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官位越高人格越存疑
早已过了为廉价言论煽动、为无端谣言蛊惑的年龄，然所有言论皆为积怨甚深之民意，所有谣言皆可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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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腐败
博谈网｜半醉汉：小议专制与腐败
专制，就是掌握政权者将公权力占为己有，随心所欲行使权力，为所欲为管理国家政务，并将这种权力用世袭、集体世袭的方式固定下来。传统的忠君意识与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是封建专制所依赖的理论与道德基础。专制者们绝然不允许公平与正义在社会存在，更不能容忍公众过问公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国家公器，成为他们的私器。政府，便成了他们的管家。于是，阻止其他人进入权力阶级，便成了专制者们共同的原则。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显然是落后的革命形式。文明的宪政、民主选择，才是普世价值。但专制者不仅会镇压暴力革命，同样也不允许议会斗争。先进文明的宪政、民主，也成为了专制者的敌人。社会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客观规律。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优秀人士，当然不甘寂寞，不愿意终老在社会最底层。他们自然想进入仕途，进入上层社会，进入国策管理层。本来，这是一种上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给统治者注入新鲜血液。但在专制者眼里，这就是威胁。于是，基层中的“士”，便自然成为专制者们共同的防范、打击目标。追求政治进步的人士，成为了专制者们的政治敌人。专制者们熟知封建统治术，懂得分化瓦解、收买和消灭政治敌人的重要性。于是，基层中的“士”，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便成为了专制者的帮凶、走狗。而有些基层中的“士”，要追求公平，并为此奋斗，便成为专制者的心腹之患。专制者们打击政敌，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或打击异见人士，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制造文字狱。文字狱最大的特征，就是以言论入罪，思想（意识形态）入罪。文字狱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言论不自由。专制者不仅将民众批评时政的言论视为敌意，还会将民众善意的国策建议视为觊觎。由于心虚，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一些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风花雪月，也会神经过敏，自我猜忌地制造冤案。因为言论不能自由，故新闻、出版、游行、结社、罢工等等公民的合法权益，更无可能实现。这就彻底杜绝了批评和监督的忠谏渠道，致使官员远君子，近小人，逆淘汰自废免疫力，腐败横行成灾。专制的绝症是腐败，腐败的条件是特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掌握特权的专制者谁愿意忧患？谁不喜欢安乐？道德自律，是专制者们对别人的要求。他们自己不仅视道德为粪土，连法律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一个屁。所以，不受监督的特权阶级的腐败是必然。但腐败是另类自残，近似吸毒。小腐小败，大腐大败，没有例外。
阅读更多东网｜木然：为什么贪官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主儿？
据内地媒体2015年12月25日的报道：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南宁市中级法院受审，被控2000年至2014年索贿、受贿1.1亿余元。万庆良当庭认罪悔罪，痛哭流涕。他说，之所以从高级干部沦为犯罪分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政治定力、严重缺乏宗旨定力、严重缺乏理论定力、严重缺乏法纪定力。他表示万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恳求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体制不改，旧的大老虎倒台，新的大老虎又产生了，体制决定着民众悲催的命运。可就是这样一个贪官，在台上时说的反腐败的豪言壮语听起来也是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人们通过他们的话，感觉到共产党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党，党有救了，国家有救了，人民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人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有希望。 万庆良说：「请大家首先从监督我开始，领导干部从我带头，绝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诉；对腐败分子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坚持『虎』『蝇』一起打。」「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有没有买官卖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来谋私利，这三个方面我请大家都来监督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请及时检举。」「我工作了二十多年还没买房，住的是市政府在珠江帝景130多平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 说得真好听，可是恰恰都是他说的地方，也是他腐败的地方，恰恰是他说得最好听的地方，也是他最腐败的地方。 联想到周永康、徐才厚，再联想到那些被打下来的大老虎们，万庆良们，为什么何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呢？ 从根本原因来说，还是体制及其体制运作逻辑的问题。这种体制是专制体制，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来说，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体制运转的逻辑是向上负责的逻辑，而不是向下负责的逻辑。向上负责的逻辑眼里是没有民众的，即使有，也是口头上有，实质上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民众，就没有税，没有税，他们就活不了。但是依靠民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他们的升迁，享受荣华富贵，而这些，民众给不了他们。他们的命运都由上级决定。 中国的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对此，邓小平承认，就是这样的体制，在苏联也不是成功的，否则就难以解释苏联瞬间灭亡的问题。 24年前，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中国专家总结的教训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文化科学垄断；苏联没落实三个代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官僚特权阶级搞腐败失了人心；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党内斗争、思想不统一；苏联领导人搞新思维；民族矛盾；苏联共产党演变成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党内出现反对派等。当时描写苏联失败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道：苏联一个老太太说，谁让我好好活，我就拥护谁。 苏联的体制失去了民心，民心又让苏联体制倒台。 照搬苏联的体制不成功，所以中国对此进行了改革。只是改革了三十多年，只改了经济部分，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1989年之后，基本上就没动。政治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只看不见的手手拉手，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官场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 市场经济养育了一批大老虎。 这种体制及其运转逻辑不但养育了一批大老虎，而且还滋生了为腐败张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论、中国模式论。这种中国特色论表面上是反腐败的，实际上是捍卫腐败的。没有腐败，腐败意识形态活不了。没有腐败的意识形态，官员也腐败不成。二者只有相互配合，才能相得益彰。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意识形态腐败论。腐败官员们都握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也都掌握着绝对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当他们腐败的时候，他们会说，腐败不可避免。当他们反腐败的时候，他们都扮演着大义灭亲、大义凛然的角色。他们会演戏，而且把戏演成绝响。只是骗了没有识别能力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又因被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毒化，他们仍然觉得腐败只是极少数人。每一个腐败分子被揪出来，民众都山呼万岁，衷心拥护，全没了对绝对权力应有的警惕性。 体制不改，旧的大老虎倒台了，新的大老虎产生了，旧的万庆良下去了，新的万庆良们又上来了，人民会一个又一个地不得不地养育着大老虎。体制决定着民众悲催的命运。 只有主权在民，人民握有选票，才能决定官员的命运，到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彻底地好。来源：东网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转发此新闻:
阅读更多法租界 | 何家弘：中国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
编者按： 人们对腐败深恶痛绝，但中国的腐败犯罪究竟有多严重，好像总说不清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提供了他的论证。原文较长，“法租界”做了删节。 对腐败犯罪的状况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评估，但二者都有不够准确之处。把两种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人们就可以对当下中国的腐败状况形成两点认知： 第一，当下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第二，当下中国的腐败已不是个体性腐败，而是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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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长平：诺奖也不能掩盖体制腐败
刚刚宣布的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中国社会带来十分丰富的话题。获奖者共有三人，但是在迅速传遍中国网络的大部分消息中，美国的威廉·C·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被完全忽略了，被称为“其他两位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成为惟一的主角。但是，跟屠呦呦的获奖成就相比，中国网民显然更关心她的国籍；排山倒海的祝贺留言中，与其说是为她个人获奖感到高兴，不如说是为“祖国的荣誉”而自豪。在维基百科词条中，她的名字下立即添加上“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获诺奖的科学家”。甚至有消息强调，她是一位中共党员。这在诺贝尔获奖历史中并不常见，也与该奖项强调个人成就相悖。中国非常看重国际奖项，而且更为倾向于把它和“国家荣辱”挂钩。为了培育更多的体育冠军，中国政府实行集中全国优势的“举国体制”。为了中国人获得或者不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政府也进行过游说或者施压。但是，相对而言，诺奖比体育奖棘手一些。和平奖的两位获奖者达赖喇嘛和刘晓波，一位是流亡中的“分裂主义者”，另一位是至今被关在监狱里的“犯罪分子”。文学奖也有两位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前者因痛恨中国专制而移民法国，后者则公开为言论审查辩护，让许多中国人都感到难为情。“文革”也能培育出诺奖？这些奖项中的政治因素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恐惧，加上中国政府淡化和歪曲自由、民主及人权等人文教育，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奖才是货真价实的肯定。恰恰在此领域，中国人的收获几乎一片空白。多少年来，媒体一再就此展开讨论，被称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讨论普遍反省中国压制个体发展的教育体制、受意识形态干扰的学术机构及被官场腐败侵蚀的科研体制，参与讨论的官方喉舌媒体则往往强调西方评奖机构的偏见，以及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宣传：“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希望获诺奖”。屠呦呦获奖重新点燃这场争论。网络上已经有人宣称：中国的教育体制也能培养出诺奖！批评者反唇相讥：中国社会如此看重身份头衔，可是屠呦呦连中科院院士一直都没有评上，还能说她是国家重视的人才吗？讨论甚至延伸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争”。有人指出，屠呦呦的主要医学成就青蒿素是在“文革”期间研发，充分证明强调自力更生的“前三十年”比强调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更能培育人才。诺奖不能改变压制科学的事实诺贝尔奖是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设置的。遗嘱中说：“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显然，诺贝尔强调个人成就和普世原则，并不想让它受制于国家、地域和民族身份，也不希望被这些方面所利用。另一方面，有些组织和政权阻碍科学发展和文明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屠呦呦女士获奖应该得到祝贺，但是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没有为人类科技和人文进步作出足够的贡献，而且毫无疑问源自政治压迫。在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教授和作家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她的丈夫也被押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至今日，中国教育也同样为了意识形态洗脑而压制个体创造力，致使无数科学梦想被扼杀在摇篮；中国科学界也同样因为体制腐败，浪费大量人类资源而成就平平；莫言获奖未能激励中国人文进步，反而让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蒙受更大的羞辱。其实，屠呦呦获奖最大的惊喜，也最容易被舆论忽略的，是对仍然桎梏于父权制度的中国社会的警示。新近发表的人口调查显示，中国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但是媒体强调的不是女孩歧视与女婴虐杀，而是“男孩危机”，并称只有男孩可以让中国的军事、科研及人文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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