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叶檀：红十字会因郭美美损失多少？ 标签： 郭美美 红十字会 ● 叶檀 中国存在三大系统性风险，权势阶层套现，交易方普遍失信，投资效率低下。权势阶层套现导致的贫富差距使内需经济无法启动，交易方失信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直线上升，投资效率低下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发展表壮里不壮——失信则是三大系统性风险的综合表现。 因为失信，社会断裂成碎片;因为失信，整个社会信用体制无法形成，实际上处于高昂的交易之中。所有的数据都受到质疑，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被怀疑，所有的银行收费都让人生疑。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 公众捐款大幅减少。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深圳市红十字会统计，去年7月，深圳红十字会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的数据为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今年3月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2万元为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捐款方式包括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直接捐赠，其中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337-010-100-1000-71011”的银行捐款仅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近日也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万6000元，不过，在“郭美美事件”后，该校从7月至今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中国慈善运作成本高昂，如果体制不改，今后会高到不可承受。 中国公益基金行内的管理费率在10%左右，与国际其他慈善组织没有天壤之别。但几个案例折射出背后的管理现状，却让人对10%的数据深感质疑。 7月22日，曾被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的原昆明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因被指控贪污接受了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的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另外，她还用“公费”邀请朋友打网球娱乐。而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今年今年4月15日网曝“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费”。7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布“三公”经费情况显示，称公务接待费从去年的15万降到今年的3万元，被视作浮云。 财务不透明，10%的管理费用未必就是真实的费用比例。按照民间较为乐观的政府拨款按照5：5比例被挪作中间用途的估计，红十字会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经费被用于管理成本。当然，没有公开、透明的帐务，我们只能推测。红十字会不必暴跳如雷，公众对任何不透明的部门都同样“不惮以最坏心态进行推测”，直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透明、公开、有信用。高昂的管理费用通常会对应低劣的管理，为应对郭美美危机，红十字会加班加点赶出的捐款信息发布平台，印证了此前这个部门未能尽到最基本的数据录入责任与捐款去向追踪责任。 个人对个人慈善，风险极高，对慈善机构不信任将行善者逼到了一对一行善的窘境，在慈善领域不再有专业机构、不再有成本的下降、不再有互信，而沦落到“以物易物”的小农社会阶段。 如何约束系统性风险?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制约机制，运用规则尽可能地扶植民间NGO组织成长。 详尽透明的信息与去除垄断才能重新赢得信任。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处于“非法状态”。民间慈善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对民间慈善的刻意忽视，使民间慈善无法成长;另一方面，在野草丛生中，民间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内容庞杂，透明度低，自我管理制度缺位、落后，导致民间组织发展更加不足。 国人无善心?错。从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企业捐赠排行榜看，2009年捐赠超过百万元的民营企业有282家，占慈善企业总数的62.9%，这个数字远高于国企和外企。国人不会做慈善?错。本世纪初期风起云涌的民间慈善组织，曹德旺令人称道的苛刻捐款，让人看到了民间制度性努力的成果。只要体制跟上，民间NGO将迎来大发展。 红十字会面临的信任危机就是信用的三聚氰胺，有关部门忽视、阻止民间组织，而官方机构的不透明阴影无法消除，于是，怀疑散布在股市，散布在楼市，散布在银行，人们质疑数据、质疑低下的效率、质疑频繁的内幕交易。可怕的是，大部分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居高不下，大家一齐退回以货易货时代。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5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方绍伟：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 —-民主的模式与中国的矛盾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1 6:46:14 阅读量：31次 网上流传着这么个说法：北京人说他风沙多，内蒙人就笑了；台湾人说想独立，全国人民都笑了。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有人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 1，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吗？ 1987年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可见，当有人说民主是普选时，邓小平的笑，在民主时间表的意义上是否定的一笑，但在普选民主的意义上却是肯定的一笑。为什么“民主是普选”会博得邓小平肯定的一笑？因为邓小平是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如果多数中国人也一致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那中国的问题就少了好多对抗。邓小平能从容地谈民主，能对普选报以肯定的一笑，那是因为邓小平是在谈一党民主，而一党民主并没有排斥普选，一党民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普选民主的本质。俞可平说“民主有特殊性，但不能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见“南方网”，2011-5-18，另参见《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特殊性可能没有否定普遍性，可中国的问题是一种特殊性否定了另一种特殊性。新加坡也类似，新加坡就有普选，而且搞得有声有色，号称“优质民主”。如果“民主的本质是普选”，中国人应该乐于认同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可事实是，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反感新加坡的普选民主。这只能说明，有人认为民主的本质不是普选，肯定有比普选更本质的东西，否则这些人就是既反感新加坡、又肯定民主是普选，逻辑上说不通。 2，从民主的层次理解民主的本质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民主是多数表决，但民主又有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之分。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谁能投票”，二是“谁被投票”。古希腊的民主，自由民和贵族才有权投票和被投票，即便是近代的美国民主，穷人、女人、黑奴也都无权投票和被投票。到了现代，“谁能投票”和“谁被投票”在形式上都平等化了，“谁能投票”上的平等就是普选。但是，“谁被投票”上的形式平等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独特现象。在现代，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区别，就在于“谁被投票”方面的不同。在西方，“被投票”的是多党，而且是有自由舆论形式保障的多党。 所以，民主的本质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广义的民主，第二层是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第三层是现代西方民主和现代非西方民主。第一层是普遍，第二层是特殊，第三层是更特殊。总的结论是：民主的本质是多数表决，古典民主的本质是有限选举，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现代西方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现代非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这种层次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民主：多数表决； 古典民主：有限选举； 现代民主：普选； 现代西方民主：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 现代非西方民主：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 一般人所说的“假民主”，当然不是指假的“民主”，而是指假的“西方民主”，是拿现代西方民主为衡量标准的判断结果。真假或是非判断只是第一种类型的判断，第二种类型的判断是好坏的判断。这里，区别三个层次的判断和两种类型的判断很重要。按照这个清楚的逻辑，当有人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我们就知道，新加坡民主确实是有“多数表决”的民主（第一层次），也是有“普选”的现代民主（第二层次），但却不是有“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的西方民主（第三层次），而只是“非自由多党竞选”的非西方民主。只有把三个层次的是非判断弄清楚，好坏判断才能避免混乱。 新加坡是通过控制“自由舆论”来控制“谁被投票”的。新加坡有多党竞选，但新加坡对自由舆论的控制是人所皆知的，它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控制都很严。新加坡的结社自由实际上是注册自由，不是完整意义的结社自由。因为结社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是注册自由，二是行动自由，三是新闻自由。新加坡自由注册下来的政治团体，并没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新闻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加坡民主称为“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现在我们清楚了，“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其实指的是“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自由的多党民主”，这里的“优质”是一种东方式的“政治结果”观点，不是一种西方式的“政治过程”观点。难怪这种观点会引起混乱和争论。 非西方民主除了有新加坡的“非自由的多党竞选”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多党自由控制更严的“非多党的普选”模式，这就是邓小平所讨论的模式。现在我们也清楚了，“民主的本质是普选”指的是“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第二层次）。 所以，只看民主的普遍性，只看民主的普遍本质，就会模糊了对三个层次的民主本质的认识。喜欢谈“民主的普遍性”或“民主的特殊性”都可能是有目的的，用普选民主对抗西方民主的政治含义也是明显的。在新加坡，这种对抗是“多党普选民主”与西方“多党自由民主”的对抗；在中国，这种对抗是“普选民主”与西方“多党民主”的对抗。可见，郑永年的“优质民主论”掩盖了太多的东西，俞可平的“不能以民主特殊性否定民主普遍性”也掩盖了太多的东西。 根本的一条是，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现象（儒家民主是意淫）。西化论者的问题是脱离民主的背景谈民主本体的普效性，反西化论者的问题是脱离历史对民主的三层次规定而谈民主概念。所以，西化论者认为民主普遍有效，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反西化论者则只从西方民主中抽象出“多数表决”和“普选”等非实质的方面（“谁被选”的平等才更本质），以对抗“多党自由竞选”的西方特色。结果，西化论者和反西化论者都在叫民主，可叫的却是非常不同的民主。本文的“民主三层次论”针对的就是民主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混乱。 人类政治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西方“有自由的多党民主”行得通，新加坡“无自由的多党民主”也行得通。在新加坡，控制“多党自由”使“投票表决”和“平等投票”的区别不重要；在西方，享有“多党自由”竟然使“投票表决”和“平等投票”的区别也不重要。因为，在新加坡，投不投票结果都已经基本定了；在西方，投不投票结果也都差不多。在新加坡，强制投票使选举权出现了负价值；在西方，一票对选举结果的低影响也使选举权接近于零价值。两者都表明，政治的主题永远都在控制“谁被选”上，人类政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其次才是官民政治。当然，精英政治不是我所主张的，而是我所观察到的。 没有自由不行，有了自由而自由本身带来的价值太低也不行。所以，民主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西方的“多党自由民主”，二是新加坡的“非自由多党民主”（俄罗斯也类似），三是可能出现在中国的“非多党普选民主”（还有越南）。我这里不讨论哪一种民主更好，读者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我的任务是摆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事实层面的混乱太严重。 3，民权普选重要还是多党竞选重要？ 把概念上的“是非真假”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接着讨论现实中的“是非真假”。 所谓“现实的是非”，指的是哪个是现实，哪个不是现实，或哪个是更大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是非问题，涉及的是“民权普选重要还是多党竞选重要”，即“民权制约官权”与“一党还是多党”哪个重要。 这里的讨论，最关键的是把主体搞清楚，要明确的是在说“谁”。我首先要把我自己排除出去，也就是说，我要告诉读者的不是我本人的好恶，我要告诉读者的是我观察到的中国人的好恶。显然，我自己不是没有价值理性，我只是认为自己的价值主张不重要，分析别人的行为和价值才重要，这才是冷酷实证的本意。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重要，就会犯规范冲动的错误。 我的观察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民权普选”或“民权制约官权”最重要，少数人认为“一党还是多党”最重要，中国政府则认为：“一党还是多党”最致命、也最重要，“民权制约官权”很麻烦、很重要，“民权普选”有麻烦、也重要。 把这三种主体区别开，轻重缓急的分析就清楚多了。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是明显的三大层次：夺权，争权，争利。在政府看来，夺权是绝对不准的，争权是能拖就拖的，争利则是可以商量的。从多数老百姓的角度看，争利是第一位的，争权则是多数知识精英的事，夺权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所以，当有人说“没有人权，民主只能是空想”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人权”指的是“自由多党的人权”还是“非自由多党的人权”。 在西方，“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第一规范要义，“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却是民主的第一实证要义。到了中国，西方民主的规范要义和实证要义都只是观念，所以在现实政治中，这方面的冲突只是观念冲突，争权夺权的现实冲突很少发生。既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很难在争权夺权上取得进展，争利进而争权便成了可操作的共识，也是符合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共识。 中国的知识精英也许把普选民主当作过渡策略，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民权普选”不是要害，“多党竞选”才是要害。因为，“民权”是“党权”让多少的问题，“多党”是“党权”有还是没有的问题；“民权”是“具体利益”问题，“多党”是“整体制度”问题；“民权”对应的是改善生活和局部制度，“多党”对应的是改变政权垄断和整体制度。 在一般情况下，“普选民主”是“西方民主”的过渡；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选民主”也许会是“西方民主”的坟墓。对清醒的多党民主派来说，一党民主越成功，他们就越失败，因为过渡策略也可能是自毁的策略，普选民主完全有可能使民心更加安定、执政党更加巩固。 中国的普选民主也许会压倒多党民主，因为中国多数老百姓很现实，认民权的具体利益，不计较多党竞争的原则。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灵活的。如此，“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确实可以是中国“非多党普选民主”的现实选择，“非多党普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原则不一致，但多数中国人不认死理，也可能很符合民情。 事情完全可能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要的是民权，少数知识精英要的是政权；结果，中国政治的主要现实矛盾是官民矛盾，中国政治的主要观念矛盾是“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但由于少数知识精英的能量，观念矛盾完全可能压倒现实矛盾。 从一种“多数老百姓立场”的现实出发，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背后有太多的“官本位”和“人情关系”文化）；中国的民主是“非多党普选民主”，不可能是西方的“多党自由民主”。从另一种现实出发，当我说“多党民主才是主要矛盾”时，我是说，中国政府和少数知识精英都知道，官民矛盾和普选民主不是政治斗争的要害。官民矛盾只是“官僚行政”问题，普选民主只是“一党控制程度”问题，而政治斗争的要害是多党问题。 显而易见，“人民”认的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而“人民之外”的人们则认为，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本质问题。 4，结论：多层次多主体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分析民主的本质时要区分民主的三个层次，在民主模式上要区别东西方的三种民主模式，在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时要区分出三种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差别见“不腐败才要亡党？”和“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两文，本文不再论及）。因此，谈民主的本质要看民主的层次，谈民主的模式要看民主的本质，谈中国的矛盾要看中国的不同政治主体。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点击 这里 查看作者文集：）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8:38:55 阅读量：1406次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和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因此，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成为执政原则。比如最近房地产新政出台的限购令，也主要限于一线大城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模式：大邱庄模式、华西村模式、蛇口模式、苏南模式。直到现在被全国热议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 重庆和广东一个在中国的中西部，是最年青的直辖市，一个在改革开放的东部沿海前沿，是中国唯一举办过亚运会的地方城市，双方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广东由于持开放风气之风，经济迅猛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七千美元)，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正日益逼近韩国。重庆1997年设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23位(人均GDP越过四千美元)。如果说两地之间非要找到什么共同点的话，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就职广东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哪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信仰缺失)、吏治(官员下乡解决官民脱节)、户籍改革(城乡差别)、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房价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食品卫生安全)、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贫富差距)、绿化重庆(环境污染)。所以，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网络上甚至自发的出现歌颂重庆模式首创者薄熙来的歌曲。重庆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多名常委均到重庆实地考察，并高调予以肯定。虽然重庆模式只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市的试验，但由于中国今天的份量，也同样引发世界的关注。从目前来看，也是赞声一片。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当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缺点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重庆模式，显然是难称客观，更难以服众。 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但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现问题的极富成效的回应，得到了上至决策者、下至百姓、国内外的支持和肯定。这也决定了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哪就是民主。今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 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在中国，无论左、中、右都是民主的支持者，但内涵不同：左派认为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右派认为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派认为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能照搬西方，也不绝不搞三权分立。这又以倡导《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为代表。考虑到汪洋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他的民主理念应该属于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呢?事实求是的讲，广东的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 广东的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广东治安之差，曾出现过几个极端的个案：动用军队负责广州火车站治安、国民党元老后代在广州火车站现金(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身份证被偷盗一空， 竟然在广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工作单位广州医学院的门口，被劫匪飞车抢夺手提电脑(当时他要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电脑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学术资料，庆幸的是人没受伤。而且警方迅速破案—-这说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无法确保广东的安全呢?);华人社会著名作家龙应台刚到广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写下名作《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在这篇名作中，她这样描述当地警方的表现：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 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龙应台广州被窃，曾成为轰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的重大新闻，广州就这样令全世界的华人记住了它。 广东的治安这么差，以致游客谈起广州都脸色大变，经常有人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的。还有这样的评论：“每次看国际新闻，我都暗自庆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相比，广州是安全的，至少没有教派冲突，也没有满大街的汽车炸弹;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相比，广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没有以色列的空袭，也没有政治暗杀”。现在连在广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时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会被扒手光顾，构成了广州街头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有位负责治安的高官曾这样对媒体说：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认知，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应对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除了治安差之外，广东屡屡令中国人(还有西方)关注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恶性群体事件。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但过程均不见主要领导出面。这和重庆的薄熙来亲自与罢驶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需要一提的是，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省市)。广东的这两场骚乱都是在当地打工的外来民工或者不满工资被拖欠、计债被打，或者不满平时对执法人员勒索。显示，广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远远不够。类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发生，如震惊世人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农民维权事件(其他还有英德市横石水镇农民群体性事件、广东湛江校园事件、中堂镇玩具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仿佛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的翻版)，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另外2009年震惊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导火索也是在广东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的一起冲突。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广州，恐怕绝非偶然 。 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广东的吏治。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资，要不是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发生群体上访讨薪，甚至以生死要挟，看看重庆的特警都为民讨薪—-自由派当然可以指责这些特警不务正业，不遵法纪)。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令广东官员形象不佳的事件还有轰动全国的广东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一周购进数百万名酒，和当地民工的境遇可谓两重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省何以“地沟油”恶性泛滥(还有墨汁粉条)。 当然，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率先富起来的省，在户籍改革(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取消暂住证(2008年)也走在了中国前列。但相对于其经济发展上的出色贡献，其他方面的表现却远远落后于世人的期待。客观来讲,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一直引领改革时代潮流的广东蜕变了。它带给国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惧(非典)、愤怒(孙志刚事件)、失望(承办大运会的方式)和焦虑(群体性事件)，甚至耻辱(龙应台、国民党元老后代广州失窃)。 支持广东模式的学者理由有二：一是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但不知大运会期间相关部门的做法算不算是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但是农民工、农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算不算市场机制运行的恶果?事实上，广东模式的问题恰在于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市场既有失灵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介入的地方。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并不能自动和有效的调节和修复。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在教育、住房和医疗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以后，造成了“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的举国民怨。纵观全球，再发达的市场国家，在这些领域也都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而不是诉诸市场机制—-这也同样是重庆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这种把问题当优点的学者也算是中国自由派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广东突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大都沉默无语，绝无贺卫方炮打重庆模式之举(贺卫方还对广州禁止当地律师参与李庄案的辩护之举保持沉默)。相反还一个个撰文肯定广东模式。如此无视事实，岂不是自丧公信力吗?反过来讲，。假设重庆出现一个广东式的问题：如孙志刚、群体性事件，恐怕重庆模式还不知道怎样被他们口诛笔伐呢。 当然也有自由派人士看到了广东模式的问题，但却无视重庆模式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性，反而把解决广东模式的办法归于推行普世价值(难道不知道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印尼这等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国家都是何等状态吗)，真是匪夷所思 哪么重庆和广东哪个模式更具全国推广的可行性?相对而言还是重庆。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按人均GDP衡量)在全国是中位(14 位)，从经济条件上来讲，许多省市如果效仿，经济实力不会是障碍(如建设公租房、户籍改革、补贴贫困学生)。同时重庆模式是从中共传统资源中寻找智慧和解决之道，在政治上不会有多大阻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重庆模式极强的针对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深圳2008年就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试点区，但到今天表现如何? 重庆模式全国推广的阻力主要在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效仿。这就需要中央出手了。比如公租房建设，除重庆外，许多省市表现并不理想(奇怪的是主要是东部地区开工率低，广东仅28.5%、江苏30%、浙江33%。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如重庆41%、河北69.7%、辽宁84%—-数据引自房价网)，于是中央出面施加压力(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6月11日指出今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建设公租房，是一项硬任务)。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一旦和政绩钩，许多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如果说重庆模式的软肋是否在于能够超越个人因素而制度化，同时与时俱进增添时代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哪么广东模式则在于如何把民主落实为民生，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认可。至少到目前，重庆模式的民生已经遥遥领先于广东的民主了。 曾有人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未来道路之争，这未免太言过其实。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还是学者萧功秦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自由派“有心态上的浪漫主义，想把西方现行的制度直接搬到中国来，但自由主义民主选择只会导致中国无序化，导致民粹主义恶性氾滥无法控制，顏色革命就是由此而产生，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制造成的社会分裂的后果就是前车之鉴。”“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完全脱离现 实与时代发展”。在现有框架下，“中国只有走理性、渐进的发展道路，当然，当政者决不能抱残守缺。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而统治者的固步自封只会是激进主义的温床。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歷史所多次证明的。”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的执政者仍然在与时俱进地、积极的探索更加适合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