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今年9月中旬，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喉舌的循循善诱之下，中国的“反日爱国运动”终于在9•18事变81周年前夕达到高潮。从游行示威的发动过程及部分游行参与者的诡异身份来看，今年这场反日爱国游行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 一、这场爱国游行的策划者及各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明显地反映了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高层的分裂：有的势力处于攻势，希望事件闹大，最好引起擦枪走火，以便借机坐大，从中渔利。这是9月15-16日游行的场景；有的势力处于守势，希望各地的游行示威能够控制在不导致国际冲突的范围内，这是9月18日游行武警全副武装登场的原因。 由于某些政治势力是本次反日爱国游行的导演，便衣军警是主力演员，导致这场爱国主义游行的正当性被严重质疑。官方媒体示威前一直在做舆论动员，游行发动前夕，《环球时报》于9月13日发表《十位将军就钓鱼岛联合发声：做好收拾日本的准备》之后，人民日报紧紧跟上，于9月14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出了动员令：“中国人心中，一股气憋了百余年。钓鱼岛是警示碑，记录昔日屈辱沧桑，也将成为转折点，见证奋起中国寸土不让的集体意志。这样的意志，将使中国像钢板一样坚硬凝聚。这样的中国，无所畏惧。” 不少地方的军警身着便衣带头游行示威甚至砸车，被网友指认出来。比如西安那位勇不可当的“砸车哥”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是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环绕他左右的就是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河南郑州反日游行现场手持对讲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并引领游行队伍唱国歌的人，被踢爆是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河北沧州反日大游行是经由一个QQ群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群主正是当地交警支队长。 有的地方是官媒参与动员组织。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Bobo秦于9月16日凌晨发一条信息，说“我外甥读高三，今天参加了打砸烧抢株洲平和堂的集会，是株洲日报社组织的。这个国家，谁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 能够对警察与媒体垂直管理的主要是中央政法委与中宣部，即周永康与李长春这两条线。 中国人现在早已不是毛时代的愚民，对这次爱国游行背后的复杂因素，他们看得非常透彻。南方电视台主持人黄毅（洛奇ROCKY）在其长围脖中指出，示威队伍中的人主要分五批：A. 上层建筑中别有用心集团的棋子，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专业滋事者；B. 极端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C. 浑水摸鱼的职业与非职业小偷强盗；D. 盲从的看热闹群众；E.理智的城市常住居民。这五类人与F类便衣警察很容易区分，因为便衣警察配备的专业耳麦，经常通联。这五群人各有行动特点，值得关注的A类，冲得最前，身手矫健；发型统一，来去结伴；顾忌镜头，不怕警察。从A类的特点分析，只可能来自军营，至于是部队还是武警则无从知其详。 不少被网友拍摄到图片展现了A类的风采，不少网友惊呼，这些人平常干什么工作，从哪里冒出来？ 二、这次反日爱国游行中，打砸抢暴行非常严重，为以往任何一次反日游行都不相同。由于打击对象既指向日资企业，也指向中国人，凡拥有日本车或经销日本产品的店子无一幸免。 其结果有二，第一是日资被迫大规模撤退。据媒体报道，日商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211家便利店和超市；日资工厂目前大都关门歇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月18日表示，已取消9月至11月期间中日航线的1.88万个预定座位；其中3800个座位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1.5万个座位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看起来，似乎主要是日方受到极大损失，部分达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7日洋洋得意宣称的“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将倒退20年”。但其实中方也遭受很大隐形损失：即来自于日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就业。而这两点正是本届政府最感头痛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今年新增外资正在减少，原有的外资也在相继撤退，温相与下届备位总理李克强为此着急忧心。这种打击的矛头指向谁，非常明显。 第二是既引起中产阶级严重不满，也强化了中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此次反日爱国游行中，中国人无分贫富贵贱，只要拥有日本制造的消费品，从汽车、相机到衣服，无一不成了被“爱国者”抵制销毁的目标。爱国者冲击的日本汽车经销商4S 店，是中国人自家的钱。那滚滚浓烟，烧的大多是中国人的私家财产。青岛4S店老于9月18日发表“阳光下的暴行！”痛诉其产业在9月15日遭到同胞“砸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暴行。更蹊跷的是，暴行发生期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公安、火警及市长公开热线，但均未得到任何支援，大 火熊熊燃烧三小时之多，无任何职能部门出面协助解决。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是平民子弟。在社会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的中国，他们拥有今天的中产地位来自于多年的辛苦拼搏。平时，他们生活在政治上层的权力压迫与社会底层大规模刑事犯罪的夹缝中，只求安定，政治上趋于保守，害怕与担心社会革命。这次“反日爱国游行”让他们对以底层为主体的革命更是深恶痛绝。这正好应了陈冠中在政治小说《盛世》中的推演：“不是嫌我腐败吗，不是想造反吗，好吧，我不管了，火也不救了，贼也不抓了，然后天下大乱，有人抢劫，有人强奸，有人放火，用不了几天世界就乱成一团，到处流血，伏尸遍地，这下傻了吧？知道我的好了吧？希望我回来吧？回来也行，可你得听话，听不听？你说：听！于是我就天子万年。” 上述两点只是展示了本次反日爱国游行中的部分场景，至于在许多城市都出现的毛左游行，及其几乎一致的口号“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看起来是薄粉，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掩人耳目之举。网友赵世伟在微博上描绘了这场大戏:“【钓鱼岛】终日搭台唱大戏，各怀鬼胎施诡计。政治戏，夺权戏，保主戏，阴谋戏，愚民戏，苦肉戏，样板戏…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标榜竞选场。愚人盲目瞎起哄，天天上街打砸抢，岂知中了连环计，秋后定会大牢去。” 这场政治戏剧中最重要的的主角——军方势力目前还隐身在幕后。钓鱼岛之争其实只是一个军方借以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个由头。（后文待续）

凤凰网上一篇博文“中共十八大上的300军方代表”，罗列了今年十八大上军方代表的鼎盛阵容，军委办公厅系统、总参、总装的部门主管几乎悉数当选，其余多为总政、大军区、军兵种司令、政委等军中实权派。 这么多军中实力人物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到底意味着是中共宣称的“在组织上始终牢牢掌握着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还是说明军方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强？这还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者“榴炮三连”的身份是凤凰台的记者，当然认为是党牢牢控制着军队。但他也不忘记列举历史上军队影响较大的几个时期： 　　 “军队在党内所占之比重，以中共建政前的40年代中期为最高，中共七大选举军中产生171名党代表，占总代表31.3%。以中苏关系紧张为背景的中共九大中，军队代表人数上升至422名，占总代表27.9%，此后历届党代会呈下降趋势，逐步稳定在一个十位数的固定值区间。”十七大党代表共2,217名，军方代表为296名；今年十八大党代表共有2,270名，军队代表为300名。从占比来看，都在13%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军方党代表的身份及今后中央委员人选与政治局人选。 　　 今年中国政治形势非常特殊，据说前一向涉入薄案被调查的军队高官刘源、张海阳、朱和平都成为十八大的军方党代表，这三人当中，只有刘源是十七大军方党代表，张海阳（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与朱和平（朱德之孙）都是本届新晋成员。已经明确身份的出身于红色家庭的军方代表还有几名：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上将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第42集团军军长尤海涛少将是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上将之子。 近几年以来，军方人物常就外交、军事乃至政事发言已是常态。今年薄熙来案发之后，军队事实上已经卷入了中国的上层权力斗争。这至少有两方面信息可以佐证，一是薄熙来与军队的关系，《华尔街日报》曾搜集各种资料，于2012年5月27日发表了一篇《薄熙来案背后的军方因素》，其中提到了两位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军中太子党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两人均是上将军衔）。二是中国解放军报频频发表文章，要求军队忠于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解放军报》8月1日发表的社论更是出语惊人：“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按照中共统治期间的读报方法，这篇社论的真实意思是说，有人曾想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鉴于军队对中国政治及外交干预力度日强，中国会不会从军人干政走向军政府，应该成为考察中国政治动向的一个维度。中国现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源于最初的军事管制（典型是辽沈战役后在辽宁实行的军管），二者之间始终连着一条脐带；加上中共至今仍然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行动纲领，从目前这种党政军合一体制过渡到军政府的通道始终半开半合。“文革”时期，毛泽东曾在全国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23日-1972年8月），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种“三支两军”事实上就是军管。据记载，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中共相信，每当物价飞涨、物质供给陷入混乱、政府面临难以纾解的财政困难，用军事管制的方法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中共这种历史记忆既来自于自身的发展史，也来自于中国近代史的经验。自清末以来，百年动荡，弱肉强食，“太平天国”以后，中央体系崩溃，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渐渐演化为真理，军事割据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政客、党人、士绅、知识者、商人、买办、帮会、农民等各种势力，都必须和军阀打交道。所谓“共和”政府不能依靠宪政运作，只能借助武力维持。 必须说清楚的一点是：中国从1910年代后进入的军阀统治时期，与中共一党实施的军事管制不同。民国时期的军阀们治理地方，往往联合受过教育、曾有过功名、在当地有经济实力甚至获得官衔的士绅们共同执政，即“军”与“绅”共治天下。这种军绅政权形态虽然混乱，但却不是“专政”。简言之，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除了统治者与民众之外，还有“社会”，即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以及新闻自由，社会活动空间远比中共统治宽松。 中共政权脱胎于当年在延安的军事政权，以独裁专制为特点。后来学习苏联，完成了从军政权到党国的转型，形成了一党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管理宗教）的党国政治。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清楚知道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打天下”，因此也只有依军事力量与专制机器才能“坐天下”。此种信念也渗透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历次高层内斗中，胜利者往往凭借军队的支持夺取权力（如1976年“打倒四人帮”）。因此，中共最高领导兼军委主席一职成为定制，最高领袖检阅部队是其宣示其对军队控制力的重要仪式。特别是在内部不稳定时，最高领导层更是常常要求军队表态向领袖效忠，以示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力，例如今年胡锦涛便反复要求军队将领表态拥胡。 军人上台宣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通常借口是清除腐败，中国政府及党务系统的腐败非常严重。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对军队的依重，已经超过了改革以来的几次权力交接。习近平最近的“消失”与中国当局对其“消失”的支吾其辞，更让人觉得十八大权力交接面临种种变数。再结合十八大军方代表的名单中的红色家庭第二代人选增多这一特点考虑，对于中国重现军人干政的担忧，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在外国金融机构不断就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频频发出警告的同时，《华盛顿邮报》的杰克逊•蒂尔（Jackson Diehl）也来凑趣，发表了更悲观的预言。他在美国《全球事务》的9/10月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共独裁政权与另一个独裁政权俄罗斯都面临瓦解命运，但是2012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却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外部观察者们在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容易忽视一点：中共特色的政治是无责任政治，政府与党的首脑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中国现在的危机征兆只要有一半发生（不用全部）在美国、日本、欧盟，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早就转化为政治危机，导致政府垮台、内阁辞职，如同希腊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就连胡锦涛日前在APEC的主题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部份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口行业面临困难增多，解决新增就业人口就业任务繁重……”，此言一出，据说在场者感到更悲观。 现在需要讨论，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政治危机并发生危机共振？如果会导致，会在何时出现？ 我的判断是，在最近3-5年内不会发生导致共产党垮台的危机共振。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 从历史经验判断，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导致。这几大危机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高表现形式是财政危机）以及外敌入侵。如果这几大危机先后出现并同时共存，再加上内部出现反对力量的集结，这个王朝必亡无疑。 今年这几大危机的苗头都已经出现，但远未到威胁中共统治的程度，而且北京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同时出现，比如地方政府努力支撑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启动政府投资（发改委最近批准不少项目），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虽然会种下更大的恶果，但都能延缓经济危机的冲击。 第一，统治集团内部今年确实因权力斗争发生危机，这种危机感因这次权力斗争前所未有地借助外媒打击并丑化对手，加之互联网传播的同步性与即时性，具有放大效应。但是，外部由于厌恶薄熙来的原因，忽视了权斗双方的底线与共同点，即维护中共统治。向胡温发难的一方尤其是其中的太子党与红二代，他们对胡温无能，在任十年国内社会矛盾丛生、民怨四起、环境生态千孔百疮的危局不满。我曾多次说过，太子党与红二代对中国政治拥有潜在的非制度化影响力，这是中国政治中的特有因素即“京城政治”。 这种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如果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最后两败俱伤，那肯定会促使危机发酵。但如果很快斗出结果，其中一方取胜，反而会加强内部凝聚力。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胡温已处下风，标志有三： 1，胡的心腹令计划近日已从大内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要职调任统战部长。 2，日本《产经新闻》9月3日引述多个中共内部透露的消息报道，胡锦涛已决定在今秋明春之间，把目前持有的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全部交给下任领导人习近平，自己完全引退。 3，中国国内舆论动向也显示胡温在此次权斗中居于下风。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最近发表以“胡温的政治遗产”为题的长文，其中结论性的话是“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长文还列举了胡温留给继任者的10个难题。此文发表后，被财经网、和讯网等国内网站大量转载。在中共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最高领导在任，党内人士如此放胆公开评价其功过的先例。作者身处中央党校那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的特殊环境中，当然应该评估过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有多大。 至此，可以说，这次高层内部危机不会演化成当年太平天国的“韦杨之变”那种大规模地相互残杀。这种不以肉体消灭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可以解决权力分配，但不至于大伤元气。 第二，经济危机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虽然影响到财政，但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主要是不能增收，还未到枯竭。从各地方政府采取的五花八门的税收措施来看，目前还有回旋余地。只要熬过今年下半年，高层完成权力交接后，精力用在经济上，会想出一些新招。 第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对宽松。尽管中国比较孤立，但远未成为西方之敌。加之美国正逢大选之年，白宫连叙利亚的人道危机都无力介入，更遑论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南海争端。如果奥巴马继续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更可高枕无忧。 第四，国内的反对力量还非常弱小且分散。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在异议圈“掺沙子”，再加上一些自身因素，海内外各个圈子的异议人士互相斗争排斥的热情不亚于反对中共政权的热情（有时可能更高），几乎没有集结的可能。观诸历史，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历代王朝）就算出现政治危机，如果没有具有组织力与感召力的反对力量加以利用，也不会导致统治者垮台。但这不只是异议人士的悲哀，而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当一个政权基于自身的夺权经验而消灭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及反对力量时，也就消灭了这个社会的重生机能。 从以上分析，今后3到5年内，中国暂时还不会出现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危机共振。这段时间内，北京真正的难题不在于如何应付危机，而在于如何象一个正常政府那样治理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并将其导入正途。从目前看来，中共除了高压维稳与开动宣传机器并堵塞言路，其他的正常管制能力已经丧失。这种溃而不崩之局如果延续得太长，中华民族将丧失社会重建资源。

最近，外国金融机构不断就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频频发出警告。 高盛一向对中国经济高调赞扬，但在其最近发布的宏观经济报告中，将中国经济列入影响全球经济的三大风险因素之一。所谓“三大风险”指的是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疲弱和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高盛指出，与其他两大风险相比，目前美国经济在改善、欧洲也稍显平静，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源头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日本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8月21日表示，地产泡沫、人口结构变化和贷款增长迅速会加大一国遭遇金融危机的几率，而中国正进入这方面的“危险区域”。西村清彦的依据是日、美经验，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与美国2000年代的房市泡沫。两者均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峰值，而同时房价处于高位、贷款急速攀升，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催生金融危机的“恶性”泡沫。 中国经济遇到严重问题及金融系统的坏帐，对于中国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政府不象西方那么担忧，因为知道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经济危机往往引发政治危机。对于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因为已经有过“成功化解”两次的经验。2003年12月，中国凭借外国投资者急欲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使11家国际投资银行，包括花旗、JP摩根、高盛、瑞银华宝、摩根斯坦利在内等一起热情竞买中国银行坏帐。2005年，中国多家国有银行找到了美、英、新加坡等国的多家外资银行做“战略投资者”，重组包装后，陆续在香港及中国国内上市，让投资者成功地分摊了银行的坏帐，并大大扩充了银行资本额，成功化解了9,000多亿的巨额坏帐。 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采用“适度通胀”刺激经济。吴敬琏为中国货币算了一笔帐：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间翻了58.53倍。而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12年4月中国M2接近90万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这表明中国的通胀已经超出“适度通胀”的临界点。 到了这个程度，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批评者，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是依靠超发货币超发来推动，那么中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坏处又是谁帮中国政府消化？ 中国政府用通胀的方法让政府摆脱至少20%以上的债务，并享受铸币税的好处。据刘加百计算，2010年中国铸币税总额为41,326亿元人民币，而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仅为4,800亿元左右（刘加百博客，《中国铸币税世界第一》）粗略一点说，中央政府收获的成果是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避免了“硬着陆”的风险；地方政府则保证了财政收入。通胀使得中国财富大洗牌，有钱人通过投资房地产实现了资产大增值；普通百姓的口袋被掏空，被迫承受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房价，以及居高不下的物价，还背负沉重的房贷。 通胀导致中低阶层生活水准严重下降，民怨四起。看到危险的专家们也认为“热启动”成本过大，央行宜改变货币超发取向；副总理王歧山几个月前也说过“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但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显露危机：企业大量破产，民众大批失业；外资陆续撤出；各地政府税收减少，财政吃紧，各地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征税，企业叫苦不迭。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在“政府希望的水平”上，唯一的方法还是求助于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我注意到央行行长周小川8月22日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到，“不排除运用任何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货币政策工具其实是有限的，在调整利率与准备金都无效的情况下，大概只能大量投放货币以政府投资刺激的方式提振经济了。只是目前北京权力斗争还未最后揭盅，这个工具得留给第五代领导人，否则他们上任后提振经济将无牌可打。 通胀如果成为恶性的，会对中国政治造成什么影响？对这一问题，中国朝野都十分关心。最近中国出版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大谈魏玛式通胀的恶果，就是民间关心的证据。 人类历史上有关通胀的记忆有那么几次，一次是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间的德国“魏玛式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曾遭遇恶性通胀，几年之间，德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了4,815亿倍，1美元可兑换42,000亿马克，它通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覆灭与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 一次是1948年8月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即用金圆券代替当时急剧贬值的法币，规定金圆为本位，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65,000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这次旨在与民争利的币制改革，沉重地击垮了国民政府的信誉，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退守台湾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60余年之后的2009年8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潜伏经济学家冀朝鼎：奉命建议国民政府制造通胀与民争利》，披露了一段被隐藏多年的历史，币制改革的倡议者冀朝鼎是中共派往国民政府的高级特工，奉周恩来之命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发行金圆券的建议。 还有一次则是津巴布韦在21世纪前十年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媒体曾报导过津巴布韦“从天堂国到1亿元1个鸡蛋”的通胀悲剧，特别提到2008年津巴布韦曾创造的2,200,000%的通胀率。 80年代中国曾经历过通货膨胀，当时中共老人都回忆起金元券之事心有余悸，要求中国当局力控通胀，不要重蹈国民政府覆辙。但中国当局经历过2006年以来用“适度通胀”刺激经济，提高就业取得一定效果之后，特别是观摩了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经历十年恶性通胀之后未倒台的“经验”，我相信中共高层已经形成共识，通胀本身不是导致政权垮台的致命因素，只要不让政治反对派存在，就算是有“适度”通胀也不用担心政权垮台。 至于民生如何，目前已经不是中国当政者考虑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