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傅国涌访谈：追忆民国，今天的教育缺了什么？                                 被扭曲的先锋 时代周报：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关大学生的新闻也是铺天盖地，但最近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一些位于中西部的二线城市出现了大学生高昂的反日抗议浪潮，二是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中，作为目击者的大学生们在警方介入后趋于沉默不语。同样是面对眼中的不公，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身边同学权益之间，学生们的态度判然有别，您怎么看？ 傅国涌：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生命尊严态度上的不同，因为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的车祸已经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消失，这不仅仅是关乎人的权益问题，而是至高无上、不可复制的生命，关乎对于生命的态度。我的看法可以分作三个层次。首先，这次大学生针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爆发的示威游行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大二三线城市，而不是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这一点显然很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在本质上，北上广的高校学生与这些城市的学生与并没有什么区别。   时代周报：具体哪三个层次呢？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大学生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在选择高调的反日游行和说出车祸真相之间，出于直觉、经验的考虑，大学生们觉得前者更为安全，而后者更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具体的麻烦。 在身边同学的生命遭到剥夺时，他们依然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确实很精明、也可以说很成熟、很世故，他们对于自身安全的判断是如此的精准。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责备他们，因为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真实的了解和感知。不过，这种安全感的丧失随之带来的后果也很惨重，比如许多大学生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激情和正义感。 第二点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大学生们在价值取向上的问题。这些大学生善于将自己隐藏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些宏大叙事中，以避免个人安全的丧失。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有关。在国家、民族与个体的生命之间，他们对于前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肯定，但对于身边同学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乃至生命本身被剥夺时，他们并没有应有的表现。对于国家与个体之间价值的取舍，目前很多大学生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三则是人性层面的问题。从安全考虑到价值取向，再深入到人性层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不光是大学生，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人性层面的萎缩、扭曲。在社会的道德伦理层面，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用一个并非高雅的词来形容，今天中国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阉割的状态。整个民族在精神层面都遭到了集体的阉割，大学生本身应该作为一种先锋力量，“春江水暖鸭先知”年轻人，又在大学校园里过集体生活，他们应该是最敏感的，最敏锐的，但在这个时代他们也和整个民族一同被扭曲了。这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怪学生，还是要追究这个时代的责任。尽管学生还不能因此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当前，作为一种先锋力量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遭到了扭曲，我很赞同您的这一判断。这也导致了目前社会对于大学及大学生期待的下降，大学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而是逐渐沦为“蚁族”、“底层青年”。 傅国涌：大学扩招十余年以来，大学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呈现了一种推土机般推进的“普及教育”趋势。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比较少见，考上大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学生被看做未来的希望。民国时的大学生也很少，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整个北京只有北大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他都是专科院校。我印象中整个北大加起来也就两三千人，哪像今天的大学，动辄数万人规模。八十年代和民国的大学生是被看作社会栋梁、民族精英的，社会对于他们的期望会很高，他们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今天上大学的门槛降低后，大学教育成为普及教育，虽然未来社会的精英大部分还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当中产生，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已日渐丧失了过去那种地位，社会也不再寄予多高的期待，大学教育的性质本身已发生了变化。   遭偏废的传统 时代周报：您作为民国史方面的学者，民国时期当然很少有校园车祸，但如果遇到类似的学生受到不公待遇的情况，当时的学生的反应会如何？ 傅国涌：在我的印象中，我并没有看到过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发生过类似的因车祸撞死人的记载，更没有看到撞死人以后还大喊“我爸是李刚”这样的事件。我很难想象当时的校园会有这样的恶性案件，我举一个例子，抗战时期重庆的南开中学云集了大量军政要员的子弟，包括王世杰、朱家骅的儿子，还有不少将军的孩子，但是很多同学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哪个高官的儿子，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仰视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校服，都过一样的生活，在老师和校长的心目中，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样的，都会一视同仁。今天的这种特权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校园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种氛围下，假如民国大学校园里发生类似这样的恶性的伤害学生权益甚至生命的事件，首先第一个反应肯定会在本校的学生群体中引发抗议浪潮，随后很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导火索往往不一定是政治性事件，也有很多非政治性的事件。这其中学生会通常还要发布宣言，组织后援会，向政府和全社会发出呼吁，最后掀起波及全社会的抗议浪潮。比如抗战结束以后的浙大，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因为被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被捕，接着宣称他在狱中自杀，从而引起全体浙大学生的抗议。浙大的抗议浪潮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游行，即著名的“于子三运动”。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是因为出于政治考虑，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现在回顾民国时代，我们发现学生的活跃和激情一直贯穿始终，尽管有值得反思的一面，也有一些运动拥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比如“沈崇案”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当年在校园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一定会引发非常强烈、持久的抗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时代周报：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学中，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爆发游行的传统依然存在，但捍卫个体权利、关注生命尊严的价值却日渐退却。对此，您觉得其中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总体上说当然是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时代背景则可以归结于制度层面的转变。当年大学生们的激情和声音在今天的制度下已经无法得到延续了，八十年代还有一些，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次一点则是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作用，很多现行制度的理念已经被内化了到今天人的人心深处。逐渐的，人的潜意识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良知、道德层面的变化，比如现在的人在做一件事情时更多的是考虑一种风险和收益，但在民国时期，很多大学生不会像今天的人这么精于计算，对得失会考虑得那么清楚   时代周报：这种精于计算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所在国家的整个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是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也是使人开始趋于计算？ 傅国涌：首先是制度的变化，然后是整个时代的变化，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的因素。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包括人性中善的一面都很容易被掏空。因为商业首先讲究的是利，而不是义，它讲究实用价值，而不是讲究道德，这也是造成我们这个时代人心冷漠的深层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层面的变化带来的。                           启蒙时代的人文教育 时代周报：民国时的大学虽然在水准上参差不齐，但还是有不少学校达到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程度，比如五四时期的北大，后来的清华，以及一大批教会学校都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这些高校在培养学生时，不仅仅注重专业技能，还对人文、公民教育极为重视，您能谈谈当时的人文和公民教育吗？ 傅国涌：需要说明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重视人文教育，公民教育上面不是重点，因为于公民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一个人得以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公民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始于民国初年，1917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种公民教科书《公民须知》，是小学生的课本。1922年，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趋于完备的开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就有公民科教书，从小学到中学。从那时到1949年，公民教育开始贯穿中小学阶段。我记得李慎之先生曾经做过学公民课的教师，他晚年回忆当年的情形，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公民教员。   时代周报：所以，人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 傅国涌：对，大学时期比较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在当时主要的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的竺可桢，本身并不属于人文学科，但他拥有非常高的人文素养，他对当时浙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视。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意指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物质层面，而应该多进行“人”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一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方面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科学生应该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教育方针背后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   时代周报：这种人文教育是当时大学的主流吗？ 傅国涌：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高校是很普遍的，不光是浙大，还有清华、北大也是，甚至很多今天并非有名的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当时江西的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是植物学家，但他在中正大学也很重视人文教育，他本人对文学也很喜欢。   时代周报：今天的大学也一直在鼓吹人文教育，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傅国涌：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来源于某个专门的专业，某种工具性的技术，而是从人文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人文教育的中心在于对人的重视，学校的一切都在于培养精神上健全的人，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人员都要服务于广大师生，都要为人的培养而尽心尽力。今天的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盛行，行政官员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和人文教育和学本位的理念都是截然相悖的，也是今天的大学沦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时代周报：您刚才提到大学里行政与教学、官员与师生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其实民国以降，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已正处于正常关系的反面，国家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个体一直被置于劣势地位。李泽厚先生曾用“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概括五四时期的文化态势，可不说今天中国大学生的沉默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作用的结果？ 傅国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说法，我是读着李泽厚的书长大的，他的东西我也非常熟悉。不过，随着我对那段历史了解和深入，我发现这种说法基本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说法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即使是在抗战这样的血与火中，包括西南联大、浙大、复旦在内的一大批高校仍然保存了学术自由、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所以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以把教育部下达的行政命令挡回去。“救亡压倒启蒙”有一个基本前提在于认为中国近代始终面临着外敌侵的情况，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要服从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先解决自身的民族独立问题。 这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一个误读，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为何这么说呢？ 傅国涌：李泽厚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五四”做出的，“五四”的中心使命是启蒙。这一点在学界今天大致上没有什么争议，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胡适认为他是“五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的旗手，鲁迅认为自己是“奉将令写作”，这里的“将令”就来自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五四的领袖和象征是没有问题的。恰恰就是这位领袖，由于他本人的思想转变，亲自抛弃了启蒙的道路，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启蒙者亲手掐断了“启蒙”。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良英先生多年前就有这个看法，可惜没有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五四”之后的中国并未遭遇重大的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是是1931年，日本全面入侵是1937年，但陈独秀他们一些人由启蒙转向革命可以追溯至1920年甚至更早的1919年下半年，所以，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当然，陈独秀等人于1915年前后甚至更早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开启的启蒙道路，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马上终止，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捍卫启蒙这条道路，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面。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的启蒙道路一直在延续，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校为何能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近的状态，才可以理解当年的校长和教授为何会如此注重人文教育，才可以理解当年的大学生为何具有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激情、正义与良知。                         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 时代周报：高校的独立、自由、包容、开放，和当时涌现的很多大师级的大学校长也无不关系吧？ 傅国涌：当年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这些大学校长，他们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但是一旦自己的学生遭遇不测，他们一定竭尽全力营救。那个年代的校长各自的政治立场各异，但在面对学生有事时，基本上都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爱护学生、保护学生是当时大学校长和教授的天职。那个时代的人有温情，有良心，有正义感，也有激情，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底线。这些底线说白了，就是贯穿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头上共有的“道德律令”，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天地良心”。这些“天地良心”就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他们守护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当学生受到伤害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因为他们头顶的“天地良心”高于一切，高于行政、高于权力、高于计算。   时代周报：您谈了这么多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的价值、理念，回到今天的真实境况，您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如何才能恢复往日的激情、正义、理想和良知呢？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 傅国涌：我记得，余英时先生获得了相当于人文诺贝尔奖的那个荣誉时，说过一句话：“我是有核心价值的人。”今天和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区别是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核心价值。在一个核心价值缺失的社会，它能围绕着什么运转呢？显然，只能围绕着钱与权，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社会出现很多不堪的、败坏的行为。核心价值的消失给了今天的社会出了最大的难题，只有重建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重新硬朗起来，才能在人性层面复苏过来。在我看来，对于基本道义的恢复远比政治层面观点的融合或者财富层面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为紧迫。以这次河北大学校园撞车事件为例，表面看是一起普通的车祸，再深一层是官民关系的问题，再深一层则是体制的弊病，可是，我们追根究底还是人性的问题。作为根基的人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我们哪怕把这个个案解决得很好，那也仅仅是治标而已。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从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入手，最终让我们在人性上得到恢复，这才是最终的道路。  

冉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刘晓波所做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近期的“每周一推”中我将陆续介绍一些与刘晓波有关的书籍与言论，今天介绍余杰为其再版书《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所写的序言。有很多人说余杰只批评温家宝，这不是事实，事实上在批温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即现在再版易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你可以不同意余杰的批评，但余杰对权威的挑战对专制的批评，并没有采取一般意义上的挑肥拣瘦的躲避策略。在他看来，凡属专制皆应批评（有时没批评，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没有任何专制应该有所例外。   余杰是个直言的人，有很多时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不懂得”批评策略，因此批评他怨怼他的人都不在少数，和赞赏他的人一样多。当然余杰有些时候不够谨严，用词可能有所夸大，这里面既有学理上的问题，亦有写作惯性的原因。这对许多写时评的人来说都比较难避免，因为时评大多是急就章，不是慢工出细活的学术研究。比如对他这次由《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的书名，改换成《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嘲讽与批评。在许多实用主义者看来，一个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可能打败一个共产党总书记么？刘胡“对峙”本来让一些人觉得不是事实，何况再来个刘之打败胡？从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刘胡的对峙都成问题，更不存在刘打败胡的问题。如果是我当然会继续选择《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作为书名，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是不是完全的夸大呢？恐怕问题不能完全用现实状况来看待。任何事情都有个持续发酵和对未来的展望过程，从民主自由对专制独裁的对决来看，民主自由胜专制独裁，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那么从彻底意义上讲，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彰显刘晓波的功绩，并将其理念转播得让更多人知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放弃我们持续的努力，并使刘晓波获得诺奖的事情，朝向更有利于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型。 2010年10月17日赵公紫阳生日7：56分于成都       余杰：《刘晓波打败胡锦涛》再版序言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我在南加州大学的一所酒店的房间，看到电视中出现刘晓波的画面之后，彻夜不眠、喜极而泣。如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自己的哈维尔。我决定再版二零零九年九月在香港出版的《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更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以此庆祝与记念刘晓波的获奖。在新书中，我增加了多篇近期撰写的与此一题目有关的文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由公安机关移至检察院。这是中共当局对世界人权日的公然对抗。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悍然宣判刘晓波十一年重刑。这是中共当局对圣诞节这一普世欢腾的日子的亵渎。然而，这丝毫不能显示该政权的强大与自信，相反只能表现出它的卑劣与怯懦。   在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刘晓波案及天安门惨案、《零八宪章》等问题撰写了数十篇评论文章，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社会格局，不再是中共继续垄断一切，中共早已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和统治的合法性，剩下的只有暴力和谎言；而刘晓波所代表的民间力量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所以，今日之中国形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对峙之格局。   有人会问：刘晓波哪能与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从奥运会到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再到世博会的一系列“完胜”，在毛时代并没有“站起来”的中共（而非中国），终于在胡时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破天荒地向胡锦涛陪笑脸，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峰会，也敢于派出副部长去羞辱奥巴马。这一切似乎显示出美国之衰落与中共之崛起在同步发生。   是的，胡锦涛政权掌握全球数量最多的、数百万的军警宪特，拥有各国政府望尘莫及的财政收入，焉能不睥睨全球、不可一世？而刘晓波呢，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连他的人身自由都被胡锦涛剥夺了。天安门惨案之后二十一年间，刘晓波先后四度入狱，即便在狱外的生活，亦常年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的监控和不断的骚扰。刘晓波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任何一篇署名作品，也不能在一切的公开场合露面。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他，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感；而年轻一辈的中国人，则因为新闻控制和教育洗脑，根本不知道刘晓波为何许人也。所以，布衣刘晓波岂能与掌握最高权力的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   对此，我的回答是：刘晓波与胡锦涛确实形成了对峙的两极。刘晓波征兆着即将掌握历史主动权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征兆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即将破土而出的自由中国；而胡锦涛则代表着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病入膏肓的极权主义，代表着一个缺乏公义和爱的社会的最狰狞和灰暗的面孔。   胡锦涛本人就是丑恶的癌细胞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则是心地无私、宅心仁厚的良医。即便刘晓波深知讳疾忌医的胡锦涛会将他送进监狱，仍然要对症下药，施加拯救，正如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所云：“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它有一天回到文明主流。”   不久前，有一名自称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警卫的作者，在博讯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揭露胡锦涛奢华生活的文章。文章对中南海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看来并非想像或捏造。这篇文章显示，除了没有名正言顺的“三宫六院”，胡在衣食住行上的享受比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更为奢豪，比如其居室中地毯的厚度与密度之“和谐”程度便举世无双，人踏在上面有“身轻如燕”之感觉。我曾经去过“白屋”（是“屋”而非“宫”也）美国总统的橙色客厅，与文章中描述的胡锦涛的起居室相比，简直就只能算简陋的茅舍了。我想，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胡的这座王宫可以作为“中共腐败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这大约是胡锦涛对中国当代历史惟一的贡献吧。但是，胡锦涛在这样的宫殿中究竟能感受到多大的幸福呢？即便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他的心灵远没有身体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刘晓波的心灵自由，他的焦虑与恐惧都一一写在脸上，藏都藏不住。   刘晓波写过一本题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书，他自己就是这个充满希望的“民间”的杰出代表之一。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之一、哈维尔的老师帕托什卡，被警察逮捕、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位为《七七宪章》献身的伟大思想家，在临终绝笔中写道：“在关于人权和社会权利的条款上签字的愿望已经成为了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也代表着人们良知的觉醒。我们着眼于对人的优越性的尊重，对义务和共同价值概念的认同。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标，我们将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这也是刘晓波为何甘冒牢狱之灾也要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昨天，哈维尔们取得了胜利；明天，刘晓波们也终将是胜利者。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南非的世界杯足球赛。二零一零年世界杯足球赛落户南非，是南非的胜利，是曼德拉的胜利，是正义、和平、真相与和解的胜利。在决赛上，曼德拉亲自出席并为冠军队颁奖。这一时刻，是南非社会转型尘埃落定的标志。我相信，刘晓波如果在狱中看到了这一幕，一定会心有戚戚焉。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当选的总统之后，坚决否定了部分激进黑人组织“一个白人，一颗子弹”的复仇口号。曼德拉说：“即使与我们认为错误的事物作斗争时，我们也不掺杂怨恨情感。”对于一个多年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深痕累累、仇恨纠结，甚至曾经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来说，再没有比体育更好的疗伤灵药了。   一九九五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亲临赛场，为之前经常遭到黑人观众喝倒彩的、球员清一色是白人的南非球队“跳羚队”加油，从而迈出了民族和解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外国记者报道说：“彩虹民族沉浸在狂欢中，南非实实在在变成了‘一支球队，一个国家’。”英国著名记者约翰• 卡林在为曼德拉所作的传记《不可征服》中写道：“曼德拉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革命，不是将敌人消灭，然后一切从零开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将宿敌包容其中。”   十五年之后，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新的南非，它不再是非正义的典型，也不再是认为克服人种、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等诸类对抗时人类无能为力的例证。南非仍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艾滋病泛滥、政治贿赂等，但南非在黑人与白人公民，受害者与加害者携手共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胡记和谐社会”）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表率。 在世界杯如火如荼鏖战期间，我想起了在狱中的刘晓波。刘晓波是一名超级球迷，我还记得四年前的那次世界杯，他每天晚上都熬夜看球，甚至还忙里偷闲撰写了不少球评。如今，刘晓波在狱中也许无法自由地观看每一场比赛，这对他来说该是多大的痛苦，甚至比不能吃到红烧肉还要痛苦。我不是球迷，我有熬夜看球的自由，却白白浪费掉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在世界杯期间替刘晓波坐牢，换他出来开开心心地看半个月的球。可惜，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我却坚信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将在未来的中国实现，那就是刘晓波将像曼德拉那样观看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那时，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完全不像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某个政党和一群特权阶层耀武扬威的盛典；相反，它将是中国告别独裁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象征。今天刘晓波只能在狱中观看少许比赛的重播；但未来的一天，他将出现在比赛的现场，像曼德拉那样见证一个国度凤凰涅磐般的新生。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下午，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而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审讯我的国保朱警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出版这本书的话，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巨人，你们的主子胡锦涛在他的面前是道德上的侏儒。你们的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他正在将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而能够效仿刘晓波那样生活、写作、思考甚至坐牢，乃是我莫大的荣耀。   胡锦涛还有希望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吗？   三个多月后，言犹在耳，刘晓波果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等人多次发表辱骂性质的评论，甚至警告说：“希望世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几乎有大清朝末年慈禧老佛爷“与万国开战”的雄心壮志了。对于这个比昔日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还要精于说谎的“马语者”，推特（twitter）中文圈上有聪明的推友杜撰出了一则夫妻在电话中的通话来影射之：   老婆：老公啊，我刚听广播上说，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啊。   老公：哪是一辆啊，我看有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   刘晓波在二零零九年底被审判时，所作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最近，中国网民的搞怪网评有一条是：   宣称《没有敌人》×××（刘晓波）获诺贝尔 HP（和平）奖，我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对此，香港政论家李怡先生评论说：“这是至今为止笔者看到的关于刘获奖事件最一针见血的评语：刘晓波没有敌人，中国没有朋友。”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朋友，他们还真有几个难兄难弟，如卡斯特罗、查韦斯和金三世。   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来看待，但刘晓波的获奖，确实显示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的这一结果。胡锦涛如何才能“反败为胜”呢？是唆使外交部的叭儿狗们出来辱骂刘晓波、否定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在世界面前继续丑态百出；还是正视现实、接受普世价值、释放刘晓波并道歉赔偿、进而采纳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呢？   别看如今中共的喉舌们猛烈攻击诺贝尔和平奖如何“居心叵测”，在此之前，他们心中还是念兹在兹的。《人民日报》旗下被誉为“戈培尔办的报纸”的《环球时报》，不久前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指出，随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期的结束，一些西方人士利用和平奖这块招牌向中国施压的游戏又开场了。被提名并被认可的几个中国籍人士，都是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激进人士，包括刘晓波、胡佳、热比娅等。   针对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形，《环球时报》向中央献计献策说：“我们不反对言论自由、提名自由，但是西方某些人十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为中国异见人士撑腰，让我们嗅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尊重，以及对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全盘否定。”所以，作者认为：“中国民间应提出一些真正代表中国形象的候选人。”   这是《环球时报》第一次说真话，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异见人士”，这也是官方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刘晓波、胡佳和热比娅等“不可接触者”的名字。在此意义上，这篇文章算是给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久之前，马朝旭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刘晓波案发表评论说：“中国不存在异议人士，只存在罪犯和非罪犯。”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究竟谁“代表”中央呢？或者中央根本就存在“两个司令部”？   那么，中国该提名谁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是含泪劝说四川地震灾民爱国爱党的文化大师余秋雨，还是自作主张地安排地震中死难的孩子在坟墓中看奥运的作协高官王兆山？是仰望星空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唱红打黑的巡抚薄熙来？不，不能是他们。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之下等级森严的中共体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第一人选，当然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党魁的胡锦涛。 胡锦涛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小学生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这一回答是何等地理直气壮！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全球 “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倒数第一！既然奥巴马作为最不负责任的美国的总统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胡锦涛作为最负责任的中国的领袖，为什么不能获奖呢？更何况，胡锦涛不仅拿出了高达五千多亿的民脂民膏以达成维稳之目标，还提出“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胡氏理论”，对中国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的贡献，真可谓无与伦比。   然而，胡锦涛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份对他相当不利的“排行榜”：二零零九年年末，《华盛顿邮报》评选出“世界最恶十大独裁者排名”。列在第一位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紧随其后的是苏丹总统巴希尔、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缅甸军政最高领导人丹瑞大将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等人。胡锦涛因限制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而被列在第六位。 尽管如此，如果胡锦涛想让自己的名字从独裁者排行榜转移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上，甚至成为继刘晓波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达赖喇嘛持联合国难民证），并非没有可能。历史给了胡锦涛以绝佳的机会，来成就像刘晓波那样伟大的、甚至比刘晓波更加伟大的事业。我的建议是：第一，释放刘晓波、陈光诚、师涛、谭作人、刘贤斌等良心犯，废除劳动教养等侵犯基本人权的恶劣制度。第二，为“六四”屠杀以及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暴行公开道歉，并启动真相调查与国家赔偿程序。第三，拆除对准台湾的上千颗导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允许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允许热比娅回到新疆，并在西藏、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实现真正的自治。以此三步为契机，启动长期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共和。那样话，最后的结局便是双赢：胡锦涛就不再是一个可怜又可耻的失败者，而与刘晓波一样，也是光荣而伟大的胜利者。胡锦涛与刘晓波的关系，也可以转化成为曾经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那种关系。对于刘晓波和胡锦涛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何其大的盛事！   胡锦涛先生，时日无多，你企盼的，是丧钟，还是自由钟呢？   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警察继续在我家楼下守候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