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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 2011-07-21 15:21:13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标签： 政治体制改革 公共财政 转变发展方式 ● 张梅颖 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脱口而出，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6月27日，张梅颖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从改革顶层设计、发展方式转变到对GDP的认识，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处理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张梅颖畅谈自己的观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周刊》：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5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从网络民意来看，这并没有满足预期。对此，您怎么看？(编者注：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 张梅颖：我赞同起征点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这是因为你作为纳税人，会对国家更有责任感，哪怕我只交一块钱，但我是纳税人，对国家有责任。当然，我们国家的税制还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纳税人责任多，权利不够明确。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十二五”时期，我们提出来了“两个7%”，GDP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我想是可以达到的。但是GDP增长肯定要超过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长可能接近10%，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现实看来人均收入还是很难追上GDP增长。所以，我们还得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张梅颖：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转变发展方式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各级政府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到了转变的“尖峰时刻”了吗？ 张梅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从“九五”时期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确定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往下走？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决定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一点上，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中央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经济周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梅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拿光伏产业来说，全国有18个省几十个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复建设。 要正确认识新兴产业，当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是不是适应发展新兴产业？现在都在赶时髦，纷纷抢占“制高点”。比如清洁能源是个好东西，但是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处于不成熟期，所以我们现阶段不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 传统产业是我们产业的主体。所以力量要下在传统产业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是“魂”，魂要附到传统产业的体上。厉以宁教授曾说“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技术” 是有道理的。 我们有大量的传统产业，要把升级改造做好。不要一提传统产业，就说该淘汰了，大家都另起炉灶，这会造成新一轮的浪费。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在地方发展规划中，都对GDP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否仍然存在对GDP的过分崇拜？ 张梅颖：对GDP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GDP再多，不等于你就强大。关键是你GDP的质量。就说这个房子，本来是可以一百年不倒的，现在三十年就炸了。盖的时候是GDP，炸的时候也是GDP，再修的时候还是GDP，无疑会使数字虚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保八”的目标了，因为要挤出其中的水分。 光有GDP不行，关键是要看你GDP的含金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才，GDP并没有涵盖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更能说明我们国家是不是强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群体矛盾。您觉得，“维稳”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梅颖：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群体性事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我们面临的时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注定要与灾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学会管理灾害。二是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79.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相同主题阅读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谁会为糟糕的体制付出最惨重的代价？ 本站语录：7月17-19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1 8:27:56 阅读量：304次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民主的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2 9:11:31 阅读量：0次 众所周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近 30 年。如果说这 30 年没进步，那是情绪性的说法；如果说 30 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说政治体制一动不动，有失客观公正。正确的说法是，政治体制在改，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进两步退一步是策略，克服困难往前走是战略。退一步是仰望民主的星空，进一步是踏上民主的征程。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回头路，民主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4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01 10:34:50 十年砍柴：无法告别的体制 标签： 体制 ● 十年砍柴 这二十年里，我从黄河边一座苍凉的城市一所孤独的大学，闯进满城冠盖的京都谋生。廿载岁月，在体制内翻转折腾。而我的文字，总让诸多的读者认为我是体制外的孤魂野鬼。若我某篇文章对当下执政者略有温情之笔调，就有读者在网上提醒我：不要被体制招安了。 中国人喜欢划分营垒，分清敌友。在公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中国，体制内外的区别真的那么明显了？对体制内外的人真能用简单的道义标准评价之么？ 回顾我这二十年走过的路，我在问自己：为什么自己没能彻底告别体制，而是在其边缘上游走？没有勇气，或者觉得毫无必要？我想我的经历，或许是同龄知识分子一个不错的范本。 毕业分配 1991年9月，已升入到大三的我回到兰州大学。那个暑假我在湘中山村的老家度过，信息极其闭塞，加上参加可以把人累得脱两层皮的“双抢”，更没有精力去关心山外的大事。等我回校，竟然听说世界第二强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不存在了！ 开学没几天，党、团总支便组织所有学生干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系里的政工干部向我们传达上级部门对苏联“八·一九”事件的定性：这是一群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企图用非常措施来阻止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维护苏联党和国家的利益云云。而教训则是优柔寡断，不能及时对叶利钦等人采取非常措施，不能发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站出来保卫国家，特别是没能牢牢地控制军队。当时我已是党组织的发展对象，照例要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而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入党的目的自然是功利的，为毕业时能找一份好工作。1992年6月，我顺利入党，并成为了系学生会主席。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是几年后的事情。而我记忆中1992年的初春到来时，我们的心情并不愉快，马上就要升入大四，必须考虑就业问题了。 毕业前那几年，广播、报纸里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热词是“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全国的经济形势很差，国内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的消息很多，改革开放似乎有全面倒退的趋势。受其影响，1986、87、88级的学长们就业状况很不理想。我最佩服一位88级川籍师兄，作为班长竟然被分配到一家县大山沟沟里的三线工厂。 我们这拨89级的本科生，恐怕是恢复高考后最低调、最不张扬的一届。招生人数是历年来最少的，一进学校就经受了军训、思想教育等等。我们在校时，师兄们瞧不起我们，连90、91级师弟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邓小平那年春天的南巡，一开始对远在大西北我们这些在校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那时候，在一些政坛高层人士眼里，不过是一位退休的老人南下度假而已。大概到了5月份，88级师兄即将毕业的时候，“南巡”突然成了一个热词，系党、团总支组织我们开始学习最早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的《东风吹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植树的那张照片到处转载。“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之类的表述在媒体上处处可见。我隐隐感觉到，似乎好日子要来了。 受小平南巡影响，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极其旺盛。当年92届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受惠，1993年毕业的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变成了香饽饽。我们系那一届毕业生才29个，竟然有100多家单位来要人。 那时候对我们中文系毕业生来说，进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不是首选，去大学从事行政工作更没有吸引力。我们的首选是新闻单位，其次是大公司，特别是外资、合资企业和高科技沾边的。 对我来说，首要目标是进京。成为北京人，是我多年的一个梦。因此我拒绝了甘肃省纪检委、公安厅等点名要我的单位。当时应届毕业生进国家机关尚不需公务员考试，我最后选择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看起来名头挺唬人的。 从国企到公务员 1993年6月25日，兰州至北京的火车上，一个车厢几乎全是兰大分配到北京的毕业生。那一年，兰大950余名本科毕业生中，去北京工作和读研的大约有170多人。 一天两夜的硬座，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疲倦，我和管理系、马列系的三位哥们打纸麻将赌啤酒，酒酣时，那位马列系的兄弟弹起吉他唱起歌……我们对未来在北京的日子无限憧憬。 我们四人都分到企业，但现在，除了一位管理系的兄弟还留在那家国有上市的建材企业任副总经理外，其他几位全离开了，而那位弹吉他的兄弟成了水利部的一位处长。 报到后，我发现所谓的“京东方”半年前还是“国营774厂”，负债累累濒临破产，新上任的老总申请到债转股试点，刚刚进行股份制改造。企业处处可见破落之像，尽管老总每次和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座谈时，都会描绘一番上市后的繁盛，但我们多数人认为，那是画饼，这样一家资不抵债的大企业能上市圈钱？难道股民的眼睛瞎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们的预计实在太保守了——这家公司不但在深交所上市，而且成为北京市国有老企业转型的典型。 当时我在企业的公关部，和一个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生负责内刊编辑。刊物在相距三里路的《法制日报》社承印，因此我每周都得去该报社两次。《法制日报》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有不少记者有私车，连照排车间的录入、排版人员都是一水的漂亮小姑娘……我当时想，如果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该有多好，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我知道从一家工厂调到这样一家报社，没有特殊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京东方呆了两年后，我自认为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此地不宜久呆。反正有了北京户口，想办法逃离吧。那期间，我参加了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数家媒体招聘考试，一听说只能是聘用制，档案挂在人才中心，单位不解决住宿，我又打退堂鼓了。刚刚工作两年的我，根本不敢想去租房，认为单位解决宿舍是天经地义。 机会又来了，1995年夏天，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因为是首次，所以竞争并不激烈，经过笔试、面试，1995年10月，我成为国家司法部政治部的公务员。和我同年分配到京东方的120余名大学毕业生，两年后已经走掉了80余名，但大多数是去外资、合资、民营企业，亦有自己创业的，仅有四人报考公务员，包括我在内的三人被录取。 远在湖南农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成了“官家人”，自然高兴，但生活质量并没有什么改变。那时候中央财政很紧，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待遇很差，居住条件也不好，许多处级干部还两家合住一套小两居，我每月拿到的薪水不到我新婚的妻子一半——她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 当时司法部的办公地点在北京霄云路旁边的霞光里，买了一个村委会所盖的五层宾馆，自己再加盖一层。该处尚是城乡结合部，站在办公室窗前，能看到东面杂乱无章的平房，多数租赁给外地务工人员，村里的大爷大娘常常坐在大门前聊天。如果不是站岗的武警和门楼上的牌匾，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国家一个部委衙门。 到1996年5月，部机关终于搬迁到朝阳门南大街的新办公楼。我刚调入部机关时，听说了广东一带流行的段子：父母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只能去当干部……似乎当公务员是没本事的表现。 但作为一个穷地方走出的农家子弟，我已经很满足，似乎在这种大衙门，总有一个不错的“前景”在等着我：房子会有的，级别也会一点点往上走。如果不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我很有可能就会熬成一个庸吏，主任科员、副处、正处、副司……直到退休。 1997年，我参与司法行政系统一个全国重大典型的宣传工作。这位典型是河西走廊的一个贫困县的司法助理员，为此，那一年我五下甘肃。 那年9月下旬，我陪这位典型去山东巡回讲演，那一趟火车除了我们这个典型事迹宣讲团外，还有刚刚开完党的十五大代表。从北京到济南，这趟车来来回回就播两首歌《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因此，至今为止，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次党代会一次是十五大，一次是1987年的十三大。 分流 1998年春天，中央政府换届，朱镕基当选为总理。那一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决定各部委机构改革，将裁掉大约一半的公务员编制。 “两会”结束后，整个部机关的干部变得躁动不安，有关分流方案的传言很多。作为主管人事工作的政治部，更是处在风暴的中心。尽管按照上面传达的文件是要“减员增效”，要淘汰一些工作能力不强、年龄偏大的公务员。但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我发现像我这样年轻而无背景的人最有可能首先拿来开刀。因为领导一再在动员中吹风：年轻的干部适应能力更强，重新选择职业完全来得及，而且部党组会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如果我是决策者，也会这样做。 反正党中央国务院给的硬指标就是裁掉47%，至于裁掉的和留任的公务员年龄结构、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改革目标，则标准很模糊。如果裁掉的公务员，多是年龄偏大而又离退休尚有相当年头的人，如何安排确实是个问题，弄不好就会影响“稳定”，对为官者来说，悠悠万事唯此最大。相对来说，让年轻人走，反弹力会小得多。 尽管我是1997年全机关的“优秀公务员”，但在如此大的变动下，被分流应属正常。还好，在离开部机关前，分配到一套福利房，算是三年半公务员生涯的一点补偿。那次分流，我所在的政治部70后公务员，只留下一名。 最有意思的是“分流”工作开始时，政治部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一位西南政法毕业的年轻公务员被选为小组的工作人员，因此那段时间常有各司局的同龄人向他打探消息，而他故作神秘状。有一次我看不惯，说了句：“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小组就万事大吉，弄不好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果然他也被分流了，不过痴心不改，通过运作后来调到另一个部委了。 我面临的分流选择大致有三种：一，参加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为中央机关分流干部专门办的学位班，学完三年后拿上学位组织上再安排就业，期间所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这一条被我否定了，我觉得除了一张文凭外不会有太大收获，而且三年后人事已非，很难指望组织还能记得当初的承诺； 二是参加本部组织的法律事务研修班，结业后通过一个专门的考试拿到律师资格，找个所执业……当时还没有全国司法考试，律考是难度最大的资格考试，此种为解决分流人员的“法外开恩”算是难得的机遇了，但我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即使有律师资格，去法律服务市场搵食，信心不足； 第三就是分流到各直属单位，我选择了当时含金量最高的法制日报社。作为司法部代管的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在几大中央级报纸中，发行量、影响力以及员工的待遇都是相当不错的。1990年代业界曾有一个顺口溜：“人民的牌子，光明的调子，军报的房子，中青的稿子，法报的票子……”我想到几年前在京东方电子办内刊去法制日报社照排车间的那个梦。现在梦已成真，因此对离开部机关并不算太失落。 那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一开始，领导在传达文件时说一定要避免“越精简越膨胀”的恶性循环，而且说要逐步推广到党中央的机构和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但后来事实证明，党的部门基本没有触动，省、市一级的机构改革几乎没有启动。——自古中国官场，人事方面的大变动涉及的利益方最多，最复杂，因此阻力也最大。在没有其他政治制度配套的情况下，想仅仅通过人员精简而达到改革的目的，是很难的。 这次机构改革后不到五年，“公务员热”逐年升温，不少在精简中去高校学习三年的前公务员，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机关，而且公务员的含金量比我被分流时要高得多。与之对比的是，原来收入普遍高于公务员的外资、合资和民营企业的就业者，很有失落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原以为1999年各部委的“福利分房”是最后的晚餐。但后来证明，公务员在工资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还能享受价格不到市场价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经适房”，而企业、事业单位的从业者纷纷加入“房奴”的行列。 三年风光 分流工作进行了一年才尘埃落定，1999年3月，我正式调入法制日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和其他补助发下来，几乎是我在部委机关的三倍，我心中残存的那么一点被分流的怨气完全消散了。在法制日报社大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我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见到了许多新鲜的人、新鲜的事、新鲜的风景。直到2002年底，我才从“歌德式”的新闻写作中抬起头来，开始思索未来的路。 这种警醒是由一次小小的“仕途”挫折促成的。那年年底社长换了，新社长一来就搞中层干部竞聘，我当时28岁了，觉得自己的经历、见识和专业水平，应该符合中层的标准。竞聘搞得像模像样，公开演讲，评委打分，我的分数是所竞聘那个岗位的人中最高的。但结果却让人失望，胜出者最终是一个快40岁的老员工。社领导为此安慰我说，你还年轻，以后机会有的是。我才彻底明白所谓的公开竞聘无非是以民主的民意进行人事上的重新洗牌。 我分析报社的基本状况和自己的处境，看明白这里和机关差不多，一个人在里面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业务能力，换言之说，我干得怎么样和我获得的报酬几乎没什么关系。而且那种“主旋律”的稿子写多了，只能戕害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这样的机构里，唯一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工作量的压力，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支配，我瞧不起外出和律师联手走穴挣钱，因为做这种游离于灰色地带的事，我有一种屈辱感。那么我干什么呢？隐隐约约我想自己应该有另外一种写作状态。于是，我就走到网上，在天涯社区注册了“十年砍柴”，从此，我的思维状态、写作风格乃至人际交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别人的眼里特别是同事的眼里，我越来越不像一个党报的新闻工作者了。 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在网络上的写作，使我有了“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收获。我最先在网上连载的文章结集为《闲看水浒》，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和江湖上的虚名。《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都市报请我开专栏。 2003年初秋，程益中、杨斌带领《南方都市报》一干人马北上创办《新京报》，盛邀我加盟即将出刊的新报纸。我犹豫许久，因为当时去《新京报》等于将自己彻底变成“新闻民工”，连三险也没有，职称也很难解决。而且我知道一旦进入这类市场化媒体，就得全身心投入，不可能再有充裕的时间来凭自己的兴趣阅读、写作。于是思考再三，我谢绝了……至今想来，我不知道当时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我在想，如果豁出去了，加入到新京报的创业，或许我现在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很有可能是“知名媒体人”了。可是我的性格、工作经历决定我做事总得给自己留后路，很难主动把自己放到背水一战的境地。 就这样在体制内媒体又耗了几年，包括《法制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影响日益衰微，员工的待遇也是王老五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毫不奇怪，一家媒体的经营状况如何和其影响力分不开，而其影响力有赖于其传播力。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再加上市场化报纸的崛起，官方报纸即便依靠行政手段维持着相当的发行数，但其有效阅读率很低，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小。 到2005年的时候，法制日报采编人员的收入不但低于多数市场化媒体，即便和公务员、高校教师相比，也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记者外出，从官员的态度就能看出这张报纸影响力急剧下降。对于几年前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有优越感的法制日报采编人员来说，这种落差太大了。 于是，在1990年代几乎没有员工主动调出的法制日报社，在2005年前后，一些60年末、70年代初的骨干八仙过海，纷纷调出，有些人去当律师，有些人进高校，而更多的人以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身份调入国家机关（因副处以下必须经过公务员考试），员工的工作压力也逐渐增大，一些不到年龄的员工提前内退。某位不到五十的同事，1980年代初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司法部，当时他受不了公务员的清贫，想办法调到法制日报社，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在2007年左右，岗位没了，他不得不提前退休。他沮丧地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些和我一起进部委的大学毕业生，留下来的至少是副司局级官员了。 离体制越来越远 在一片萧条中，我也看出了在法制日报社不能再呆下去了，这里已没有让我领一份工资之余，悠闲地阅读、写作的空间。2008年10月，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调入教育部所属的语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同年12月，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组建成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实力最强的集团；2011年3月，以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三大出版社为发起人，成立了股份公司。 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业的一个职员。离体制越来越远了。但细究起来，我似乎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今日之中国，敢说自己真正告别体制的又有几人？ 观察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和体制关系的远近，我以为不能完全看其身份，按理说，公务员身份是完全体制内人，再往下，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如高校、研究所，再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如一些官方媒体，然后才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但这种谱系过于简单化，一个冷衙门的司长和一个中石化、中移动的高管，谁和体制更紧密？ 我以为，当下要观察一个人、一个机构和体制的远近程度，不看其身份、机构性质，而是应从利益考量，谁能从体制内获得更大的利益，谁就离体制更近。如此，一个没多大的权力的公务员，远不如一个开办私营企业的官员亲属和体制更亲密。 而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感觉到体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强势，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体制的“功利性”也越来越强。我的前东家如《法制日报》这类传统的官方媒体，论身份其乃“天潢贵胄”，但其作为媒体的影响力下降，即不能有效地帮助体制“引导舆论”，体制更青睐那些从草根打拼逐步壮大、按市场原则运行的网站……-如此，你能说《法制日报》比新浪、百度更“体制化”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凭一个人、一个机构的身份来分畛域、别门户，来做体制内外的比较甚至是道德上的评判，在今日中国实在是盲人摸象。今日年轻人挤破头想当公务员，无非看到体制内人在占有社会资源上更有优势，但体制的“功利性”决定着取得这种身份未必就获得人生的一道保险锁。而我自己二十年来一直不能彻底告别体制，也不会自认为怯弱而惭愧，九州之大，究竟你哪里能逃得了体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要有底线，人是趋利的，但要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利益出卖了良心。如此，不管身在何处，不管体制将来如何变化，自己起码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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