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作者： 周保松  |  评论(0)  | 标签: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 政治哲學 , 中文大學 , 社會正義 活得好跟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南方人物周刊》(2010-08-19) 新亚书院有风景。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埗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93年暑假，他跟同学们到广州买书，在北京路新华书店从学长手里接过这本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翻译的厚厚的、满是艰涩术语的书，从此深陷其中。 他后来的导师石元康先生是华人社会最早一批研究罗尔斯的学者。他从选修石先生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开始正式进入政治哲学的世界：为什么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而自由主义作为一套回应现代处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什么。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中大，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迎迓之责。余先生听说周保松对罗尔斯感兴趣，推荐他读罗氏新著《政治自由主义》。 一年后，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历史的英国小镇约克，在约克大学以罗尔斯的这本书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涯受益于英国式的师徒制，导师是约翰•硕维（John Charvet）——1960年代硕维在牛津求学时导师是以赛亚•伯林。周保松完成了对罗尔斯的研究，以“自由主义和稳定性”为题写成博士论文。 从知到行 硕维常在家中举办home seminar，学生带酒，老师提供小点和奶酪，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一路谈到微醺。现在周保松也常在家里开这样的读书会，每3周一次，每次3小时，带领学生读原典，按主题讨论。 过去，石元康和硕维都容许周保松在辩论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现在，周保松的学生也沐浴着此种宽容。 “上课讲到兴奋处他会手舞足蹈，讲到母语（中文）不被尊重时，眼里会有泪光。我很感动，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热诚、有坚持、有追求的人。”一位学生说。 一位深夜跑到他那里诉说生命空虚的学生记得，老师后来提起这事总开玩笑说，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跑到罗素家里。“我不能想象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只睡4小时需要怎样的意志，他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一位老师应做的。” 周保松自知，这是他在践行叮嘱学生的话，“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他将对德性的要求传给学生。他告诉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学术：“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继承和被取代是常态。我们做的是搬砖的工作，不要只看见你在搬，其他人都不见了。” 台湾“中研院”钱永祥先生欣赏他治学态度的同时，“更注意到他的强烈道德关怀与社会意识，知道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访问周保松时，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掴警员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报端口诛笔伐，毫不手软；也恰好读到他的学生陈家祺以老师“价值论述的累积”为框架在报上分析广州粤语事件——人心所向，令自诩“身在边缘”的周保松看起来不那么孤独。 周保松喜欢瞻仰哲人墓地。他在静寂中默然肃立，在历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点。从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他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本文部分细节，源自周保松散文《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 此文为转载，在此致谢《南方人物周刊》主筆李宗陶小姐的访问。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kx9k.html 又，笔者收到好几位国內朋友查询，如何能购得《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一书。我对此並无头绪，但据友人告知，有些香港网上书店是可以接受邮购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公平社会从哪里来——对话周保松 / 2010-08-20 22:00 / 评论数( 9 ) 行於所當行III : 馬克思離我們有多遠 / 2010-08-11 20:31 / 评论数( 14 ) 行於所當行 II : 反思政治自由主義 / 2010-08-09 23:05 / 评论数( 6 ) 行於所當行 I : 中大歲月 / 2010-08-07 21:30 / 评论数( 6 )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序 / 2010-07-30 19:07 / 评论数( 9 )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 2010-08-11 15:50 / 评论数( 10 )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3 )

作者： 庄礼伟  |  评论(0)  | 标签: 李敖 , 台湾文化 , 两岸 , 知识分子 , 陈文茜 ★贴一篇关于李敖的旧文在此。遥想李敖、陈文茜年轻的时候，看看现在仍在发言的他们…… 岛上的李敖 庄礼伟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这便是文化上的“三来一补”。“三来一补”在当时的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可见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当时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在大陆的最吸引人之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做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这样的李敖，自然在台湾岛上的遍地文人中以及从岛上出来的满世界的“台湾文人”中，难得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被李敖口诛过的名牌教授学者，往往在文章中统一行动封杀李敖，原因大约有二：一、李敖“不入流”，除了骂人别无所长；二、自己被李敖骂过。翻翻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敖的敌人如徐复观、高信疆，姓李的左派如李大钊，古人如李白，均书中有名，林先生谈了许久的“自由主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死士”、“刺客”李敖却绝口不提。翻其他教授的书也差不多。 李敖骂人，以挖祖坟挖阴私剥光对方衣服和包装见长，他也揭自己的阴私（如历数性事）和剥自己的衣服（如在自传中刊登自己的裸体照），但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不伤自己半根毫毛，而那些爱惜羽毛满篇纯情或正义的人士就顾此失彼，上阵先矮一头。因为他已经是李敖，所以丝毫不受伤，“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而对方就被李敖夹枪夹棒打得左躲右闪，羞苦难当，羞愤难当。 李敖骂人，当为岛上第一。李敖常常说自己伟大，读者就切莫认真了，这只是台湾岛上的一种“李敖秀”。 同样是写文字的，当然不会认为李敖伟大，但有一分到四五分在心里暗暗服他，倒也多半是事实（因为李敖通过文字和骂人赚了很多钱，骂人有瑕，又一个接一个地勾引名媛淑女，暴享大名白眼看当局，当局却又奈何他不得──不服不行）。 上面是说在台湾，如果在大陆，跟着李敖认为李敖“伟大”的，就多了。经过了噤若寒蝉的年代，在枯燥可憎营养有限的语言中捱过了许多时日，乍见了李敖式的狂妄、凶猛、博学和精彩、新鲜，以及隔不了几行就自赠一句“我如此伟大，天纵英明，不在话下”之类的“李敖秀”，大陆的读者多半就晕了。喜写杂文者，就来一段“我来剥XX的皮”；愤世而翠绿的少年，则引李敖为先知和导师，把李敖的大名，在朋辈中广为散发，并添上些“你若没读过李敖，你就可惜了”式的广告语。 在某种程度上，李敖不过是台湾现代非体制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种种独立特行，都可以在台湾社会景观中找到相应的类型，是有所本的。从搞个人“写真”，到骂国民党而坐黑牢、“敦伦”暂停，到以黄段子兼嘻皮笑脸嘲弄对手，到聚讼式恩怨笔仗，到亦文亦商不做“全职知识分子”，到狎妓冶游（那本是“中古文人风采”），都非李某一人风光独占，把这一切都做全了的，恐怕也有若干；把这一切都做绝做漂亮的，才或许只有李敖一人。 李敖有李敖的道理。如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如泼皮战法，“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 在“悲哀的台湾人”中间，李敖是一个喜剧人物。 湖北大学的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李敖对此评价倒也不以为忤，因为“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又能怎样？ 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位台湾作家，我会提一些老派的，如钟理和、吴浊流等等。这些古板的前辈是心中有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者，他们的文章也浸透了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让人惶恐于宇宙之深邃，生怒于世间之荒谬，折服于平民英雄的勇毅与柔肠。这些前辈的人格力量蕴于平静温厚之中。 李敖则是一个大闹天宫的猴子。和鲁迅一样，他选择了杂文这种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自然而然地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阴私以满足大众那双满含偷窥欲的眼睛；他攻打文人同类时往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然后又是“此人负我，不在话下”。 但岛上的李敖又是可贵的，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以一条命、以一人之力与黑暗的当局搏斗，为老兵李师科这样的小人物鸣冤，对追随国民党的文人教授，采取的则是狠捏对方“卵叫”的阴毒战法。到了中年，李敖的法术愈显“毒辣”，只有韦小宝的“化尸大法”差可比拟。李敖对已成过往的蒋家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撒“化尸粉”更是不遗余力，批蒋大作连篇累牍压在蒋家坟头。“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我们当能隔海听到李敖对蒋家气数已尽、后代连连早夭的放声大笑，亦能想见李敖在前台大校长钱思亮坟上对其追加“尿诛”的快意──这便是自由得有些乌烟瘴气的我们的宝岛，要是换在新加坡，老李早该吃藤鞭了。 不禁试想小李敖当年如果滞留大陆，会不会有今天的老李敖？不过，如果没有大陆中国文化奶水的滋养，李敖又如何能成其为李敖？李敖也屡屡自承是“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一个 “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李敖是什么？李敖是魏晋狂士、五四精神、国故篓子、沪上商人、东北悍匪的混合物，岛上的李敖确实属于俺们中国。 （《羊城晚报》1999年9月18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庄礼伟的最新更新： 陈文茜的80年代和韩寒的10年代 / 2010-08-09 10:57 / 评论数( 1 )

据说，中国在 2010 年要在全球建立 500 所孔子学院，似乎要在全世界广泛宣传新的儒家思想了。但是，正如 在希特勒领导下的 “ 德意志爱国教会 ” 不能代表基督教；于丹们讲心得也不能代表真儒家。所以，人们有必要看看真正的新儒家是怎么说的。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 1930 年生于天津。 1950 年至 1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 年至 1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被认为是第 3 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