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以清末为例，当时谣言纷传，其中以两大类为主，一类是预言清朝灭亡的谣言，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 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另一类是渲染上层矛盾的谣言，譬如汪精卫1910年在北京以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被谣传为炸弹是载洵、载涛两位皇室成员从伦敦带回交给汪，命其刺杀摄 政王。1910年10月间促成湖北新军哗变（即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的也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这则谣言将新军士兵逼入了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于是乃有10月10日晚上的楚望台起义。 中国不是信息透明的国度，每次权力斗争都会引起流言四布，连中低层官员都乐传这类流言并相信。现阶段处在网络2.0时代，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善于控制信息，却绝无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控制得越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就越离奇。因此，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各种谣言纷传的状态，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之间是种共生关系。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统治乱象，是社会面临大变革、大分裂、大崩溃的预兆。可以说，这些谣言正从根本上侵蚀着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各种谣言的发酵刺激下，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

何清涟 发表 于 三月 23, 2012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以清末为例，当时谣言纷传，其中以两大类为主，一类是预言清朝灭亡的谣言，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 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另一类是渲染上层矛盾的谣言，譬如汪精卫1910年在北京以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被谣传为炸弹是载洵、载涛两位皇室成员从伦敦带回交给汪，命其刺杀摄 政王。1910年10月间促成湖北新军哗变（即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的也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这则谣言将新军士兵逼入了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于是乃有10月10日晚上的楚望台起义。 中国不是信息透明的国度，每次权力斗争都会引起流言四布，连中低层官员都乐传这类流言并相信。现阶段处在网络2.0时代，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善于控制信息，却绝无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控制得越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就越离奇。因此，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各种谣言纷传的状态，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之间是种共生关系。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统治乱象，是社会面临大变革、大分裂、大崩溃的预兆。可以说，这些谣言正从根本上侵蚀着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各种谣言的发酵刺激下，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 Categories: 未分类  |  标签： 何清涟 , 政治合法性 , 美国之音中文网博客 , 美国之音博客  |  Leave a reply

以这两位在不同国度掌权的强人做比较，是因为2012年普京赢得俄罗斯总统选举与2005年的穆巴拉克胜选情形太过相似。 在一片反对声中，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与普京一样高兴的有北京以及中国几大喉舌官媒，除了乐见一强权政治得以延续之外，他们还从中看到了世界格局将会发生对中国极其有利的变化，并作出预测：“毕竟俄罗斯仍是自冷战以来军事实力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随着目前全球局势变化，普京未来12年在总统宝座上一定程度上会给世界格局产生影响，不管是在亚洲、中东地区、还是南海地区。” 其实，无论是普京还是北京都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2012年俄罗斯大选情形让我想起了中东强人穆巴拉克2005年的高票当选，两者情形大体相似，而且穆巴拉克当时遇到的反对声音远比今日普京所遇到的要小得多。谓予言之不信，请看下列事实： 一、埃及2005年与俄罗斯2012年的选举中，穆氏与普京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2005年9月9日晚，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在9月7日举行的埃及历史上首次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第五次当选埃及总统。据统计，在这次选举中，穆巴拉克获得了88.57%的选票，取得压倒性的胜选优势。 2012年3月4日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也以绝对优势胜选。这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在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情况下，普京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据公布选票的统计结果，此次选举中，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理普京得票率为63.6%。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以17.1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余三位候选人普罗霍罗夫、日里诺夫斯基和米罗诺夫的得票率分别为7.98%、6.22%和3.85%。 二、两次选举中，穆氏与普京都具备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政治优势。 2005年之前，埃及的总统选举是穆巴拉克在玩“一个人的游戏”，先由埃及议会先提名和通过唯一候选人，再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总统。200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及制定一部《埃及总统选举法规定》。根据这部新的法规，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于8月11日在50多位由政党推荐或以独立身份自荐的人士当中确定了10名总统候选人。除了执政的民族民主党推举的穆巴拉克总统外，比较有影响力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夫脱党的党主席努曼•戈马；另一位则是2004年10月刚刚成立的明日党的主席艾曼•努尔。其全7名候选人在民众中缺乏基础和声望。 穆巴拉克的政治反对者主要集中于开罗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一直在穆巴拉克及其民族民主党的牢牢控制之下。 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一直存在，但其实力无法与普京相比。即使是俄国共产党利用人们怀旧的心理，其政治支持率也从未超过20%。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相同，根据对投票情况的分析，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更支持普京，而在莫斯科，普京的得票率只有47.22%，即使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也有不少反对普京的人士。 从支持者的文化素质与开放度来看，偏好专制者的人往往居住于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信息处于相对封闭的落后地区与农村。 三、反西方情结在俄罗斯及2005年的埃及选举中都起重要作用。 对于以民主自由为号召的政治反对派来说，普京与穆巴拉克都采取了污名化的宣传手段，宣称反对派背后有西方势力支持。 2005年埃及总统大选中，穆氏之外的9名候选人并无足够的优势与穆巴拉克竞争。其中被穆巴拉克打压的努尔，毕业于大学法律系，因办报提倡言论自由与民主价值观而获得社会声誉，并于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该党的国会议员。 2001年成立明天党，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开罗的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在选举之前，努尔被穆氏阵营贴上“充当西方势力渗透中介”的标签。对与穆巴拉克一道参选的其他9名候选人，穆氏阵营认为“难以对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穆巴拉克构成威胁”，连中国官媒都宣称这9名候选人与穆巴拉克相比，“都只能算作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一直是普京凝聚支持力量的手段。支持普京的一方始终宣称西方给了某些反对派以资金支持。即使在胜选之后，俄罗斯战略发展模拟中心第一副主任格里戈里.特罗菲姆丘克还坚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类似的话，“普京最近也会遇到很多外部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这次选举中反对派的做法并没有创意，虽然也有人说西方给了某些反对派资金。” 在胜选之后，普京的支持者甚至说“对其他候选人来说，这个选举更像一个政治娱乐活动”。“反对派的活动越多，他们的前途就越少。”普京的胜选甚至被宣传成“俄罗斯对西方的胜利”。 中文媒体不吝笔墨，不厌其烦地称赞普京的人格魅力及其将俄罗斯从叶利钦时代的内政混乱中挽救出来的功绩。但埃及人对穆巴拉克曾经有过的赞许比普京所获得的要高许多，比如他曾在 “十月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处事沉着，富有牺牲精神，知识渊博，都是埃及讴歌的素材。穆氏人生经历绚丽多彩，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更非只做过克格勃少校的普京能够望其项背。但从来民意如流水，穆巴拉克因为贪恋权位，如今被埃及人民赶下政治舞台，父子三人同囚铁笼受审，穆巴拉克的夫人苏珊娜曾被埃及妇女视为阿拉伯世界女性权益保护人、女人中的极品冠军，如今也因为丈夫失去权势而备受指责羞辱。 当普京与北京共同为普京重登俄罗斯总统宝座鼓掌叫好之时，不妨看看曾经英雄一世的穆巴拉克。仔细想来，穆巴拉克也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多恋了一年多而已，如果在任期届满之前宣布退隐，或者提前交班，何至于象如今这样身名俱裂，铁笼加身？

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表明，权力更迭时期就是统治内部危机发生之时。2002年中共第三、四代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之后，西方一些中国专家曾经赞叹这一黑暗传统将在中国结束。但2012年中国发生的高层权力斗争再次证明，这一黑暗传统并未结束。 这次权力斗争有与改革30余年以来历次高层权力斗争不同的特点： 一、2012年高层权力斗争被给定的性质之宽泛前所未有，从路线错误、政治错误、腐败（即刑罪嫌疑）三方面都预留了定罪之由。 路线斗争。这是温家宝3月14日答记者问露出的口风。温在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后，接下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联系到温相在同场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而薄熙来又主张“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温相谈话明显是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二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清除腐败变质分子。这是习近平发表于3月16日《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所持说法。习近平说，要求各级党员保持廉洁，“别以为入党就是为了捞好处，对屡教不改、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将会坚决革除出党”。按习的说法，罪名大概应在“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个框架内做文章。考虑到习近平的文章应该至少在半月前交稿，发表时间晚于温讲话，温讲话应该是高层新口径。 重大政治错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指出，2 月9日上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王立军事件的有关情况汇报。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 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该通报指出王、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辽宁省调查的重要经济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其他消息源说家人就是指薄妻谷开来）。 邓小平废胡耀邦总书记一职，理由是胡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态度过软，犯了政治错误；1989年整肃赵紫阳，是说赵在处理“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江泽民将陈希同投入监狱，胡锦涛整治陈良宇，打的都是“反腐败”旗号。薄熙来与后两位的政治地位接近，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胡温等中央高层对其预定的罪名却用上了对地位相当的政治对手才使用的“路线错误”。此前只有毛泽东将其与政治对手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 非常宽泛地预定罪名，说明北京目前尚未就薄的罪名达成最后定议，还得在查办过程中搜寻各种证据，审时度势，根据党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再做决定。 二、与历次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应对格局之高、处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来的政治身份。 北京宣布将薄熙来免职之后，还要求将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对各大省（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的重要讲话层层传达，并要求各地方党政负责人明确表态，服从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中国各网站与媒体上都登了重庆各界（尤其是警备区）表示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消息，却不知其他省区也在传达、表态，比如上海电视台报导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向县区一把手传达胡的讲话，各级干部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 要求各省（区）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出现过。在陈希同与陈良宇案件时未有此现象。但薄的政治身份仅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无法与身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相比，其个人声望更不如在广东改革及总理任上积累了声望的赵紫阳。因此，上述措施只能让外界猜疑：胡温等人要对付的政治敌手，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人，而是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否则对胡来说，实在有点自降身份与防卫过度，并抬高了薄熙来的份量。 三、薄熙来背后有支持者？ 这里谈的“支持者”并不是指那些为”重庆模式”出谋划策的新左派学者，以及孔庆东、司马南及乌有之乡等浮在面上的各路附从。这类人再多，在中共高层眼中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引起胡温担心，只能是那些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人物。 细心的观察者当然会注意到，在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受到国内新左派为主的各界人士热捧时，对胡锦涛政绩的否定之声也非常明显。 2011年6月，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关键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当朝者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张木生与刘源交往甚密，这在中国媒体上是公开言说的事情。张木生父亲是老干部，曾为董必武、周恩来当过秘书，张本人任职不高，1996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至今。知内情的人大都认为，张的底气不是来自于他本人，而是其身处的圈子。 与此同时，胡温政绩还遭受到“红二代”群体以各种形式发出的批评。在中共高层眼中，有些红二代还有政治要求，比如“延安儿女”曾于2011年发表了“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该文干脆对如何组建党委提出具体建议，“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20%的直选党代表。在增加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可考虑面向社会层面开放”，这些人应该从对红色文化有感情的人中产生。 上述言论与活动，如果不是这些人具有的特殊政治身份，早就被中共的国安系统扼杀消除。胡温等人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之间有无联系），以及这些人对薄被“免职”的反应，都将决定薄熙来今后的命运。中国名记杨海鹏在其【午夜政治观察86】中说，“铁幕后面的角斗正激烈进行中，至少50个以上交叉关联的圈子在彼此缠斗，几乎卷入所有已退未退大佬。”中国是个信息不透明的社会，这种以真名实姓发表的来自京城的小道消息不可忽视，其中“50个”这数字不必较真，但牵涉之广却可从胡温等高层的高度防卫可见。 最后一个特点比较有趣，即这次权斗发生于网络2.0时代，即自媒体时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宛如在半透明幕布遮掩下的一场大戏，形式有如日本的歌舞伎，除了中共高层等各位演员登场演出之外，还有各类人士充当“旁白者”串场，在网上发布各种信息与评论，使得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互动。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被互联网拼接在一起，再加上杂然纷陈的中外视角，使得这台政治戏剧具有前所未有的观赏价值。

今年中国“两会”最引起争议的政府行为，就是将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中针对国民的“秘密拘捕”条款，引起中国民间各界一致声讨。人们认识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第73条之“人间蒸发”条款将是悬在国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让其“秘密失踪”。 此条款如果通过，将意味着中国进入“秘密警察治国”时期。正巧中国前一向发生了王立军事件。这位在重庆“唱红打黑”中曾以“黑打”著称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当自己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牺牲的棋子时，他采用了“冷战”时期苏联间谍的做法，为避免被“黑打”而走避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因此，我想起一本著名的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这是一本与《克格勃全史》侧重点完全不一样的书，《克格勃全史》的重点是讲述该组织的对外功能——间谍情报工作，读后总让人觉得KGB与中情局、军情六处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同类机构，因而忽视了克格勃那残酷的对内镇压功能。《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通过介绍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及其任内工作，披露了苏维埃俄国与苏联历史上那血淋淋的肃反与清除异己运动。该书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描写，带给读者的感觉除了震撼之外，更多的是恐怖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它的前身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其设立初衷是对付大批抵制新政权的旧官吏们，后来其功能演变为清除国内政治异己分子。它与苏联共始终的七十余年历史中，与阴谋、恐怖相伴生。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只意味着“令人不寒而栗”或“神秘”、“恐怖”，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打上苏共统治这一特定时代的一切特征。可以说，KGB的历史就是一部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历史。直到今天，曾经在KGB中任职少校的普京，仍然娴熟地运用KGB的一些手段对付政治异己。 领导这个部门的人，被视为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对于喜欢玩弄权术、嗜好掌控人们生死那种刺激感的人来说，这个职位颇有吸引力。然而吊诡的是，这个职位往往也会断送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的性命。作者写道：“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这个职位充满风险，从1917年到 1999年，克格勃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但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一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只有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创下了任职最长的记录，他曾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无论是在苏维埃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普通民众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也提心吊胆地度日，苏共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克格勃头目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利亚，他在1945年1953年间出任克格勃最高领导，成为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的核心人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肃反运动中，许多苏联开 国元勋、老革命家和几百万无辜百姓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监狱与劳改营中。但曾将无数人送上黄泉路的贝利亚，自己最后也难逃被清洗之厄运。2008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认定 1953年苏联最高法院对贝利亚的死刑判决是合法的，拒绝了有人吁请为贝利亚平反的要求。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引出了一段贝利亚死亡之谜的案中案，案卷中既没有贝利亚土葬或火葬的证明，其尸体也去向不明。贝利亚同他的许多受害者一样，神秘地从人间“蒸发”。 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前苏联人民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这些被诬以各种罪名的人中的大多数人什么罪也没有犯过，但在重刑之下，他们最后都会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甘受惩罚。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克格勃全盛时期，就是苏联人流血最多的时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可能朝不保夕的国度里，无疑是最大的悲剧。　　 　 　　　 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比共产党这一组织更热衷于权力，也没有任何组织比共产党更不惜工本地投入资源运用各种恐怖手段巩固权力。出于独裁权力与独占真理的策略考虑，清除任何政治反对派及社会中任何有真实力量的任何人，将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扼杀于萌芽状态是共产极权政治的必然逻辑。 　　 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告别了克格勃这段历史。如果中国将实施含有秘密拘捕条款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必然将中国人置于克格勃统治的政治恐惧之下。当中国人处于来自安全部门的监视、窃听或被秘密逮捕的危险境况之中时，任何人都有可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遑论所谓人格尊严。面对这种危险，那些拥抱中共政权者有什么理由继续歌颂中国的强大与进步？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李惠生、赵志鹏、钟忠、王宪举等译，张志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