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在欧元区经济日益恶化之际，包括中国和巴西新兴市场国家，星期一正式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帮助该组织的放贷能力增加将近一倍，达到4560亿美元。其中以中国承诺增资的数额最大，为430亿美元。美国则没有提供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表示，又有12个国家在墨西哥海滨胜地洛斯卡沃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作出承诺，增资额大约为955亿美元，超出了4300亿美元的注资目标。她说，这些贡献能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足够的资源，实现稳固全球金融利益的使命。 但在增资的同时，有警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作出改变，因为这个组织长期以来由现在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主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12个国家中，除了中国的430亿美元之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墨西哥各自承诺增资100亿美元，土耳其增资50亿美元，其他国家则有不等的小额注资。

遥远的过去，有一个国家叫欧麦拉，那里的人民据说快乐又富足。 美好的背后，却暗含罪恶。在城邦的某个阴暗地牢之中，有一个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这个孩子的痛苦之上；这个孩子一旦被拯救，那么欧麦拉人的一切喜悦，瞬间将灰飞烟灭。 这是哈佛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却又有着无比真实。如果你是欧麦拉人，你该如何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用费心设想情境，一切正在实时上演，“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国变为现实版的“欧麦拉”：多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将降生，中国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计划生育成为公民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惊心动魄案例来自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月的母亲，据说因为没有办法交足四万元罚金，在没通知家人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已经成型的孩子就在母亲旁边，境况令人惨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逻辑并不成立，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换而言之，地牢外的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繁荣并没等来。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来一笔糊涂账，往往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的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马尔萨斯等理论应运而兴；而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往往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学上所谓“人口红利”,表示一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抚养率比较低，这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几年行将结束将成为现实。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后将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对应的人口负债期，经济学家蔡昉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人口红利将大概将在2013年结束。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往往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却导致自身的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也将迎来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从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或许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断言“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刘易斯拐点悄然临近，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届时恐怕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这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如果计划生育已经不能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难以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之初，并非没有时间期限。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显然阻碍甚多。任何机构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径依赖与利益惯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人口业已负增长情况之下，放开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过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团体，利用生育权利设租寻租，大肆课罚；与之对应，赴港生子与赴美生子等现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权利因为贫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会底层的被剥夺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我们常为已经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欣慰，却不知计划的幽灵仍在逡巡，伺机进入包括指甲缝这样的私人空间。计划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为隐蔽也最为恶劣的一种。 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最近离去的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长也回天乏力。对于中国而言，这虽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却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进，从放开二胎、一线城市开始试点——这不仅关系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毒树不结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础的一时繁荣必然难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欧麦拉，这里居民并不真正快乐。很多人见过那个孩子之后，无不充满自责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选择逃离欧麦拉。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现状？陕西安康引产案曝光之后，任何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解都苍白无比，甚至关于计划生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论证也显得无不伪善。习惯工具思维的国人，能否这一次从心灵而不是仅仅大脑来判断是非。“救救孩子”，应从逐步放弃计划生育开始，切切不沦落如游吟歌手周云蓬所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 http://weibo.com/xujin1900 ）

在台湾即将完成移除20世纪50年代在临近中国沿海的前线岛屿埋下的地雷之时，中国政府宣布了关于放宽台湾人在大陆就业的新举措。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这一举措准许包括在大陆毕业的台湾学生在内的合格台湾居民，在很多行业和机构的工作中，都与大陆申请者有同等的竞争基础。中国日报并未披露细节，但表示该举措是四个重点省份试点计划的一部分。 几小时后，马英九总统在台北表示，覆盖台湾所控制的金门岛和马祖岛海岸线上的所有地雷都将于年底以前被移除。这两个距离中国的厦门仅有几公里的岛屿在1949年内战结束、两岸分离后，由国民党人布下各种爆炸物。 马英九在宣布加快移除这些地雷的同时，会见了联合国负责推动停止生产和使用杀伤性地雷的特使。 自从马英九四年前就任台湾总统以来，台湾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由于担心中国压低稀土生产从而影响到全球的科技供应链，日本和越南周末宣布，将在河内成立一个稀土科技中心，加速两国的稀土开采计划。越南政府将负责这个中心的建筑费用，日本将负责资助这个中心所需的设备。 据报道， 这个稀土科技中心完工后，将从越南的矿石中提取稀土，然后用船将稀土运到日本。 日本和越南在今年5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这项备忘录，将在越南开建一个年产量1万吨的矿区。 据信越南的稀土蕴藏量列世界前几名，这些矿藏主要分布在越南西北部的莱洲。 中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稀土矿藏，目前中国的稀土供应量占全球90%。不久前中国缩减稀土的生产和输出，以确保日后有足够供应。 稀土是科技产高度需求的物资，从平板电视到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稀土的用途几乎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