后,相关政府或纪委几乎都会组建调查组进行调查,或召开党委常委会决定对当事官员的处罚,以应对民意。免职的处罚决定更屡见不鲜。 有时候,这种调查和处罚非常迅速。比如8月1日“疑似河南汝阳县某人大主任艳照曝光”的网帖出现,8月3日下午该县党委就做出决定,停止当事人田汉文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处理决定中特意提出“待相关问题查实后,按有关规定从严、从重、从快处理”。 另外有意思的是,上文述及的被认为“暂未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裸聊门”官员刘宁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亦被免职,但相关方面并未通报免职原因和后续调查结果。 有些地方应对此事时显然还有待进步。同样是官员艳照被曝光,昆明市发改委在表态时就发生了前后矛盾的状况:先是声明说单位查无此人,后又承认图片中的人是本单位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但旋即又表示,媒体称发改委已确认是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而舆论亦对另一些地方政府的处理手段存疑——他们在第一时间积极回应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2011年6月,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法院院长范海涛遭遇“开房门”,樊城区委立即明确表示,已成立联合调查专班,迅速调查,并承诺将根据调查情况进行认真处理,但至今仍无后续。 “社会越关注、越荒唐、高层领导越批示,越有人重视,就处理得更严重些。但要是没有批示,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也不是很久的,关注度一变,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倪星说。 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门事件”都会以官员落马告终。在有的案例中,相关官员不过是走了一道“旋转门”,仕途未受任何影响,或是绕了一圈又官复原职。 最典型的例子是“风水门”当事官员重庆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这位正厅级官员曾要求某开发商停建并拆掉其楼盘,并抛出该楼盘“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知道不”以及“知道重庆为什么打黑不?为什么打黑?你这不是找打么”等观点,名噪一时。但王银峰并未因此被降职,只是在事发后半年多后又重回5年前的旧职——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不过,亦有人分析认为:王银峰现在只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明平暗降”的意味。 进步还是悲哀? 每一次“门事件”的发生,都会带来一场网络上的围观和狂欢。 上个月,社科院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2011年《舆情蓝皮书》。书中称,以“日记门”为代表的“官员舆情”是过去两年中排名第一的个人类舆情,其热度甚至超越了“明星舆情”。 不少乐观的网民认为:接二连三的官员“门事件”已成为令官员违法违纪行为曝光的重要手段,甚至已成为“反腐利器”。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反腐专家普遍认为,不必对“门”反腐怀有太大的期待。何家弘认为:“门事件”只能偶然揭露出一部分官员腐败的行为。在整个反腐败的数据来看,它不是一种主要的依据。 倪星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说依靠‘门事件’来监督官员成为一种趋势的话,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本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纪检监察机构,我们还有法治,三令五申地完善各种制度,花大力气查办案件。结果反倒是这些非常偶然地被发掘出来的腐败吸引着公众的关注,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不觉得很滑稽吗?” 但至少从一段时间来看,这种滑稽的事件一直保持有增无减的态势。它们暗合着公众的社会情绪,又往往具备一定的娱乐化传播效应,或刺激眼球,或极为反常,或充满喜剧色彩——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将微博当成QQ用,当众调情,就是一例。 像谢局长这样无意间自我曝光的“门事件”还有几例,比如人肉搜索导致的“天价香烟门”,相关分析认为,这种丑闻令发现、挖掘出它们的网民获取了成就感。 事实上,官员的“门事件”也在不断升级。 昆明市公安局就调查发现,昆明发改委官员成建军的艳照据称出自某网民在昆明某洗浴中心消遣时捡到的U盘,但实际上,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经预先合谋,分工合作”的刑事案件:通过互联网交友网站,寻找物色到成建军,于2011年4月色情勾引其到预先准备好的一居民小区住宅内聚众淫乱,暗中使用摄像机将淫乱场面秘密拍摄成视频,再以视频截图对成进行要挟,实施敲诈勒索。 此案被称为“昆明首例利用互联网色情勾引实施敲诈勒索案件”,也为官员“艳照门”的事发添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式。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官员如何升迁 退休官员发挥“余热” 到企业唱响“秋天的故事” 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果然个个还在 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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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近日来,微博辟谣成为热门话题,一些民间“辟谣联盟”吸引了众多关注,相形之下,作为服务提供商的网站官方所作出的辟谣及相应处罚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讨论。比起前者,后者由于能够以禁言、删除账号等方式直接干预言论,甚至剥夺发言的权利,更应引起警惕。 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南方周末》2011年8月11日 (发表时题为“ 谣言止于微博? ”)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运安琦 发自北京 “打假第一人”王海被打假了。 7月29日,王海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称“铁道部又一奇迹,殡仪馆大约零下10℃的冷库里存放了21小时的男子,突然尖叫救命”,并配了一张刊发此新闻的报纸版面图片。 王海是从编剧宁财神的微博看到这张图片的,“第一感觉非常气愤”。不过,王海没有注意到的是,这则出自《南昌晚报》的新闻刊登在“世界新闻”版。虽然编辑模仿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语气制作了肩题“这不是奇迹,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但实际上,该新闻发生在南非。 几个小时后,新浪官方的“微博辟谣”账号针对此事发布辟谣消息,并宣布:王海及其他发布了此新闻的4名用户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其中,只有王海是被“点名批评”,其他4人的用户名没有公开。 “我们认为他本身从事打假工作,就应该更加负责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我们公布了他的ID,希望对他有警醒的作用。”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王海本人对此处罚并不服气:“新浪不跟我沟通就直接处罚,这是对我的不尊重。而且这种处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他说自己考虑起诉新浪微博。 近日来,微博辟谣成为热门话题,一些民间“辟谣联盟”吸引了众多关注,相形之下,作为服务提供商的网站官方所作出的辟谣及相应处罚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讨论。比起前者,后者由于能够以禁言、删除账号等方式直接干预言论,甚至剥夺发言的权利,更应引起警惕。而王海所表达的不满,亦代表了不少被辟谣网民的意见:新浪有何权力进行处罚?处罚的规则又在何处? 上周,央视女主播曾在新闻中皱眉发问:谣言泛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然而,一个与微博谣言有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总编辑直管辟谣 自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官方辟谣账号成为几大微博运营商的“标配”。 “当时,有关核泄漏、抢盐等方面的不靠谱消息很多,我们便通过翻译外电、咨询专家等方式了解真实情况,开通官方账号发布辟谣信息。”网易探索频道的一名编辑说。 网易开通的账号名为“微辟谣”,而腾讯、搜狐开通的账号都叫“谣言终结者”。 与这几家网站不同,在微博方面具备先发优势的新浪进行官方辟谣活动也更早。2010年11月,辟谣小组组建,辟谣账号开通。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浪不仅发布澄清事实的信息,还会对发布不实信息的用户做出处罚。 2010年12月15日,新浪微博辟谣账号公布了第一起处罚:“某认证用户发布图片微博,称‘上海东华大学食堂电风扇落下削死学生’。经查,图片所描述为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第二食堂,事情发生在2009年9月,二楼吊扇突然坠落,两人面部受伤。广州日报当时曾有报道。为此,对此用户做暂停被关注功能一周的处罚。” “我们每天处理的虚假信息很多,有的影响不大的可能就直接删除了,而转发量比较大、带来一定恶劣影响的谣言,我们才会公开澄清,作出处罚。”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谭超所带领的小组现在共有7名成员,但在日本地震、动车追尾事故等“特殊时期”,人手会增加至二三十人。他们每天监控转发量大的微博,并接受用户举报,再进行核实、澄清。 在新浪,这个小组在组织架构上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它虽然从事微博辟谣工作,但并不属于微博事业部,而是隶属新闻中心,直接接受总编辑陈彤的领导。 “现在的大趋势是,加大服务提供商在内容管理方面的责任,它们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也会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 作为管理层中负责内容管理和微博信息安全等工作的成员,陈彤对辟谣小组的工作倾注了不少心力。谭超透露,凡是通过“微博辟谣”这个官方账号公开发出的澄清信息和处罚措施都需要经过陈彤把关,“向他请示汇报的肯定要多于真正发出来的。” 南方周末记者向陈彤询问具体的把关标准,但他通过新浪公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称“不便进行更多的评论”。 微博的权利 实际上,秘而不宣的处罚标准正是新浪微博官方辟谣账号面临争议的重要原因。 “新浪是一家商业公司,它提供微博服务,用户注册时有协议在先,如果要收回某个用户的账号,从法理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新媒体专家魏武挥说,“我感觉它也是有一些分寸的,并不是谁说了任何假话都删除账号——这样做的话就会失去流量,所以他会进行一定的平衡。” 但魏同时指出,处罚必定会有人工的倾向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规则作为依据。这就像悬在微博用户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砍下来。” 谭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辟谣小组内部是存在判断标准的。“根据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根据事情的不同性质来决定。有的可能就是开一个玩笑,不造成严重误导,处罚就比较轻,但有的可能转发量很大,或者构成对某一个群体、机构非常恶劣的影响,且有意为之,就会处罚较重。” 谭超所说的“有意为之”包括利用谣言骗取广告,或者注册账号后专门针对某一件事发言等情况。 辟谣小组也会根据传谣者身份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处罚,本文开头提到的王海被“点名批评”但其他用户未被点名即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某媒体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伪造的《时代》杂志封面图片,结果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谭超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媒体账号,更应该严谨。媒体的公信力比较高,发布的不实信息可能误导更多人,所以我们对它严厉处罚。” 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判断尽管有道理,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 “我们其实也考虑过公开处罚标准,但是目前看来暂时还不会。”谭超说。 正因为无法得知明确的规则,不少用户对具体的处罚措施心存异议:为什么有的用户是被禁言一周,有的被禁言两周,有的则是一个月内都不能发布信息?为什么有的用户名被公布,有的却没有? 在一条对某传谣用户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周的辟谣信息后,有网民评论:“新浪核实后应注销造谣者ID,只暂停使用太过温柔了。” 但在另一条对某用户予以删除ID处罚的辟谣信息后,又有网民留言:“有这么严重么?还取消ID?呵呵,真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海建议,应当设定“准听证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的机会。胡泳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操作者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程序是否透明?是否允许申诉?用户所犯的错误与得到的处罚之间是否匹配?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说法。他对你监督,你对他却不能反监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 只辟“民谣”,不辟“官谣”? 微博官方辟谣账号所遭遇的非议还不止于此。浏览相关的微博评论即可发现,不少网民在质疑:是否有选择性辟谣的嫌疑?有人干脆直接批评说:“为何只辟‘民谣’,不辟‘官谣’?” “其实我们在内部从来没有说要替谁说话,我们都以单条信息为主,判断单条信息是否属实。”谭超说。在他看来,网民对“选择性辟谣”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现实中的情绪带到微博中来了”。“有的网民甚至希望我们去辟现实中的谣,这不太可能。” 南方周末记者问:“是否曾有政府下令要你们具体辟某条谣言?”谭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尽管争议颇多,但新浪官方的微博辟谣小组正发展壮大,近期即将扩充团队。与此同时,新浪也在计划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辟谣,其中包括:给确定为谣言的微博贴上“不实信息”的标签,以警示用户,并给所有参与过转发的人都自动发送一则通知。辟谣小组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起到辟除谣言、澄清事实的效果。 但这种以技术手段干预信息传播的做法依然将面临“界限”的拷问:是谁赋予了新浪给我发布的言论标注为“谣言”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又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接受怎样的监督? 对于面对众多竞争对手的新浪微博而言,最害怕的是失去用户黏性。“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新浪微博掺杂了很多虚假信息,觉得这上面大部分信息是不靠谱的,那么大家对新浪微博的信任程度,对这个平台的依赖性就会减弱。”谭超说。 不过,过于严格的内容控制也可能令用户离开。“如果用户不愿被动挨打,就只能选择用脚投票。”胡泳说,“但中国互联网用户面临的困境是,从A网站换到B网站之后,其实是差不多的。没有明晰的规则,或者不按规则行事,是中国网络服务提供商普遍存在的问题。” 另一个难题是:当用户已经在一个网站建立了圈子之后,离开便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一位网民的话或许能代表很多人的心声:“如果你的女友在用新浪微博,你根本没法不去用。” 迄今为止,宣布退出新浪微博的知名用户包括贾葭、宋石男、麦田,但无一例外,他们发在新浪微博的退出声明都被禁止转发。 “新浪的全部行为都是基于商业考虑,为了从产品获取利益,至于后果是好是坏,是不是要捍卫言论的自由市场,这不是他们考虑的内容。”魏武挥说。 但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言论平台,微博所牵涉的利益已经不仅仅与运营它的几家公司有关。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事故善后的官方“惯例” 谣言与人心 你愿意为博客付费吗? “南方报业亚克西”事件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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