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核心提示： 语言到这种天才手里，简直是一种灾难。语言太可怕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非，一切真假，全是因为语言，而不是事件本身。 “如果几个派别用不同的观点在那个谩骂，两边吵得非常凶，有一个人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态度出来，很平和地说，你们不要这么吵了，咱们坐下来谈谈。也许两边的人会同时骂你，认为你在那儿装腔作势，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这是2012年8月9日南方周末上王蒙说的一段话。王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中国天机》。他那个年代的作家，基本都淡出公共视线了，但王蒙没有，他每有动静，媒体还会响应。 王蒙是一个天才。说话的天才。一般地说，故事对小说是重要的。但对于王蒙来说，无论他讲什么故事都是次要的，他讲什么故事都遮不住他的语言，他讲什么你都感觉他在“讲话”。王蒙的小说是讲人情世故的，讲世道人心的，讲观念讲概念讲理念甚至讲政治的。故事是王蒙的道具，语言才是他的真实。只要一点点故事悬挂在那里，语言的瀑布倾泄而下，便是他的小说。 这是因为王蒙太聪明了，太老道了，太练达了。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那样运用语言。一个明白的道理，他可以给你讲到不明白，你跟着他走，最后你不知道走到了哪里，走过什么地方。同样，一个复杂的道理，他也可以讲得你似乎都明白了，但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并且越来越不明白。你可以说，王蒙没有明白地说过什么。 语言到这种天才手里，简直是一种灾难。语言太可怕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非，一切真假，全是因为语言，而不是事件本身。 王蒙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他登上文坛的第一篇小说就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显示出他对人类的组织活动有天才的悟性。后来因此获咎，并不是因为他不懂组织，不懂政治，而是因为他懂得太早。而组织是不喜欢年轻人的。 才华的惟一坏处就是横溢。王蒙的天才自从早年早泄了一次，再没有横溢了。从七十年代末期到现在，他又写了三十多年，写的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写了多部小说，还写了多卷本的传记。看了他的传记，你就更知道什么叫聪明人了。他似乎什么都讲了，但似乎什么都没有讲。你可能什么都记不住，但你会记住一点：王蒙是对的。 要知道，党也是不会看错人的。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一个受到过体制迫害的文化人，中年以后入主体制，官至文化部长。它跟第一代文化官员茅盾、郭沫若等人不一样，这些人是革命时期的有功之臣，获得权力是论功行赏的分配方式。 王蒙最终裹在他的语言里。这是一层看不见，也穿不透的铠甲。他会用十个以上的同义词近义词去讲一句话，讲完，所指的事情已经被拆迁到另外的地方了，他再用十个同义词近义词去讲一番，然后，原来的事情已经不在了。 到这时，我觉得我读懂了王蒙。 我懂得了，本文开首引的这一段话，是王蒙对自身的写照。他就是那个“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的第三方。第三方是站在中间那个位置的，就像运动会的领奖台，总是高出一截，就是第一名。王蒙在抱怨第三方所受不公，但这其实是领了头奖的副产品。 我不以为王蒙真正在诉说“第三方”的委屈，我觉得他是骄傲的。记得十多年前，一位年轻人把他弄烦了，他就说了老实话：向高处吐口水，会掉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话，多么催年轻人奋进啊。现在，王蒙的新书叫《中国天机》。他在进一步描绘自己。在王先生的智慧里，他是头顶透亮，能窥见天机的人。

核心提示： 刘翔伤重，乃至极有可能跑不完全程，这样重量级的消息没被当成新闻发出，任何媒体从业人员都会感到惋惜，也会被视为失职。 体育频道，应该是中央电视台最早搬进浴火重生的新台址的部门。率先入驻是为了转播2012年的奥运。转播相当成功，为此昨天（8月22日）央视召开了内部研讨会，表彰一众前后台辛勤工作的人们。 不过，其中提及了评论员杨健的“事迹”，即他事前知道刘翔伤病严重，层层汇报，为此准备了四套解说预案。这个包袱一抖，一片哗然。 如果说退赛之日即有人质疑刘翔是否在演戏，那么在对杨健的介绍透露了其中的戏码。质疑刘翔者，无论怀疑其上场的动机是商业还是上级指令，都绕不过其个人伤痛的代价，其情终有可悯之处；而央视有关人士知道情况却选择不做报道，代价则是对媒体公信力难以弥补的损害。 刘翔风波凸显的是央视角色定位的尴尬：是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及运动员的公关部门，还是作为去伦敦报道奥运会的大众媒体？ 报道一词，是错位的核心。记者总要追新闻，刘翔伤重，乃至极有可能跑不完全程，显然是一个重要新闻。关心刘翔的中国观众有此知情权。任何一个体育记者得此消息，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报道。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杨健的四套方案无一指向成功：A. 艰难完成比赛中途下场 B. 艰难完成比赛没有晋级 C. 艰难晋级，但半决赛不知如何 D.

中国各地周日爆发七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日抗议，此前日本活动人士登上了东海有争议岛屿。 这些示威标志着两国关系出现自2010年9月日本逮捕一名中国渔船船长以来最大幅度的恶化，那艘中国渔船在日本称为尖阁群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小岛附近海域冲撞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巡视船。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大约1000人在中国南方的深圳市举行游行，抗议者推倒了一辆日本制造的警车，还冲击了一家日本餐厅。 在西部城市成都，日本服装零售商优衣库(Uniqlo)的一家分店由于抗议而被迫关门。其它10多个中国城市据报道也爆发示威活动，包括上海、广州、西北古城西安，以及华东的济南和青岛。 在北京，几位男子周日上午在官方加强保安之际出现在日本大使馆外，表达反日情绪，但除此之外并无其它抗议迹象。 中国出现这波示威活动之前，150名日本活动人士周日早些时候登上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有争议岛屿，并举行了一项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死难者慰灵的仪式。 在这150人中，有10人（其中5人是地方政府代表）从船上跳海游泳至其中一个岛上，然后挥舞日本国旗。 就在几天前，日本警方逮捕了14名香港活动人士，这些人中有7人登上了同一个岛。 中国外交部表示，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对登岛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方应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避免严重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在群众中渲染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加强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手段。 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反日情绪最为强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并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至今仍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耿耿于怀。 按照与邻国打造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北京方面也安排中日进行更多交流，但是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共本身的宣传推动）经常破坏这个目标。 中国网民周末批评政府对日本过于软弱。“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为什么我们不派出几艘军舰，把日本鬼子赶走？”一名评论者在流行的即时通讯服务QQ的一个群里表示。 上一波大规模反日抗议发生在2005年4月，当时日本表示计划颁发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钻探权。那一次，中国数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还有人呼吁抵制日货。 译者/何黎

2010年时，需控制经济过热，今年要阻止经济走衰。这两年，中国经济直如过山车。德语媒体注意到，北京当局正制定并采取各种对策。 《新苏黎世报》8月23日刊登记者从上海发来的一篇特稿，指出中国当局正试图通过改革地下钱庄，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该报写道： “改革是困难的，因为，为使虽由国家监督但难以调控的大银行愿意加强对风险更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国家得跟自己作战。同时，又要构建一个用于平衡大银行权力的对等金融系统。最后，应出现一种有私资本参与的新型金融企业，在提供公平条件、盈亏报表透明和安全可靠的基础上，经营小型贷款业务。” 一大改革举措是将温州的地下钱庄引上合法轨道。《新苏黎世报》指出，因为温州对中国小企业精神的盛衰具有象征性意义，‘温州项目’的总轮廓虽不清晰，但对改革而言，仍有至少两个方向上的意义： “其一是，当局意图将深植于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私人贷款网置于更为正式和更合法的基础上。其中，将开办类同借贷市场的私人放贷中心，使有钱的个人和家族同需要钱的企业之间形成某种平衡成为可能。其二，并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试图使非正式的放贷点合法化，并使之转变为私营商业银行，……这里，政府希望收到一石二鸟之效：既推动实现公平条件下的对中小行业的借贷，同时又导致在国有银行垄断地位内产生某种竞争。” 走向 “ 危险地带 ” 《法兰克福汇报》8月22日刊登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中国艰难抗击经济降温”，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幅度之快超过预料，从中央到省级政府，正出台一系列景气振兴计划： “做出这些努力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弱化趋势超过预期。因为来自美国和欧洲这两个中国最大出口市场的需求减少，投资和内需并不像所希望的那样旺盛，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跌至7.6%，创下3年来最低值。企业盈利增长弱化的趋势更加严重…… “根据日本央行副行长西村清彦（Kiyohiko Nishimura）看法，中国正走向‘危险地带’。他指出，如果老年化社会同房地产泡沫和贷款的急速膨胀撞在一起，财政危机就势所难免。中国的发展类似90年代的日本和10年后的美国的扭曲现象。” 摘编：凝炼 责编：洪沙 [ 摘编自其它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中国西安当地媒体记者日前经暗访后发现，当地警察使用无牌面包车同时抓走嫖客和“小姐”，“小姐”释放，嫖客被罚，警方疑联手“小姐”“钓鱼抓嫖”。著名学者姜明安认为“钓鱼抓嫖”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恶劣违法行为，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恶果。 事件:警察钓鱼分赃 卖淫女抓后再放 西安市民张先生向媒体爆料，称自己被警察“钓鱼抓嫖”，交了3000块罚金没有任何处罚证明。记者按照曝料线索，在发廊外暗访多日发现：警察抓捕并无固定时间，不属于定时巡查；抓人时总有一辆无牌面包车出现带走嫖客和小姐；小姐20分钟内返回按摩店继续营业；嫖客被罚。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今天作出官方回应称，分局连夜对于辖区内的所有浴足店进行排查，并成立了专案组对“设伏抓嫖”事件展开调查，“我们公安分局的局长和我们党委一班人态度非常坚决，不除这群害群之马或者是这一伙冒充公安人员进行敲诈勒索的人员进行坚决打击，绝不姑息迁就。” 网民:钓鱼抓嫖系无底线执罚经济怪胎 “钓鱼抓嫖”事件曝光后引发了中国互联网网民的一片哗然之声。时事评论员邓海建认为钓鱼执法的实质是将执法急功近利成执罚，是无底线执罚经济下的怪胎，一旦执罚经济的“种子”遇到权力失范的土壤，立刻将刚性法律化成寻租自肥的利器。明晃晃的“钓鱼”抓嫖，记者知、而执法部门不知，这本身就是最耐人寻味的命题。 时事评论员杨威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西安上演的这出“钓鱼抓嫖”不过是众多钓鱼执法事件的又一个异化，钓鱼执法会让民众对法律产生强烈质疑，极易让人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惶惶心态，更是对中国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公权形象的釜底抽薪。 网友“闲散一石”则怀疑“钓鱼抓嫖”可能是个别警察所为，嫖客进入“洗脚店”，“卖淫女”立即通过手机等形式通知警察，警察不由分说逮人罚款并不给任何文字材料，以免留下犯罪证据，事后与“卖淫女”分成。“警察中的害群之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专家:近年基层钓鱼执法情况越来越少 荷兰在线记者调查发现，“钓鱼抓嫖”事件并非中国首例被曝光的警方钓鱼执法丑闻，早在2009年，上海白领张军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罚款1万元，在当时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 钓鱼执法丑闻为何频发？钓鱼执法背后存在着哪些利益“潜规则”呢？带着这些问题，荷兰在线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 姜明安教授首先认为“钓鱼抓嫖”事件从本质上讲是地方公安机关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恶性违法行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姜明安还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警方钓鱼执法的情况越来越少，但部分地方的公安机关对民警还设有“创收”的硬性指标，完成指标民警就可以拿一部分奖励，在这种指标的压力下，很多民警因为完不成任务就选择使用钓鱼执法；其次，目前在中国部分地方还保留有财政返还制度，即公安部门将罚没款上交财政后能拿到30%的返还款，导致部分公安机关为了争取财政加大返还比例而随意下达罚没款指标。 除此之外，姜明安还表示钓鱼执法现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基层执法乱象。在中国的现行财税制度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中央政府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某些地区因为财政存在严重困难，“增收创收的压力下摊到每个行政执法机关就极易导致钓鱼执法情况的出现，因此有必要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比例”，姜明安对记者进一步解释道。 那么，参与“钓鱼抓嫖”的民警和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姜明安告诉记者，根据中国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的可处以警告、记过、记大过，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撤职和开除。“当事民警除了应接受行政处分外，该单位的领导干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按照问责制追究领导干部的个人责任”。 （注：配图与本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