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马尔克斯:借你人头一用

(宋石男,刊于今日新京报,见报有删节) 《百年孤独》版权又传新消息,马尔克斯的版权代理人卡门表示,该书版权已由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购得,但该公司老总对此却未正面应答(据昨日《新京报》)。在此之前,中文版《百年孤独》在中国累计销售过百万册,却从未获得作者授权。换言之,中国人近三十年来读到的所有中文版《百年孤独》,都可称之为“盗版书”。 我们欠马尔克斯的不止是版税,还有启蒙。莫言、余华、苏童那一代不少所谓先锋小说家,都是衔着马尔克斯的奶头长大的,尽管有人追认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为精神教父,那多半只是虚晃一枪。苏童就曾公开承认,“有人统计过,先锋文学里有很多作家都模仿过《百年孤独》的一些句子,我也用过一两次”。 现在马尔克斯的中文版权问题或将得到解决,这是好事,毕竟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与国际接轨,尽管这接轨还多少带点不情愿的意思,而其标准也有点像魔术师手中的棍子,譬如对谷歌则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高举高打,对百度同样的问题则含笑放行。 抛开知识产权问题不论,细读相关新闻,还有一些疑点。 第一,卡门说该书版权已在年初售给新经典公司,但该公司的老总却只表示“一直以来公司和版权代理方都有接触,目前进展还可以”,则版权究竟有没搞定,仍有疑虑。 第二,关于版权费的具体金额,业界传出的消息多是“或在百万美元左右”,而上海译文出版社方面则称最近一次的报价是50万美元。这些开价实在不太靠谱。同样大牌的另一个小说家博尔赫斯,其全集的中文版权不过5万美元。此外,中国目前的一线作家,版税不要说拿到100万美元,真真实实拿到100万的都不算太多。诚然,《百年孤独》是文学经典,但是否能再次热销市场,从郭敬明等菊花样盛开的美男中突围,还很难说。 最后,近期关于《百年孤独》版权问题的各种报道、消息,很像是精心策划的一次市场推广,其事件发展链条也像一部悬疑片样的错落有致。那么,《百年孤独》的版权问题,也许只是该书高调再版、重装上阵的一种炒作手段。果如是,则被盗版多年的马尔克斯,将再被书商借人头一用。 不过,为何书商要再次热炒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仅仅因为其文学经典地位,号称近25年来影响各国文学家最巨?或者仅仅因为在上世纪8、90年代成长的文学青年,人人心里都有一部《百年孤独》,就像那个年代的男大学生人人心里都有一部《红与黑》,而那个年代的女大学生人人心里都有一部《简·爱》?如果只是这样,《百年孤独》真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之际,再度一纸风行? 在我看来,《百年孤独》再度一纸风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中国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这就是马尔克斯在这里一纸风行的最大保障。在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什么都可能发生。好心去扶跌倒老太太的会赔得内裤都变卖一空;站在斑马线上若没被撞死,回家就得给耶稣老爷或者舒马赫大哥磕几个响头;婴儿喝了牛奶没长出大乳房或结石,父母就会兴高采烈地给政府送锦旗;生个小孩养到好几岁,在自家小区里也要严防死守宝马来回碾压;遇难矿工的名字价值连城因此会被贼偷去,没遇难的矿工后来发现解决安全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和领导一起下井;每年都有地方出现免费抢尸体的盛况,而另一些地方却正在天价捞尸;十佳文明市民转眼就被起诉涉嫌颠覆,新长征突击手则因网上转帖而被判诽谤罪成立。 马尔克斯是百年孤独,我们已经快两百年孤独,而且不知道还将有多少人孤独,孤独多久,以及如何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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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鲁迅的年代已经过去!

这个文章似乎就是借鲁迅新闻为药引而已!   据说鲁迅文章大篇幅从教科书撤退,也有人辟谣。其实,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社会上读鲁迅的人越来越少的,读鲁迅少,意味着鲁迅文章的现实需求的退潮。扪心自问,近期有多少人会去读鲁迅?大规模阅读鲁迅的年代是出版市场的极度匮乏,顶着当代圣人(毛泽东语)的帽子,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唯一能全部出版文章的作家,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因为其在政治上的问题而无法出版,而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在当时,作为反面人物,其书反而无法出版,甚至被组织批判,至今,陈、胡的文章虽然可以大部分出版,然而,入选教材这种政治敏感性,恐怕无人会作此猜想。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过,毛泽东也是五四青年,有新文化运动改造中国人人性的冲动,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包含这种动机。这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当然,也可能是来自新儒家的人皆可为尧舜理论。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干将之一,其主要的成就在批判丑陋人性上,当然,这个人性特指中国人的人性。晚清以降,天朝崩溃,清政府、北洋政府丧权辱国,中国人从世界的中心(自我认识)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国民,我们民族的一批精英,在深刻反思为什么?五四的口号是要民主、科学,而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科学,大部分人就归咎到中国的文化上去,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一。   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全盘西化理论已经喊出。由于见到日本引进兰学、(西学)议会政治等一套西方体制后,进步神速,留过学的“医生们”(鲁迅、陈独秀是留学日本,胡适是留学美国),自然更会相信中国病需西方药来医,而且需要连文化一起更换,这里面就包括鲁迅想以文章来改造国民性。   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中很多批判观点是过激的,什么废除汉字,二千年封建都是吃人的文化等,基本上是否定中国之前的一切,似乎,中国这二千年是活地狱。鲁迅的批评对象,是中国人的人性中的愚昧、冷漠(《药》,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奴性(《阿Q正传》),一系列杂文,笔锋所向,无一不是旧文化下的阴暗面。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国家穷且弱之下,病急乱投医,似乎中国人本身是最大的病因,鲁迅弃医从文,看的主要是这一“精神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鲁迅太冷了。他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阳光。看多了鲁迅,似乎中国人没了希望!   90年过去,时势异矣!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中国可以说不》流行的年代。按照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国民似乎已经超乎寻常的自信,除了时评家在杞人忧天,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似乎已经为某些国家所接受,中国不输出革命,但输出政治威权和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模式。至于文化,随着一些人的荷包扑满,并见识了西方的危机后,文化居然也徒然奋起了。反思鲁迅,反思新文化运动,其实也早就在民间默默进行。   鲁迅批判的人性,其实是不是中国人的人性,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西方人也是人,有人性的贪婪、冷漠,君不见,金融危机的引发就离不开那帮华尔街精英的贪婪。只不过,西方慢慢发明了一种自由、法治的制度。从英国的传统中,民众多争取了些自由,光荣革命后,慢慢地发展出限制君主专制的制度,有了这一模式的创新,君主立宪模式和法国大一统模式等进行“市场竞争”,慢慢地,西方民众有了选择,加上政教分离等,社会似乎也慢慢文明起来。要知道,西方文化在野蛮的时候,可并不比中国文明。社会学家伊利亚斯的巨著《文明的进程》描述,西方从野蛮的社会习俗到后来的文明,其实是一个社会不断分工,把人链接起来,处于互相依存的网络,这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前瞻前顾后,自我调节,自我制约,这样的过程离不开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假如说,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法治化,西方的文化能否达到现在的文明水平,结论是不可能。   鲁迅阅读退潮,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文章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由于物质上的自信延伸到文化上的自信,也可能因为看到西方这种浮士德精神(严复归纳)的缺陷,如环保危机,全球变暖,无不是这种所谓工业文明的副作用。   阅读鲁迅的退潮,恐怕也是认识到中国人并非一无是处,全盘西方的破产,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从国学的复兴,到中秋节等的回归,无不是觉文化的有些部分总是有差异,文明的多样性是常态,文明单一化才是灾难。而,中国传统文化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落后挨打的替罪羊,专制及其造就的专制文化部分,跟随专制制度一起,才是应该反思的东西。而所谓,中华民族就是适合专制,只不过是逆转因果关系而已。如果说中国人适合专制,那么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东西德、南北韩无不是同一文化、同一种族,民主法治的实例不就表明了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只是众多重要因素的一个。而一些普世价值,确实人类文明所共享的,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而鲁迅笔下的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有时倒过来,成为有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法治的借口。因此,或许有人爱读,有人不爱读。   阅读鲁迅的退潮,并不是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旧的文化,无疑,中国现在的文化已经是中西混杂,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国人穿上了西装,引进了选举制度,民主、法治也写进了宪法。然而,无疑,如俄罗斯一样,由于上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民众政治文化的一些偏好,会有路径依赖,如偏好大一统,偏好面和心不和,不喜欢论辩,如对私人的忠诚超越法律职责的文化,这些迎合专制文化的东西,无疑仍需要鲁迅精神予以批判的。因而,批判精神的式微或许也是,社会觉得批判没什么用,以至于如鲁迅所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因此,更多的人就只生活在平庸里,得过且过。   毋庸置疑,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90年,中国社会土壤也大不一样,文字表达方式也发生变化,阅读鲁迅的不流行是很正常的,我们社会有了韩寒的杂文,也有了余华的小说等,温和讲理的胡适也已经回来。且彼时新文化时代的主将的卓见,已化为报纸时评家笔下的常识。一个不需要偶像鲁迅的时代,或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可惜,以笔为刀的新鲁迅如韩寒已产生,不同的是,韩寒笔下有风雨,却也有阳光。这一点,和胡适其实有类似之处。   鲁迅虽死,其批判精神自然不会磨灭。但是,社会不光要批判,也要建设。中国人既不是天朝,也不是劣等民族,我们是正常的民族,文化中有被专制改造过的,也有可以留存的东西。我们天性中没有奴性,我们的文化不都是吃人的礼教。批判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无疑用的仍是鲁迅的精神。   鲁迅阅读退潮不是中国新文化演进的退潮,是国人对现代文明、人性、民族性理解的进步。因此,鲁迅文章有没有退出课本,或者将来,胡适、韩寒的文章能否进入课本,这种事情看似很重要,然而,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社会已经把后者列入阅读对象,把前者放到了书架顶层,社会,本身就是大课本。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13/1NMDAwMDE5NzE1NQ.html?source=hp&position=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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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乎那几篇文章?

近日,各地高中课本大量删除经典作品,引发网友热议。编剧刘毅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取而代之的是蒙田的《热爱生命》、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20多篇承载几代人记忆的经典课文从教材中消失,便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我想说为什么在乎那几篇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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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改革,不仅仅关乎鲁迅

周泽雄 评论作者 快成为惯例了,每年秋季入学之际,围绕各种语文教材的改变,都会引起人们热议。今年概莫能外,引发较大争议的,是人教版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 对此,我愿从积极一面去看。在积极一面,我们的语文教材不再一家独大,一些地方教材得与曾经一统天下的人教版同台竞争,总是一件好事。日后,如果私人编著的教材也能获准竞争,使学校和学生得到更多“择善而从”的机会,无疑更是美事。在人文著述中,集体的力量弱于个人,乃是一个被无数经典证明了的事实。以为集中一群专家就能获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不过是一种认知盲点。遗憾的是,在这个盲点里,我们沉陷过深。 在对语文教材的认知上,过往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表现在迫使语文教材兼任过多政治教化的功能上。无论主事者如何振振有词,此举总是包含着对语文本身的轻慢。近年来的语文教材改革,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只是积弊较重,仍有余地可挖。 即使撇开“脱政治化”,仅从语文自身发展的角度着眼,每隔数年对教材作一些改进,也是必要的。在一个良性教育秩序里,此类改变不应引起太大争议。因为,语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一味怂恿创新,语文教学所必然附带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它具有某种保守天性,捍卫传统远比所谓“锐意进取、突破创新”来得可贵。但奇怪的是,坊间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议,每每流露一种舍大抓小的倾向,论者不是从教材编纂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上入手,而是性喜就哪位作者入选、哪篇文章落选争执不休,致使关于语文教材的探讨,滞留于人事之域,缺乏向前推进的势能。一个突出表现是,只要事关鲁迅文章的存废,总令人群情激昂,似乎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一举一动——有时不过是总量略有削减或用鲁迅文章A替换了鲁迅文章B——都关联着一国文脉的存续。这难免有点神经过敏。 前人创造的作品是如此群星闪耀,课文可以容纳的篇数又是如此有限,这使得任何一篇作品,都难以被赋予标志性意义;所谓的标志性意义,往往是人为放大的。一篇作品的入选,更像是一种由机率左右的中奖,它不过是在数百篇条件相同的文章里侥幸胜出罢了。拿不同作家进行比较是这样,单独考察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假使起鲁迅于地下,让他自己挑选适合入选中学教材的文章,几乎可以肯定,他的选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有鉴于此,我们实不必对某篇课文的入选与否过于敏感,只要入选文章水准适宜,哪怕鲁迅文章一篇不选,也不见得坏事。 语文教材毕竟不同于文学史,在文学史里“光芒万丈长”的作品,也不见得适合进入中学教材。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世界也一样。荷马、但丁的作品曾经被西方人视为“世代相传的书和学校”,今日也已在教科书里风光不再。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一章里感叹道:“当我还是孩子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几乎是学校课表上普遍都有的,它是莎氏悲剧最精彩与最感人的入门之作。现在的老师却告诉我,许多学校都无法让学生读完这部剧作,因为学生们发现它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兴趣范围。”他还说,为了方便学生理解莎士比亚,有些学校的老师不得不“制作纸盾纸剑来代替对该剧的阅读和讨论”。即使如此,难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因此就打了折扣? 此外,虽然鲁迅有其伟大之处,但人们对鲁迅作品倾注过多的情感,也有文学外因素。由于政治上的干预,鲁迅与其他作家,并非始终处于平等竞争的态势中。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文字,曾经被蛮横排除在教材遴选范围之外,他们只能在鲁迅作品的注解里略略栖身。理由仅仅是:鲁迅批评了他们。就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独一无二性的体认,与他曾经被政治性地赋予独一无二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在我们谈论教材里的鲁迅时,先对自身的这份情感进行约束和反省,去除其中可能残存的“情感滞留”因素,就颇为要紧了。 依我小见,中国文化和文学里,历来有一种重审美轻说理的倾向,理性之道长期被我们贬为文学审美的旁门左道,致使国人的思维能力较难得到系统培养。这是令人痛惜的认知痼疾,也是我渴盼语文教学予以重视并改进的。 我在新编语文教材里,既欣喜地发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帕斯卡尔《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等文章入选,也哭笑不得地看到王羲之《兰亭集序》赫然在列。对《兰亭集序》文章义理上的种种错乱,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曾经批亢捣虚地予以分析,并化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名句,以“词肥意瘠”概括之,持论周正,足以服人。我们的某些教材编纂者不予吸取,固步自封,在一种惯性驱动下将其囫囵选入,未免过于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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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语文课本内容改变 鲁迅作品几近消失

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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