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这条标题为“习近平提重大议案：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消息，其实于近半个月以前已经在一些博客与网站上流传

来自: 鲤鱼奶奶の家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06日,  已有 3 人推荐 “为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戒备森严。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图）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与普通食品不一样，特供食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勾犇/图）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 相关日志 2010/11/19 — 何清涟:一场上不得台面的“餐桌保卫战” ―从政府机关的“蔬菜自供基地”谈起 (0) 2010/08/15 — 何兵:国家机关为保命，开始自建农场 (0) 2011/04/29 — 曝泡椒凤爪多由病死鸡爪泡双氧水 (0) 2011/04/28 — 央视记者：国家质检总局在顺义的农场达8000余亩，从不使用农药 (0) 2011/04/27 — 科学松鼠会:过期食品能不能吃 (0)

湖北省武汉市对下属单位公务员的津贴进行清理，发现过去几年发给当地公务员的不符合规定的津贴数千万元人民币，有的人均多发7万多元。但有评论人士认为，武汉查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公务员违规领取津贴是全国性问题。 武汉市正在进行的清理行动发现，一个有123名公务员的市直属机关，从2007年到2009年间多发了九百多万元的津贴，人均7.39万元。《南方日报》报道说，武汉市将要求这些公务员退还多发的津贴。报道说，有关的消息不但引起舆论的关注，也造成了武汉公务员的抱怨。武汉市某局局长上交报告表示，这些津贴是绩效考核津贴，并经过政府的允许才下发的，报告要求上级单位“保护、爱护和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报道认为，看来武汉要追回多发给公务员津贴的愿望多半会落空。 也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武汉市公务员对追查津贴一事感到委屈。他们认为，武汉市发给公务员的津贴在全国比较，并不算太高，而且比广东等地低得多。广东的一位公务员霍先生就此回应说，三年多，公务员人均发七万多元人民币的津贴，确实属于小儿科。 “如果三年才7万多，根本不算个事儿。说句心里话，根本不算个事。在广东，零三年开始，中档的机关单位，像这一类不明不白的补助应该会比真正的工资收入多一倍到两倍。比如在广东一个中档的公务员合法的大概有三千块钱的收入，但是真正能够发到手上的大概会在八千到一万。如果是好一点的机关，比如说工商、税务，三千块钱的正常收入，99年、98年的时候都可以发到两万块钱。” 北京的《京华时报》发表评论透露，武汉市查处的不合规定的津贴包括：公务员五年不违规，就可得数万元的奖励。评论追问，那么老百姓五年不违法，该值多少钱？广州的霍先生表示，在中国，绝大部分公务员确实不知道各类津贴的性质，而机关单位基本上是人均份，实际差别并不大。他介绍说，给公务员发津贴的资金通常来自单位创收，属于预算外的资金，这种被称为小金库的资金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在中国的官场内属于“众所周知的秘密”。虽然审计部门经常清查，但很少做出真正的处罚： “怎么样能够避得开审计，五花八门就像是间谍战一样，为了避开查出这笔资金，各个单位是想尽一切办法。具体什么样的办法我就不想讲了，这个办法是很多的。但可以告诉你，每一个单位都有不同的小金库，而且不止一个。” 中国一名网络作家张先生也表示，武汉市给公务员违规发津贴的做法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现在的体制基本上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集团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就像何清涟所说的是自利性政治集团。完全就是为自己的集团利益，根本不是为老百姓着想。” 广州的霍先生表示，在中国的法律和有关政府行政管理规定中，设立小金库发津贴是违规行为，但因为各地各级党政部门都是如此，法不责众，难以杜绝。即使有人举报，纪律检查部门通常也难以查处： “我们当时有人把这个东西捅到上一级的纪检。纪检就找到一把手，这个一把手就开全体职工大会，会上就说：‘是，我发了这个钱，现在我也知道有人在告状，如果说你们想告状，没有问题，你把你拿的钱，你偷偷地放回办公桌或者一个地方，那你去告好了。’他这么一讲，谁都不想再告了，不想被全单位的人骂嘛。” 中国媒体近来对武汉市的公务员不合规津贴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许多文章建议取消机关的小金库，立法规范公务员各类津贴。但张先生认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这根本做不到： “这个涉及到两、三千万公务员的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查下去。只不过就是拿来做做秀，做些表面文章而已。” 张先生表示，近年中国出现报考公务员热，一个职位通常有四五十人甚至上百人竞争，就是因为公务员灰色收入多，吸引力巨大。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公务员及党政官员与老百姓的比例，居全球各国之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周二称，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剧增强了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必要性。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星期二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呈现积极的改善迹象，这些迹象包括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等。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盖特纳表示，他将在下周力促中国官员在上述积极变化基础上作进一步努力，例如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改善美国企业的投资环境等。多年来美国本地企业一直抱怨称，中国的投资环境偏向国内企业，而且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例如打击盗版软件方面做得不够。盖特纳说： “我们这次会谈的焦点将是你们熟悉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我们希望人民币升值得更加快一些，中国方面也认识到这一重要性。目前，人们也听到中国官员在公开议论人民币应该加快升值，以抵抗中国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可以防止中国国内的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 盖特纳说，中国推进金融业改革是美国将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析师们认为，深化金融业改革不仅有助于防止资产泡沫，同时也将促进汇率政策市场化。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说，人民币的自由浮动进程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不可能一下子放开： “中国的通胀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劳动力价格已经全面攀升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在抑制通胀上面的作用将远远低于这个预期。因为现在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一次到位，也只能减少今后外汇储备增加所造成的国内货币存放数量。加上这个升值幅度很小，减少货币存放和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很有限。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抑制了出口。但是对抑制物价上涨所起的作用有限。” 美国博尔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郑竹园说，人民币升值应该吸取上世纪八十年代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教训： “六十年代，一块美金是360块日币。因为日本大量的出口，西方国家认为日币太低了，所以让日币升值，在广场协议以后，一下子从美金一块钱换两、三块百日币降到八十几块日币。日本人没有经验，很高兴，钱很多了，直接去买东西了。房地产暴涨，股票也暴涨，到后来泡沫化掉下来了，接下来日本的经济在90年代差不多十年都好不起来。” 郑竹园教授说，目前中国领导人仍致力于严格控制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平均每个月升值0.5%左右。他认为，人民币应该循序渐进地升值： “人民币应该有步骤地升值，不是一下子的。如果一下子开放的话，如果现在国际上的融资太多了，人家拿这个来汇率炒的话，将会影响人民币大的波动。恐怕还是要有节制的，每年3% 、5% 慢慢地升值我认为是比较可靠。如果开放的话，你要经常搁置，现在融资太多了，美元花得太多，融资太多，人家拿这个来炒作的话，那会影响中国经济高高低低的变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武汉钢铁集团工人徐武因与所在单位武钢发生诉讼纠纷被关进精神病院达4年之久，日前成功“越狱”至广州，却被武汉警方抓回。其中曲折，被媒体称之为“中国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的故事”。 看到这份由中国地方政府献给工人阶级的五一节“大礼”，不由得想起一支上世纪50至70年代传唱不衰的红歌“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文革”时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后的雄风，例如工宣队进驻从大学到居委会各单位，工宣队队长成了太上皇、工宣队员们成了御前侍卫；工人每与人发生争执，一拍胸脯吼一嗓子“老子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党最信任我们！”觉得恍如隔世，领导这个国家的党还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国也还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工人阶级的力量哪去了？ 在90年代之后进入工厂的中青年工人可能不会有那段光荣记忆，但老工人就不同了，近20余年的地位失落、下岗与贫穷带来的种种屈辱，只显得毛时代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那份黄金岁月愈加难能可贵。老工人怀念昔日荣光，自然免不了怀念曾经给予他们荣光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毛发动大跃进导致饿死3000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闭关锁国带来的贫穷落后、发动“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严重破坏，这些由毛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被不少老工人刻意遗忘。他们如果有机会向下一代谈论时政，说的必定是这一套，“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就好了，贪官肯定不敢这样胡作非为，厂长经理敢这样搂国有资产？……” 我其实也很关注并同情当代中国工人的境遇，并由衷希望工人兄弟的权利意识迅速觉醒，起而争取权利，使本阶层活得有尊严，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能够摆脱“血汗工厂“的可耻地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阶层、群体的权利都应该通过自己争取，而不是依靠他者赋予。老工人们怀念毛泽东，骨子里还是希望由政治强权人物来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不是自己争取。 如果说欧美工人运动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的，其经验没有可借鉴性；那么与中国同属于亚洲文化圈的韩国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应该具有借鉴作用。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由于当时就业机会稀缺，为了保住工作机会，工人不以超时工作为苦，甚至有工人主动写信给厂方，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80年代以后韩国工人工作条件及社会地位的改善，与他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有关，更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帮助推动有关。 当时韩国的宗教、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这三种势力主动渗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尤其以学生的努力起了关键作用。曾有一批大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这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他们努力唤醒工人的权利意识，加速工人的组织化，提升工人运动的水平，逐渐把工人运动的目标从经济引向政治，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中，出现了以政治目标为主的罢工运动。可以说，韩国工人生活状况的逐渐改善并非资本家主动施与，而是依靠大学生群体等社会力量主动介入，唤醒工人自身的的权利意识，通过艰苦斗争一点一滴逐步改善的。 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 中国媒体曾登载过一篇文章，“一个研究生在工厂的‘潜伏’”，故事的主角赵新华（化名）在看过《韩国工人》这本书后，也想摹仿当年的韩国大学生，深入工人群中，成为“潜伏”工人。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整套方案。但他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镇的打工经历却让他非常失望。厂方违犯《劳动法》的现象常见，比如拖欠工资。赵新华曾尝试鼓动工人以《劳动法》为依据抗争，但没有工人响应，并告诫他说这样做“没有用的”。最后赵只好独自坚持抗争，“一个人战斗”的结果是：应拿工资1000余元，但因被记了3天“旷工”（赵以罢工的形式抗争），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费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令赵沮丧的是，他的抗争没引起其他工人仿效，反而因为这一抗争遭到工友们的疏远。领到工资那天，赵新华到车间转了一圈，还没说几句话，就被组长赶了出去。组长说：“车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厂长看到，被叼的是我”。赵新华的经历表明，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可能还处在觉醒前或者觉醒之初。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劳工权利从来都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工人努力争取而获得。而工人的力量也就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的运动而逐渐强大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中国工人要想真有力量，韩国工人的组织化过程与争取权利的过程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