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2012年7月6日） 一、非对称降息 “不到一个月再度降息，近四年首次非对称降息”——南方都市报编辑用这两句标题概括了央行昨晚的公告，附加的背景分析是：“昨日欧洲央行亦降息，英国央行宣布扩大量化宽松。翻版去年六大央行联手救市。稳增长意图强烈，有专家分析下半年还会降息”。 新京报除了用头版头条通告新闻外，还用社论预测《央行降息释放改革破冰信息》。作者赞扬“此次降息时机的选择，表明央行在规避货币政策操作诱发的市场投机方面，可谓手法日趋娴熟”，并强调，“最重要的是，央行直接的非对称降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部门已经充分意识到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恰恰是对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进行彻底结构调整的绝佳时机。” 不过，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忧虑还是更加强烈，人们在微博上的第一反应多数是对硬着陆的担心。根据网易财经昨夜所引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李长安所言，“央行再次降息，说明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还要严峻，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境况可能比2008年还要糟糕”；搜狐则在今晨推荐大河报那篇《房奴每月可以少还点钱了》里的调查数据：有超过70%的人认为“单纯降息没用，经济颓势不改”。 京华时报亦通过头条评论宣布“再次降息彰显实体经济饥渴”，而且“如果信贷投放不准确，信贷结构得不到改善，那么资金仍可能流不到实体经济中，而会进入到落后产业、强势企业中，从而导致降息效果打折。”值此，这份北京报纸再度呼吁“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因为“相较于资金饥渴，企业对经营环境改善的饥渴更甚。” 第一财经日报更声称意外降息背后是“经济放缓已需急救”的局面：“所采访的经济学家均注意到，在上次存贷利率等幅下调引发争议的背景下，此次降息采取了贷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利率降幅的‘不对称降息’，一方面缓和‘剥夺储户’的质疑，另一方面突出了鼓励向实体经济放贷的意图。” 来自最高喉舌的解读或者更能靠近中南海的心思。正如人民日报大标题“一月两降息，护航稳增长”一样，新华社也将《三问央行年中二度降息》预告为重要稿件，据其所引分析，“央行在一个月时间里两次下调基准利率，凸显出决策部门稳增长的强烈意图”，由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补充的一句是：“央行降息意在提振实体经济而并非针对楼市，央行对房贷利率浮动区间维持不变的强调，体现了我国金融政策坚持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决心。” 此时，新浪在头条专题里推荐“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作调整”的细节，以及同样来自新华社的那篇评论——《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要强化问责机制》。 二、第一书记 李成金的领导们终于决定，使用一个如今基本只存在于中共党史中的职务称谓——“第一书记”，来顶替这位什邡市委书记做最终决策。昨天深夜，“活力什邡”公布任命，即“7月5日晚，什邡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会议宣布：经中共四川省委同意，中共德阳市委决定：中共德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左正同志兼任中共什邡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什邡市委书记李成金同志协助左正同志工作。” 比起各地都市报集体用降息新闻作头版头条，经由人民网、中新网、央视网等转发，门户网站至少可以在早晨9时前将左正“空降”的消息放在首页顶端。这条宣布李成金由“一把手”改为“协助工作”的上级声明，或许能够稍稍平息那些坚持要求查处的呼声。因为强行上马钼铜项目，更因为在面对民众抗议时采取的“震爆弹、催泪弹”模式，李书记在街头标语和网络留言中都已是千夫所指。 拜微博监管者的难得宽松所赐，一周以来，关注什邡事件的人们虽然不太能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新闻，但却通过自媒体实现了信息的畅快流通，不仅是那些抗议者在使用手机直播或者串联请愿时更加娴熟了，“活力什邡”这个当地官方发言账号也在此阵地火线辟谣、发布声明，甚至，那些被人肉搜索的“杀手”们也学会了在这里为自己喊冤：“人民警察脱了警服就是人民。” 在官方也已承认“对该项目的宣传解释不够”后，民间意见领袖们的抗议重点也从“环评公开”转到“滥用暴力”上，他们根据那些现场血腥画面指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个谎言。于是，不愿“背黑锅”的第一线执勤者们想要发言自辩：因为有自称成都特警的微博账号声称己方从未滥用过警械、武器，绵阳民警需要出面声明，“警察只是执行者，我们也很无奈……震爆弹是非致命性武器。” 胡锡进也承认，就算是他身边“几位一贯很理性的人”，也对“什邡动用警力驱散示威者时，是否有出手过重”心存疑问，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的感触是：“什邡是中国最缺少示威和应对示威经验的地区之一，官民都可能把握不住轻重，但这恰是需要反思总结之处。” 当然，他还是能把这些微博碎片整理成更加复杂的今日社评，要求官方对这个尖锐问题“不应回避，应当正面回答”。当然，这篇《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劝告李承鹏和韩寒们：“希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真正从公众利益出发，以自己的能力推动社会理性的形成。什邡事件本不应出现，尤其不应重演。” 根据这篇被新浪和腾讯评论频道放在头条位置的文章总结，“由于当时的抗议者有很多中学生，有社会名人在网上赞扬这些‘90后’发挥了作用，有海外民运人士也加入进来赞扬这些中学生。网上还有人把那些孩子称为‘首义的中学生’，主张‘向90后的什邡中学生致敬’。”于是，正如“染香”们在网络空间里指斥“民主键盘党”时所言，这份人民日报子报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为前车之鉴，强调：“中学生属于未成年人，他们思想尚不够成熟，但热情高，敏感度高，很容易被成年人推着走，或者成为正确社会心理的表达，或者被带往错误的方向……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号召中学生冲锋陷阵，是革命的特征。” 在声明“环保冲突”并非“革命”之后，环球时报进一步向读者警告“别有用心”的存在：“现在有少数人试图扩大什邡事件的含义，把当地的反钼铜项目引申成当地乃至更大范围打击官方权威的运动。这些人追求的已与钼铜项目无关，而是‘反官方’的绝对胜利。正因为有了这种引申，海外民运人士以及法轮功媒体也对什邡感上了兴趣。” 比起鼓励当地官方在善后时不应受“应受到任何外部干扰”，虽然也是一份党委机关报，但长江日报更愿意让作者讽刺什邡官方通报中那些“积极拥护”、“坚决支持”的句子，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凤凰网愿意将之推荐为头条评论的原因。武汉公务员丰汨认为根本症结在于“决策思维应该转变”：“决策者忽视了，或者有意无意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在决策程序上陷入了政府与人民群众‘各搭各台，各唱各戏’怪圈，在决策思维上人为的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 三、没有新闻的城市 离开什邡的日子，一些人来到了天津。有韩寒，也有胡锡进。 在看到那篇描述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失火过程的长微博后，昨天下午，这位青年意见领袖和他的朋友们呼吁“关注什邡，但勿忘天津”；在发现“378人”的网传死亡数据“轻而易举吞没”10死16伤的官方通报后，胡总编也在子夜时分感叹“官方公信力已经弱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几个马甲的合作，就差不多能向官方发起一次严肃的信用攻击。” 曹林那句“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新闻自由之叹现在可以从四川移回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地界了。在发现就算是人民网那篇《天津蓟县6.30火灾，记者采访被跟踪》也因为写出一句“当地群众对火灾事故的伤亡人数存疑”而链接失效后，这位中国青年报评论员决定将天津命名为“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的确，虽然也就是个“县”，但蓟县这个直辖市里的县，可不是什邡这种县级市能够比拟的。长期以来，天津的宣传官员们有效地控制了本地新闻的对外传播，甚至“正面负面都是如此”。于是，火灾次日，在天津日报、今晚报和每日新报的版面上，均未出现与此火灾相关的图文。 “6月30日下午16时许，位于本市蓟县县城的莱德商厦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截至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现场正在清理，初步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这是当天深夜北方网发出的简讯，此后，这家天津官办新闻网站再一次发出相关消息已是7月4日，《天津市蓟县火灾事故医疗救治工作有序进行》，稿件维持了10名遇难者的口径，称“9名为商厦工作人员，1名为顾客”，且“事故中无人员失踪”。 或许也正是这篇由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通稿激怒了异议者，他们更加活跃地在互联网上指责官方数据造假。一家名叫“渤海论坛”的网站成为聚集地，这个自称“新天津门户”的民办BBS从火灾发生后就开始跟踪报道，张贴大量现场图文及视频，并汇总那些本地报纸的缺席证据，在微博里公开抱怨“官方媒体在集体睡觉，死难者亲属在哭泣。” 那些天津新闻办权限之外的媒体没有睡觉。继7月2日注明“天津市政府网站上也找不到关于蓟县火灾的任何信息”后，财新网在次日即引用目击者所言，称《天津大火祸起空调外机，事发后大门被封》：“室外机燃了，里面停电，老板让把门（卷帘门）拉下来，里面的东西什么都有，他怕你不给钱走了，把门给关上了。” “伤亡人数200都挡不住！县医院太平间都满了，家属哭的死去活来”的网络指控更增添了细节，7月5日，新浪微博已经标明“天津蓟县火灾疑云”上升为热点话题第二位。虽然也有人声称经过逐一调查后“初步认可”官方10人死亡的数字，但流传更广的显然还是那个让人们不寒而栗的描述：“商场着火后，广播里高喊‘不结账不许走’，随即商场大门关上，商场如焚尸炉一样‘火化’了包括100多个孩子在内的378个活人。” 各地报章就此陆续跟进。云南信息报今即根据诸多微博论坛证言发表评论，呼吁《蓟县大火需要彻底的信息公开》：“面对网络上传播甚广的各种说法，蓟县方面始终没有回应，绝非明智。因为越是躲躲闪闪、语焉不详，尤其是涉嫌对媒体采访权设置人为障碍等，对于真相澄清、民心平抚，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 以“天津大火与170字简讯”的对比为题，腾讯现在正用首页专题讲述其间的传播异象。在声明那个“耸人听闻”的378人说法“非常符合网络谣言的特征”后，这家网站自问自答，“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怀疑10人这个死亡数字？本次蓟县大火，沉寂数日后谣言突然爆发，除去当局公布的信息太少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来自本地媒体的集体失语。” 于是，这些网站编辑历数天津五大报纸直到今天为止“对本次火灾的报道加起来只有一条”的缺位和失语，并引用前年上海大火时的当地媒体表现为据，反驳“媒体需要保持谨慎，避免发布不实信息引起恐慌”的说法：“即便起火的原因、过程、甚至死伤情况无法第一时间报道， 但及时通报火情，报道救援情况，采访现场人员、消防单位，当地政府发言人，毫无疑问是媒体可以做的，而且是本地媒体最应该去做的。” 算是给面子，这期今日话题至少给曹林那句“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加了个问号。“什邡小城出事把微博折腾了个底朝天，天津这么大的火，外地网友拼命刷屏追问真相，却没看到多少天津人在讨论，天津的官博连装模作样的辟谣都懒得辟”——为了说明这种“天津媒体不监督异地，异地媒体也监督不了天津”的现象，腾讯编辑们甚至找出了早前“游泳池高压电事故”、“滨保高速车祸”以及“炫富女坑爹”的新闻热点，强调“面对重大新闻，天津媒体失语已非首次。” 专题结语处，这家中国流量最大的新闻网站决定告诉那些试图“驯服”本地媒体的官员们：“媒体需要勇气，当媒体失去勇气，没有人去告诉大家真相的时候，‘谣言’自然就满天飞了。” 四、“关我屁事” 当然，“正能量”热潮也在此起彼伏。在杭州，钱江晚报宣布《浙江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各行各业向吴斌同志学习》的消息；在福州，一位跳入江中救人而不幸牺牲的“托举哥”，被授予一张特别的“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因为虽然全城媒体都在发布寻人启事，但始终没能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在广州，不仅“最美公交司机”获得赞美，在病发时守护他的“最美乘客”也出面说一句，“见到这样的事，都会这么做的啦！” 一位“最美”更是在今天获得人民日报要闻版上的长篇通讯追思：“周江疆为救员工两度冲进火海。１０名员工全部获救，他却不幸牺牲。这一次，网络上飞向一位不折不扣‘富二代’的不是一块块板砖，而是一根根悼念的蜡烛。” 的确，这位“高富帅”因为“高在人品，富在心灵，帅在行为”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扬，不论是在他遇难的山东，还是在灵堂所在的家乡江苏，本地媒体都向这位开保时捷的建筑公司总经理投以哀悼。新华每日电讯今天更发表评论，根据周江疆“多年坚持每天12元的伙食标准”等细节，称赞这位英雄是“‘富二代’的人生教科书”。 只是，人们被“人间大爱”点燃的善念，却也很容易被当头浇上一盆凉水。今天，更多的评论员是在怒斥，“被人救起，说声‘谢谢’会死吗？” 根据三湘都市报昨天报道，7月3日晚在湖南娄底，“27岁的邓锦杰为了营救溺水的一家三口，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救人。不幸的是，因体力不支他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而让人心寒的是，当邓锦杰遇险生死不明时，被救的一家三口不但没积极施救，也没留下来关注事情的进展，而是漠然地选择了离开……” 当然，最能说明“漠然离开”的还是那句当地市民指控，即“最让人气愤的是，听说当时那一家三口离开时，围观的群众说‘救你们的人还没上来，你们怎么就走？’那一家三口中的女的竟然说“关我屁事”，然后就开车走了。” 于是，“小伙为救一家三口溺亡，获救者竟称‘关我屁事’”这样的标题，都市快报编辑已经觉得不足以表达自己的义愤填膺了，他要在版面上大骂一句“丧尽天良,你们还有人性吗？！” 昨天下午，邓锦杰生前所在公司的老板晏建伟已宣布带头拿出1万元悬赏，希望市民能提供线索帮助寻找被救者。根据潇湘晨报今晨跟踪报道，晏建伟说，“只希望被救者能现身，说一声谢谢”，而且“九成市民对此表示赞同”。 只是，南方都市报作者此时已长叹一句“找到冷漠的被救者又能怎样……”在讲述了“即便找到了被救的冷漠者，顶多也只能让他们出钱补偿死者家属”的中国法律相关规定后，梁江涛建议，“对被救后扬长而去的冷漠者，不仅要承担其民事补偿的责任，更要立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将其公开曝光，列入社会征信体系，使其事事难办，处处受阻；是公务人员的，一律开除。唯有此，才能救赎‘道德落水者’，不再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护佑更多的人参与到见义勇为的行列中来。” 长江商报评论员熊志回望“道德回暖”的这个时段，感叹“对逐渐摆脱危机的社会而言，点点滴滴的善与美，都可谓来之不易，需要共同呵护珍惜”。如何呵护？他强调，有仗义之心的路人、“坐在路边为之鼓掌”的观众、心怀感恩的受助者三者，“都是道德链条上的紧密一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大河报作者稍加体谅，《被救后不言谢可恕，“关我屁事”不可恕》。龙敏飞承认，“现实中确实有少数人救人的目的是‘别有用心’，使得部分人对‘救人者’本身有‘抵触情绪’，害怕自己的一句‘感谢’成为人家‘讹人’的契机，只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现场，避免‘被讹’的尴尬与风险。”但在他看来，“最起码的共识与底线依然存在”：“一句‘关我屁事’对待救人者，显然逾越了公众能够接受的底线。你做不到‘谢谢’救人者，不侮辱、不谩骂、不全然冷漠应该是最起码的情感共识。而这种‘关我屁事’的举动与行为，是必须谴责与摈弃的‘社会之恶’。”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编者按】2012年7月6日，北京朝阳公园南门附近发生了一起文化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通过微博约定的打架事件（其中一方称，他是前去“普法”而被“群殴”的），此事被网民称为“微博约架事件”。而在整整100年前，北京的文化人之间也有过一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的无约之殴。中国学者杨早为FT中文网撰写此文，记述并分析了百年前那场文人斗殴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两起文人斗殴事件的联系也许仅仅限于时间上的巧合，作者或许无意对两者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类比。 历史有的时候巧得令人发噱。1912年，就在7月6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二十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的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白逾桓（同盟会干事）、《民主报》仇亮（同盟会员）、《国光新闻》田桐（同盟会干事），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蓝公武（对，就是这位先生首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位议员李国珍（他曾在参议院严厉质问总理唐绍仪比利时借款用途，让唐愣了一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正好也来报馆聊天。一块儿打！ 这一顿打得不轻！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打完怎么办 他们打完，并不走散。而是二十几个人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徐佛苏后来说，他们不准徐换外衣，而且“沿途殴打”。 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但当晚两边的人都放了。 打人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7月6日《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同盟会方面认为，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国民公报》则辩称“此系主笔沿用东人（日本）名词，作假定政府解，即临时政府意也”。 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则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月7日，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日报》、《新中华报》、《京津时报》等20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在城南广和居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 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 《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经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打人之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 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 《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再往前，再往后…… 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VS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线下，只要梁启超等人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如张继等常常冲去砸场子，一人一根手杖，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亚细亚日报》一向被称为政府的御用报纸（跟现在的《环球时报》差不多），在传出北方军人要打《国风日报》的消息后，该报发表评论说： “国风日报对于大总统种种诬蔑，罪有应得，北方军队义愤勃发，实行保障共和，亦为可嘉。但对于此事，如不满意，可请愿控诉于司法机关，或该管官厅，令其更正，若欲野蛮手段对待，则违背法律甚，非本报所期望于爱国之军人之本意也。”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枉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他选择支持袁世凯。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V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没有了上海商会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陈其美连上海制造局都打不下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此后，胜败双方都走上了“控制舆论”的不归路。 暴力迷恋之反思 很多人喜欢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社会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别。“君子动口不动手”，前提得是“君子”。而小传统中对暴力的迷恋，源远流长，尤其是转型时代，更为凸显。 清末的立宪、革命两条道路，也不妨视为大小传统的分野。主张立宪、赴京请愿、官绅（商）合作，这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途；联结会党、购买武器、发动起义，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前者定归主张斗智，后者则天然沾染上暴力的色彩。 武昌首义，同盟会参与不多，真正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光复。陈其美从收买军官、抢夺都督、诛杀陶骏保、刺杀李燮和、暗杀陶成章、抓捕宋汉章，每一行动，无一不充斥着暴力。与之相应的，是北方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暗杀行动。 自然，不是说非同盟会的人，就一团和气，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山阳的周实、阮式，都是同盟会员而死于当地士绅之手（详情参见我的新书《民国了》）。更往后的还有张振武、王金发。但总的来说，民国肇立，尤其南北统一之后，以共和—进步党为代表的立宪派，基本放弃了暴力手段。 因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政治规则，为了这种政治规则的建立与巩固，对清廷与皇族，他们都可以妥协，何况是一个表面上拥护共和的袁世凯？ 民初的“党争”，共和—进步党一系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国唯一经历过议会政治实践的一批人。同盟会员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说理说不过，就会油然而起动手的念头。 在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过程中，暴力被赋予了合法性，因为没有无量鲜血，不可能换得河山易色。但是，如果已经承认了统一政府与议会政治，再动辄使用暴力，就很难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了。 1912年6月30日，同盟会在万牲园开会，欢迎南方九省来的代表。席间有人放言，“袁大总统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云云。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其时也在座，他的随员黄祯祥站起来驳斥发言者，大意是吾辈既经公认袁为总统，则对于总统应各尽其拥护之职，若反对总统，即为反对共和，若诸君以一党私见，置大局于不顾，实为民国罪人。 黄这种意见是当时的舆论主流观点。起义虽由革命党人发动，但立宪党人花了很大气力，出资、奔走、游说、让步，才使南北双方在刀兵未动的情形下，共同缔造民国，现在许多同盟会员自恃功高，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别说政治对手不干，不少自己人听着都皱眉。 黄祯祥还提到一个话题，他说“武汉起义时同盟会党人潜伏海外，当时血战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实属无耻”。黄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尤其是代表武汉一系的观点。从革命功业，从治国经验，从外交基础，各方面而论，同盟会都未能让人口服心服，我们凭什么要听你们的啊？ 总的来说，虽然宋教仁一手改组的国民党在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同盟会的革命暴力气质，与议会政治颇有些格格不入。宋教仁之被刺，究竟是谁指使，史学界尚有很大争议。而孙中山坚持发动二次革命，则可视为“革命的纯粹主义”，失败后跟吴佩孚等人同调，寻求“武力统一”，其实是要将暴力进行到底，重造一个理想的全新民国。 国民党在1927年终于卷土重来，次年以武力方式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在此时，民初辛苦培育的宪政资源已经全然耗尽，北洋政府是同样的暴力崇拜者。北伐的胜利，只是暴力对暴力的胜利。得于斯者失于斯，二十一年后，国民政府同样输掉了暴力战争。 如今的海峡两岸政权，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1912年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的继承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上个月，陕西省的冯建梅怀胎7月却被当地政府强制堕胎。张凯律师昨日表示，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此前已去过北京，并与律师一同寻求赔偿。此后张律师透露，邓吉元已与政府私下达成和解。 美联社上周五报道说，邓吉元在北京的律师张凯已证实，邓吉元要求当地公安和检察部门对涉案官员予以刑事调查并起诉，同时寻求政府方面的赔偿。 “尘埃落定 ” 张律师7月9日在微博上写到：“刚刚接到电话，（邓吉元）已经与相关政府人员达成协议，现在已经到达安康镇坪堕胎案，尘埃落地。”但张律师拒绝向媒体透露具体协议内容。 张凯律师周二在博客上写道：“起初，他（邓吉元）不愿意接受律师代理，而寄希望政府的认错，后来，他一言不发，一个人主动逃离政府的监控，千里求助到北京寻找律师。这是权利觉醒的转变······” “权利认同” “大家目睹这般泯灭人性的做法后，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权利不再是你的、我的，而是我们的，大家开始认同，权利可以成为我们连接的纽带。” 虽然冯建梅事件在中国并不少见，但冯与她7个月大死婴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后，她的案子受到众人关注。中国官方媒体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并表示一些涉案公职人员已受到处罚。 但后来冯建梅一家在镇上受到骚扰，还因接受外媒采访被人称作“卖国贼”。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被传失踪。但据报道，邓吉元其实是躲过了监察，逃向北京求助。 “冯建梅的悲剧每日都在中国重复着数千遍。”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说，“那些作恶的官员应该为他们伤害妇女和未出生的儿童的邪恶、非法的行为，按照国际法律受到惩处。” 相信党和政府 据邓吉元在微博上透露，他目前已“返回镇坪和当地善后工作组开始接洽”。邓的家人同时也表示，她们一家依然相信党和政府有处理此事件的能力和诚心。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近日发布了全球“仇富榜”，展示了全球23个国家国民的仇富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国家多数富人配得上其财富，而在希腊，持相同观点的人还不到10%，而中国则位列最不仇富国家的第四名。 据报告显示，“环球扫描”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澳大利亚人中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超过60%；加拿大与美国的比重相当，均为58%；而52%的中国受访者和51%的印度受访者也持相同看法。 “仇富”情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依次为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其中，土耳其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仅为20%，俄罗斯仅为16%，希腊还不到10%。 仇富现象多指对于富人阶层或富人个体的致富手段的合法性、依法纳税等操守所持有的怀疑和否定倾向的社会心态。 该“仇富榜”发布以后，中国网友“恭喜发财”表示，仇富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其实本没有憎恨富人的情绪，老百姓只是憎恨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富起来的贪官污吏们，中国人不仇富，仇得是不公平的制度。 但也有部分网友对调查的科学性表示质疑。网友“简蛋蛋”和“本色”认为，该调查采访了23个国家的1.2万受访者，但这些受访者中有多少是中国人，他们究竟来自中国什么阶层等问题都说得不明不白，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因此该调查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