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俄罗斯能源巨头卷入中国同越南之间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这将使俄罗斯同中国在天然气领域中的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同样也将使俄中关系面临考验和挑战。中国把南中国海邻近越南的海域划分成9个区块，邀请外国公司合作勘探开发。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赞扬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克服俄罗斯政府设置的障碍，坚持自己的事业。星期五，克林顿在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会晤了一些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中国近些年的外交有个特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如果有任何“不友好”的行动，中国政府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但俄罗斯对中国再“不友好”，比如俄国的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中国商人及在俄侨民经常受到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一波三折，中国经常遭到俄罗斯经常单方撕毁协议的羞辱，等等，但中国政府对此基本低调处理。中国媒体对这类事件也视而不见。在对待普京及西方各国元首的态度上更是泾渭分明，对西方国家首脑及政府丑闻从来不吝笔墨，对普京则除了赞扬，基本不加批评。 普京何以得到如此礼遇？原因无它，只因中国政府将普京及俄罗斯视为反民主盟友。放眼滔滔世界，北京觉得很难再找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同类项。北京认定，俄罗斯如果失去普京，将会走上亲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这将使北京感到自己失去重要的同盟者。 作为同类项，北京与普京最相似的就是两者都排斥现代民主制度，笃信发展经济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普京在今年1月的竞选演说中，仍然坚持政治上的“跳跃与革命”是有害的，需要渐进发展；仍然强调“强大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强调俄罗斯在家用电器拥有率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五分之四的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苏联发展的顶峰年代，80% 的俄罗斯家庭的消费水平超过了苏联时期。普京当然不会忘记提到民主化初期俄罗斯曾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唤醒人民对他的感谢之情。 ——类似的内容，人们几乎可以从江朱第三代及胡温第四代这两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看到。 北京与普京的共鸣还表现在二者对文化思想控制都表现出特别的嗜好。区别只在于：在有了一定创作自由空间的俄罗斯，普京还得礼节性地表示“谁也不能侵犯创作自由”，但普京真正要强调的是：“国家有义务和权力动用资源解决社会和公共问题，包括塑造能巩固国家的世界观”，“国家在文化领域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电视、电影、互联网、大众文化这些塑造社会意识的工具都要做行为表率和制定规范”——这点，中国政府已经走在普京前面，还希望更上一层楼，能够控制得滴水不漏。 在经济政策上，普京强调大型国有公司在经济中的控制作用，富人们因此深感不安全，往外移民成了富人趋之若鹜的选择。甚至有报道说，纽约豪宅的价格因中俄两国富豪购买而被拉升——看到这些，相信熟知中国政治宣传与国情的人士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中国政府且慢高兴，在经历过第一轮初始民主化的俄罗斯，民主思想的种子已撒入地里，经过艰苦耕耘，俄罗斯会有收获。 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实行了全面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如中国政府这样全面严格；曾经有过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多党制成为今天俄罗斯政治生态，执政党势力虽然强大，但不能象中国这样以党领政、政府完全沦为党的政治工具。也因为有了这些政治活动空间，即使普京再想开倒车，也只能在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新闻自由等虽然受到普京及其政治势力的严重干预，但毕竟还为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活动空间——这些，今天的中国依旧全然没有。好不容易有个透气的微博，也被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围追堵截。 不喜欢普京强权的还有经济精英，但他们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移民外国，并带走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富。 普京的支持者有两类人，一类由俄罗斯愤青组成，比如普京青年团“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他们拥护普京，是因为普京激起了他们的强国梦，他们高喊“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这些青年并不了解前苏联历史，也不能体会斯大林专制曾让苏联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被普京的说教所吸引，加上普京的俄罗斯青年联邦目标计划为他们进入各级政权提供了机会，因此成为普京的坚定支持者。另一类则是普京的“票仓”，主要分布在农村等信息落后及受控制地区（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阶层相同），这类地区的人群仍偏向于“传统的俄罗斯秩序”，即强权政治。 根据2011年初的民意调查，近70%的俄罗斯人选择“稳定”，即使这样的稳定“可能需要以民主原则及个人自由为代价”，只有大约20%的人会选择“彻底自由的民主”，这一人群主要由生活在莫斯科等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这些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而是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尤其是参政权。他们是普京强权的积极反对者。经济上日趋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对政府腐败、税负太重、缺乏自由颇有怨言，但一想到失去政府的强力统治，中国可能陷入无序化的暴民政治，就成为政府强权的坚定支持者。 中俄中产阶级对强权的态度不同，与两国经济特征及中产阶级生成途径不同有关，也与社会底层是否成为本国经济的受益者有关。 俄罗斯是资源型经济，普京将俄罗斯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非他找到了重振俄罗斯经济的科技兴国道路，而是世界资源供求格局在9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变化，普京因势利导，利用了本国资源优势解脱了本国的经济困境，并利用剧增的国家财政改善了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全社会均从中获益，中产阶级的主体并非公务员阶层，而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群体。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赖型经济：不仅在生产上高度依赖外国的原料、能源、核心技术，甚至连市场也是高度依赖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只能依靠对劳工生命福利的过度透支，还依赖于对本国生态环境的过度透支。中国占人口不到20%的中产阶级，除了在几个对外开放的橱窗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中产阶级主体是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员工，其生存发展本身就高度依赖政治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