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

《看历史》：您所了解的骆氏家族最早期的情况是怎样的？您的祖父以及他的兄弟们如何来到美国？他们分别有怎样的奋斗经历？经历了中美两国哪些非常时期？美国早年排华期间，他们在美国的遭遇是怎样的？ 骆家辉（以下简称骆）：我们家族的故事属于传统美国故事的新诠释。如你所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全世界各地有着悠久历史的人们汇聚在此，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美国这个“大熔炉”。一百年前，我祖父来到华盛顿当了一名家仆。他当时定当寄希望于此举能为他的人生带来全新的可能。我祖父的这场赌博最终取得了成功。他通过刷盘子和扫地换取了英文课程，并尽最大可能地节省开支，在这艰苦的奋斗过程中积攒了技能。 祖父带着我们家族从昔日的困窘走到了今日的成功，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们还很惊叹。叔叔阿姨们成了医生和工程师，而我也为自己在律师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作为领导者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我很确定的是，如果你把我的家族发展轨迹放到中美两国历史和中美关系这张更大的图景上的话，那么它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宽阔的历史相关的。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机遇、自由和平等，无论你来自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到了这儿并开启了你的新人生。 当然中国版的美国梦有着它的独特之处。作为美籍华人，我的家族来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里的传统文化令人骄傲，并为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特质都未在我们身上消失。我的父母小心地保持着许多传统。我一直记得我的父母坚持让我们留心周围其他的移民。我们常常在家附近捐物品。我们定期给国内的家族成员寄钱，我们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如果你回看在我家族移民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能理解我的根是在广东台山的吉龙村。在19世纪，那个地区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最大来源地。因此在当时，许多来自广东省的中国移民参与了美国西海岸的基础建设，尤其是铁路。许多到美国的中国人成为劳工和矿工。他们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往往能够忍受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在今天，美籍华人的身影在各行各业中都能看到。无论是政界、科学技术界、高等教育界，还是艺术界、体育界、娱乐界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人精英的身影。 《看历史》：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华裔背景是否影响过您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华裔背景是否影响过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当然非常清楚自己的种族背景。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你自然更加清楚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哪。我的父母还竭尽全力向我们灌输最好的中国传统价值和习俗。回想过去，当时的我也许并未意识到我们家族的某些特质是属于“中国特质（Chinese-ness）”的。但是现在的我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已发现在我自身和我们家族身上，许多共同的特质是源自中国传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信念，我们看重亲密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总是觉得同新的中国移民有种亲切感。我很清楚，这种情感在过去的岁月中已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我记得父母在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州收集各种家具、罐子和平底锅来帮助刚到西雅图的新的中国移民安家。此外，当我们的亲属需要住的地方时，我们总是非常欢迎他们住在我们家中。 《看历史》：家族对您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当初您的父亲更希望您能从事商业或科技行业，您为什么坚定地选择了政治学和法学？您怎么看待中国家族的传承与美国的不同？您怎么看待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骆：我的家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日子中依然会如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在自家的杂货店当过帮手。我父亲从二战结束回来后，就开了这家杂货店。无论是扫地，还是归置店里的货架，所有这些经验都教会了我辛勤劳动的价值，让我明白了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全家一点点积累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我表示未来要从政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太激动。但是当他看到我的成功，看到我成为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的时候，他很为我骄傲。这表明，如果你努力工作并跟随自己的内心，你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获得成功。当我拿到法学学位后，我便思考着是成为移民律师还是社区律师，但是结果我成为辩护律师并非常乐在其中。后来我开始帮助他人竞选，然后人们建议我干脆自己去参加竞选，我的政治生涯便如此开始了。 中美两国在家族传统上的差异确实不小，比如说家庭的类别和家庭关系的范围。中国家庭给我的印象是，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等等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要超过美国家庭。在美国，人们的大家庭成员并不大干涉小家庭中的事物。个人的家庭大概要比中国的要来得独立。不管怎样，无论你到了世界哪个角落，家庭成员们都互相珍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着。无论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还是236年历史的美国，正是一个个家庭组成了社会的根本。 时至今日，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家庭对美国社会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事实上，5月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Asian-American Heritage month）。亚裔传统月始于1977年的一项国会议案。选择5月是为了纪念1843年5月第一位到美国的日本人以及1869年5月竣工的横贯北美的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当时大部分安置铁轨的工人是中国移民。遥想当年，再看看现在，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甚至有了打职业篮球的华裔美国人，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了（注：本刊采访时，林书豪仍在纽约尼克斯）。 《看历史》：您是否处于这种状态过：美国人认为您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认为您是中国人？您是怎么解决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的？ 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确实因我的亚洲身份和美国价值观而挣扎过。我曾有段时间感到有点纠结。美国的流行文化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习俗是不同的。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这两种文化的任何一种都感到不确定。但是最终我通过取两种文化的长处而获益。当我意识到我可以从两种文化中分别汲取一些好的传统，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变得自信。 可以说，在有关家庭、教育和辛勤工作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教会了我许多。看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我为我是个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美国是自由、希望和机会的指路明灯。美国使得我的家族能够获得成功。正是美国的平等感引领我和我的家族成员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成功。 《看历史》：您与您的祖辈和父辈相比，在移民的身份、文化、情感认同等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骆：我认为在关于能动性和所关心的事物上，我的祖辈、我的父辈和我都是非常相像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样式。但是我们都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对于两种文化都有所涉足，这给了我们机遇。你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从中国传统中继承了高的标准，并从美国传统中找到了实现这些高标准的力量和能力。我希望能把这种认知灌输给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也拥有远大的抱负和梦想。就像我们家族其他人一样，我的孩子们也可以追寻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冒险精神去努力，并获得成功。 《看历史》：在您成长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的哪些事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骆：我不会说哪个特定的事件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中美两国有着长期并不断变化的关系，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就在这些天，我刚刚回顾了大量关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历史资料。事实上，美国大使馆刚刚纪念了此次历史性访问的40周年和有关的方方面面事情。那确实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精彩的时刻和真正的突破点。 如你所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美关系恶化。在接下来的20年中，情况持续恶化。尼克松起初是非常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做出重启中美对话通道的决定时不得不克服自身强烈的自尊心障碍。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当时接待尼克松也很不易。当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许诺要同尼克松总统一道将中美邦交正常化时，毛周二人定当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只要当时任何一方未能把彼此的差异暂且搁置一旁，那么我今天也不可能以大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了。值此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在感恩过去所获的成就的同时要继续努力，再创另一个40年。 《看历史》：您能再多谈一些关于您父亲和您祖父的故事吗？ 骆：跟各位分享我祖父和父亲的故事对我而言是种荣耀，我非常钦佩他们。我的祖父在十几岁的时候便乘船来到了美国。他被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镇所吸引，在他之前这里已有了一些骆家的远房亲戚。在那儿，他为一户人家做家仆，部分是为了换取英文课程。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中国并成了家。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未来在美国，因此他又只身再次来到美国。在西雅图，他获得了一份在大医院当主厨的工作。他的同事们鼓励他把家人接到美国来，于是他再次回到中国，把我父亲、我祖母和我的几个叔叔都接到了美国。 我的父亲到了西雅图之后开始学习英语。时至青年之后，他决定加入美军。他被派往密西西比州训练，为加入第五装甲师做准备。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被派往欧洲战场。他和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在犹他海滩登陆了。他们听命于美国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乔治·巴顿将军。他们从诺曼底径直前往柏林，一路上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以上士的身份退伍。随后他搬回到西雅图。 我的父亲没有选择去大学学习，而是去做了一名厨师，成了普通的劳动者，就跟我祖父一样。我祖父认为对他而言这是尽快开始挣钱的最好办法。1946年，我的父亲决定去香港同我母亲相亲，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俩很配。他们结婚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母亲来到了西雅图，我母亲在餐馆里帮助我父亲，同时还在一个工厂打工缝衣服。从1949年开始，我的父亲和我的几个叔叔开始在现著名的西雅图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的一家小饭馆做美式食物。这是家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小饭馆。到了1956年，我的父母就攒了足够的钱来买自己的房子，我的父亲帮着建了这所房子。这房子至今还在。事实上，我84岁的老母亲还住在里面呢！在我们家搬到那所房子后不久，我的父母便决定开一家杂货店。我们家在接下来的24年里一直经营着这家杂货店，1982年的时候关了这家店。 我们在那所房子里面生活、在那家杂货店打杂的日子都非常美妙。那一区属于意大利裔聚居区，我们的意大利裔邻居们教我们如何打理花园。我甚至学会了嫁接植物的方法。我喜欢向人讲述我如何学会把一棵美国梨树嫁接到一棵中国梨树上的故事。这是个非常棒的比喻，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事实上，我还教我父亲嫁接不同品种植物的方法；我们非常享受一起打理花园的时光。 我永远都记得去祖父家玩的时光。他过去常常坐在他家门廊上给我们削苹果吃。我们喜欢坐在他的腿上吃着那些华盛顿州著名的美味苹果。我的祖父后来搬出了那个房子，但是当我在1982年竞选州议员的时候，我有机会再看了那房子一眼。跟我童年回忆中的房子相比，那所房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小，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房子好大好大。 我前面提过我父亲和我祖父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因此我小时候是说中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台山话。事实上，我直到上学前一直说的是台山话。在这样的移民背景下成长，我很早便生出了对这移民经历的感激之情。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我到了香港。尽管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那次旅行还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我的外婆住在九龙的一个胡同里。她和她的家人在那的生活很艰辛，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的那个地区还相当落后。水是定量供给的，而且那里有着大量的污水问题。那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家人是非常努力劳动才换来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绝不算是富有，但是相比较而言，看着我们获得的进步，我真的感觉很不错。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还是州议员的时候，我来过中国。后来又以州长的身份重返中国。这些旅行帮助我形成了对于移民的看法。比如说，在199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给非法移民的救济粮票，我便提出了一个华盛顿州的项目，用来填补这个空缺。我的父亲总是教育我，我们在美国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的农村。因此，我们总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移民，同时寄钱回中国。我们把厨房用具和家具捐给在美国准备安顿下来的移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接触各种移民。在我们的小区里，有中国移民、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菲律宾移民等等。我的父亲总是带着我们同不同的人们一起度假，包括一些亲戚和一些朋友。父亲的这些朋友我们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都喊作“叔叔”和“阿姨”。 我希望这些能让你们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了解。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有许多跟我有着相似经历的移民。今天我非常自豪能够用我的家庭成长经历来带给中美关系一点正面的贡献。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有五大广为人知的造反派领袖，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如今的他们是否反思当年的所为了呢？ 　　一、北大之聂元梓 　　来自河南、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中共建政后，在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1959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1月，与一中共老干部再婚，但受政治影响，婚姻持续不到一年。 　　1966年5月初，在康生的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造反运动，文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聂元梓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并在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的接见。 　　同年11月，聂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1967年，又组织“除隐患战斗队”，诬陷彭真、朱德等人，并炮打邓小平，称邓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在北大的长子邓朴方也遭到了聂的迫害。 　　聂的所为得到了毛的赏识。1968年11月，聂当选为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然而，第二年，随着政治使命的完结，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次年，在其要求下，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文革结束后，聂元梓于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并于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不过次年，她就被允许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目前，她一个人居住在北京亲戚家的一幢楼房的单元房里，靠微薄的低保生活，身患多种疾病。 　　对于文革以及自己当年的所为，聂元梓曾表示不堪回首，承认自己写第一张大字报是错误的，但在风烛残年之际，她却公开要求为自己平反，言称自己无罪，并认为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可惜，这个要求迄今没有实现。 　　二、清华之蒯大富 　　1945年出生在江苏的蒯大富，于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其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又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工作组被撤之后，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之后，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还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方式丑化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在内的一百多名中共高层领导，此图流传甚广。同年12月，蒯大富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面授下，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 　　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4月20日，蒯大富当上了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6月，积极参与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活动，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并接受批斗。7月，参与打倒徐向前；10月，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造成了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北大、北师大也随即效仿。后在毛的批评干预下，各大高校武斗停止。 　　同聂元梓一样，被利用完的蒯大赋予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蒯大富被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88年结婚。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一家公司工作；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一家网络公司任总经理。2011年，曾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 　　对于文革，蒯大富表示：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他还天真的认为，文革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他还认为：“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 　　三、北京航空学院之韩爱晶 　　与蒯大富同年出生在江苏的韩爱晶受家庭影响，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异常活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据说，他曾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了28个昼夜。 　　为了扩大影响，韩爱晶率先将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并在1967年7月26日，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此外，他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并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 　　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这成为王力一伙构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期间，韩爱晶在叶群、戚本禹的授意下，掀起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行动，印制了大批诬陷传单和文章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韩爱晶等还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7月，韩爱晶带头开始批斗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小将们强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在遭到拒绝后，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德怀的严重伤病，会上继续对其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 　　同年10月，为控制北航，韩爱晶在掀起武斗的同时，还构陷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并下令将其“隔离审查”，对其进行毒打等。后在毛的严厉批评下，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 　　1969年11月，韩爱晶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出狱，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韩爱晶内退，其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对于当年的行为，尤其是毒打彭德怀的恶行，韩爱晶表示“悔恨”，但他仍反问道：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确，这值得每个人深思。 　　四、北京师范大学之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加入中共。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师大政教系学习。 　　1966年，在北大的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谭厚兰在北师大最先响应，并在校内贴出首张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因此受到批斗。工作组被毛下令撤走后，谭厚兰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同年，在康生的亲自授意下，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来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她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彻底破坏了孔府、孔林、书国故址等古迹。此外，他们还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还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 　　1967年，谭厚兰在江青的授意下，掀起了炮打谭震林的运动。同年她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据说，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 　　1968年7月，谭厚兰与其他几位学生领袖在被毛严厉批评后，中止了其政治生命，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谭厚兰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监狱中，她诚心忏悔，并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允许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1月，谭厚兰去世，终年45岁，一生未婚。 　　五、北京地质学院之王大宾 　　出生在四川的王大宾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共。文革爆发后，王大宾正值毕业前夕，他狂热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中，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在此期间，王大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1968年毛泽东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刑9年，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他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返回成都后的王大宾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1985年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1989年后，他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对于过去岁月所做的一切，王大宾表示悔恨，认为自己给人民造成了损失。 　　当年的五位叱吒风云的学生造反派领袖，在岁月走过时，才发现自己所处的是怎样荒唐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