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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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地处下资江下游，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邵阳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 、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 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键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2月中旬以来，中国网络上疯传成都交警大队长吴宇佟的一条雷人语录。在处理一起交通违章的行政复议时，这位吴大队长很神气地对投诉者说：“我叫吴宇佟，你记住。我们这里不是西方，西方的警察是吃纳税人的钱的，纳税人养警察，我告诉你，东方的警察，我也是纳税人，我也交税。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念，纳税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录有这段话的视频在网上登出之后，事件本身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几乎没有人再关心行政复议的由来与这个需要复议的小案件本身，只关心这位吴大队长说的这句话“纳税人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众多网友都对吴的话嗤之以鼻，但也有些网友认为，这位交警大队长与其他中国人一样，从小就接受的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所以对“纳税人”概念根本就不知道，要怪只能怪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有问题。 确实，吴大队长说中国警察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还真是党努力灌输给全体中国人的一种定见。中共执政以来有几句天天讲、年年讲的套话，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沐浴着党的阳光”， “是党给了你一切，从工作、学习到成长，你的每一步都饱含党的心血”。现实中，中共领导的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所有人的生存机会都会被归于党的恩赐。农民的地，政府说要收回就收回；城市居民的房子，政府说要拆除就拆除。“党与政府”是全能的。一个人在找工作时，“党与政府”并不负责给某人工作。但如果某人有批评政府言论及“反党行为”，这个人就会成为准异议人士或者异议人士，党与政府立刻可以卡住这个人的胃，让他失去工作；更可怕的是，党与政府可以派国保到异议者亲属所在机构里发出威胁，还可以威胁房东不许将房子租给异议者。总之，党与政府“恩威”所到之处，异议人士深感中国之大、竟无处藏身。 党与政府的能量比神要高，比天还大，“纳税人”的权益无影无踪，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吴大队长等公务员们对自己能端上党与政府恩赐的饭碗，满心都是感激，在“P民”面前不免神气十足。 纳税人的概念在90年代曾经通过各种管道进入国内，但被宣传部门屡屡禁止讨论。目前，高中一年级的政治教科书中专列财政、税收章节，其中有“纳税人”概念，其定义是“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教科书告诫学生，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教师让学生背诵“固定性税收的强制性决定了税收的无偿性，而税收的强制性又是无偿性的保障；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又决定了税收的固定性”这样的绕口令。学生们通过教科书，知道“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偷税、漏税、逃税等行为要绳之以法。可笑的是，中国人虽然在纸上做了一回“公民”，仍然没有获得纸上权利，我仔细翻看了教科书与好几个“精选教案”，其中只字未提纳税人有哪些权利。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都知道，是他们缴纳的税收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支持着政府各机构包括司法、警察等一切公共部门（中国将此叫做“专政机器”）的运转，政府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必须的公共品，如学校、交通、图书、娱乐等公共设施、义务教育、某种程度的公共医疗、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等等；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群体是为纳税人服务的……，等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最重要的宪政主义税收理念，这一税收理念起源于英国于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确定了几个重要原则――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因此美国加税须经民意代表国会议员们反复讨论并通过后才能付诸实施）；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的权利（政府所有收支都必须向纳税人公开，随时回答纳税人的查询）。 中国主流财税理论正好与自由主义宪政理念相反，“强制性”指政府无需通过纳税人的同意，想加税就加税，想加多少就多少；“无偿性”指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因此，政府如何使用财政收入，无需向纳税人公开信息，也无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正是在这种税收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民公开财政收入的用途。 如果税收只强调强制性与无偿性，就与黑社会收取保护费没什么差别。目前中国启动一步到位的政改几乎无望，但中国至少可以效法英美经验，先想法管住政府的钱袋。英国提供的历史经验是从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入手限制王权。这一点，100年前的中国人曾经成功地做过尝试：1910年清朝建立资政院，当年就开始审议预算，将朝廷提交的预算额裁减了将近1/4。今天的中国人理应比前辈们做得更好。去年中国有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阻止破坏。其实，当局但凡还有点头脑，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先做些改革，比如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使所谓“民意代表”名实相符，理直气壮地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其实于政府于民都有好处。因为让纳税人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从质量与种类两方面监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既可以减少政府部门的乱开支，又可以减轻社会怨恨。这与中共用高压维稳的方式保政权的方式相比，成本小，社会摩擦也会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