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中国表示，中国渔船将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撤离。之前，菲律宾作出了类似的举措。 今年4月菲律宾指责中国渔民在菲律宾的经济区内非法捕鱼。中国则声称，对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黄岩岛拥有主权，并且派出准军事船只保护进入黄岩岛海域的中国渔民。这起事件导致中菲两国关系紧张。 上周末，菲律宾总统下令两艘仍然停留在黄岩岛的政府船只撤离，理由是气候恶劣。 中国大使馆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出于暴风雨气候以及风浪，正派遣一艘救援船只将中国渔船拉到安全地区。

对一些观念适当的澄清，相信对历史转折关口的国人认识现实、选择未来，稳妥地推动民主化多有益处。 最近，中国官方又开始组织批判民主了，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国人要求民主的呼声又到一个新的高潮。百年来有关民主的争论就不曾间断，如今更是观点纷呈。涉及中国面临的某些新问题，也有些国人近代尚未理清的旧困惑。因此，一种基于事实与常识的理性讨论，对一些观念适当的澄清，相信对历史转折关口的国人认识现实、选择未来，稳妥地推动民主化多有益处。限于篇幅，这里只择几个问题稍加讨论，就教各方。 西方民主、东方民主与民主 在官方批判民主论述中，策略之一就是将民主冠以“西方”二字。事实上，近代中国历史上这种观点已屡见不鲜。而在那些非民主国家，将民主设定为一种来源西方、与本民族传统相异、不适和本国国情的论调比比皆是，非中国独有。常常是独裁越甚、腐败愈烈的地方，这种论调越高。而今日中国最吊诡的是：这以民主来源为西方而加以拒斥的政权，口口声称要捍卫与坚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却是从西方而来，这显然是滑稽和缺乏说服力的。最保守的文化人士今日也无法否认佛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强烈攻击西方者大概也正身着西式的服饰、用着西方人发明的产品，那作为制度和思想的民主，又为何不能被国人借用？显然，问题不在来源，而在接收者的选择意愿，认可的制度价值。 退一步说，现代民主制确产于西方，但时至今日，其实行者却何止西方。东方的日本，印度，台湾，韩国，印尼等地实行的民主，已将这所谓的西方民主转换成日常的政治运作，成为新的政治文化。由此，我们还能再将民主与西方全然划上等号？ 尽管实行民主的东西方国家的具体形式可能有些差异，民主的制度和文化的成熟度也不一，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公民有权选择领导人；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国家和集体公共事务的权利；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除公民的授权外不具任何其他来源，并受到监督制衡。这些恰是民主的本质，也是国人迄今尚未解决而不得不再次面对的。而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原则，假使有一天全世界包括西方都不再实行民主，我们不也该照样去肯定、去落实吗？ 皇帝死了与政权合法性再造 “皇帝死了，中国人注定要去探索民主之路”，这是多年前笔者在法兰西学院一次相关演讲的开头语。在该讲演中笔者试图说明的就是，在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中国人诞生后，在作为处于传统中国政治和文化核心枢纽的皇权消亡后，中国人除了正面这种现实，勇敢理性地去探讨以民主的方式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外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一日此问题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一日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内在紧张就不会消弭；不管政权一时显得如何稳固，也终难避免重大危机的发生。 高级民主与低级民主 其实，象在许多非民主国家一样，即使事实上没有民主，官方几十年来也从未敢公然否认民主这现代文明的巨流。常见的是偷梁换柱，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或其它）高级民主”来虚置具体的民主实践；用排斥所谓“虚伪的民主”来造成一种真实的专制。 显然，没有多少人会认定民主的形式已至善、穷尽。新的民主形式的探索、公民参与程度的提升、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创新，这是两个世纪来现代民主走过的基本轨迹，也体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不断更新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许多民主国家“与时俱进”，达成重大的制度更新、政治重组。妇女、少数族群权利的提升就是最新的例证。用创造更高级的形式来拒绝一些证之有效、长期经验与智慧积累的已有的制度形式，对此，我们除了可以将其视为“弱智”外，能找到的另一个解释就只能是“狡辩，托辞”。 再高级的都是从低级来的，这是常识。当年笔者在北大读书时朋友们之间就此开的玩笑今日看来依然有效：“我们住不起豪宅，我们只需要民居；我们不要那高级的民主，只要低级的。问题是，那高级的官员们允不允许？” 道德的民主与民主的道德 这种带民粹色彩的“高级民主”论，有时之所以还能幻惑和欺骗一些人，除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常有的那种赶超意识作祟外，也许还与中国人悠久的道德政治观传统有关。 中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对民主制的道德期许是影响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正常进行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在面临新的民主转型期来临之际，对人性的幽暗、恶的一面抱足够清醒的体悟，对 民主制只是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调节机制，不是君子理想国有更深刻的认识，都只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问题，避免过高的浪漫期许带来不必要的挫折和失望。 民主不是道德，它只给道德的生活创造条件；民主不是好人政治，它不外乎提供保护做好人的制度可能。民主下的争权夺利，不能反证专制下道貌岸然的合理；相反，因开放透明看到的某些政治人物的缺失，才让人们警惕，对其进行监督和制衡。 但是，民主的运行又不能没有道德。古希腊的思想家就清楚，一个民主制度能否很好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道德水准和公民意识。“因追求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才有可能；而因人性的恶，民主才成为必要”。Reinhold Niebuhr 的这话，仍值得我们深思。 危机与转型 从毛这无皇帝头衔的皇帝到邓强人执政再到江胡时代的寡头政治，主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正递减，靠所谓的经济发展来弥补这种缺失只可取一时之效不可得根本救治之功。 经济发展能为民主化的发展创造正面条件，也可能因畸形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让民主化难以顺利展开。伊朗革命前的繁华以及革命后的后果皆可为一证。 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逻辑，那种先自由后民主，先经济后政治的转型论述，在某些历史情境下或可成立，但在中国却很难成立。笔者一向认为，鉴于中国这种共产集权国家的约束条件，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社会的更新和国家的再造必须相伴而行，双腿走路，否则便易成灾难。权力没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化，法治国家不可能得以确立，自由就不可能根本的保障，王立军、薄熙来亦如此，更遑论普通人。而民主没有法治的依托，就易成“一放就乱”的局面。 最理想的状况是执政者具有远见，清楚问题所在，逐渐启动政治改革，让渡权力，确立法治权威，社会活跃自组，形成运动和压力，逐层参与，达成转型。台湾“宁静革命”的道路大体如此。但鉴于六四镇压和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执政者的保守，这种可能正在危险地远离中国。 那么，民主化的启动就很可能是危机造成，而启动后的民主化也就更容易与危机相伴——埃及等国家的现况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根源在于旧体制长期对公民社会的压制，社会与政治力量失衡。临此境地，历史中行动者的道德、责任伦理、理性与妥协技巧就将是转型成功的关键。而不管历史如何演进，今日公民社会的准备都将是未来转型顺利与否的基础。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在台湾经济不景气之际，中国大陆出台的一批惠台措施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业界和学者既乐观也担忧。台大经济学教授林向恺的总体评价是，短多长空。 周一，几乎所有台湾主要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了厦门海峡论坛大会上宣布的一揽子惠台新措施。新措施包括给在大陆的台湾企业提供6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进口台湾稻米，增加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放宽台生到大陆的读书和就业的限制，并进一步简化台胞进入大陆的手续，台胞证签注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等八大项。 这些新措施是在台湾经济疲软，就业压力增加，薪资长期不长，人才流失忧虑日益加重的时候出台的，因此备受各界的关注。 *亮点一：6000亿元贷款* 台大经济学教授林向恺认为，这一揽子惠台措施中有两个亮点，第一是给在大陆的台商提供6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第二是开放台湾稻米的进口。林向恺对美国之音说： “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生产，它们本来就需要资金周转。假如中国能够在国内提供必要的融资，当然会给台商取得资金提供方便很多”。 林教授说，目前台商在大陆要获得贷款比较困难，因为大陆的银行大都是官办的，国营企业是它们的主要客户。而台商从外面融资比较麻烦，而且还有汇率问题，成本也会高一些。林向恺还表示，台商能够在大陆得到贷款也可以减少台湾资金大量流入大陆，从而降低台湾承受的金融风险，加固台湾的金融防火墙。 但不利的一面是，台湾金融机构可能因此就失去了大陆台商的很大一部分业务。不过，总体来看，大陆给台商提供贷款的利大于弊。 *亮点二：稻米进口* 在谈到台湾稻米输往大陆问题的时候，林向恺表示，农业在台湾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大陆方面能够安排台湾稻米进入大陆市场，对台湾经济和台湾农民都是很重要的，至少在短期是一个利多的因素。但是他担心，由于台湾稻米生产成本高于大陆，这种出口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还是一个未知数。 台湾农民对大陆将开放进口台湾大米的决定做出积极的回应。花莲县有机稻产销班班长康天德对媒体表示，目前台湾稻米产量过剩，“大陆愿意开放稻米市场，可解决政府与农友的困境”。他对此表示欢迎。 屏东县农会理事长苏荣庆对媒体说：“台湾米好吃，在大陆早已传开”, 陆客到台湾旅游，觉得台湾米很好吃，早就在买台湾米做礼品送人。他预期，台湾稻米价格肯定会大幅度上涨。 但是，一些米商担心，大陆米成本低，如果也向台湾出口可能会对台湾的大米市场带来很大的打击。台南米商张柏亮对媒体表示，最好是只让台湾米进入大陆，而大陆米不要进入台湾。 *优惠下的挑战：放宽就读和就业 * 对大陆放宽台湾学生到大陆读书和就业的限制，台湾学界反映正面。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经济学学生郑明哲对媒体表示，这是到大陆就业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毕竟中国市场已经可以当作国际市场”。他说，不少学生都有意愿前往大陆的台商或跨国企业工作。政策放宽后，相信可吸引不少学生前往大陆念书或就业。 但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城认为，中国大陆的就业市场非常严峻，大学生很多都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时候，当局却宣布给在大陆的台湾人提供就业优惠，其目的只是要扩大中国对台湾人才的磁吸效应。 台大经济学教授林向恺认为，大陆宣布的有关措施从表面上看是给在台湾人到大陆留学和就业提供方便，但主要目的是吸引台湾的高端人才。 林向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未来要转型，它需要那种高科技人才，需要那种有实际经验的高阶层管理人才” 。 林向恺说，在普通劳工市场上，台湾人跟大陆人相比没有什么优势，即便大陆的工资比台湾工资高出一倍，很多台湾人也不愿意去大陆工作。但是大陆对高端人才的待遇会跟国际接轨，吸引力不可忽视。目前已经有150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今后如果大量高端人才继续流向大陆，必然会影响到台湾的长远发展。因此，林向恺认为，中国放宽人才流动限制对台湾产生的影响可能弊大于利。 林向恺教授指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资金而是人才。如果台湾不能够加快自身的经济转型，确立自己在高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台湾的人才即便不流往大陆也会流往韩国或者其它科技更加发达的国家。他强调说，台湾在人才方面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