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中国近些年的外交有个特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如果有任何“不友好”的行动，中国政府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但俄罗斯对中国再“不友好”，比如俄国的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中国商人及在俄侨民经常受到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一波三折，中国经常遭到俄罗斯经常单方撕毁协议的羞辱，等等，但中国政府对此基本低调处理。中国媒体对这类事件也视而不见。在对待普京及西方各国元首的态度上更是泾渭分明，对西方国家首脑及政府丑闻从来不吝笔墨，对普京则除了赞扬，基本不加批评。 普京何以得到如此礼遇？原因无它，只因中国政府将普京及俄罗斯视为反民主盟友。放眼滔滔世界，北京觉得很难再找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同类项。北京认定，俄罗斯如果失去普京，将会走上亲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这将使北京感到自己失去重要的同盟者。 作为同类项，北京与普京最相似的就是两者都排斥现代民主制度，笃信发展经济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普京在今年1月的竞选演说中，仍然坚持政治上的“跳跃与革命”是有害的，需要渐进发展；仍然强调“强大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强调俄罗斯在家用电器拥有率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五分之四的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苏联发展的顶峰年代，80% 的俄罗斯家庭的消费水平超过了苏联时期。普京当然不会忘记提到民主化初期俄罗斯曾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唤醒人民对他的感谢之情。 ——类似的内容，人们几乎可以从江朱第三代及胡温第四代这两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看到。 北京与普京的共鸣还表现在二者对文化思想控制都表现出特别的嗜好。区别只在于：在有了一定创作自由空间的俄罗斯，普京还得礼节性地表示“谁也不能侵犯创作自由”，但普京真正要强调的是：“国家有义务和权力动用资源解决社会和公共问题，包括塑造能巩固国家的世界观”，“国家在文化领域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电视、电影、互联网、大众文化这些塑造社会意识的工具都要做行为表率和制定规范”——这点，中国政府已经走在普京前面，还希望更上一层楼，能够控制得滴水不漏。 在经济政策上，普京强调大型国有公司在经济中的控制作用，富人们因此深感不安全，往外移民成了富人趋之若鹜的选择。甚至有报道说，纽约豪宅的价格因中俄两国富豪购买而被拉升——看到这些，相信熟知中国政治宣传与国情的人士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中国政府且慢高兴，在经历过第一轮初始民主化的俄罗斯，民主思想的种子已撒入地里，经过艰苦耕耘，俄罗斯会有收获。 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实行了全面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如中国政府这样全面严格；曾经有过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多党制成为今天俄罗斯政治生态，执政党势力虽然强大，但不能象中国这样以党领政、政府完全沦为党的政治工具。也因为有了这些政治活动空间，即使普京再想开倒车，也只能在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新闻自由等虽然受到普京及其政治势力的严重干预，但毕竟还为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活动空间——这些，今天的中国依旧全然没有。好不容易有个透气的微博，也被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围追堵截。 不喜欢普京强权的还有经济精英，但他们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移民外国，并带走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富。 普京的支持者有两类人，一类由俄罗斯愤青组成，比如普京青年团“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他们拥护普京，是因为普京激起了他们的强国梦，他们高喊“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这些青年并不了解前苏联历史，也不能体会斯大林专制曾让苏联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被普京的说教所吸引，加上普京的俄罗斯青年联邦目标计划为他们进入各级政权提供了机会，因此成为普京的坚定支持者。另一类则是普京的“票仓”，主要分布在农村等信息落后及受控制地区（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阶层相同），这类地区的人群仍偏向于“传统的俄罗斯秩序”，即强权政治。 根据2011年初的民意调查，近70%的俄罗斯人选择“稳定”，即使这样的稳定“可能需要以民主原则及个人自由为代价”，只有大约20%的人会选择“彻底自由的民主”，这一人群主要由生活在莫斯科等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这些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而是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尤其是参政权。他们是普京强权的积极反对者。经济上日趋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对政府腐败、税负太重、缺乏自由颇有怨言，但一想到失去政府的强力统治，中国可能陷入无序化的暴民政治，就成为政府强权的坚定支持者。 中俄中产阶级对强权的态度不同，与两国经济特征及中产阶级生成途径不同有关，也与社会底层是否成为本国经济的受益者有关。 俄罗斯是资源型经济，普京将俄罗斯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非他找到了重振俄罗斯经济的科技兴国道路，而是世界资源供求格局在9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变化，普京因势利导，利用了本国资源优势解脱了本国的经济困境，并利用剧增的国家财政改善了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全社会均从中获益，中产阶级的主体并非公务员阶层，而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群体。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赖型经济：不仅在生产上高度依赖外国的原料、能源、核心技术，甚至连市场也是高度依赖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只能依靠对劳工生命福利的过度透支，还依赖于对本国生态环境的过度透支。中国占人口不到20%的中产阶级，除了在几个对外开放的橱窗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中产阶级主体是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员工，其生存发展本身就高度依赖政治强权。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马尼拉 – 菲律宾和中国的岛屿纠纷影响了贸易，助长了民族主义言论。 不过，在马尼拉的中国城，很多居民放长眼光看问题。此间的中国城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境外华人社区之一。充满活力的菲律宾华商与中菲两国都有着牢固的关系。菲律宾华商联总会(FFCCCII)的成员在马尼拉跟美国之音记者谈到了中国与菲律宾的恩恩怨怨。 房地产商李天荣(Wilson Lee Flores)说，中国人在菲律宾做生意已经有1000多年了，华人在菲律宾发展成地位牢固的社区，不仅产生了商界领袖，还培养出政界和宗教界领袖。 他说：“你看到的那边那座教堂，菲律宾第一位圣徒就是华人移民的儿子。他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在那座教堂里做事。因此，我们是菲律宾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有这么密切的历史纽带，但是菲律宾华商说，他们担心中菲两国因岛屿纠纷而产生的矛盾会影响到生意。 菲华商联总会发言人李雯生(George Chua-Cham)说：“我们应当让双方都高兴，想办法让他们变得温和。总是有不安分的人想挑事。不仅是在中国这边，在菲律宾这边也有。因为你不管去哪里都避免不了。可是呢，我们要尽可能淡化处理，让他们跟着理性走。” 李雯生说，中国政府并不希望菲律宾华人跟他们走得太近，而这也符合菲律宾华人的利益，一旦有了冲突，不至被殃及。 李雯生提到，菲律宾的华人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看来，成了穷亲戚了。他说：“以前，菲律宾华人有钱，他们把我们看成亲戚。现在他们富裕了，就把亲戚忘了。人性如此嘛。他们现在比我们有钱了，把我们当穷亲戚，看不上我们了。” 中国城的商人说，就跟亲戚一样，菲律宾人和中国人也许有时相处得不好，但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化妆品交易商乔治·施(George Sy)说：“如果我们平衡来看，有一千年的时间关系一直很好，每场战争，每次革命，中国人总是跟菲律宾人并肩作战。这种伙伴关系，甚至包括个人关系，一直都很好。而且，人们总是会向前看的。” 乔治·施指出，华人社区远离政治、一心经商，以此渡过了西班牙统治，后来又经历了美国统治，今后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请看英文原文视频报导：

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我们请来了台湾中天电视驻华府特派员臧国华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谈谈美中在亚太的“战略太极”。 随着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有分析认为这将无可避免地引发美中这两个大国在这个地区争夺影响力，一些意见担心未来两国可能因此而发生严重冲突。那么美国到底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中国会如何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将在美中所谓的亚太战略太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视频第一部分: ​​ 视频第二部分: ​​

中国广州维权法律工作者唐荆陵因介入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自尽”案，他和家人昼夜受到骚扰，不得不暂停工作，不过他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会继续进行相关事实搜集调查工作。 *为免家人受骚扰 被迫撤出介入* 维权网消息，中国独立法律工作者唐荆陵6月7日在湖南邵阳接受湖南知名民运人士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委托，调查李旺阳离奇死亡案件。唐荆陵曾经是律师，由于他长期从事维权工作，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民权利，被当局剥夺了执照。 唐荆陵开始关注李旺阳案之后，他在广州的家人每天受到骚扰。 已经回到广州的唐荆陵星期四（6月1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必须回到广州，因为家人受到的骚扰越来越严重。 “星期三晚上回到家中。因为我太太已经被骚扰了好几天了，而且越来越严重。” 唐荆陵说，他们会打电话来，或者直接拍家里的门，起初说要查寻网友的情况，后来就直接要找他本人。唐荆陵告诉记者： “他们还会深夜或者凌晨来拍门，如果我太太不开门，他们就会强烈地拍打。起初的接口说要查身份证，其实我和太太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他们并非不认识我们。而且我家楼下当局早就装了监控录像的，我们进出他们都知道。因为深更半夜拍门，我太太一个人在家，这个情况那我必须得回来了。” 唐荆陵说，他太太不堪骚扰，打电话投诉，还受到接听电话警员的辱骂。 *暂停介入 骚扰即停* 自从唐荆陵回到广州家中，当局对他们的骚扰就暂时停止了。  “现在就没有了。因为我估计当局的目的首先是让我先回到广东，下一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回来了，当局就暂时没对我太太和我本人进行直接的骚扰。就是没办法到那里做一些适当的调查，当局就可以接受了。” 唐荆陵说，接手李旺阳的案子是出于对他从事民主事业的敬佩。 李旺阳离奇“自杀”身亡之后，有维权、异议人士纷纷发表“我不自杀”声明。 *时机成熟 继续查找线索* 唐荆陵的确顾虑自身安危，毕竟他的家人因此受到了人身威胁。记者问他，是否也需要发表一份类似的“我不自杀”声明。唐律师表示，从内心讲，许多人都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的渴望，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自杀的事实。 唐荆陵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他还会继续调查跟李旺阳“被自杀”案相关的信息，尽管调查很难进行下去，因为跟案子相关的所有知情线索都被当局控制。他还表示，如果有其他律师愿意一起介入，他很乐意邀请他们共同进行有关调查。 另一方面，网友王译王译 ‏@wangyi09中国当地时间6月14日晚7点左右在推特发出紧急信息：因李旺阳先生遇害一事，湖南方面继续加大对李先生亲友的攻击力度，刚才收到邵阳新宁罗茜的信息，他被当局强制带去了广西，请转发。 李旺阳6月6日在邵阳一家医院离奇死亡，警方说是“上吊自杀”。但是李旺阳的家属和中国境内外各界人士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李旺阳是“被自杀”。 李旺阳因为在89年六四期间担任湖南邵阳工自联主席以及后来继续从事民运，先后坐牢22年，去年刚出狱。 李旺阳死后，有网友发起严肃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紧急联署，目前已经有近9000人在网上联署。国际特赦组织6月12日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敦促彻查李旺阳突然离奇死亡事件。 不过，据同北京有许多关系的多维新闻网说， 李旺阳死亡谜案“再有新进展”。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话说，李旺阳案发生后，北京方面极为重视，“已令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着手处理相关事宜，连日来周强已多次与北京方面协调如何妥善处理，相信不日就会有调查结果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