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2/12/06/237731.html 首份 iPad 电子报《 The Daily 》夭折 2012-12-06 02:32:57   新京报 上线不到两年亏损 3000 万美元，默多克称数字出版难以持续   　　 3 日，新闻集团宣布将于 12 月 15 日关闭 iPad 报纸应用程序《 The Daily 》。该应用程序上线时间不到两年，亏损 3000 万美元。新闻集团表示，《 The Daily 》的员工将加入《纽约邮报》。 　　订户不足预期 1/4 　　据美国媒体报道，第一款 iPad 专属报纸、新闻集团与苹果合作开发的应用《 The Daily 》将于 12 月 15 日关闭。新闻集团 CEO 默多克表示：“自发布以来，《 The Daily 》就是数字出版的大胆实验品，也是创新的表现。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得到足够多的用户，这种商业模式无法长时间持续下去。” 　　此前有分析师称，《 The Daily 》要盈利必须拥有至少 50 万订户，但直到《 The Daily 》第一次裁员时，其订户还不足预期的四分之一。今年 7 月，经营 18 个月的《 The Daily 》为了维持生存，不得已宣布从原有 170 名员工中裁员 50 人。当时《 The Daily 》裁员总数接近三分之一，整个社论编辑部门被裁掉，但期刊内容并没有删减，原来的社论内容由福克斯体育等合作方提供。随后《 The Daily 》的设计和生产部门也都接二连三地裁员。 　　曾备受乔布斯推崇 《 The Daily 》在 2011 年 1 月推出，当《 The Daily 》面世时，乔布斯称这是“ iPad 上最令人期待的新闻阅读应用”。在美国，《 The Daily 》应用程序每周订阅费为 99 美分，每年 39.99 美元。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曾表示，相信《 The Daily 》是在数字时代使新闻采集业务生存下去的模式。（韩旭阳）   　　■ 分析 　　“未来报纸”为何要关张？ 　　专家称《 The Daily 》过于超前 　　《 The Daily 》在发布之初曾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一份“未来报纸”。昨日，新媒体专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对本报记者解读了《 The Daily 》的“短命”原因。 　　胡泳认为，首先是因为《 The Daily 》纯粹搞原创，没有充分利用默多克旗下拥有的丰富资源，导致成本太高入不敷出而倒闭。其次，尽管《 The Daily 》完全原创，但其原创内容却不够独特。胡泳认为，“它的设计很炫很酷，但是编辑特性不明显，没有让人们非看不可的理由，即独特性不够。”第三，《 The Daily 》的平台策略有问题。《 The Daily 》上线之初是专为 iPad 用户而设计。但是读者会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个人电脑以及纸质出版物之间无缝“转换”消费新闻。 　　另外，付费墙模式也是《 The Daily 》失败的原因之一。现在大量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但是《 The Daily 》付费墙模式却导致用户没法分享，没有充分利用到互动性的好处。 胡泳认为，《 The Daily 》的失败也说明了应用程序经济目前很脆弱。“也许有一天，大家会放弃传统媒体的阅读习惯，完全只在移动设备上看新闻，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所以《 The Daily 》还是过于超前了。” 新京报记者 高美    

作者： 郭宇宽   城市的精神就是容忍 郭宇宽 最近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发现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都有很多困惑。一方面，中央政策规定对于流动儿童应当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进行接收，另一方面，本地户籍的家长对所谓的“打工子弟”非常排斥，甚至集体到教育局请愿。假如教育部门还是不愿意将打工子弟清除出去，许多本地家长宁愿多花些择校费也要将孩子转走，造成一些接受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渐渐变成全是打工子弟的劣势学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教育部门夹在双方压力之间，也很为难。 当教育部门的干部向本地家长解释政策的时候，本地家长们都能举出一大堆理由，证明打工子弟的素质有多差，包括讲粗话、不讲卫生等，甚至带到学校的作业本都带着油乎乎的污渍。的确，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与城市家庭的孩子有时候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了解城市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或许就能够以同理心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脏乱差”的。在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中，一大批农民和努力和封建领主的束缚，涌进城市里成为了专业的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商人。这些人一开始都是身无分文，只能在码头、教堂、大桥等地方搭个棚子居住下来，形成了类似今天中国“棚户区”的聚集地。在当时的欧洲，由封建领主控制的农村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像巴黎之类的大城市反而是脏乱差的代表，类似今天的城乡结合部。但城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存在贵族，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公民。当时的欧洲有句话特别有名，叫“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讲的就是城市可以给所有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只要肯努力就有出头之日。直到今天，巴黎的许多地方比起普罗旺斯的田园风光要显得脏乱差，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世界的浪漫之都。 美国现在代表了世界上最开放的精神，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当时美国优质的公立学校大都不招收黑人，就像今天这些本地家长排斥打工子弟一样。当时的学校和白人家长也是振振有词，列举了黑人的种种恶习，甚至用数据证明了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州比其它州犯罪率更低、社会更和谐的事实。所以在1957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中央高中拒绝黑人学生违宪的时候，当地居民包括州长仍然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9名黑人学生进校。于是就有了那张著名的照片：9名黑人学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的美国陆军空降兵的保护下，依次走进学校大门，周围聚集的白人还在谩骂不已。半个世纪过去了，种族歧视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不正确，白人和黑人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也已经成为了美国家长的共识。 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新老城市移民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有些城里人都怀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你农村人凭什么到我城市里来享受我们的公共服务呢，这不是占我们便宜吗？还有些人的表述更直白，比如有些所谓“纯种北京人”在网络上骂外地人，你们凭什么来我首都北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家乡？这种理直气壮的言论，起源在于1949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特殊阶段，即国家以强力的户籍政策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并以一种“剪刀差”式的政策，以牺牲农村利益的代价才支持城市发展。并且，这种不公平的政策渐渐被制度化了，让许多城里人认为农村人就应该呆在农村，私自跑到城市里来就是盲流。这种畸形的城市化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不曾存在过的。城市居民的这种天然优越感可谓是一种中国特色，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 城市化进程就是在上演一出双城记，既有开放的活力，也会表现出混乱和无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城市的特点就是开放的公共空间权利平等。假如有人就是认为自己是贵族，不愿意跟下等人生活在一起，那怎么办呢？也好解决。既然你觉得城市脏乱差，应该到乡下去买一块地建一个私人庄园，请私人医生、司机、管家，庄园就是你的城堡，你关起们来，可以过上像皇帝一样的生活。但假如你舍不得城市公共服务的便利，那就要做好与各色人等一起分享的准备。你如果有钱大可以买私人轿车，但也必须要承认穷人走在马路上的权利；你可以穿得雍容华贵到公园里遛你的名犬，但也必须容忍旁边穿着破烂的流浪汉在晒太阳；你可以花大价钱将子女送入贵族学校，但如果选择公立学校，就必须面对公立学校向所有周边贫穷公民也开放的事实，就必须承认各种不同家境的孩子具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由于独特的历史特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像欧美的城市化一样打破僵硬的阶层价值观，反而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特权意识。然而随着全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中国城市新旧移民的平权运动正在渐渐兴起，而且是大势所趋。对此，城市居民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更加容忍的心态接受；二是自觉地退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把城市的生活留给别人。假如还有人既不想努力奋斗，又想享受城市便利的生活，那真是指望免费的午餐。 说得直白一点，户籍制度不是牛顿定律，可以长久地作用下去，劳工阶层刚进入城市，居住卫生条件不佳，可能身上的汗味确实不见得好闻，但在公共的空间里，假如没有容忍的精神，你就不配做一个城市公民。

作者： 苗蛮子   12月2日上午各大门户网站首页有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有北京媒体报道称，北京朝阳法院判决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截访人员获刑。这条消息甫出，许多网友极尽溢美之词，诸如“大快人心”“法治里程碑”等瞬间爆满网络，然而让人“扫兴”的是，当天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澄清称，案件尚未宣判，消息不实。不少围观者一时愕然。 虽然官方辟谣称该案尚未宣判，但也从一个侧面披露了公众关心的“截访案”已经有过开庭审理。然而，无论前述截访人员是否真实被判罪，现实中的信访矛盾则确实存在，截访之恶带给信访者的伤痛、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坚硬地普遍存在。“截访获刑”被疯狂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是公众对截访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信访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忧思。因此可以断言，人们对截访者罪与罚的关注，并不会因为官方的辟谣而消失。 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涉案的10名截访者，多数评论认为，司法机关在“拍苍蝇”的同时，更应该“打老虎”。因为，截访人员不过是“截访令”的具体执行者，作为授权作恶的地方政府才是始作俑者。然而，“打老虎”又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应当看到，地方政府不惜血本截访，“黑监狱”在北京长期坚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显然，处理截访案件，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难题。“截访”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问题。 关于信访，按官方的说法是是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重要途径。现行信访制度因此而担负了两个主要职能：一是公民政治参与，中央政府通过“下情上达”监督下级政府；二是公民权利救济，民众的权益遭受侵犯，可以通过信访渠道向上级政府申诉自己的冤屈，这样，信访也就成为公民优先于行政救济乃至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信访已变异为地方政府极力维稳的对象，如何减少信访量似乎成为各级政府心照不宣的工作目标。显然不难理解信访的变异逻辑：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政府官员的选拔任用是上级政府（领导）说了算，而非选票说了算。这种自上而下的授权机制和权力架构，也就决定了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利益共同体。而基层民众上访乃至越级上访，不仅直接影响当地政府的政绩，而且也关系到上一级政府的政绩数据。这种利益勾连，最终使得上一级政府对下属的“截访”予以或明或暗地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本身就是违法的，甚或与中央权力相抵牾也在所不惜。 作为信访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截访行为，历来是持高压态势的。但其本身也因与下游各级权力有着种种复杂的利益关联，而处于骑墙状态——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中央政府既要保证言语的畅通并以此抵制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又要防止大规模的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以致对政权、社会造成冲击；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现象进行严厉弹压，但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 应当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施加高压，本意是为了促使地方政府切实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但最终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而不惜对信访者，或收买或诱骗，或通过行政手段打击迫害。这非但没有纾解民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信访矛盾，信访量不减反增。 现行信访制度的这种两难处境，揭示了各方利益间博弈的激烈程度，同时也说明了信访制度的运转逻辑缺乏足够的合理性。由此再回到北京这起案件，可以说，即便截访者获刑，对于以截访为名肆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地方政府和“黑监狱”，未必没有一点效果，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保障“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的渠道更加顺畅、改革地方官员的信访考核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司法独立以树立司法救济的权威等等，恐怕是执政者无法绕过的问题。

作者： 老虎庙   当我们赶到蔡家坡拍摄三线学生，风枪手班长刘秦岭的时候，刘秦岭刚从医院抢救返回。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刘秦岭数次提到“我现在是按照天天活呢”“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活得已经很没有意思了”“把我家里人连累了，没有想到最后落个这下场……”。尤其震撼的是刘秦岭在我们采访结束临走时，说了一句“我现在都是重点‘维稳’对象呢！”所有在场人听罢，一片默然。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把这话的意思改装一下放到这里。在“最后的时刻”，并非劝善，而是终于敢吐真言。 刘秦岭是学生党员，当年在三线施工表现好，后来修路结束被留下培训，培训结束就直接成为学生出身的农村公社干部，在陕西麟游县长烽公社度过了人生青春，任公社团委书记。 我不知道刘秦岭心中有多许苦衷欲吐难言；我也不知道刘秦岭还有多少党性在心，至死不做后悔，万般苦痛自身担，不给组织带给任何麻烦。但我知道这个组织是要求个人做无条件奉献的。在党性前面没有公民身份，没有人的尊严。牺牲小我，成全国家。“大河无水小河干”却全然不顾没有小河哪里有水去汇集大河？ 这当然不一定就是刘秦岭的想法，也许他心目中仍然党性十足，至死不渝。但我知道他被维稳了！因为它面对随时的死亡害怕了，他想在自己应该被称作英雄，应该被认可曾经为国家做过奉献的范围内，按照最最常规的思维该向国家索取哪怕是些微的关怀，提出自己的现实困难……但他的这种愿望却是冒犯了“稳定大局”。刘秦岭因此要被出局。 刘秦岭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他却认真地说：停用呼吸机，停用药品，不去大城市寻医，不给家人再添堵……谁都明白，这话里之话就只能一句：死了算了！ 刘秦岭的现状是悲剧的，在他之前更有三十九岁时就因肺上疾病而早早离开同学们的，而那人竟不能知道是矽肺病缠绕自身。 刘秦岭身患肺纤维化、肺大泡、慢阻肺、肺心病以及二级呼吸衰竭等多种相关肺部疾病。这个月内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过三次。刘秦岭的老婆对着镜头说“我们看不起（病）呀！” 这里所说故事中的刘秦岭是42年前在毛泽东的红色鼓动下，以15不满16岁的年龄献身襄渝国防铁路建设的少年劳工其中一人。这样的劳工除了当年施工中死亡119人，伤残448人外，在后来至今42年的“和平年代”里又大批死亡。在平均寿命76岁的现中国，他们于不到花甲之龄便撒手人寰。这样总数计算下来死亡人数已达5000之多，而所有少年劳工的学生总数是25800名，死亡人占总数20%强。 目前这些人没有得到政府的妥善安顿，他们在期待中…… 观看纪录片：三线学生《生死存档》（002）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5377212.html

想象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3） □方可成 （上接 第二部分 ） 刚才我最早回顾了是为什么新闻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讲了三个方面的动因，然后也讲了我认为新闻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回到我整个讲座的标题，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新闻业有几个方面的不足，它不足以推动我们所向往的价值。该怎么去想象一些新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思考当中，跟大家分享几点我的这个想法。 第一，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新的方式来讲述我们的新闻，来讲故事。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技术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革。过去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声音或者电视来传播我们的内容，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新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复杂的事情。比如在之前你要跟一个人说清楚政府的预算是怎么回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面涉及非常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政府预算又是非常难让人看懂的一张表，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分类。其实这个问题通过后面列举的这个信息图，这种信息可视化的方式是可以去解决的。大家可以回去搜索一下《纽约时报》做的关于解读奥巴马政府在每一年——比如今年——这个财年的预算一个动态的图。这个图会把这个国家今年到底花了多少钱，用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来表述的。因为大家知道政府预算对于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对于我们的民主制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是读不懂预算或者不知道怎么去监督政府的预算，包括我说的《纽约时报》，包括很多其他的媒体在做这种新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参与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监督。再比如说美国大选是最近很热的一件事情，那把美国大选中间的一些事情进行数据可视化在《纽约时报》上有很多。我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对于我前面说的学计算机或者相关的设计的同学，我们觉得拥有这种专业技术的人才来参与到我们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在这想给大家看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吧，今天早上刚看到的，给大家看一下。是《纽约时报》做的一个视频，关于美国大选的，大家应该没看过，它做成了一种红白机的形式，叫爱国者游戏。 如果它没有开头和结尾《纽约时报》的标记的话，我相信大家很难想象它是《纽约时报》做出来的一个视频。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纽约时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正经的媒体，它居然会用这么恶搞的方式来做，关键是它恶搞得还非常非常到位。这些包括我刚才说的信息可视化、这些新的视频、这些创意，对于我们未来的新闻业来说，它确实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可能有人会说它的可能性是不是提供了一些挺好玩的，挺炫的东西的存在呢？我想也不能仅仅从这个方面来想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非常严肃的，很难在我们的大众中进行传播，但是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像选举、预算，是非常适合用这种方式，因为通过新的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些很重要的内容，让它获得更多的传播率。而这些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可以尽情想象，用自己这些专业上的能力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我想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就是采用新的信源。其实信源是一个稍微有点术语的词，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新闻中的这些信息是从哪来的？其实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去采访一件事情，当然跟这件事情相关的当事人是你采访到的，但有时候你不能采访到一方，只能采访到另一方，这时候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一件观点性的事情，就某一个问题要找的专家的观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媒体所找的专家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帮人。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研究，比如你先定好是某一个议题，然后去找这些主流的媒体，最有影响力的这些媒体关于这个议题的报道，然后再找在这些议题的报道中，它采访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哪些人，这些人关于这个议题的基本的观点又是怎样的？我想，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研究之后你或许会发现这些媒体会有些有意思的偏向。我所说的新的信源，是指现在媒体的信源太局限了或者是说太有偏向。 我想举两个我自己的例子。一个就是最近我的一篇文章在网上被传得非常火，那是一年多之前写的，最近因为西哈努克的去世又被翻出来。之前写的这篇文章叫做《 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是去年初在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事情之后写的。当然卡扎菲并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果大家看过这篇报道的话会发现我的这篇报道是一篇非常另类、非主流的报道。因为里面我只采访了一位专家，但它的信源是比较少用到的信源，就是《人民日报》的数据库。通过《人民日报》的数据库来统计建国到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到底在党的官方报纸上把多少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这些人做了详细的统计，包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被《人民日报》提到了多少次，为什么被中国人民称为了老朋友，成了老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稿子，也会让我觉得是带来新的可能性的稿子。之前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做过一篇跟这相似的，是统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这两个都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了，一个是老朋友，一个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当时是08年，DLLM去欧洲之类的事情，外交部说这是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我也是利用官方的数据库来统计究竟有多少个国家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而它们是在哪一年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我后来之所以能写出《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文章，是因为之前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当你统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时，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当你统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时，发现最多的是日本和美国。可能是这两个国家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数据背后是很有意味的。大家知道钱钢吗，他写过一本书叫《唐山大地震》，现在在香港，是资深的媒体人。他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叫做《提法》，《提法》就是他总结了很多届党代会的报告，分析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例如出现了“四项基本原则”多少次，出现“市场经济”多少次，通过对这些术语提法的研究来试图反映中国政治的动向。他的这个研究和我的研究所用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他的研究比我好得多，因为他对中国政治非常了解，他可以通过简单的数据看到很多东西。他的这些文章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有连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有意思的文章。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新闻可不可以采用一些新的信源，而这些信源往往是更可靠的信源，如数据库的信源。另外，可不可以多采用学者的研究？现在我们很多地采访学者，但比较局限于公知型的，是比较喜欢与媒体交流的那批人，而更多学者是学问做得更扎实，但是不愿抛头露面或者是说不愿意做太多的采访。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去报道，引用呢？所以我想到这点后，去年我跟一些朋友做了一个网站，叫“ 政见 ”的网站。这个网站的理念是把关于中国学术研究中靠谱的观点给介绍进来，它其实对于我来说意义在于补充了一个信源。为我们大众媒体，不太会关注到的或者没有能力关注到的，为我们公众舆论补充一种信源，把他们这些更靠谱的声音介绍出来，用大众通俗易懂的形式，比如一千多字的文章或者做成信息图的形式来介绍出来。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补充性的信源尝试，大家可以有更多样的尝试。我只是提供两个我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思路，我觉得可以在采用新的信源方面找到更多可能性。 最后一点是更广泛的公民参与。 今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网站叫“ 掷出窗外 ”。“掷出窗外”是由上海的一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创办的，是关于食品安全的网站，上面统计了历年来中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地区、事件，之前一段时间在食品安全非常严重的时候被媒体关注很多的网站。没有看过的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更广泛的公民参与，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不像我们报纸、网站写的新闻。但是我觉得，从最广义的方面理解的话，可以把它归入到对新闻想象的框架来。他本身是一个学工科的人，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所以我在开头说希望有更多学科背景的人来听这个讲座。我觉得新闻业的未来，想象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需要有更多不一样的学科背景的人参与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者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来想我们可以怎样来改进我们的新闻业。新闻业并不是你直接到报社干活才是新闻业，我觉得从广义上理解，新闻业就是生产内容、传播信息的一个事业或产业。所以当你做的是跟传播信息、传播观点有关联的事甚至都可以列入想象新闻业的框架里面来。因为确实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新闻在我们现在看来根本不算新闻，那我们几十年后，几百年后呢？可能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状态。 这有一张图，也是讽刺媒体的图。简单来说：媒体在断章取义，在把一件事情完全颠倒了来说。我想说的是，如果说这世上只有一个默多克，而所有的机器，摄像机都在他手上的话，那可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尽管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媒体，但这些媒体本身达成了某种默契，或者因为某种利益私下达成默契，也许这个摄像机还是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面，但没有办法把它拉远一点，看到事情的全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参与媒体新闻相关的事情的人越多，那总会有一个人可以从稍远的视角看到事情。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和深度就会有更多的改变。我们也许想象一种新的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 最后想说的是前几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是人大新闻学院94级的师兄，他也是《青年人大》的创始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叫杨得志，他发给我说“一定要在看似传媒低落的时候给有志传媒的孩子鼓鼓劲”，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讲座有没有达到效果。我自己的态度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怀抱最好的期望，但做最坏的打算”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做最坏的打算但仍然怀有最美好的希望”。为什么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很多东西一样，新闻这个东西总是被太多社会上的其他力量来左右，它没有办法来脱离污浊的世界独自美好。但是后面一句话，做最坏的打算为什么要怀有美好的希望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世界有这样一批公民愿意一起来认识我们这样的媒体，一起来参与想象，参与实践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话，我们或许会有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