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 自 由 ，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 自 由 ，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 自 由 ，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 自 由 ……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是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对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化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2008年9月 连岳

据瑞典媒体报道，近日瑞典发生一起颇为轰动的盗窃案，几名中国游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用餐时，所乘坐的豪华中巴被砸，车中财物全都被盗。事后他们到瑞典警察局报案，清点失窃物品金额、名表及现金总价值达 160 万人民币。而国内有消息说，这些游客是内蒙古乌海市市长侯风岐等政府官员和几个鄂尔多斯煤老板。他们先在丹麦哥本哈根“疯狂扫货”，一次性购百达翡丽、劳力士等名表达 75 万丹麦克朗，还有 LV 、 GUCC 等名牌手袋若干，然后到瑞典游玩。最令人吃惊的还在于，被盗后乌海市长和煤老板除了骂骂咧咧、拿当地导游出气外，就是继续在瑞典“疯狂扫货”，似乎要将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损失”补回来。 但此后，官媒中国网等却出来澄清，说这些人 …… ……

体制的取向与市场的取向为什么不同？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地区某“985高校”的龚教授是个有心人。他专门统计了2008年一年他所负责填过的表格，“总共有47个难填的表，平均每个表填两天，就是近百天，3个月就没了。”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达200多页，龚教授关起门来，整整填了5天。这些表格名目繁多，龚教授扳起手指一一历数：“973项目”申请，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实验室规划，学院的规划，学科的规划，“211工程”申请表，“211工程”年度工作汇报表，“985工程”创新表、申请表、评估表等等。（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 仅填表就填掉3个月！再加上领会每一个表格的精神（参加相关课题、项目申请动员会）、对每一个表格的讲述（参加评审答辩会），留给科学家们的时间，也就相当可怜——正如媒体报道所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不在实验室，而是“在开会，或者在去开会的路上”，最佳的科研时间是晚上或双休日，成了“双休日科学家”，有的科学家，甚至已经记不清上次是什么时候进实验室。 问题令人忧虑，但更令人忧虑的问题是，这不是现在才发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早在多年前，就被媒体报道，被社会关注，被广泛热议——中国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可是，这么多年过去，问题不见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依据我的观察，目前每一次对学术问题的报道，在现实中产生的都不是“震荡”，而变为大家对现实的学习与体会，然后按照“问题科研”的道路奋斗。也就是说，谁要是越能理解这样的科研的“精髓”，谁能懂得把“大师+团队”变为“大佬+团伙”的奥妙，谁就很快成为“学术大佬”，也就被奉为“学术大师”，打造出杰出“团队”。能不能做真正的学术不要紧，你只要会忽悠，会讲故事，会把表格填得天花乱坠，会把答辩会变得是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誓师大会，谁就会获得青睐，获得大笔的经费，赚得盆满钵满。 这成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景：所有人似乎都清晰地知道问题所在，可都目睹问题生龙活虎的上演，同时，身不由己的参与问题的制造中——那些学术表格是谁制订的？那些评审各种表格的评审会的专家是谁？——这其实与在街边目睹犯法，不去制止，反而主动参与，没有两样。 对此，科学家们十分无奈，大家都是体制中人，因此，无法抗拒体制化的过程，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改革科研体制。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表格学术、功利学术，归根到底，是由于行政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与学术评价体系所致，当下的“学术”，是“权力+金钱”的裸奔，已完全不顾学术尊严和声誉。 但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众多科学家的观点看，大家都在等待行政领导的良心发现，等待他们自动放权，这自然是好结局，可如果行政机构、领导不放权，那是不是就只能无奈接受并顺从这样的局面呢？并不如此。 以科学家们反对的会议来说，这么多的会议，有多少科学家在大会上严正反对过？在多少会议上，有科学家们是按照领导的意识，主动迎合，赞扬会议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让大家很有收获？也许科学家们说，如果在会上反对，在会上说出真话，自己就将失去课题，失去经费，影响到课题组，这个责任十分巨大。但违心迎合，这种失信的责任难道不大？助长不良风气，让学术氛围日益混乱，这种责任大不大？而且，如果大多科学家真有学术操守，对事不对人，勇于说出真话，坚持立场，那种完全违背教育规律、学术规律的事，怎么能顺利开展呢？更进一步说，如果科学家集体拒绝填写这样的反学术的表格，表格学术还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吗？ 我国的学术问题，演绎到现在，疾重难返，可以说，如今很多当红科学家，个个都有责任。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破局，我觉得不在于行政部门自觉地放权改革——这一点很难——而在于科学家们自身的学术觉醒，懂得学术尊严与学术声誉的宝贵，在进行学术活动时，坚持学术底线。这其实就是学术权与行政权博弈的过程，只有学者们争取学术权益，才有可能有从行政权那里获得学术权的可能，如果学者们都拱手让行政权独占学术权和教育权，自认自己只是被行政权赏口饭吃，那么，学术是不可能获得地位的。学术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好转，而只会在批评之中，将“潜规则”变为“明规则”，从无可奈何的裸奔到兴高采烈的裸奔。当下，不是有很多学者，自豪地说自己又成为领导会议的座上宾，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江湖地位吗？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992/blog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