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苗蛮子   广州“房叔事件”背后的舆情，可谓一波三折：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有22套房的“房叔”蔡彬被网络举报后因涉嫌腐败被查，“房叔”的处理结果尚未出来，官方却宣称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撤离岗位并记过；同时，广州市房地产档案局采取一系列堵漏措施，其中包括关闭了阳光家缘网站提供的“验证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证明真伪”和“查验房地产登记基本内容”的功能。 这种处理方式，想不引起公愤都难。不过，在说这事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同期报道的另一则饶有意思的新闻：有媒体报道称，江苏、广东多个城市出现官员暗地抛售多套“灰色房产”的现象。尽管灰色房产的确切数量一时还难以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地官员放盘出售现象，无疑只是灰色房产的冰山一角。由此而反证的是，被曝光的“房叔”显然并非个案，而不过是庞大的灰色房产群体中的九牛一毛。从“房叔”到官员抛售房产，足以说明房产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到了如坊间所说的“隔墙随便扔一块砖都能砸到官员”的地步，那么官员与灰色房产的关系，似乎也可以适用于“隔墙扔砖”论——虽然这种说法只是人们的感官认识，而且未免有些夸张，但也不可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对于官员拥有多套乃至几十套的灰色房产，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官员腐败的产物，但这也恐怕是一个连小孩都能回答的问题。 “隔墙扔砖”论所指向的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腐败官员数量的多寡，更多的恐怕是一个“愿不愿意扔砖头”的问题；而对于灰色房产而言，则是一个关于权力部门“想不想查”的问题。不可否认，一些官员将部分灰色房产过户给亲友，由此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但说到底，在技术上核查官员的房产信息并非难事，关键就看纪检部门的意愿和决心。事实上，广州“房叔”“房婶”案，即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力的佐证。 官员之所以抛售灰色房产，原因据说有二：一是市场不景气，资金偏紧；二是出于对被查的担忧，而提前为转移资产到海外做准备。不难理解官员的这种忧虑心理，毕竟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房产，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要是哪天倒霉起来，也难保自己不被“砖头”砸中。不过，官员们也大可不必如此人心惶惶，做出一副狗急跳墙的模样。毕竟无论是“表叔”还是“房叔”，还是其他的什么叔，被网民揪住的还只是个别倒霉蛋。何况，从广州对“房叔事件”的处理方式中，官员们似乎也可以提振点“精神”来的。 不是么，“房叔”以网曝形式而大白于天下，本来就反映出相关部门工作的滞后乃至不作为；而今，“房叔”尚未处理，便先行处理了举报者，这难免让人产生“权力护短”的遐想，有部分专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打击报复”。而相关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堵漏措施，更使公民原本有限的知情权雪上加霜，由此而引发人们对网络反腐前景的担忧。 对于“房叔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隐私侵权案件，而忽视了“房叔”的官员身份；也正因这种特殊身份，也就不能机械地将工作人员受处分与“房叔”因贪污被处理割裂开来。表面上，这看起来是两件事，但实质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现代政治伦理规范而论，官员首先作为公民，无疑也享有隐私权并受法律保护。但官员享有的隐私权是有限的，官员财产状况这类可能影响到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尤其是重要岗位干部的财产信息，更不应该成为隐私，而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官员的个人生活一旦涉及公共利益，法律毫无疑义地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就此来说，工作人员泄露“房叔”住房信息，恰恰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体现，这种行为虽然在程序上有瑕疵，但结果却是正义的。因此，在处理“房叔事件”时，固然捍卫程序正义很有必要，但在如何处罚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考量空间，比如可以因这种行为符合公共利益而减轻处罚；甚或者，也可以由相关部门来承担——毕竟，公开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原本就是政府部门的应尽之责，然而现实却是公民了解官员财产的渠道极为有限，而只能被迫以“内部泄密”这种有违程序的方式来实现，这本身就是政府部门失职的表现。 说到底，当前公众的反腐冲动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合理性并无冲突，民间反腐之所以出现结果正义但程序不正义，乃至伤及无辜而沦为“以恶制恶”的尴尬局面，原因就在于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乏力。显而易见，化解这种尴尬局面别无他途，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制度化。惟其如此，官员的个人隐私权才能实至名归，民间网络反腐也才可持续化。

作者： 老虎庙   钱云会出事的时候，我和刘晓原正在甘肃永靖回族自治州的山里对盐锅峡化工厂进行调查，时值元旦。 盐化厂维权领袖瞿明学关键时刻患病躺倒，等我们赶到老瞿位于刘家峡市的家里，见老瞿已被二下病危。盐化厂近五千名国企职工在一场企业政策性破产背景下被抛向社会已有一年半，职工们竟然在被蒙骗一年半后才偶尔截获消息，得知皇帝已经不要这个女儿了。按说省上为此划拨四千多万安置费也算是有所作为。却不想这几千万救命钱是交给了一家“中介公司”，名曰管理善后，实质上试图在救命钱里再做利润图谋。 瞿明学就是在这场博弈中杀出的维权领袖，之前他是这个国企大厂里的中层干部。 此事暂阁不表，且说我和刘晓原住在那家连网络都没有的宾馆里，对千里之遥，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乐清钱云会死亡案却没有多少资讯可获。 于此同时，有公民自发成立的调查团开始从各地陆续前往浙江乐清…… 在那个西部深山寒冷的夜里，在没有网络的宾馆里，我和刘晓原两杯清茶，一包都宝（香烟），盘腿坐在被窝里彻夜干聊。 尽管后来有许志永、笑蜀、于建嵘、屠夫等，乃至许志永二下乐清，出台的报告五花八门，观点则各执一词，要害处又针锋相对，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却是不争事实。传媒也以少见的公开尺度参与了进来。一时官民难辨其身份，更多的则是风暴般汹涌的是网络言论铺天盖地而来……而我和刘晓原在那深山里的分析却与外界截然不同：钱云会的死亡真相不是我们所能为，那自有司法介入，不论它是黑是白，网民们却是绝难参入的。因此我们想到何不就乐清农民，包括钱云会为之奋斗，为之捍卫的，乃至如此为之死亡的那个根本去做努力。土地！土地！为土地的呐喊声再大点儿！这岂不是对钱云会最隆重祭奠。 钱云会案件最终淡入历史。但其间究其内幕仍然是一盘乱棋。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司法和舆论的高度捆绑。这就好比是一场戏里的导演、演员、场记们勾结一气，开演之前就已经达成统一意志。人们只能被动接受来自被精心设计的棋局。这又如何叫你感受公平呢？ 杨海鹏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有三个话题，其中之一就是钱云会案件。这场演讲的总标题是《热点新闻的表象之下》。既然是表象之下，那么就是内幕了。就让我们从这部纪录片中听听杨海鹏怎么说…… 观看杨海鹏关于钱云会的演讲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6368227.html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12-26/121725898474.shtml 　　 2012 年的那些谣言：世界末日谣言最成功 2012 年 12 月 26 日 12:17   南都周刊 如果您看到了本期《南都周刊》，那么显然玛雅人不是那么靠谱。 　　按照玛雅人的长期积日制，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最后一天，由此被演化出的“世界末日”成为近年最成功的谣言之一，传播百年，我们终于有幸看到这一天。在果壳网主编、谣言粉碎机负责人徐来看来， 2012 年最成功的谣言就是 2012 。那么 2012 世界末日谣言为什么成功？ 　　如果以成败来论英雄，一条容易被人相信、容易获得传播的“好谣言”，需要哪些条件？具备哪些特点？有哪些成功的“好谣言”是至今被广泛相信的？ 2012 年又有哪些“好谣言”脱颖而出？ 　　特约记者 _ 王星   北京报道   插图 _ 农健 丑丑 　　人们愿意相信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美国总统布什。 　　如果说小布什有一句话称得上名人名言，就是上面这句了。至今，它还在微博上、论坛里、各种时评文章中出现，甚至还上过一些地区的历史考卷，而实际上它是一则成功的“好谣言”。 　　 2002 年 7 月，从天津纪委离职，又还没找到《南方周末》那份工作的待业青年林楚方，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发表了一篇帖子——《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在中国网友会上的演说 ( 代拟 ) 。到 10 年后， 2012 年 12 月，记者打开时也不过 4832 次点击， 81 个回复。但这篇帖子的影响，特别是那段话的影响，却一直流传至今。 　　林楚方在原帖标题中注明了“代拟”、“中国网友会”，但信息传播中人们很快将其“削平”——大量的细节被省略，谣言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和叙述，一篇 3000 多字的文章，最后就剩下上述这段最符合公众认知、最有传播价值的话，进一步又被标签为“将权力关进牢笼”。 　　林的初衷已经不再重要，“好谣言”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十年不老。它的生命力源泉来自人们愿意相信，不在意其真伪。 　　 中国还有很多“名言”其实是假托名人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央视的柴静、白岩松就是经常被说出各种各样的话。 新浪总编辑陈彤说自己曾当面就几个名言向白岩松求证，白岩松回应不是他说的，或者只有头一两句是他说。但在传播中，这种“人畜无害”又“有些道理”的谣言，大多数人没有动机也没有意愿去查证核实，也乐得随手转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央视著名解说员“大嘴”韩乔生身上，关于他解说中口误的段子经久不衰。既然辟谣无望，颇有自嘲精神的韩乔生干脆将其汇集成书发表，博人一笑。 　　在微博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不管这段话是不是龙应台说的，都值得我们多读一次……” 　　那么那段话到底是不是龙应台说的呢？无所谓。 　　 2012 年 3 月，有人在转发微博时以“…… //@ 孔庆东：”的方式伪造了北大教授孔庆东一句话，乍一看好像是孔庆东在转发时发表的评论——某部门与我谈话与朝鲜无关，跟重庆市委“推广重庆模式”课题经费上一点小小纠纷而已，且本人已退还项目费用 100 余万元，现在平静坦荡。 　　虽然孔庆东微博上并没有这句话，虽然孔很快回应澄清，但很多网民还是在转发，宁愿相信是孔庆东发了之后又删了。一位经常在微博上辟谣的传媒人士当时也转发了这则消息，在发现犯错后连发多则微博道歉、辟谣，但更多人还是在拿他的名字作为权威来源继续传播，让他深感无奈。 　　让人恐惧，激发共鸣 　　去年日本地震，福岛核电站泄漏，中国多地发生抢盐潮，后来被称为“谣盐”事件。研究谣言的学者、深圳大学副教授周裕琼事后分析，“谣盐”首先源于恐惧，人们对核泄漏、核污染的心理恐慌。在这种恐慌下，官方和媒体公信力又缺失，不具备核辐射知识的普通民众，面对吃盐能防辐射这一貌似科学的说法，容易被说服。加之，大家会想起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等集体记忆。 　　去年谣言火了盐，今年 12 月初谣言火了蜡烛。“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地球将会有连续 3 天的黑夜。”这个末日谣言的演化版本最近在四川成都、内江等地区盛行，蜡烛遭疯狂抢购，一度脱销。 　　抢购蜡烛中有不少人可能受到“第三者效果”的影响，“我本来不抢，但要是不抢就没了。”周裕琼分析说，在恐慌性情绪感染下，有些不相信谣言的人也会加入其中。 　　在过去的一年，食品安全话题的谣言层出不穷，而且成功率较高，因为它是当下民众最关心也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我们对自己的餐桌并不放心。 　　美国《今日心理学》杂志去年曾刊文《谣言传播定律》，其中就探讨到这个问题，“我们人类往往更重视负面信息，”北爱荷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海伦·哈顿说，“这是有进化意义的，如何避猛虎要比何处嗅蔷薇重要得多。” 　　面对科学，人们需要理解，而面对恐慌情绪，人们却会被直接感染。在周裕琼看来，成功的谣言往往“扎根于普遍性的担忧、恐慌”。作为谣言研究者，周裕琼也曾受骗，就是因为这种恐惧。 　　 2009 年，深圳发生 4 起针对中小学生的绑架案，其中 2 人被撕票。事件发生后，在深圳流传着各种丢孩子的消息。当时已经在研究谣言的周裕琼，一边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为研究对象，一边也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母亲，当时女儿 3 岁，她的安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些谣言恰恰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令我也一度失去了作为学术研究者的冷静。”那段时间，家人带孩子出去玩，周裕琼都会再三叮嘱。 　　今年 12 月 10 日开始，微博上又开始盛传哈尔滨一个家乐福超市内一个小孩失踪，细节活灵活现：所有出入口封闭、在二楼卫生间找到、头发被剃光、衣服被换掉，最后提醒大家留神。虽然哈尔滨警方第一时间辟谣，但很快这个谣言就演绎出各地版本，后面内容都一样，就是把哈尔滨的家乐福换成了自己身边的家乐福。而转发者中很多都是为人父母。 　　周裕琼认为， “丢小孩”是中国继艾滋谣言之后，最有可能成为都市传说的话题。 小孩丢了是很多家庭最大的恐惧，不安感很强也很普遍，这样的谣言会反复出现、不断流传，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提醒父母多关心孩子。 　　符合人们的经验与预期 　　 2012 年，多位官员被网络曝光佩戴几万、十几万元的名表，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被准确命中，杨达才承认了其中的几块手表，但很快，网友发现了他更多的手表；又有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出不雅照，最后也被证实。在这些“谣言”传播中，人们发现， “谣言”比“辟谣”更可信。 　　这样成功案例极大地鼓舞了类似的“谣言”，因为它符合人们对部分贪腐官员的经验认知，人们在传播类似信息时，有预期它就是真的。 　　但这也引发出一个问题：人们看到与官员相关的谣言参与传播的门槛很低，不管是不是真的，不管是否有不合理之处，都顺手转发。安徽某地县委书记就在这样的符合人们经验与预期的谣言中遭到误伤。 　　在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看来， “没有健康传统舆论监督，必然有狂野的网络人肉搜索” 。 　　如果说官员被误伤还是很多网民认为应该承受的代价，那么山东某高校一位女老师就是完全被侮辱与被损害。 11 月，在雷政富事件高潮期，她被前男友报复，她的照片在网络反腐大潮中被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任意消费，而传谣者所做的不过是添加了团委副书记这样一个虚拟的身份，就让伤害变得合乎了转发者的道德尺度。 　　美国谣言终结网站 Snopes.com 的创始人米尔克森接受《今日心理学》采访说，这些谣言“能够避开我们心理雷达的监测，因为它恰好是我们已经相信的，或者愿意相信的东西”。 　　即便谣言最初看起来不太可信，在传播中它也可能变得符合我们的经验与预期，可信起来。美国学者尼古拉斯·迪方佐在他的《茶水间的八卦效应， 透视谣言背后的心理学》一书中总结，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 1 、削平 (leveling) ，大量的细节被省略，谣言会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和叙述； 2 、添加 (adding) ，经过添油加醋，谣言中增加了新细节，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参与者不断创造或描摹，使谣言变得更加丰满； 3 、磨尖 (sharpening) ，谣言中的部分细节被突出甚至夸大——上述三种变异都服务于一个最终目的——即实现谣言与我们认知框架之间的同化，使之符合我们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态度。 　　周裕琼在她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一书中提出，如果说传统谣言的传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么新谣言在新媒体上的传播则像“乱石投水”一样，后者因为“蝴蝶效应”所产生的能量叠加远远高于前者。 　　不止于智者，钓的就是智者 　　谣言止于智者，而成功的“好谣言”并不在智者面前止步，甚至让智者成为传播助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钓鱼”。 　　 2011 年一家财经报纸在报道中国高铁时，引用了网帖中的一段话： 　　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在弥留之际表示：“如果非要上高铁，至少一定要用有碴道床。”碴即砟，即小石子。张拾迈教授认为，小石子可以对夏尔谢夫力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今天我们的高铁建设中普遍采用的是无碴道床，把钢轨硬生生钉在水泥地上，则会给夏尔谢夫力带来火上浇油的效果。 　　记者引用的这段话出自一篇钓鱼文，在“金卢布”制造者、钓鱼达人穆好古看来，“张拾迈”是最成功的钓鱼文，甚至后来张拾迈教授所在的地球环境研究所还专门出来辟过谣。 　　一般来说， 网络上的钓鱼文章，就是有意编造看起来很真的谣言，埋有明显漏洞，以期“钓”到目标人物或群体，继而宣布真相“打脸” 。穆好古总结了成功钓鱼文的几个特点： 1 、主题是群众关心或者日常接触的范围； 2 、内容需要简单易懂； 3 、论证方式最好是逻辑陷阱或者知识盲区，而非造谣。 　　钓鱼最初是小圈子的爱好，特别是军史类的论坛，钓鱼者多为借钓鱼来显示自己的智力优越。钓到的鱼越大越好，比如媒体。 2010 年广州一家报纸报道了“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朴芬青称孙中山是韩国人”，而在钓鱼者看来，“朴芬青”这个漏洞已经足够明显。媒体的传播，会让钓鱼文的影响远超预期，甚至难以澄清。 　　进入微博时代，钓鱼不再限于小圈子的论坛，但却遇到一个新问题。资深网友祝佳音说，到了微博时代“无数人根本没有‘被打脸者’的自觉……而最惨的莫过于钓鱼党对着群众，说‘这文章是我钓鱼的’而群众不信，或者对方坦荡荡地说‘假的也无所谓’。‘钓鱼文’脱离了‘钓鱼党’的控制，变成谣言，迅速丰满壮大然后飞走了。” 　　穆好古则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论坛时代的钓鱼是“定点投喂”，现在是“自然选择”，“我觉得现在更类似智力测试。” 　　之所以不少“智者”没有通过“智力测试”，网友 @ 张七公子 HBU 认为有三点原因：智者“知识的傲慢”，往往没有认真查证，就依靠自身知识储备进行“内证”；微博传播速度快，部分智者为了成为具有强势传播力量的传播者，也会在不加证实的情况下果断转发，而无需负责；三是有的“智者”只要文章符合自己口味，哪怕该文不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难以查证，也毫不迟疑地传播。 　　 2012 年最经典的钓鱼案例是“圆周率 =4 ”，发表在微博上。 　　年初，《圆周率真的等于 3.14 吗？我们的教科书真实率低于 5% ，连数学也不例外》一文大行其道，文中不但论证了圆周率 =4 ，还将一位微博名人的姓名谐音编了进去，虚拟数学家身份，讲了个荒诞离奇的故事，还是成功获得了大量转发，其中包括一些微博知名人士。 　　而这位不愿被提及的作者还写过《八尺协定》和《秋裤的由来》：“假如一个国家穿了 60 年秋裤，就再也没可能脱下它了。”—— 1953 年，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对斯大林说这句话的时候，数以亿计的秋裤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正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强制推广…… 　　武汉大学教授、舆情专家沈阳认为，钓鱼是网络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可能到达每一个知识点，“被钓鱼就抱着开怀一笑的心态来面对就好了，自嘲性地消解”。 　　而上述钓鱼文作者则从另一个维度解释，钓鱼不是智力测试，其实也钓出了“民意”，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钓鱼文，值得政府思考。 　　“消息源”要权威 　　就像“张拾迈”教授一样，他的“身份”是“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教授”，这让它看起来有了可信度。周裕琼发现，成功的谣言往往都会虚拟一个“真实的人”或一个看起来很权威的消息源。 2012 年多条微博上盛传的谣言的第一句都是“ 5 分钟前 BBC 消息”、“路透社刚刚发布”。 　　 2012 年 7 月，网上热传一张看似新闻网站页面截图的照片，“新闻”标题是《提高物价减少福利，有利于人民发挥潜能》，来源是《新京报》，内容是一位专家在会议上发言的照片，摄影是“新华社记者”。这则谣言用了三个看起来很可信的信息源：截图来源是新闻门户、文章来源是具有公信力的媒体、照片来源是国家通讯社，最后构成了一则成功的谣言，被大量转载、转发。 　　同时，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还有一个悖论，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甚至是“辟谣”消息，却被认为是谣言，而且是成功的好谣言。 　　 2012 年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了一条“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随着真实情况的不断披露，这条“辟谣”成了一条“好谣言”，并被不断地演绎传播。一直到 9 月 20 日，新华社披露了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几家媒体官微发微博调侃重庆市政府新闻办还没删那条“休假式治疗”，这条辟谣或者说谣言才不幸被重庆删除，让很多围观者扼腕叹息。 　　 从传播效果来看，“休假式治疗”无疑有资格入选 2012 中国“好谣言” 。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点子正”也曾相信了“休假式治疗”的说法。“点子正”对记者说，最容易成功的“好谣言”就是“官谣”，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谣言民间无法查证，解释与澄清只能由官方来做，“而官方由于种种原因，其澄清的未必就是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被证伪。” 　　重复一千遍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得可信。而这种规律也让网络水军得以大行其道，水军只要反复说，不断刷屏，就能让很多网友宁肯信其有——早期的代表就是汶川地震时期被捧红的某款饮料。“点子正”也认为，现在谣言“产业化、利益化”的特点已经很明显。 　　而对谣言的重复不仅限于网络，传统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辟谣——也是重复的一种，而且有些时候会推动谣言传播得更广。 　　“谣言产生前，传统媒体的沉默为其酝酿发酵创造了条件；谣言流传时，传统媒体的‘传谣 + 辟谣’的报道框架增加了谣言的模糊性；甚至在谣言平息之后，传统媒体报道类似事件的时候仍然会提取谣言所凝结的集体记忆，乃至演变成假新闻。”周裕琼说。 　　北京大学副教授、互联网研究学者胡泳提出，辟谣者遇到的普遍困境是，重复一个主张，哪怕是为了否定这个主张，只会令其真实性更趋明显。另外，为了决定某种陈述是否为真，我们常常寻求社会上对该陈述的集体评价。然而，精确地衡量社会共识是困难的，所以大脑会转而依赖熟悉度——如果某件事情看上去熟悉，那你以前一定听说过，既然以前听说过，那这件事应该是真的。 　　不管李启铭有没有在事故现场叫嚣过“我爸是李刚”，媒体事后总会以“我爸是李刚”来提及事件，“我爸是李刚”在重复无数遍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今日心理学》报道， 11% 的美国人相信奥巴马其实是一个激进的穆斯林， 2008 年《纽约客》杂志还曾在封面刊登一幅漫画挖苦这一谣言：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穿着伊斯兰长袍在白宫优哉游哉，星条旗被扔进了壁炉的火焰中，墙上则挂着一幅本·拉登的肖像。而在谣言传播专家马克·佩佐看来，澄清谣言的举动反而会让谣言更深入人心。“毫无疑问，你听到的次数越多，你就越会相信，哪怕是同一个人跟你反复说同一件事。”佩佐说。 　　明星国籍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知名主持人杨澜近年多次被传美国国籍，“杨澜终于承认自己是美国国籍的人大代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入了美国籍，但我出身于中国……” 　　虽然杨澜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否认了美国国籍、绿卡，但谣言还是被不断传播，重复再重复。 2012 年 8 月，雅虎论坛把“杨澜终于承认美国籍”做了专题，进而被作为权威消息源海量转载，谎言重复了无数个一千遍。 　　 12 月 18 日，记者在新浪微博里搜索“杨澜 国籍”，发现几乎每天都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微博，大量的普通网民已经把杨澜是美国籍作为一个事实来陈述和表达。 　　因时制宜，紧扣热点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天津代表刘美丽提案：加强北京煎饼果子摊儿的治理刻不容缓。她指出北京的煎饼果子普遍无法入口，煎饼绿豆面含量不足，软黏没有咬劲儿，果毕儿不够酥脆，面酱偏咸，而且标配只有一个鸡蛋，已经严重影响了京城人民的早点质量。再不改善，她已经考虑改吃鸡蛋灌饼了。” 　　这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经典“好谣言”。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涌现出一些雷人提案、雷人雷语，这些提案和言论让民众深切怀疑部分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一到“两会”时， 大家就有看到雷人提案的心理预期 ，网友 @ 地下天鹅绒 就在这种预期下发了这个段子，让很多人认为刷新了“雷人提案的下限”，但依然可信。而更多的传播者可能自己也不相信，但它足够有趣，还是会津津有味地转发。 　　最后，媒体认真地去辟谣，告诉读者天津团没有一个代表叫刘美丽，而最初的那条微博被和谐了。 　　很多成功的谣言都是这样，大家在关注什么问题，就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谣言，借着关注度得到更快的传播。 　　备受关注的启东事件中， 7 月 28 日有市民冲进了市长办公室，这是整个事件中一个消息传播的高潮。很快，一则谣言风行网络：“启东市长办公室搜出避孕套”。在网络上普遍讨论启东事件的背景下，谣言大行其道，以至于几天后警方公开回应辟谣。 　　挑软柿子捏 　　“柴静被开除了”、“白岩松被开除了”，类似这样的谣言一再出现，虽然人们很容易就从电视里看到他们两个人还好好的在主持节目，但过一段谣言又出来了。 　　谣言编造者选择了一个容易“欺负”的对象——央视。在民间、网络舆论场里，很多权力机关、权威机构都是“弱势群体”，与它们相关的谣言更容易被相信和传播。 　　学者胡泳 2009 年就曾撰文《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其中介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卡普费雷的看法：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谣言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又对当局作为惟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胡泳在此基础上提出，谣言常常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出现。在缺乏正常政治参与渠道的前提下，民众借此宣泄情绪、宣示诉求。 　　 8 月 14 日，悍匪周克华在重庆街头被击毙，与欢呼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大量的谣言——山上还封锁着、周克华没死、长沙警察被误杀…… 　　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相信周克华没死，但不信的同时却还在参与传播。以前警察办案在外界看来是神圣的，而在重庆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这种神圣感被解构了，权威机关公信力降低，人们在传播谣言的过程中解构官方的权威。 　　而当太原公安局长儿子醉驾袭警事件后，人们再遇到类似事件，对官方说法的信任度就会进一步降低，看到谣言也会更乐意传播。 　　在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看来，微博提高了信息的生产力，让信息更便利的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快的信息生产，谣言在微博时代也和其他信息一样更快传播，而相应的如果政府信息公开跟不上，就会导致谣言更‘成功’。”沈阳说。 　　激发传播欲 　　 2008 年汶川地震，一则新闻特别感人：一位年轻的母亲被救援人员救出时已经死亡，在她努力弓着的身下，躺着一个完好无损的婴儿。救援人员在婴儿的襁褓里发现一部手机，上面有条编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这其实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但人们愿意相信、愿意传播，口口相传、短信转发、论坛转帖，那时候没有微博，这段话却能成功地成为几乎所有国人的共同记忆。虽然谁也找不到这个婴儿，但感人故事还是上了无数媒体的封面，上了央视的晚会。这种“ 玫瑰式谣言 ”美好到人们不愿去证伪。 　　“成功的谣言一定是能激起大家传播的欲望，激起我们人际交往的动机，让我们愿意参与传播。”周裕琼说，“这也是为什么政治谣言容易成功，因为官方不说话。如果你都说了，大家都没有传播的欲望了。” 　　周裕琼提出，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替代性的新闻”，用以弥补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如果官方与民间的信息鸿沟继续拉大，那么谣言就可能层出不穷。 　　于是王立军逃馆事件几乎成了全民狂欢，大家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在津津乐道传播各种小道消息。而这些小道消息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被证实了。 　　 “谣言成为中国非正式话语空间的‘硬通货’，造谣传谣成为网民自觉或不自觉的日常舆论活动。” 周裕琼说，“传谣未必有特别的动机，有时候是为了释放压力。比如世界末日谣言，我们其实是在借着这个预言释放压力，我们明知道不靠谱，但不到最后一天，大家还是会津津有味地传播。” 　　 12 月 5 日，周裕琼给学生们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未来 5 次课的内容安排，大家一起监督老师执行；如果玛雅人靠谱的话，那就是未来 3 次课的内容安排……”她邀请了一大帮朋友 12 月 21 日去她家吃“末日狂欢火锅”，到这天，她本学期的课还有两节。在她看来，末日谣言是朋友聚会的好由头，而在一些商家眼中，末日谣言则是打折促销的好噱头。用她的话来说：“不管你信不信，谣言都在那里，折射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渴求”。

作者： 闾丘露薇   南都周刊专栏 ———————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面向全中国的官方中文新闻频道的编辑，在决定当天中午或者晚上主要新闻的编排次序时，美国校园枪杀案、河南学生被砍伤案发生在同一天，我会选择放哪一条在头条？ 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前者。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美国校园枪杀案，只有后者，我会不会决定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 也不会，我一定会选择其他的新闻，可能是日本政坛的变动，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发了经济增长的新数据，或者还有其他，但是一定不会是河南学生被砍伤的新闻。 为什么？因为新闻的编排，一定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对我来说，要考虑的是自己工作的媒体所针对的受众，总是要站在那里想：他们最关心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或者也可以被称为是势利的考量，那就是当观众打开电视，当新闻开始播放，观众会不会转台？当读者在一堆报纸封面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美国家长伤心欲绝的场景，还是医院里面躺着的中国孩子，以及身边忧心忡忡的父母？ 我相信，我的选择应该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受众，真的很关心美国，尤其是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因为马上找到一个谈资，或者一个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的不堪。 我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看看《环球时报》上的评论，即便不认同里面的很多观点，也不认同这份报纸一直在传递的价值观，但是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它的成功，在于能够把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谈论的一些想法，坦率地说了出来，读这份报纸的人，很多是在里面寻找共鸣。 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有《环球时报》吗？”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想起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老太太眼中的美国是怎样来的？为何很多中国人谈起这个世界，心目中只有美国？我想这归功于媒体的的塑造。美国——这个充满了问题的大国，可以作为一个太有说服力的例子，告诉大家，看看所谓的西方，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样子。但媒体不会告诉大家，即便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人没有问责政府的声音，那是因为，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有些责任是选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比如持枪的合法化问题，于是，自己承受选择的结果。如果要改变，也就是继续进行讨论，看这个社会最终能够达成怎样的共识。 我在想，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同样的，当美国发生了这次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之外的地方，再大的事情，对于美国媒体和美国民众来说，也变得微不足道。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本地媒体自然首要关心本地发生了什么。如果说香港太小，那么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康州死去的孩子，那是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事情。 从人道的精神来看，这个世界各地死去的孩子、受伤害的孩子，都让人心痛，也因为这样，山东的大学生为美国的孩子守夜，没有可被批评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为遥远地方的生命而痛惜的时候，为何不管是媒体，还是我们自己，对于距离我们更近的生命，显得如此的漠然？ 我一直觉得残酷，但同样也是事实: 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矿难，或者其他的事故，如果死亡没有达到一定的人数，已经不再会占据媒体的太多版面了。这些事故，大部分并没有报道的限制要求，而是媒体自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大家不会有关注的兴趣。 不要怪媒体，因为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问自己，如果同一天，中国和美国同样发生了矿难，死亡了同样多的人，你更想在电视还有报纸上看到哪一个场景？

作者： 老虎庙   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从前，西北政法大学老校区有过一座雕塑，一部宪法上有一只地球。后来被网络盛传“宪法顶个球”，其寓意不言自明。后来迫于舆声，校方去掉了那只宪法上的球，网络遂哗然“宪法不顶球了”一时风传。瞧倒霉催的，后来校方干脆推翻雕塑。现在于原地重新塑起的雕塑是一位身姿挺拔的女郎，左手捧宪法，右手持利剑，女性胸部特征突出……想必如此无可挑剔，却从此“二奶要复仇”又不胫而走。 也就是这座雕塑的后边，坐落着西北政法大学的行政主楼。这是一座灰色建筑，尽管被重新装修，但仍然看的出它的历史痕迹，尤其是走在楼里阶梯上的时候，它的装饰和风格依然看得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色彩。 政法大学的年轻副教授谌洪果办公室就设在这座行政楼中。谌洪果于今年初发起“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项目。我为此进去过那座灰楼。 第一次见谌洪果，我就憋不住给他讲了一个关于这座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我走进那座灰楼的刹那间闯进了我的脑海……四十五年前，我在距离这所大学不远的一个小学读书。正值文革武斗期间，打砸抢盛行。作为我们这些只有13岁的男孩子来说，参与大人的革命尚且嫌早。但学校早已停课，父母又被关“牛棚”。我们这些闲不住的男孩子就借着革命的动荡，去各个大学偷书玩儿。作为13岁的孩子阅读的习惯还不算自觉，只是那些丰富多彩的书籍内容以及各种好玩的教具强烈地吸引了我。那时候西安南郊有几个“书霸”，号称藏书最多。最厉害的一个是西北局的一个初中生，据说藏书五十万，并且在乡下设了一座秘密图书馆。我的“藏书”没有那么多，更多时候，我是找一学校，翻窗入室，然后呆在里面一整天，到晚上天黑才悄悄翻出，却很少带书出来。 西北政法大学是所老学校，藏书最多，也就成为最早被砸抢的学校。等到我光顾时，校图书馆已经没有什么可砸。我对谌洪果说起这些往事，提到他那办公室如何令我眼熟，每间房门当年是如何被木条封死，楼道走廊里如何脏水横流，楼内如何有鼠类东突西奔，楼内厕所里如何屎尿爆溢无人打理…… 谌洪果显然对此非常惊讶。 谌洪果的公民项目里有一读书环节，简称（csc）。我的工作室对读书会其中第一、第二（本期暂未剪辑）、第三几期做了全程录像，并剪辑成片。在我的想法里，这该是我2010年开始制作的系列演讲《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的续篇。与正片四十四集又有不同的是，谌洪果的CSC读书会该是公民社会践行篇，我也因此计划在后面的拍摄中多以公民社会实践行动为重心。后来就发生了谌洪果读书会遭到来自校方阻扰的事件。 12月24日《南都周刊》载文《谌洪果：把我当斗士，是最大的误会》。文中有对事件的描述“ 他原计划，本学期带领学生分享四本书，分别是密尔的《论自由》、《论民主》，还有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最后一本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些都是人文经典……前两期的读书活动都顺利进行。然而，在第三次读书预告发布之后，他横遭阻拦：先是校方通知因‘上面’有压力下来，不能举办读书会；随之，学校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和老师参加读书活动，并禁止给读书会提供任何场所……在和校方多次交涉无果后，谌洪果决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举行这次读书会。不过，在微博上发布消息时，他加了一句：请各位自愿参与的同学作为成熟公民，千万想清楚再来……不出所料。那天所有既定参与读书的同学，都被校方找去‘谈话’。” 谌洪果读书会事件引起舆论关注，先后有《环球时报》[英文版]、《云南信息报》、《陕西日报》网（后被紧急删文）。直到谌洪果与校方交涉后，争得第四期读书会在“不许校外人士参与”的前提下可以进行。 12月23日，谌洪果CSC读书会成功举行。但作为读书会全程的唯一摄像，我被拒之门外。 之前，我接到谌洪果语重心长的电话，对此作了解释。我虽然答应了他，但我仍然不能抑制我的悲伤，当夜，我在微博上对此表述——66年（12岁）俺被毛毛拒绝了升学投入大革命；70年（17岁）俺被毛毛煽火停课去修了铁路；72年（19岁）俺被蛊惑当上工人领导阶级；83年（29岁）俺辞职自学走上了文学（诱惑天下女青年）；半瓶子咣当俺走过人生艰辛路……如今好不容易蹭上谌洪果教授的大学开门读书却又“谢绝校外人士”了，我老夫又死球！ 的确，我这一生注定与大学无缘。在我的各种履历表“文化程度”栏里我一直填写的是“高小”这看起来有点迂腐的措辞。每每被问起，我说是这样的啊。对方往往说可以理解，但你可以填写初中，因为你毕竟是从中学去的山区，我则认为中学里仍然在闹革命，算学历名不副实。后来有人建议别填“高小”，小学即可。我则坚持，这更充满我对我所处这个制度以及它所创时代的的强烈观点，它更准确。 “谢绝校外人士”！就这样，我的最后一次差点蹭上大学教授授课的机会被断然阻止。尤其是，四十五年前，我曾打砸抢过的那座大学的行政楼，如今四十五年后，我来蹭课的地点恰还是那里，那座西北政法大学的灰色的行政楼。这难道不是历史老人在对我说…… 最后解密：一定有人要问，在谌洪果读书会事件中贯穿始终的影子“上级”究竟是谁呢？是省政法委，这个非常时期制造出的怪胎。 【推荐阅读】本期《南都周刊》（2012年49期）文《谌洪果：把我当斗士，是最大的误会》http://www.nbweekly.com/news/china/201212/3200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