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陈曙光：千年之交“马克思现象”的回顾与反思 进入专题 ： 马克思现象    ● 陈曙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谷的时候，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背叛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在西方却逆势上扬，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坚决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却在资本主义国家多次被评为“千年第一伟人”，西方社会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马克思现象”。千年之交的“马克思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也可以传递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了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成了一些人打趣、讽刺和怀旧的对象。然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反对者、诋毁者，都未曾料到，自9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逆势上扬，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坚决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却被资本主义社会多次评为“千年第一伟人”，西方社会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马克思现象”。     什么是“马克思现象”呢？“马克思现象”是逆势生成的，是特指苏东剧变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谷的时候，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背叛马克思的时候，西方社会纷纷“走近马克思”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社会动向。          一          “马克思现象”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涉及诸多方面的一种社会动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林立，学术活动气势恢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像凯旋英雄般昂首阔步地跨入大学的教室，走上大学的讲坛，各社会科学学科无不涉及马克思主义。例如在美国，“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学成了美国的主导社会学流派之一。正如捷克学者D·阿利耶娃所说，80年代初的美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普通学科的建制形成了，在美国的大学里，似乎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不流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1］     现在，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众多，达数十个学派，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协会已多达1000多个。目前比较流行的学派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活动频繁，气势恢弘。欧美学者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意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方向，组织了数十次国际大型学术研讨会。一是以法国巴黎“马克思园地”为中心，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马克思大会”。1998年月，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法国“马克思园地”等单位主办纪念大会，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二是以英国伦敦《社会主义者评论》为中心，每隔两年召开一次“马克思主义大会”。1996年7月，在伦敦大学召开“96马克思主义大会”，与会者多达6000多人，举行了260多场报告和讨论会。三是以美国纽约为中心，每年召开“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每次会议都有来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数千名学者参加。          （二）马克思的著作风靡全球          马克思的著作自问世以来始终是国际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目，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宣言》发表160多年以来，已经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印刷1000多次，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2008年，由于金融海啸的爆发，西方许多人争相购阅《资本论》，试图借助该书来理解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据德国一个出版社的董事总经理约恩·施特隆普告诉路透社，年前三季度这本大部头名作在德国已经销售了约1500本，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三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2009年月8日，英国作家托尼·帕森斯亮相北京，出席全球销量逾两百万册的小说《男人与男孩》中文版的首发式，这位著名畅销书作家披露，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今欧洲的阅读时尚是“马克思”，托尼·帕森斯戏称自己“暂时无法与马克思比拼销量”。另据报道，德国现任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毫不掩饰自己是马克思粉丝。因为金融危机而焦头烂额的施泰因布吕克也开始阅读《资本论》，不仅如此，他还带着30位企业总裁买了《资本论》。《汉堡晚报》则评论说“现在马克思的魅力正在飞速增加。”更为可贵的是，读者多是青年一代。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告诉青年一代，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并没有兑现。          （三）拉美政坛整体向“左”转          自20世纪末以来，大部分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先后通过大选上台执政。1999年1月，查韦斯大选获胜，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标志着拉美左派新阶段的开始；2003年初，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年初两届任期届满卸任时其民众满意度仍高达创记录的85%以上，其选定的继任人罗塞夫以高票当选新一届总统）；2004年3月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当选；2005年1月，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当选。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在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拉美“向左转”几乎是新世纪国际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左翼领导人在拉美13个国家通过大选赢得政权。这些国家总人口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70%以上，国土面积占拉美地区总面积的80%以上。难怪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说：“这是一块我们正在见证其加速‘变红’的大陆。”     拉美左派分为两种：激进左派和温和左派。激进左派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等为代表，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宣称搞社会主义。温和左派以巴西总统卢拉（以及继任者罗塞夫）、智利总统拉戈斯、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以及继任者费尔南德斯）和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等为代表，表面不说搞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却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四）西方主流思想家纷纷“走近马克思”          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狂潮，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部分思想家们大肆宣扬“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早已过时）”等话语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福山——引者按）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2］原苏东国家混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的一批投机分子，曾经从执政党那里获得好处，现在也面不改色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却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代法国哲学大师、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郑重推出了《马克思的幽灵》。他在书中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3］德里达大声疾呼：“向马克思致敬”，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4］“不反复阅读马克思，将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5］美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詹姆逊（F.R.jame-son），因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詹姆逊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苏东剧变以后，他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声言“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出于兴趣”。德国当代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在苏东剧变以后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论战，他向世人宣布“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和发扬者，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更有甚者称其为欧洲导师，他塑造了英国工党，并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苏东剧变后，吉登斯声称“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6］并把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纳入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去。          (五）马克思多次被评为“千年伟人”          “马克思现象”诸多表现中最引人注目、具有世界性影响和轰动效应的还要数“千年伟人”评选活动。1999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几位教授发起，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伟人”这一命题进行了校内的征询、推选。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居第二。同年10月，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后，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分列其后。2002年12月，英国路透社在政、商、学术、艺术四界的名人中评选“千年伟人”，共39名候选人。结果，马克思又同爱因斯坦和甘地入选。最近的一次调查是2005年7月，英国BBC广播公司调查“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3万多名听众参与，结果是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经济学家》周刊极力推荐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得票率仅为12.6%。西方其他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有进入前20名。          二          千年之交，“马克思现象”为什么再一次生成呢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以及来自西方社会和媒体的声音，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折服于马克思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文章          西方“马克思现象”的出现，确实部分地源于马克思的个性特质和精神品质。因为西方很多人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并不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相信马克思，马克思的人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担保。马克思的人格力量关键在于不为世俗利益放弃信仰。在一个物欲横流、资本逻辑操纵一切的社会中，马克思一生贫困潦倒、居无定所，但始终忠于信仰，献身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一生贫困潦倒。古希腊哲学家泰勒说“哲学家要富起来是极为容易的。如果他们想富的话。然而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马克思也一样，马克思要想富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这确实不是他的兴致所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凭马克思的学识、才华，无论经商、当律师，做个百万富翁是不成问题的；最差也可以像黑格尔、康德那样成为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过上中产阶级的殷实生活。但是马克思对这些毫不沾边，偏偏挤身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中无寸金”的穷人之中。读过马克思书信的人无不为之动容。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在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他在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须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因为我把几笔小额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期绝不能再拖了。……在继续写稿以前，先给自己放一星期假——我能不能找个弄钱的门路。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7］确实，马克思是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写成了《资本论》，在缺乏货币的情况下写成了关于“货币”的文章。     马克思长期寄居异国他乡。马克思一生四次被驱逐。1845年，马克思被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应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法国政府将其逐出了巴黎，被迫迁往布鲁塞尔；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再次被逐出比利时，重返巴黎；三个月后，马克思回到德国的科伦；1849年2月，马克思遭德国反革命势力起诉并被提交法庭审判，尽管被判无罪，却再次被逐出德国，迁往巴黎；1849年6月13日，马克思又被逐出巴黎，移居伦敦，从此未返回祖国，客死异国他乡。     但是，尽管如此艰难，马克思没有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他没有一边批判资本主义，一边又利用资本主义机器去赚黑心钱。在西方，马克思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文章征服了很多普通民众，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8］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情势是资本主义。尽管马克思智慧过人，但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势是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首先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诞生，不是马克思造就了他所在的时代，而是他所在的时代造就了马克思。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产物。     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变了，但内核没有变。资本主义变了，从表层来看，资本主义比以前富了，很多的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了；从中层来看，资本主义比以前变得更美好、更人性了，更合乎人道了，更合乎理性了；从深层来看，资本主义暂时活下来了，避免了即将覆灭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的内核没有变，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没有变。     只要资本主义的内核不变，就没有人能够超越马克思主义。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不平等，马克思就将永远活在广大工人阶级、劳动大众和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正直人士的心里，马克思就始终是人们追求解放的旗帜。詹姆逊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苏东剧变以后，他就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发表过一个很深刻的谈话，他说“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的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10］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只要决定当今世界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不变，就没有人能够超越马克思”。萨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值社会主义在欧洲处于严重危机。萨特说：“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11］这两位大师的核心观点就是只要资本主义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          （三）马克思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永恒的价值          “马克思现象”的产生，最关键、最有说服力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在于马克思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永恒的价值。     马克思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翻过“两座高峰”，完成“两次克服”，实现“两个统一”，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面前，屹立着两座思想的高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达到了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费尔巴哈是旧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最高峰。马克思要创立新说，就必须超越这两位前辈，翻过这两座高峰。“两次克服”就是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两个统一”就是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仍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预测未来、制定行动对策的理性工具，而且是唯一正确的理性工具。这个理性工具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在用，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动统治者虽然口头上不停地攻击马克思，而背地里却不得不认真地学习、研究他所提供的这一理性工具，自觉不自觉地按其原则办事。《资本论》出版以后，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银行家、企业家床头柜上首选的书目之一。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这一幕又开始重演。历史是客观公正的评判者。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各种学说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思想家更是多如繁星。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严谨科学而又博大精深，也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更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著名的西方思想家J·A·熊彼得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大多数智力或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按这个意思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12］     “苏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受挫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掌门人哈贝马斯曾经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13］我以为，他的这一看法是相当深刻的。     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狰狞的面目；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更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没有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末日会来得更早。          三          千年之交的“马克思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我认为，至少可以传递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反对“过时论”          现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论调还有一定的市场。那么，他们究竟是凭什么判断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呢？我以为，他们的依据无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文本标准：一切以马克思的本本为依据，以马克思的话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论断和个别结论已经过时了，因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文本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不能因为马克思个别论断的不科学性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个别论断的过时不等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过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14］马克思从创立学说的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极力反对把他们的思想教条化，因而从来不否认自己的某些论断过时的可能性，也从不讳言自己的预测可能失误。因此，马克思某些论断的过时或预测的失效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规律。但是承认马克思个别论断的过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第二，时间标准：以理论产生的先后作为评判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世纪，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时代不同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产物，现在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曾经是有用的，但现在不再有用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闹革命”的地方“受欢迎”，在搞建设的地方则“不需要”和“不适用了”搞计划经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搞市场经济不行。     时间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一种思想的新与真，老与假没有必然联系，最新冒出来的思想可能一开始就是谬误；一个古老的思想可能是永恒的真理。时间不能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只要没有超出理论的适用范围，真理就不会过时。     第三，个体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个人的主义，忽视后人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一旦马克思个人的某些论断在今天不适用了，就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个体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用个体标准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正如牛顿死了，牛顿力学、物理学没有死；马克思过世了，马克思主义还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物，是一个过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等同的，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5］     那么，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实践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6］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专制的理论，不是思想的霸权，它就逃不脱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依旧能够满足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需要，因而不会过时。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当今世界的需要，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现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18］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反对“无用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除此之外，“无用论”的逻辑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作用扩大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包打天下、经世致用的工具，可以为一切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可以达到“立竿见影”效果。一旦马克思主义无法为一切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就断言：马克思主义无用。     工具主义态度是站不住脚的。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科学技术，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非直接性的，不能在理论研究中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工具”。过去所谓学了马克思主义会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观点，实际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狗皮膏药。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作用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它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其二，资本逻辑——马克思主义价值功利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以资本逻辑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判断马克思主义有用无用的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能否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直接的商业、经济利益，因此断言马克思主义无用。现在社会中那么多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大字也识不了几个的人，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这似乎又成了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一种佐证。     资本逻辑是片面的。其实，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作用，却很少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自然科学有用，因为它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马克思主义也有用，而且它的作用大到你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全世界都认可。袁隆平说，如果，我们的杂交水稻在全世界的播种面积能从3000万亩增加到2亿亩，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养亿人；但是又有谁具体计算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作用有多大呢？多养了多少人呢？我们知道，建国初期，我们有4亿人，但那时是吃不饱，现在是13亿多，我们的粮食还有多，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邓小平理论的作用。再比如，苏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只花了6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苏联建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可以说苏联是打不跨的。但是，一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苏联就不打自跨了。你说，马克思主义有用吗？     其三，实用标准——马克思主义功能实用主义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现实中存在的一切负面现象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因对现实的失望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无用。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多消极现象，如腐败、贫富悬殊、城乡差别拉大等，有些人武断地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惹的祸，就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实用标准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的丰功伟绩错误地归功于非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这些丰功伟绩都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次，也不能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惹的祸，并不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无用论”既不符合历史，也有悖于现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参与了对这个世界的理性塑造，资产阶级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不得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现在他们又捧起了《资本论》，试图找到破解金融海啸的捷径。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象“一个幽灵”始终徘徊于世界的上空，“马克思”仍然是当代世界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价值更是举世瞩目。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成了改革开放、社会变革的先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命题也是当代中国的核心理念。可见，“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是不能成立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反对“多元论”          “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表面上是要求与马克思主义分享指导地位，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企图偷梁换柱，一旦取得成功，最终搞的还是指导思想一元化。试想，如果“六四”搞成了，那么中国决不会出现几个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决不可能作为指导思想之一与其他指导思想平起平坐。可见，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只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策略。我们知道，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张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他提出反对所谓“垄断理论”，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结果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指导思想中间的一个，而是被彻底边缘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旦丧失，其破坏性远胜于一场战争。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下降了52%，远远高于卫国战争时的22%。     “指导思想多元化”违背了意识形态运动的客观规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9］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铁的规律。“指导思想多元化”违背了这一铁的规律，注定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多种思想，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而且终归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它也必然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那么它也必然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占支配地位。     “指导思想一元化”非中国特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现在，国外攻击中国搞指导思想一元化，国内也有不少人跟着起哄，应该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似乎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大搞思想钳制和垄断，搞思想霸权。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指导思想一元化，这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指导思想，这是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但是，总有一种思想处于指导地位。古今中外，指导思想多元化都是不存在的。有人说，古希腊学派林立，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不就是指导思想多元化吗？其实，学派林立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林立，百家争鸣也不是“百家”同居于指导地位。“指导思想多元化”从来不是现实，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决不意味着反对“社会思想多样化”。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始终是一元的，但是社会生活中思想应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因为，我们无权禁止别人思想。我们决不能以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为名搞思想钳制、思想专制和思想霸权。“指导思想多元化”与“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中国，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但社会思想却是多样的。现在学术界不就是学派林立吗。有研究新自由主义的，有研究新保守主义的；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有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我们要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但同时要鼓励学术争鸣。“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人人平等。”［20］总之，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总是兼容并包，尊重思想多元的。“天下有道而庶民议”，才有层出不穷的思想创新。          参考文献：     ［1］［捷克］阿利耶娃.卡尔·马克思遗产的“再发现”［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8，（12）.     ［2］［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J］.新左派评论，1994（205）：38.     ［3］JacquesDerrida.“SpectresofMarx”，inNewLeftReview，.204，March/April1994，p.35.     ［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5］转引自徐崇温.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117.     ［6］［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6－167

学友讨论 伟大的单纯 郭海涛 2012-02-18 03:44:05 刚刚看了一个叫360doc个人图书馆的网站。百度搜索“于建嵘先生就方韩事件的五点声明”，在第二条上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关于方韩之争的一些文章。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人类的理智和良知在这个网站上寻不到一点踪迹。基本上都是倒韩的文章，即便肯定也都半遮半掩，好像不找出韩寒的几个毛病来就显得自己是个没有独立思想的“韩粉”似的。真是可怕。 中国有这么多的聪明人，把韩寒的各种精细打算都分析的头头是道，不管在智力上还是道德上都显得自己是站在比韩寒更高的制高点上。对韩寒写的文章也解析得庸俗无比，好像韩寒写那些文章不是出于写作者的道德良心，而是什么迎合公知、迎合什么市场、迎合那些说不出自己观点的下层民众，甚至说迎合利益集团等等——天哪，中国人太聪明了！可是，不过是小聪明而已。他们的眼睛始终是往下看的，他们是不认为别人会出于崇高的理想、出于对不公的痛恨、出于对人民的爱而写作的。他们不懂得单纯才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根本特征，一个人如果不够单纯是不适合从事写作工作的，复杂而精明的算计从来没有在一个伟大作家身上完美呈现过。韩寒还远远称不上伟大，可他近年来的作品很明显不是一个为了赢得某些人欢迎而作的，因为精明算计的东西会一样被最懂得精明算计的中国人看出来而早晚归于破产的。韩寒能够赢得普遍的支持和欢迎不是偶然的，不是投机的产物，而只能是来自于他个人心灵的纯洁、来自于他悲天悯人的赤子情怀（一个人没有赤子情怀是不配从事文学写作的）。那么多人各自怀揣鬼胎，把自己身上的庸俗气质强加给一个单纯的韩寒，于是类似的倒韩文章和暧昧的挺韩文章就变得如此蔚为大观了！ 韩寒是青年人的光荣与骄傲 郭海涛 2012-02-18 01:43:05 韩寒现在所做的事情事实上都是应该由韩寒的父辈们来做的，可是你们没有做，韩寒帮你们挑起了很重的一部分担子。现在轮到韩寒遭遇打击，任由麦田方舟子们在那里兴风作浪，把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一个出于良知做了他额外份额工作的年轻人身上，站出来为韩寒说公道话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却屈指可数。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谁的耻辱，可我知道韩寒是我们八零后、是新一代青年的光荣与骄傲。 大家都来助韩寒一臂之力 郭海涛 2012-02-18 00:19:05 现在的问题是，韩寒胜，则进步与正义的力量胜，进而可乘胜追击，扩大成果；方舟子胜，则恐怖氛围生成，人人自危，哪有可能再谈其他事情？所以诸君子必须以保卫韩寒为己任，帮助韩寒打个大胜仗，于国于民于己都功莫大焉。 在肉搏中取得和巩固进步果实 郭海涛 2012-02-18 00:06:29 方韩之争现在未见胜负，一方面说明了方舟子的迷惑性，另一方面说明了人民的觉醒，有一大批人不再那么容易被某些阴谋家牵着鼻子走了。你说的也有道理，但不经过反复较量和斗争，如果在别人抹黑时任其自然而不予回击，那民主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反而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处于一种最关键的混战期或肉搏期，必须不嫌繁琐甚至肮脏而坚持到底，进步的成果才可能取得并获得巩固。 如果误会了你的意思，那很抱歉。 莫中了圈套 老不蜕皮 2012-02-17 20:39:00 郭海涛网友莫中了那些人的圈套。想想台湾刚实行选举时，那般的混乱，层出不穷的伎俩，当说一件正确的事时你的对手最下做的招数就是往你身上泼脏水，自己还装作一本正经的说些歪理，完全无视民众的基本诉求。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泼人脏水的人怎么样了，现在的竞选则是在一种各党派自律的氛围下进行的。我说“韩寒就是一条金毛犬又怎么啦？”，意指普世价值人人可谈，况且金毛犬温和友善忠诚帅气，莫要误会。 老不蜕皮看不到全局 郭海涛 2012-02-17 17:55:14 老不蜕皮这位网友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焦点转回到韩寒的观点上来，而看不到当前的当务之急是为韩寒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在韩寒身上被泼的粪水完全洗净之前，讨论韩寒的那些观点才是真的离题万里。又，你说“韩寒就是一条金毛犬又怎么啦？”，可见你想维护韩寒是假，以保护韩寒的名义坐实别人强加于韩寒头上的罪名才是真。如果你是换了个马甲重新上阵，那也是没有意思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郭海涛 2012-02-17 17:37:55 下面这些人下笔千言，果然也离题万里 ——那是你的看法，我不这么认为。你大概以为支持韩寒无关紧要，而支持韩寒的看法才是重要的。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韩寒都被打倒了，再来谈论他说了什么又有什么意义！ 下面这些人离题万里。 老不蜕皮 2012-02-17 14:33:01 下面这些人下笔千言，果然也离题万里，韩寒就是一条金毛犬又怎么啦？观点不值得大家讨论吗？非要争论“肘子、甜”们的命题，有很大的转移话题嫌疑。我认为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的建议很好啊，当年在南面画了个圈，如今为什么不能在地图上扔几个硬币？点到那，哪里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站在真理一边 郭海涛 2012-02-16 20:59:17 宏先生愿意伸出手，我也不会以拳头回应。我也希望做朋友而不是对手，如果朋友和真理站在同一边。 人各有志 宏微杰 2012-02-16 19:51:33 据鄙人读到的资料，韩寒是个不学无术的愤青。你最好不能将韩寒与真理和正义联系起来，这至少是个错误的、非理性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当然，人各有志。 人是有情感的，但不能因为情感而丧失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坚持真理，举张正义是人们评价社会事件的基本道理和原则。如可能成为朋友。 难怪韩寒不再回应方舟子 郭海涛 2012-02-16 18:10:56 难怪韩寒不再回应方舟子，你们这些拿钱说话的人就是喜欢无理取闹，把水搅浑了好混水摸鱼。爱思想网是个比较高级的思想论坛，读者的层次也比较高，一般不屑于和你们一般见识而已，所以你们就变得愈加嚣张，把一个好端端的严肃思想论坛搞得乌烟瘴气。 我和韩寒一样，是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而且也是个写作者。本来我并不喜欢韩寒的东西，觉得浅薄；不过他后来敢于就一些热点问题发表富于正义感的文字之后，我就对他刮目相看了。这次方韩之争我一直比较关注，从麦田发文质疑开始就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了，在网易和爱思想网上都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之所以关注的麦田的文章，是因为麦田曾经拉黑了我的微博，原因是，麦田造谣（或有意传谣）说，杨武的老婆被杨喜利强奸是杨武夫妇早就设好的圈套，杨武是故意让杨喜利强奸他老婆的——我想象不出一个人有多么无耻和恶毒才能编出这样的话，才能相信这样的话，才能去到处传播这样的话。于是我批评了麦田几句，麦田因此把我拉黑了。后来我从许多途径，从许多博友那里确认，麦田确实是个无耻小人。我一开始和韩寒一样，对方舟子是抱有很大好感的，认为他对净化中国学术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因为方舟子和麦田站在一起，做出了比麦田更加下作的事情，我对方舟子的好感荡然无存。我是个文学写作者，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知道文学写作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是有其特殊规律的。方舟子这个文学的门外汉却不分青红皂白，运用他那娴熟的“方式逻辑”，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捏造了一大批莫须有的罪名对韩寒大加挞伐，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一来，靠想象力的无限扩展、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才能得以诞生的文学作品哪里还有存在的可能——方舟子是不允许你想象的，或者说必须按照他的逻辑来想象才算合格，真是岂有此理！ 无意冒犯宏先生，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但如果宏先生执意与真理和正义作对，那我也没有办法。 保持起码的良知 宏微杰 2012-02-16 17:33:53 鄙人独立、自由，不属于任何派别。但保持起码的良知。 与宏微杰谈“杀戮人民” 郭海涛 2012-02-16 17:09:55 杀戮人民，呵呵，多么好的口实，方舟子怎么没有发现？呵呵，宏微杰有潜力成为方舟子第二。建议宏微杰早日向方舟子报告你的重大发现，免得被别人抢了先，功劳就不算你的了。 捉刀者该另高就了。 宏微杰 2012-02-16 16:13:45 一个叫嚣“还要杀戮人民”的人，还有资格奢谈民主吗？这是违背起码的政治伦理道德的。 捉刀者该另高就了。 宏微杰 2012-02-16 16:13:25 一个叫嚣“还要杀戮人民”的人，还有资格奢谈民主吗？这是违背起码的政治伦理道德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郭海涛 2012-02-16 10:48:01 在方舟子与韩寒还激战正酣的时候我曾经预言过，方韩之争后韩寒的言论空间将被大大压缩。不幸被我言中。刚刚去了韩寒的新浪官方博客，韩寒最新发表的两篇博文《重庆美剧》和《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都被新浪删除了。果然，把持中国政权和文坛的那群老朽们是下决心要修理韩寒与韩寒们了，以遏制八零后领衔的少壮派对自己发起的攻势凌厉的挑战。不过，这些老朽们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历史规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尽管这看起来有点残酷，可早就丧失统治合法性的你们如果不干净利落地向更加聪明更有活力更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新一代交出大权，我们八零后也早晚会从你们手里夺走的。还是那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 韩寒,别光说不练 老看老想 2012-02-16 07:18:03 敢当上海金山区人民代表的独立参选人吗?北邮的许志永讲师敢,江西的下岗女工也敢… 哪可要请喝茶,甚而进局子的喔? 至于,差额票选上海市长,跟2000万悬赏一样,别摆上海弄堂噱头了。 好文章，大家都看得懂 rhxy 2012-02-15 23:24:36 让方舟子、司马南这些欺世盗名的败类去死吧。 自说自话 郭海涛 2012-02-15 08:19:55 五毛的好日子没有几天了，另寻它路才是识时务者。 捉刀者该别谋主子了 宏微杰 2012-02-15 07:31:49 一个“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在说不光光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的人，能写出“韩三篇”？除了那些读不进书的愤青相信外，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的高端公知了。况且，随着真相逐步淡出来，公知中再也不会有拥趸的了。易中天昨天已经找到了台阶。事实上，现在韩寒已经被逐下了神坛。韩氏父子从普陀法院撤诉，在一定意义上是败诉，至少是败诉的迹象。 这样的“智”不要也罢 郭海涛 2012-02-14 23:47:39 有人说韩寒是“反智主义”的偶像人物（见肖鹰《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我不这么看。 韩寒反的不是“智”，而是时代的懦弱与体制的腐朽。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也是“反智”的，因为腐朽的传统扼死了中国的进步和生机，不破则不立。 方韩之争的本质 郭海涛 2012-02-14 23:47:01 方韩之争实质上是老朽与新锐、保守与进步力量之间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揭穿宏微杰的水军本色 郭海涛 2012-02-14 23:35:47 敢问宏微杰先生，今天又赚了几个五毛？ 秋后蚂蚱 宏微杰 2012-02-14 22:52:48 偶像已破碎，不下神坛，还待何时？ 关键是影响力 果壳箱 2012-02-14 12:39:29 你们说得没错。如果你仔细去分析韩寒的很多文章，他的大部分观点并无新颖之处，但是就是能够比那些先辈们更具影响力。这就叫本事啊，可以把别人冷饭炒成香喷喷的美味佳肴 小孩子过家家 宏微杰 2012-02-13 08:46:44 内容是小孩子过家家，文本仍有捉刀之嫌。 你可能没有资格“《再谈革命》，《再谈自由》，《再谈民主》”了。 先把这事说清楚。 宏微杰 2012-02-12 18:44:14 昨天开始，我在家中翻看我以前的博客，从2006年开始，我从有一笔没一笔，写写赛车写写养狗，一直到今天尽量希望保持文章的质量的写作（前十篇不算⋯⋯）。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在说不光光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我唯独忘记了还需要杀戮的，那就是自己。杀戮是一个严重的词语，而且一般不用在个体身上。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并不是只有一个。一个不杀戮自己的人是危险的，哪怕被迫无奈戳了自己一下，也要报复，比如1962年⋯⋯接着1966年⋯⋯接着三七开了⋯⋯接着老时代过去了。 人民公敌。 宏微杰 2012-02-12 16:30:36 先把“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的问题说清楚，才有资格谈中国社会的其他问题。 拾人牙慧 宏微杰 2012-02-12 15:35:05 20年前就有人提这法了。向俞可平拜师了吗？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进入爱思想社区    

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之道 进入专题 ： 维稳 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 高军       【摘要】畸形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催生了片面维稳的盛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处境。片面维稳模式下，通过金钱收买或打压，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正，压倒了民权与民生，伤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现阶段，维权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最终破解维稳陷阱，根本之道在于民主法治建设。     【关键词】维稳；和谐社会；群体性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种具体利益矛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地大量表现出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以及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稳定”考核硬性指标压力下，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维稳已成为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1笔者认为，能否成功突破维稳陷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一、地方官员陷入维稳陷阱          近年来，社会稳定问题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特别是各级官员更是高度紧张。学者孙立平指出，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所谓的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     在“不稳定幻象”的支配下，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如临大敌，把本来是正常的利益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看成是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事实上确已压倒了一切。对于目前的维稳模式，学者于建嵘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压力型维稳，具有“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重视基层，注重‘实战’；政绩考核功能异化；成本高，投入大；基于短期利益考量”等特点。3笔者认为，具体展开，当前维稳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机构上实现体制化。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了“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建立了信访、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采取“首长挂帅”、“全民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领导方式。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就会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2）内涵上任意扩大。在维稳问题上，地方政府兼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与监管者，对稳定的内涵常常做扩大解释，对于只要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形象”或主要官员仕途的公共事件，往往当作影响“稳定”的事件来对待，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动用公权力予以打压。事实上，稳定已被泛化，成为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3）认识上奉行简单的对立思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4）目的上掩盖矛盾。上访、群体性事件等背后的原因通常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官员往往并没有把精力花在解决问题上，而是采取一切办法隐瞒，不让上级知道。（5）手段上软硬兼施。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花钱买平安”，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财政逐渐宽裕，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维稳基金”，“花钱买平安”遂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首选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钉子户”或参与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不好花钱或花钱“摆不平”，则采取硬压的方式，在堵与疏手段选择上，选择简单化的堵。     事实上，目前各地已经形成了几乎固定的维稳模式：对于群体性事件、矿难等天灾人祸引起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与采取的措施就是掩盖真相，花钱买平安，尽快处理，维稳已成为一些地方官员隐瞒事故的遮羞布。这种维稳是被动的、消极的、“灭火式”的维稳，其短时间内有效，且操作简单易用，但治表不治里，作为不稳定内在因素的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压抑，并未消除。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将进一步封闭并自我强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本末倒置，把本来只是一时手段的维稳当做了目的，导致维稳扩大化、产业化，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让位于稳定。但维稳不但没能稳定，反而增加了紧张与敌对情绪，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人员和经费，形成恶性循环，从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维稳陷阱如何形成——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          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重要，但如今却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篡改，成为欺上瞒下的幌子，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地方政府就用稳定把一切压倒。4这种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杀鸡取卵、不惜一切的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削弱了政府公正的形象，非但不能促维持长治久安，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明显与政策制定时候的基本原则相背离。5但问题是，为什么地方官员普遍选择如此荒谬的方式？     必须承认官员是理性人，在给定的时空、制度前提下，必然会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在制度缝隙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来实现，但这是投入大而见效慢的艰难工程，而且还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在“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我们多年的惯性思维，“稳定”已被泛政治化的背景下，片面维稳现象看似荒谬，但实则合理，是地方官员的制度理性选择。     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中，地方官员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积极方面的发展经济，具体则表现为提高GDP数字，这关涉政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其二是消极方面的确保在其任内“不出事”，而这根神经近年来越绷越紧，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例如《关于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即规定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的官员将被问责。中央强调稳定的出发点在于以此来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行政行为，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要求所辖地区实现“零非访”、“零群体性事件”，并在对官员的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事实上，这种刚性维稳实践中已经异化成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在“领导包案”、“属地管理”下，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来应付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对稳定问题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特别是在每年的“两会”或重大节日、国家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地方官员的神经更是高度紧张。     鉴于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异化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客观来讲，有很多问题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够解决的），而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维持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的稳定。特别是，《信访条例》规定不得“越级上访”，周永康在加强维稳的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要求，虽然其本意均在于强调从基层预防，将矛盾在基层尽快解决，但实践中往往却成为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尚方宝剑”。地方官员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1）隐瞒。极力隐瞒征地、拆迁、病情疫情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事件，近年来，从紫金矿业污染瞒报到“金浩”问题茶油瞒报再到信阳蜱虫疫情瞒报，“维稳”已经成为瞒报的最佳理由和托词，“瞒报维稳”似乎已经成为“先进经验”被各地政府纷纷效仿。6（2）打压。对上访群众采取截访（甚至雇用所谓的保安公司来“暴力截访”）、销号(即用财政资金“攻关”上级信访机构，使其拒绝给信访者登记，或者从记录中抹去上访登记，不将其列入统计通报范围)、办“信访学习班”、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连坐、关精神病院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3）收买。即“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无原则地妥协、让步，息事宁人。综上，本意在于约束地方官员不当行政行为的政策，实践中竟然异化为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地方官员如此作为，稳的不是民心，而是其自身的权力、政绩与地位。     地方官员如此违法胡乱作为，为何能畅行，以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象？原因在于：（1）地方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听命于上级而无需顾及非本辖区居民的选票，因此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为常态。虽然我国有众多的权力监督机制，但都存在独立性不强的缺陷，难以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2）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权力结构上地方政府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在地理上中央政府离地方较远，而中央的各项政策又必须通过地方官员来贯彻执行，与中央政府相较，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上的优势。由于新闻管制以及地方新闻媒体体制化与地方化，使得其难以有效地揭露本地区问题。因此，容易发生“代理人危机”，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我国官场的痼疾。（3）对片面维稳的官员问责乏力。实践中，对于发生群体性事件等稳定问题的问责是钢性的，但对于隐瞒这类事件的问责却很乏力，例如像湖南省质监局对“金浩”问题茶油瞒报这样的劣行，竟然至今都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问责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瞒报维稳”遂难免成为官场的“传染病”。          三、维稳陷阱的危害          实践中，层层加码、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已被严重异化，使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遂导致乱政昏政迭出，其危害巨大，主要表现在：     1、掩盖矛盾。一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无论是打压还是收买的维稳手段均超越了法治的范围，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压制和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而“花钱买平安”式的临时性的安抚措施，往往仅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这种“权宜性治理”方式已经脱离了法律轨道，“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7这种靠牺牲公平正义与法律尊严的所谓维稳，只能遮掩矛盾和问题，从而导致矛盾不断积聚。     2、压制维权。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8一些地方官员动则利用专政的手段打压维权，甚至限制律师对维权群众的法律援助，例如，2011年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正在事故的抢救、善后过程中，温州司法局、温州律协即下达了《关于加强“7·23”动车事故法律处置报告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接到寻求法律帮助要求的律师所和律师，在第一时间向市局律管处和律师协会报告，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9     3、挤占民生。近年来，各地维稳的人、财、物投入惊人用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有数据显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10巨额的维稳经费已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据公开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超出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许多。就全国范围来看，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11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12维稳资金挤占了民生份额，从而官民矛盾更加激烈，于是又得增加维稳资金，形成恶性循坏，维稳遂成为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4、鼓励闹事。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过且过、息事宁人式的维稳机制，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闹事。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维稳，在花钱买平安的心态下，经常会做一些无原则的让步，甚至还发生了众多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13一位在基层从事维稳工作的官员指出：“大量事实证明，若以非法制化手段来解决问题，也许暂时可以取得维护稳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维稳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行为，这会助长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表面上看起来原有的矛盾暂时化解了，但更多矛盾又会接踵而来”。14     5、怠政乱政。一些地方官员以维稳为借口，不积极解决矛盾，解群众于倒悬，而是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以“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官场哲学”盛行，即所谓的“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政治与行政的品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但是，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以及任期制的缺陷，决定了政治领域极容易发生“公地悲剧”，即官员在地方为官一至两任，到期即异地为官或退休，于其自身利益无损，其怠政乱政所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合法性基础遭受损害的政治责任却由中央、由整个体制来承担。     6、阻滞改革。众所周知，我国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跟上，在权力来源、权力合法性依据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方面未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当前，我国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他们往往从维稳的角度来渲染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动荡，破坏稳定，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等危言耸听的言论，以此来干扰和阻滞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短视、苟且的消极维稳模式大规模的扩散，将可能形成一种常规的政治与行政，从而顾不上根本性治疗。          四、维稳陷阱的破解之道          破解维稳陷阱的前提是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微博等新型传媒的出现，使得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即迅速呈现到公众面前，从而显得社会“不稳定”情况貌似增加。但官员们显然还未能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之过分敏感从而导致“不稳定幻象”严重。学者指出，目前国内不稳定事件主要还是下岗、失业、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因此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15当前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奉行的维稳模式是行政化的、人治的、靠压制权利、打压公众维权来取得的“不让人出声”、掩耳盗铃式的所谓“稳定”，而这种表面上稳定的背后却埋藏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科学的维稳应当是法治化的维稳，政府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没有权利就没有稳定，维权就是维稳的观念。     破解维稳陷阱的关键在于必须科学地设置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与问责形式。我国宪法、法律所设计的基本制度，其本身即具有稳定的功能，如果严格执行宪法与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社会自然不会不稳定。造成维稳陷阱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当前畸形的“零上访”、“零群体性事件”稳定考核指标，以及在稳定问题上“一票否决”这类简单、粗暴、绝对化的问责形式。地方官员在上级考核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在任期内“不出事”而只好选择金钱收买或动用公权力打击公民合法的维权。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好的制度能扬善，而坏的制度却只能激发人性之恶，因此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废除当前畸形的稳定考核指标和问责形式，确立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由当地群众考核的制度以及基于事实与法律的官员问责制。     破解维稳陷阱的根本在于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现象日趋严重。破解维稳陷阱，必须针对这两对矛盾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首先，必须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构筑社会稳定的坚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甩包袱”将医疗、教育、住房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忽略了民生福利建设，我国公民在税收负担方面高居世界前列但在享受的福利方面却居于世界末位，民生问题非常突出。前已述及，巨额维稳经费投入更是挤占了民生，使本已可怜的民生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如果转换思路，将巨额的维稳经费用在民生福利上，则足以保障民众拥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如此，则何愁社会不稳？     其次，必须改革观念。（1）正确看待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6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17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2）正确看待稳定。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强力控制型把稳定看成是静态的、凝固的，而动态稳定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维稳所维的不能只是一种“传统的静态稳定”，而应当是“现代的动态稳定”。18（3）确立正义的最高价值。在秩序与正义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正义是政府的目的”，“尊重人的人格的自主性乃是正义的基础”，那种“花钱买平安”的苟且行政以及压制公众维权所换来的谓“稳定”牺牲了公平正义，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制造社会动乱之源。（4）去除“单位人社会”思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在社会管理方面，官员奉行的是“单位人社会”思维，即把社会看成是封闭的、静态的社会，采取的是全面控制型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自由人联合的社会，是开放多元的社会，因此，在社会管理模式选择上必须实现从社会控制型向自治型、回应型转变，摒弃那种让民众生活在真空里的维稳。     再次，控制权力。（1）控制权力的前提在于民主。在权力来源上，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正如波普尔所言，现代社会，关键不在于权力的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尚存一些缺陷，影响了其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加以完善。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在于：规定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减少人大代表人数，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业化、专职化，逐步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等等。（2）控制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的科学定位。我国市场的建立最初由政府强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被诱发出逐利的本能，最终导致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公共权力在很多场合已沦为谋利的手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严重，直接参与经济，与民争利，甚至公权力发生异化而直接牟利。19控制政府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必须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定位，采行“租税国”体制，政府的责任不是赚钱，财政收入也不是越多越好，政府的任务在于“量入为出”，通过法定的税收征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0以此为基础,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中立政府，让经济事务回归社会，民间自治，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政府无需包办一切，社会的事务则社会处理，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3）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模式。虽然我国有具体的国情，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适合我国，但其中所蕴含的控权这一人类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可以为我们所吸收。目前，我国有全世界各国最多的权力监督机构，但由于都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的缺陷，难以有效地行使监督的职能。事实上，权力监督机构不在于多，而在于必须独立，因此必须在体制上对之进行改造。（4）开放新闻。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在限制权力，揭露腐败方面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5）以权利限制权力。即尊重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公民宪法与法律范围内的表达权利与自由。其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并不可怕，它们是弱者手中平等交涉的工具，如果剥夺了弱者手中的这些工具，社会将失去重要的减压阀。     最后，司法独立。“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先于权力”，宪法和法律中写入多少权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权利能切实得到保障，在权利被侵犯时能获得公正的救济。而在法治社会，司法被誉为公众权利的保护神，其奥秘就在于其根据宪法与法律，司法权拥有独立的地位，“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21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独立性不足，地方化、行政化现象严重，为了“顾大局”、“保稳定”、给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往往对征地、拆迁、国有企业改制等“敏感”案件不予立案，利益受损的群众告状无门。更有甚者，个别基层法院沦为行政意志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相反却以“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敲诈勒索政府”、“诽谤”、“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打压维权群众。民众维权成本非常高，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诉求很难，迫使人们维权时必须把事情闹大，甚至采取开胸验肺、22断指自证清白23这类激烈的维权方式才能实现维权的目的。而这类维权方式一经报道，公众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司法失望的心理，从而加剧公众的愤懑与不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政府必须确立维权就是维稳的理念，而维权的关键在于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因此必须在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惟如此才能使积贫积弱的权利尽快走出贫困的境地。          高军，单位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1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领导者2010(4).     2孙立平.“不稳定幻象”与维稳怪圈J.人民论坛2010(7)上.     3于建嵘.从刚性到韧性，变“维稳”为创稳N.南方都市报2010-4-4.     4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5孔祥勉.“天价维稳”现象的政策浅析J.改革与与开放2011(6).     6,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