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中国渔船抱团到南海捕鱼，随行的还有中国的渔政船提供护航。 中国最近为南海问题，接连作出多个举动，学者向BBC中文网表示，中国的前提是不以动武为手段。 除了中国启动建立海南三沙市的程序，另外30多艘中国渔船组团到南海的永暑礁进而转到渚碧礁捕鱼、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报道称，创下记录的蛟龙号深潜器明年可能到南海测试深水区。 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芳分析认为，这些其实是在不动武的情况下，中国南海政策的延续。 例如中国启动在海南省三沙建市管辖南沙群岛等争议性水域及岛屿，杨芳说，越南和菲律宾很早便在争议的区域设县立建市，相比之下，中国先前只是以办事处管理三大群岛的事务。 台湾也是将争议性岛屿和海域归由正式行政区管辖，例如南沙的太平岛便是归在台湾的高雄市。 最近台湾的成功大学也在该岛附近进行水文调查、当局也考虑加强岛上护卫火力以及扩建机场。 菲律宾对此则指责是“挑衅”，并且声称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将就此向北京提出交涉，而不是和台北协商。 现在中国在海南省的三沙建市，对中国在“实际管理、有效控制”的国际认定下，较能强化主权主张。 而三沙建市还显示中国有意以行政的方式作为对策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周旋。 在南海问题上，涉入较深的是中国、菲律宾、越南以及台湾，在申张主权上也有各自的困难。 例如台湾在此一问题上便表态不可能和中国联手，对中国而言，虽然声称保卫领土主权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但是绝不愿意见到台湾以主权代表地位与他国交涉。 杨芳说，菲越两国希望经由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能够加强自己在问题上的地位。 菲律宾和越南虽同属东盟，但是杨芳也表示，柬埔寨等不涉及南海问题、而且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便不愿意在此一问题上，支持菲越两国。 但是最近和中国有着东海与钓鱼岛（钓鱼台列岛、日方所称尖阁诸岛）主权纠纷的日本与菲律宾达成海上巡逻协议，可以说是将两大争议结合在一起。 凡此种种，加上美国坚持的“南海是国际航道”的态度，使得南海主权争议更加地复杂化。

德国《商报》认为中德法治对话很重要，通过对话可以建立信任，减少误解，作者并建议从争议小的题目入手。 （德国之声中文网）针对许多人反对中德法治对话，《商报》7月16日的专栏文章认为，”……没有对话误解就更大，没有对话就不会产生信任。批评者驳斥说，面对国家专横、大规模审查或关押异议人士，在’数字时代的公民权与国家立法’标题下开会简直是讽刺。这些批评者对此类活动要求太多。从一开始就谈谁是谁非并不明确的题目就更巧妙些，夫妻吵架时这样做是明智之举，两个具有很大文化差异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要是必须握手言欢的话，这就更适用。将那些很少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放在中心，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坦率学到，西方的一些法治成就要比中国想要承认的更有普世意义。只有这样德国人才会接受，我们的法制并非轻易适合中国的。此外，这样一个大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确立标准是相当艰难的，我们为此花费了几百年之久。” 作者认为，对德国法学家而言，中国人也有”值得效仿之处”，比如微博。”中国的网民去年在一个新建高铁线发生严重车祸后，迫使政府设立调查委员会。反过来政府同样利用互联网让公民参与，将立法草案放到网上，请民众评论。…… “这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有很大优点，透明而且相当快。……” 作者说，”……虽然让人生气的是，北京时而将对话作为政治施压手段滥用。2007年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访德后取消了大会，然而德国人应该坦然承受。幸运的是，我们以为可以就是非问题向中国人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过去。难道因为我们不再只是指责而且还得让人信服，与中国的交流就是浪费时间了吗？ 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恰恰相反，对话比以往更加重要，中国的法制尤其在过去10年明显改善。这个由前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的对话，最重要之处就是在政治套话之外建立信任关系，相信不仅只有一方是对的，相信可以揭示各自的弱点、可以在照顾各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做出妥协。” 文章建议：”德中法治对话或许有其弱点，然而并不像它所显现的那样抽象，比如有个题目可以共同考虑，延利希（Nils Jennrich）案失败在何处。这位32岁的（艺术品）承运人被笼统地指控进行走私活动，不经起诉关押在人满为患的牢房已近4个月，他的心理到了极限，体重减少15公斤。 “此案在中国是个例外，但遗憾的是这种例外随时都会发生，那么不妨在慕尼黑坐下来共同探讨错在何处、如何改善程序。德中法治对话的信任关系允许谈论这个案子，而不会让中国人感到是在干涉内部事务。” 除了三自会，中国还有官方体制之外的家庭教会 “在上帝和祖国之间” 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在上周六接受祝圣后，公开宣布不再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职务，其后其被不明人士带走短暂失踪。《南德意志报》7月16日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文章评论道：”天主教爱国会在根本上有几点不同于天主教的准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不承认爱国会；而（中国）官方教会成员不许批评中共。与梵蒂冈相反，爱国会支持避孕，绝不批评中国当局实施一胎化政策的强制堕胎。中国许多官方教堂里张贴标语，从中可以读到国家教会的哲学：’爱神也爱国家’，有疑问时对祖国多爱些。官方报道说天主教在中国有570万成员，加上据估计超过6百万的地下教会，信徒数量可能达到1200万。” 摘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库勒（Hans Kühner）撰文认为，中共试图通过仿造的传统文化，对内强化民族认同并增强百姓对党的忠诚，对外是要争取国际好感。 （德国之声中文网）针对在德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作者在《新苏黎世报》（7月14日）撰文写道：”但是，（文化年）方案中采用的 ‘对话’、’公开讨论’或’公共空间’ 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有其自己的历史。比如，’对话’是1989年5月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徒劳无力地）提出的。 “通过在中国不存在的或被系统限制乃至摧毁的交流形式和场合，要在外国争取好感。就连’茶馆’在中国也找不到了，因为茶馆唤起人们对往昔田园牧歌、异国情调的’永恒中国’ 的联想，就从丢失的文物道具中拿来为’文化年’所用。……” 用文化“在外国争取好感” 作者分析说，百年来的现代中国，与传统为敌的极端主义盛行。”敌视传统的讨论在1949年之后的人民共和国获得最大的穿透力。通过越来越极端的对宗教及’迷信’的攻势，传统节日、庙会以及与之相连的传统习俗统统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新政权的节日。最后在文革中，这种文化的物质形态（寺庙，城门，艺术品）也被摧毁。” 中共利用传统文化 作者指出：”中共在中国承担了民族主义任务，并且独揽一切。其实’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结果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它所实现的更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文化同质，割裂传统，创造一个大众社会，以新文化名义摧毁古老的民间文化。所以，人们并非因其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怪罪中共，而因为它是’民族设计项目’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项目’业已搁置，从而也失去了为民族主义目标寻找社会主义理由的必要。经济增长和资本收益作为主导思想彻底贯彻，社会主义项目的失败所遗留的空缺被强国理想填补。于是，今天对正统民间传统和昔日物质遗迹的毁灭同样是对先前的民族形成过程的前后一致的继续，就像毛的文革一样。然而，今天的这种毁灭进行得更加顺畅，因之几乎是浑然天成地出现在现代化、扩大基础设施以及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汉堡的“中国茶楼” “用新’发明的传统’、用’新文化’以及用’假古董’来替代被摧毁的，也就合乎逻辑。传统节日如赛龙舟和庙会又被复兴并加以新的策划。’老’街道如南京或杭州的’明代街道’被重建，城墙被修复，而古老街道的最后遗迹常常让位于仿造。甚至还在谈论重建50年前被拆掉的北京城墙。与这个趋势相符的是，在外国用竹子搭茶馆，或建立中国文化设施，用以往被作为’封建’思想化身的孔子命名。” 文章说：”重建、模仿和新发明优点不少：’老街’可以从一开始就按照旅游和现代交通需要来设计，还可以体现’反动’或’封建’因素中被净化的传统，促进中国民众对民族的认同，同时促进对党的忠诚；捞取流动资金，通过扩张旅游业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于是，对过去的文化传统和物质遗迹的破坏与对其模仿或重建表明不是矛盾，而是重塑（或曰新发明）中华民族过程的互补元素。” 摘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7月9日上午和1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犀利哥”许小年也参加了座谈会。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忧虑可窥一斑。 从经济数据的走势来看，中国经济确有“硬着陆”之虞。一季度GDP同比增8.1%， 增幅5个季度连降，二季度GDP“破八”已无悬念。6月份CPI同比涨2.2%，创29个月新低。央行罕见地一个月内连续两次降息以安稳市场信心。 来自实体经济层面的信号似乎更加惊心动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4月和5月，电力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仅为1.7%，而过去十年间电力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2%。同期铁路货物总运输量增长1.3%，而2005-2011年间平均增长率为6%。煤炭输出量占到全国港口输出量的70%以上的秦皇岛，号称“工业血液”的煤炭存量创出历史新高，甚至高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股市投资者也明显信心不足。上半年上证指数尴尬微涨26点，其表现在亚洲主要股指中倒数第一，留给股民长长的叹息。 让我们快速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依靠“入世”带来的出口繁荣、火箭式爆发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从过度消费转向“去杠杆化”，中国出口锐减。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但中央没有预料到的是，“四万亿”计划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超过10万亿元。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令市场震惊的10万亿规模。 在过度刺激的背景下，房价再度飙升，通货膨胀卷土重来，2011年CPI一度突破6％高位。突然之间，中央陷入三重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作为应对，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5.5%上调到历史新高21.5%；清理整顿地方平台债，减慢高铁建设速度；对房地产采取极端的“限购”。 几幅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通胀急剧下降至2.2%低位，房价也陷入徘徊僵局。但是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投资驱动，在刺激计划的推动下2011年投资率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49％。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贸然对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急刹车的结果不难想象：推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引擎同时熄火，经济急剧降温。 三一集团是投资驱动型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成为今年投资大滑坡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各种大型工程“大干快上”的历史大潮中，三一迅速崛起，2011年其创始人梁稳根更是问鼎“中国首富”。那一刻，也是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巅峰时刻。 今年以来的形势急转直下。今年5月份压路机、装载机、推土机和挖掘机销量同比分别下滑29.70%、25.77%、29.90%和23.92%。2011年末三一集团的员工人数首次达到6万人，而到今年6月30日员工人数减至5.7万人。据2012年一季度财报，三一重工实现净利润28亿元，但应收账款达到201.23亿元，是其净利润的7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