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何清涟:被拼接与幻化出来的“温、胡政改”

自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放了一响 “ 政治体制改革 ” 的空炮之后,海内外部分带有异议色彩的 “ 自由派 ” 人士开始了新一轮 “ 比傻游戏 ” 。这轮 “ 比傻游戏 ” 内容与以前历次不同,以前是比谁能更好地 骗别人,这一轮比的是谁能更象模象样地骗自己。参与者根本不管温、胡两人对 “ 政治体制改革 ” 的内容究竟有何表述,只管自说自话地从中 敷衍出五彩缤纷的政改幻象。如果谁敢表示不相信,就有人写文章痛骂这些不参加比傻游戏的人包藏祸心,一心盼望中国发生动乱 。如此一场闹剧,倒也算得上当代中国当代一大奇观。             为何说温家宝的政改讲话只是虚言?             先看看温家宝到底说了什么。           8 月 21 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的所谓“政改”讲 话,据新华社的标准版本,只在倒数第四段文字中两度提及 “ 政治体制改革 ” ,虽然再无后续具体内容,却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政改波浪,并催生出至少数百篇歌颂与追随文字。           就在一些异议人士及自由派 知识人将温的讲话上挂至 2007 年某次讲话中提到 “ 普世价值 ” ,幻化出 “ 政体改革 ” 的政治气泡并不断往吹胀之 时, 8 月 27 日温家宝在 “ 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 上所发表的讲话,特别提到 如果反腐不力, “ 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 ”,因此为保政权不改变颜色必须反腐 。紧接着,温家宝在 9 月 13 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 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 “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有光明的前途。 ”            即使温家宝就 “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作了如此明确的表态,但一 些海内外人士还自说自话地继续慷慨陈辞,仿佛温家宝真扛着一面 “ 政治体制改革 ” 的大旗在奋勇前进,大家只需要跟进在后面说呀说,就说出了一片新天 地。尽管有人说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只旧瓶加进我们想要的新酒,这话当然不错,但你得先破除中共控制那只瓶子与加酒的垄断权力,否则你 有什么能力往瓶里加酒并勾兑?            深圳的政改真相            为了竖温家宝这杆改革大旗,深圳自然也被赞扬成 “ 改革的排头兵 ” 。其实,深圳谈政改并非第 一次。每与中央关系不太舒缓时,就强调深圳只是经济特区以表忠心;经济上行至途穷时又开始谈政改。观其多次倡言的 “ 政改 ” (包括这一次),充其量只 算是行政改革。我在深圳生活过 13 年,多年前就撰文指出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本质区别:行政改革 是在现有权力架构之内调整机构并提高行政效率,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则是权力的来源合法性问题,即权力由谁赋予。在中国,所谓政体改革就是将共产党自我赋 予的权力变成民选,放开党禁、报禁,民间自由结社组党,共产党只作为一个普通政党参选。               政改臆想安放到胡锦涛的头上              大概是受了拥温派的启发,某些人士决定不让温家宝专擅 “ 开启政治体制改革 ” 之美,胡锦涛的深圳讲话尽 管毫无新意,还是 “ 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等老调重弹。但众多海外喉舌媒体,如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澳门日 报》还是从中 “ 发现 ” 了胡锦涛总书记行将 “ 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 ( “ 华媒热议胡锦涛深圳行:谈 政治体制改革引关注 ” http://www.chinanews.com.cn/hb/2010/09-07/2516589.shtml )于是一窝蜂拥上,抢着将 “ 改革领头人 ” 的桂冠奉送给胡锦涛。           仔细解读温家宝的三篇谈话及胡锦涛的讲话,无论怎么发挥想象力,也无法将其内容延伸到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变更上。 其实,类似政治体制改革、人权、法治、民主这类词汇,从邓小平直到江、温都没少说(见 “ 中国领导人谈民主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6862832-1.html ),但只在此时此刻引起 “ 异议人士 ” 与 “ 自由派 ” 一片掌声,只能说中共多年 致力于消灭思想异端已收功效,中国人的政治无力感已经让人绝望,以至于有人心甘情愿地玩 “ 比傻游戏 ” 自娱娱人。           “ 异议 ” 运动有无价值,取决于其思想高度。如果众多异议者解读政治人物的相关 讲话到了不管其实质内容如何,只管按照自己机会主义的需要剪裁内容,并据此拼接一幅政改图画来自欺欺人,号召大家依靠 “ 比傻 ” 游戏来增强改革信心,恐怕 “ 异议 ” 运动得先检讨自身水准包括 认知能力。       “ 维稳 ” 的目的就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政府投入巨大的维稳成本,实质上就是要维持 社会利益格局的稳定,其中保持现有权力格局的稳定是 “ 维稳 ” 不言而喻之内涵。从 2009 年投入 5140 亿元天价维稳,可见当局现 在并无任何政体改革的打算, 9 月 6 日胡锦涛深圳讲话已证明这一点。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移居海 外(全国共有 118 万家属已经成功移民海外的“裸官”),无须承担政权倾覆的后果,对政治利益集团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维持现有格 局继续捞取利益,即维持这种半行政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行政权力攫取到的资源放到市场里面变现,而非自断经脉的政治体制改革。            面对欲振乏力的中国经济与日益频繁的生态灾难,中国人已经明显地感到前途晦暗,害怕动 乱、亟盼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带来一片光明。但愿望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放眼古今中外,所谓改革从来就是因势、因人成事。势与人,二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国的局 势是:既缺乏真正有心致力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层力量,也缺乏促成政治体制改革之势。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赞扬者追随者有意不看现实,批评 者大都从温喜欢做秀这点入手,双方都忽视了一点:在中共政治这盘棋中,人只是制度的奴隶,无论温还是胡,都无扭转乾坤之力。更何况,对于胡温这届政府来 说,任期只剩两年,目前已经进入 “ 跛脚鸭 ” 的看守阶段。平安下车是其最大心愿。当然,通过构造政改之幻象,有利 于稳定人心,达到平安到站的目的。            与掌握政治、经济、组织等一切资源的共产党相比,民间力量弱小得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还得继续涵育各种基础力量,仅靠对体制内个别领导人寄予希望,并无限夸大非暴力的作用,将甘地的 “ 非暴力不合作 ” 发展为 “ 非暴力合作 ” 乃至 “ 跪求民主 ” ,那民主还是与中国人无 缘。 Tags – 温、胡政改 , 何清涟 , 拼接 , 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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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副国务卿表示中国通过钓鱼台岛撞船风波“试探日本”

在中日围绕钓鱼台岛撞船风波引发的最新一轮外交争执中,中国官方不断提升抗议层次和外交词令,五度召见日本驻北京大使,要求日本释放中国渔船船长。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星期三在日本东京访问时表示,中国目前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试探日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了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女士以及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就此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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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报:中国的新贵族——红色干部和红顶商人

广东新兴城市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敛财20亿人民币虽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她不过是中共领导层不受监督的权力腐败的最新案例而已;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中国依然是空白 原文: China’s New Aristocracy: Red Cadres and Red-Hat Businessmen 译文:中国的新贵族:红色干部和红顶商人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本文参考了王明编译的“同来源译文” 翻译:@Ytblf 校对:@Freeman7777 原文出处: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半月刊《中国简报》(China Brief),2010年6月24日 图:曾经的女市长李启红 中国广东新兴城市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的丑闻集中凸显了中国政治腐败的持续恶化。尤其是不断加剧的官商勾结使腐败问题变得更为尖锐。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反 腐败方面在不断提高声调,但与过去相比,更多的国家财富流入了那些所谓“强势家族”的腰包。这类家族的典型成员包括党的干部以及商人,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 使这些头脑精明的新型贵族统治体制成员以令人震惊的速度积累财富。 56 岁的李启红出身农民家庭,在中山度过了她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山距离南边的香港只有两小时车程。5月底,她被中国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双规”了。据地方媒体 报道,李启红和丈夫林永安及他们的亲属拥有至少价值20亿元人民币(2.93亿美元)的财产。尤其是1997年担任中山市委组织部部长以后,李启红涉嫌利 用职务之便为其丈夫及亲属设立的房地产公司及其他商业公司提供帮助。据报道,2007年被任命为中山市市长后,她的家族通过内幕交易及其它非法手段在深圳证券交市场屡有斩获(据新华社5月30日报道;人民日报英文版6月2日报道)。 因种种原因,李启红案件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中山市有上千家外国企业,包括香港、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在去年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及其他政治局成员对官 员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经济利益发出了新的严厉警告。例如,胡锦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中纪委会议上再三强调要下大力气打击“滥用权力”及其他相关不法行为,他同时号召“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倡导廉洁工作作风”(新华社1月12日报道;人民日报1月13日报道)。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行动声势浩大,并且李启 红对其家族的暴利的经营也从来未加隐瞒,但李启红的上级——广东省的官员们——仍一再提拔这个女官商。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公共场合,李启红宣称其在家族企业上奉行“四不”政策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不参与;不提供帮助;不发号施令;不提供内幕信息。”但是,即便在今年年初中央政府开始对房地产投机行为进行 打击之时,李仍然对房地产市场百般袒护,称房地产的繁荣将使惠及关联产业并为政府带来巨额收入(香港明报6月17日报道;深圳日报6月1日报道;环球时报 6月1日报道)。 根据《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最近的报道,遍布全国的3000个家庭控制着价值1.7万亿元(2489亿美元)的财产,这意味着这些新富家族的平均财富是 5.65亿元(827.2万美元)。人民论坛杂志(People’s Forum)对这种暴富家族现象做了一次民意调查,91%的受访者认为“新富阶层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网中获益”,69%的人表示他们对这些富有家庭“印象 恶劣”。虽然75.56%的受访者认为“官商勾结”是导致政府在群众中形象受损的“最严重因素”,仍有86.5%的人对政商分离的前景表示担忧(《中国日 报》2月9日报道;《人民论坛》(北京)4月1日报道)。然而,考虑到早在2001年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决定允许“红色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事 实,要扭转当前明显的政商“一体化”进程可能已为时过晚。 关于这些强势家族是否包括现任或前任政治局成员的家庭,人民日报或其他官方媒体没有谈及。即便如此,仍有详尽证据显示著名领导人——如已故元老邓小平、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和朱镕基、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的子女均为成功企业家。根据前中国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自由派经济学家罗天昊的观点, “红色家族”——即高干,在中国富裕阶层中举足轻重。“这些商业家族坐拥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罗天昊说。他补充说,由于其所拥有的政治关系,这些家族 在贸易、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部或部分由国家控制的产业中表现尤为出色(新浪网5月2日报道;中国移动周刊(北京)3月22日报道)。以李鹏家族为例。 自1990年代以来,李的妻子及两个子女在能源产业表现活跃,其子李小鹏是能源巨头中国华能集团前董事长;其女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CEO。 自2005年以来,中纪委、中组部以及其他部门针对所谓的“权钱勾结”多次发出通知及行动准则。例如,2006年8月中共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回避制度”的规 定,这意味着在导致利益冲突的场合,官员应当回避。该规定警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不得“在管辖范围内允许或纵容配偶及子女从事商业活动”(新华社2008 年8月6日报道;武汉晚报6月17日报道)。随之而来的是今年年初出台的、官方媒体称之为转折点的一整套规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这份文件罗列出52个可能导致腐败及其他经济犯罪的危险领域。该规定第五条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允许其配偶或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利用其特权地位“谋取 私利”。此外,高级官员不得为其亲属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新华社2月23日报道;BBC新闻2月24日报道)。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中共领导层在也许是最为灵验的反腐手段上却退缩不前:那就是强制一定级别的干部公布本人及其配偶、子女财产状况的“阳光立法”。据大陆 及香港媒体报道,在去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许多进步官员曾提议出台这样一项“阳光政策”。但是,这一提议并未被全会采纳(人民日报 2009年9月27日报道;香港经济经济日报2009年12月4日报道;苹果日报(香港)9月17日报道)。迄今,只有个别省市出台了针对地方官员的强制 力较弱的财产公开规定。如今年年初山西省纪委出台一项规定,要求该省高级干部必须向上级反腐部门报告其财产、投资及其他资产情况,同时还必须上报一份关于 其配偶子女的职业及经商情况的报告。然而,该规定却丝毫没有涉及此类信息的公开披露(新华社2月1日报道;山西晚报(太原)2月1日报道)。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负责党内纪律和人事任免的中共政治局成员继续将“人”的因素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意味着挑选可靠人选出任高层官员——而非引进制度性 的保障机制。当然,对培养品行正派、“道德高尚”官员楷模的强调是对儒家精神的回归。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以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在过去 两年的讲话中主张,中共在干部任用选拔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李源潮曾经著名地宣传:“如果一名干部误入歧途,问题通常不在才,而在德”(中 国新闻社2009年11月30日报道;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日报道)。 随着政治改革的停滞——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共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任何制衡机制来防止那些所谓道德高尚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尽管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 年年初中纪委的讲话中承诺,中共将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但这也无济于事。因此,胡号召“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 体制,拓宽监督渠道,以及推进反腐倡廉信息数据库和网络建设。”(新华社1月12日报道;中央电视台1月13日新闻)。但是,由于缺乏独立反腐机构,胡所 谓的“党内监督”与“中共自我调查”并无二致。 中共对棘手问题的回避使腐败问题进一步恶化。与无良商人相勾结,出任其幕后合伙人、赞助人以及帮凶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不断蔓延。最近围绕前国美电器董事长、 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的丑闻,尤其触目惊心。上个月,黄光裕因行贿罪、内幕交易罪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据称,黄光裕向包括公安部副部长郑少东在内的十几 位中共高官行贿。长达一年半的案件调查以及审判的秘密进行使人猜疑:中共当局不愿公布那些收受黄光裕贿赂的高官身份。黄光裕案件反映出数量日益增长的显赫 商业“家族”的典型特征,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仅包括(商人的)家庭成员,而且包括来自党和政府机构的众多高级官员(路透社5月28日报道;墨尔本报纸The Age5月25日报道;明报5月21日报道)。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腐败已经蔓延到了被视为反腐最后防线的司法系统。今年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司法系统高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以及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 强。据称,黄松有和文强分别在广东和重庆为其商人亲信的罪行提供“保护伞”(新华社1月10日报道;环球时报6月10日报道)。司法腐败的惊人程度在本月 (6月)初的事件中展露无遗,当时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三名法官被一名叫朱军的邮局保安枪杀,朱军声称他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枪杀法官后,朱军自杀。隔天 后,几百名当地居民在零陵区法院办公楼外示威。示威者高举“朱军是人民英雄”的布告,要求湖南省和中央政府对永州法官勾结腐败官员和商人欺压弱势群体成员 的行为进行调查(明报6月3日报道;文汇报(香港)6月2日报道)。归根结底,除非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愿意痛下决心治理腐败问题——尤其是中国新贵 家族所犯的腐败罪行——否则终有一天愤怒的群众聚集的地点将是中共总部——北京中南海。 延伸阅读: 何清涟:漫谈中国的“红色家族” 罗天昊:中国“世家大族”重新崛起 相关阅读 中国简报:鹰派vs.鸽派:北京辩论“核心利益”和中美关系 华尔街日报:林和立:中国的两会之忧 [从同盟到交恶:中朝关系凸视镜] ⑫ 习近平与金正日 译者合集九导读:角逐十八大 悉尼先驱晨报:热的发烫的房地产市场 STRATFOR智库报告:国内分歧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从同盟到交恶:中朝关系凸视镜] ⑪ 胡锦涛与金正日 Part.5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独立报:薄熙来,中国最富魅力的政治家角逐最高权力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太子党”与私募基金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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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告别GDP崇拜与国土整治

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 今年8月以来,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条好消息伴随着各种生态灾难接踵而至。表面上看,这两条消息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了解中国模式的特点,就很清楚在中国这两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持续30余年的经济发展,恰好是以过度透支生态环境为前提。各种不期而至的生态灾难正向中国人发出警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环境依托。 GDP作为经济核算指标的几大缺陷 中国将 GDP作为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其功能主要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大小。 中国的GDP崇拜带来诸多问题,近年来受到多方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数字注水问题。但其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几大缺陷却少有人提及。 六年以前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专列“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一章谈统计数字的宣传功效,曾列举过GDP作为经济核算体系的几大缺陷: 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建设中,几十年以来一直无法纠正的毛病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其原因就是这种巨额浪费永远不会体现在各级政府用于考核官员的GDP指标当中。 GDP不能衡量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因此中国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而大多数民众却与之无缘的制度。 GDP不能衡量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在GDP总量上升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切走了GDP这块蛋糕的四分之一,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20年来始终徘徊于12-16%之间。官员腐败获取的巨额“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基尼系数已达0.5,整个社会进入动荡前期。 GDP更不能衡量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成本。早在五年前,世界银行作出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国科学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甚至大政府小社会与恶劣的人权状态等,中国人都可以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改变,但被“GDP骑士”们掠夺得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却无法还原,中国成为一个灾难频发之国这一现实已经难以逆转。 政府的“GDP崇拜”与生态资源的竭泽而渔 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污染,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的问题; 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 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完全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最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一直高度紧张的中国,如今还面临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态难民的难题。 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透露: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东部、东北部各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鉴于近三年生态难民的快速增长,人数恐已超2亿。 舟曲之覆缘于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 中国生态系统濒于崩溃缘于扭曲的发展观。以资源大省山西省为例,2006年山西省环保局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 (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 在这种“发展先于环保”理念指导下的山西省,因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区面积就达万余平方公里,其中近5000平方公里地面沉陷。 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约束,作为生存底线的就业与政治整合力量。其中生态环境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基座。这个基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也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这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需要告别GDP崇拜,另选一套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联合国环境署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各项在内。 在会计行业,国际社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在中国告别GDP崇拜非常不容易。在中国,这一由苏联统计体系与西方SNA体系杂交而成的GDP核算体系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它牵涉到无数官员的乌纱帽与仕途升迁。 2003年至2005年间,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的潘岳曾提出“绿色GDP”核算体系,结果遭到各级官员不约而同的抵制,最后被掐死在襁褓中。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生态濒临崩溃的前夕,竭泽而渔换来的那点可怜经济成就根本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 我希望大自然的报复能够警示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生态资源的疯狂掠夺,将整治国土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否则,中国危矣,中华民族危矣。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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