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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凤凰周刊:中共10万高官海外留学实录

揭秘新加坡“中国高官班” 早上七点,与其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的普通学生一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冯侠按时起床,背起双肩包从校外的宿舍步行到教学楼。在新加坡湿热的天气下步行二十分钟,对来自中国北方的冯侠并不轻松,抵达教室时已汗流浃背。她的书包里面装有 700 多页厚的《公共财政与预算》课程教材, 100 多页的讲义,加在一起近 400 页的课程参考资料,以及各类学习用品。 与学校内大部分学生不同的是,近不惑之年的冯侠在来到新加坡前是天津市团市委副书记,每天出门都是车接车送,手头的文案也有秘书来帮忙打点,在新加坡一年独立的学习生活,对于已经有了十几岁女儿的她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 “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最辛苦的一年,但也是生活最单纯、思考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年。 ” 她如止评价。 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自 2010 年起,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中高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开设的中文课程。冯侠也是首批 57 名来自中国的学员之一。这些已经离开校园至少十几年的中国官员们在新加坡当起了普通的留学生,学习与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职位与地位而得到特殊的照顾。   “ 在新加坡学习最先进的公管课程 ” 提到中国高官海外培训的热门地点,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欧美发达国家,而不想到新加坡这个只相当于北京市总面积二十分之 — 的弹丸之地。然而,以经济发达,政府高效、环境优美而著称的新加坡,却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的首选地。其中冯侠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MPAM 项目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 “ 市长班 ” 课程最为引人关注。课程质量高、培训周期长、教学管理严、主打公共管理,是这两个专为中国官员量身定制的中文授课培训项目的共同特征。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 ( 后简称 “ 国大 ” 和 “ 南大 ”) ,在新加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大与清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正是中国高官在新加坡培训的主要基地。据南大校长徐冠林博士介绍,早在 1992 年,在中新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就有中国官员来到南洋理工大学参加短期培训班,学习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和社会管理上的经验。然而中国官员赴新培训项目真正形成规模和成为常态,却是在 2001 年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之后。 南洋理工大学是最早开设中国官员培训班的新加坡大学,长期负责中国高官培训事务的吴伟教授告诉记者: “ 目前在中国有近万名官员都是南大的校友,他们大多数参加的是自 1992 年开始的一个月至三卜月不等的短期培训班,而开办于 1998 年的 ‘ 市长班 ’ 则是南大在中国官员培训方面的旗帜性项目。 ” 所谓的 “ 市长班 ” 其实是南大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课程的统称,这两个课程都是南大专门为中国官员量身定制的为期一年的培训项目,因为很多参加过该课程的中国官员在回国后不久都晋升为市长,故有 “ 市长班 ” 的美誉。 今年 3 月 9 日,新一届南大 “ 市长班 ” ,即第十四届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项目与第七届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的开学典礼在南大隆重举行。据校长徐冠林介绍,南大 “ 市长班 ” 已经成为了中新两国战略合作的标志项目,在今年 “ 市长班 ” 的 108 名学员中,有 40 %以上是厅局级干部。 新加坡国立大学虽然于 2010 年才开设中国官员的长期培训课程,课程质量及影响力却不逊于南大的 “ 市长班 ” 。国大开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 简称 MPAM) 同样是为期一年,但更加偏重于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主要负责管理该项目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则被称为是 “ 东方的哈佛肯尼迪学院 ” 。同时, MPAM 项目中的经济管理课程由国立大学著名的管理学院开设。 两年来参加该课程的中国官员已超过 13 队,已经/顷利毕业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局长熊四皓的感言最具代表性, “ 在这里学到的不只是新加坡,还有中国和西方:学到的不仅是新加坡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这样:学习不仅是在课堂上,还在每一次参访和讲座之中,甚至是生活中的点滴。 ”     ,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博士是新加坡知名的外交家,曾经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还曾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作为全球国际关系领域知名学者的他还是 “ 亚洲崛起论 ” 的代言人,马凯硕在与本刊的专访中谈道: “ 亚洲要崛起,就必须要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李光耀学院的使命就是为新一代珊 ¨ 各国政府高级管理者提供专业的培训。 MPAM 项目的中国学员在这里学到的是最先进的公共管理课程,了解的不仅是新加坡,而是全世界。 ” 冯侠所参加的是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MPAM)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自 2010 年起,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中高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开设的中文课程。在普通的一天里,冯侠上午要上三个半小时的公共财政与预算课,该课主要讲解政府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教授在授课的过程中除了理论框架的讲解,还会对比分析新加坡与中国的案例,比如这天要讨论的是从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制度看中国医改的利弊。 上午的大课结束之后,冯侠和同学们来到食堂就餐,周围夹杂着说普通话、闽南语、粤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的同学。午饭过后,他们接着去参观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公共住房政策早已闻名于世,建屋发展局的官员们会和中国官员们深入探讨新加坡是如何实现 “ 居者有其屋 ” 的,冯侠和他的同学们回来之后还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写一篇学习心得,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每晚写博客记录当天的所见所闻,以及与远在国内的女儿视频通话,是冯侠一天中少有的休闲。在新加坡的一年里,冯侠写下了将近 10 万字的博客,而其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一个词,就是 “ 坚持 ” 。在视频电话另一端的女儿即将中考, “ 妈妈努力,你也努力 ” ,这是冯侠对女儿的鼓励,更是对自己的鞭策。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全纪录 核心提示: 中共建政之始即重视干部培训,中国官员的海外留学地点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拨干部出国培训是前往苏联学习,从工业技术到国家治理模式,新中国一度是苏联老大哥的“虔诚”学徒。“文革”之后,干部出国培训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被解冻。七八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以及中美建交,欧美取代苏联成为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首选地,哈佛大学等国际名校举办的高官培训课程掀起海外培训热潮。近几年,随着公共管理课程的不断升温,主打该项目的新加坡被认为是如今最适合中国官员学习的国家。不同于中共创立者一代漂洋过海苦求救。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 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出国培训经费一般“三分制” 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中共中央组织部是无法绕过的权力部门。据中组部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过程中,组织部把控着干部培训的两头—开端推荐人选和末端考核人事挂钩。由于出国培训项目自上而下级别很多,就中组部层面,所能直接把控的官员级别是省部级(正、副部级)干部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和省部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厅局级)。 庞大的外训规模最终会细化成为不同级别与主题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转流程。单独操作某一项目时,由相应级别的组织部层层推荐,中组部将其汇总后交予国家外国专家局核定名单。其后,语言培训、基础知识预备、学校对接、课程安排……过程繁杂,但井然有序。 从国家外专局培训司方面得知, 2010 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约 7 万人。 2009 年共计 76467 人,其中执行审批类 646 项,涉及 10505 人,国家资助 1.2 亿元;审核类 3171 项,涉及 65962 人。 具体每年有多少中共干部通过组织系统委派到海外学习,主管部门表示不便透露。通过情人士求证后得知,这项计划每年涉及的党政干部超过一万人。 每年 11 月份左右,国家外专局培训司都会格外繁忙。各地此时正为下一年的出国培训项目立项,培训司则需要执行五大管理任务:出国培训计划管理、成果管理、经费核销、项目报批以及项目网上申报。 上述知情人士透漏,特别的项目也有特定的资助方,高级别的项目费用是全额财政拨付。不过这两类加在一起仍属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统计后发现,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 以中共高干培训基地—国家行政学院 1992 年至 2005 年签署的所有双边培训项目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 42 个项目中,美国有 8 个项目,数目最多。其余各大洲分布为:欧洲(英国 3 个、瑞士 2 个、法国 2 个、葡萄牙 2 个;德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各 1 个)、亚洲(韩国 2 个,日本 3 个,土耳其、蒙古各 1 个)、大洋洲( 澳大利亚 3 个、新西兰 1 个)、美洲(加拿大 2 个、巴西 1 个)、非洲(突尼斯 1 个)。 全文链接地址: http://www.zhxf.cn/djgj/show.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09&wbnewsid=21122&wbpagenum=0&wbnewspageid=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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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温家宝为何没有继承朱镕基的改革方案?

温家宝为何没有继承朱镕基的改革方案?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8 10:28:07 阅读量:0次   问:为何媒体和公众对朱镕基的关注度陡然升高?   答:这的确是奇异的现象: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总理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分析其中原因,应该是民众对当前的局面感到不满。比如,目前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泛滥、民生艰难,而在朱镕基任期内,物价稳定,经济欣欣向荣,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人们很怀念过去。   问:国企改革是朱镕基最大的失误吗?   答:很多老百姓都曾痛骂国企改革,其实,那时官僚资本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出路了。在当时的体制下,工人和干部整天在厂子里无所事事,从生产角度看,这就是下岗状态。国企改革以后,工人摆脱了对工厂和权力的人身依附,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自由。工厂的效益也获得提高,同样的土地和设备,产值翻了好几番。朱镕基改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国企改革。   必须看到,很多人下岗后陷入生活困难。究其根源:一方面,职工下岗时,国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仅造成国力积弱,也使人们体制化,无法及时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社会开放以后,下岗职工还要和农民工竞争工作机会,下岗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问:为何中国的社会保障一直缺位?   答:国家有责任为全民提供统一的社保,但朱镕基时期还没有国家福利概念,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势力也很强大。现在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慢慢做社保的工作。严格地说,目前的社保制度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而是个人保障,相当于商业保险。真正的社会保障应该是用国企利润和税收为全民提供保障,而不是依赖个人和企业向国家购买保险,买多少享受多少。   朱镕基时期社保制度没有做好,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遗留给中国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中央政府没有钱,老百姓生活物资奇缺,不被饿死已经是万幸了。邓小平发展了多年,老百姓才拥有足以糊口的食物。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后,国有企业的价值有了极大提升。有消息说,“我国目前全民所有制资产不少于300万亿,人均25万元、劳均36万元以上。只要排除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真正尊重全体公民对共有资产的产权,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现在,国资委可以和社保局合并成一个单位,为全体国民提供社会保障。   问:为何温家宝没有继承朱镕基的国企和经济改革方案?   答:朱镕基的改革出了一些乱子,胡温政府就停止了一些改革举措。本来最理想的改革是政治经济改革联动的模式,即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这样的改革最为合理,能够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使社会良性健康发展。但当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加之全国计划经济的板块太大,就实行了先私有化的政策,企图以此推动全国的各项改革。私有化的过程就是把国企卖给个人经营的过程,这一过程近乎空手套白狼:用企业资产做抵押,然后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企业的买家基本上是原来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等管理层,这导致了财富向权力的积聚,形成了权贵资本。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前一段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公正。相反,如果不进行民主化改革,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等待中国人的或许是一场悲剧。温家宝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督促民主化,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最高层尚未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问:朱镕基是高房价的始作俑者吗?   答:人们常常将高房价归咎于住房货币化和商品化。90年代以前,实行的是福利分房,这是一种基于权力和资历的分房的制度。既不公平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1998年朱镕基停止了福利分房制度,逐渐实行住房货币化。在朱镕基2003年卸任以前,全国房价并不高,甚至走低。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所有行业的盈利都将趋近于平均利润。从这个层面看,商品化和市场经济不是高房价的成因。相反,中国的高房价是某些部门依靠手中的权力,垄断土地资源造成的。高房价的另一成因是国家对房地产征税过高。有资料显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为30%(2008年两会,全国工商联的数据为58%),税费占房价的比例为30%-40%,建筑成本和利润只占房价的20%-40%。总的来看,地价和税费占去了整个房价的6到8成。   问:朱镕基与温家宝两届政府为我们留下了哪些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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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党真的是“在野”吗?

作者: 信力建  |  评论(6)  | 标签: 时论酷评 人们常常认为,一个政党在行政首脑选举中失败了,就会沦为在野党,丧失政权。其实,现代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会。一个政党即使在行政首脑选举中失败,它仍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取得多数席位,从而控制或制约政府。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总统,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则一度控制立法院。另一个案例是,199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爆出莱温斯基绯闻案,共和党趁机穷追猛打,在国会提出弹劾案,几乎导致克林顿下台。 在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各政党轮流执政、相互监督,客观上形成了一党执政、一党或多党辅政的局面。台下的“在野党”往往鸡蛋里挑骨头,严密关切着台上的执政党,使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国人似乎觉得,党派斗争总不是好事情,就把美国的政党斗争称为“驴象之争”。让国人不解的是,美国的政党政治竟然造就了一个政治清明的伟大国家。其中奥妙就在于,在宪法的框架下,两党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从而挖掘和清除各政党和国家的朽弊。有人觉得,一党制比较稳定。其实,任何组织内部都无法避免意见的分歧,无法避免派系斗争。而且由于双方没有公开透明的斗争规则,各种丑闻、倾轧和迫害也就不难预见了。那么,什么是政党政治呢? 人们都知道,群居生活的动物往往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蜂群中有蜂王,猴群中有猴王,蚁群中有蚁后。这似乎证明了专制制度的某种合理性。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动物学家竟然在动物群体中发现了民主决策机制。实验表明,在置身于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蟑螂会通过触角与其他蟑螂进行试探、接触,经过大量“协商”之后,会集体选择一个或几个几点作为“庇护所”。蜜蜂、蚂蚁、三刺鱼……也都有类似的决策机制。 人类的民主决策过程比动物复杂得多,也高明得多。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大家坐在一起,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投上一票以决定公共事务。但一个国家的成员以亿万计,直接民主的做法并不现实。人类是聪明的,他们按观念分成不同的党派,由党派的民意支持度反映大众的意见。这就是政党政治。一个国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从而产生不同的意见。因此一个国家必定会产生不同的政党。如果某个国家只存在一个党派,那么,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它表示,在这个国家中,一些意见被张扬,另一些意见则被压制。 最初的政党诞生于英国议会,议员们因重大的政治原则分歧而组合成不同的派别。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议会中形成了“宫廷党”和“民权党”两大派系。光荣革命以后,两党达成妥协,同意在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来,宫廷派被正式定名为保守党,民权派被正式定名为自由党,两党轮流执政。美国的政治派随着国家的建立而出现。各邦代表在审议1787宪法时产生分歧,形成了主张建立联邦政府的联邦党,以及强调保障人权的民主共和党。法国的政党出现于1789年大革命期间。那时候,出现了主张君主制的斐扬派,以及主张废除君主制的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人。 政党的最终目标是上台执政。与以往权利转移过程不同的是,政党会以合法性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所谓合法性,就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由民众将政权授予某个政党。这一过程不仅温和而和平,而且是有益的。在政党角逐过程中,各党派的主张被大众充分理解,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当的党派。这是从“君权神授”到“君权民授”的巨大转变,让人类免于刀兵之苦。 政党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在于它建构自由。政党创造言论自由。政党因政治原则的分歧而产生,为了保障自身言说的权利,各党派对言论自由没有异议。为了使民众能够了解政党的主张,新闻出版自由成为绝对的需要。事实上,人们也因此获得了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了一党制或一党独大的局面,言论自由的丧失似乎不可避免。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前苏联、东德、伊拉克、利比亚、朝鲜、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政党按照原则行事,而不是依据利益和策略。有的人曾提出,一个政党总要代表特定的阶级利益,为某个阶级说话。这种观点本身就受到那些实行一党制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中的“一党”不仅声称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富有阶层的利益也被其代表。另一方面,在那些民主制度高度发展的国家,即使被称作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仍能使全民受益。很显然,一个阶级的统治诚然是一种利益统治,政党却是基于某种理念的联合,受原则所驱使。有时候,一个政党甚至为了原则甘愿放弃利益。一个真正的政党依赖原则,而不是靠策略实现其目标。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独裁国家的政党,常常以物质利益引诱人民加入它的党派,许诺入党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组织上采取严格的纪律,规定人民不得按照其意愿自由退党。这样的做法已经违背了建立政党的初衷,也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全民利益之上。 政党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善。在政治领域,充满了现实利益的纷争。政党政治的目标就是产生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因此,政党政治的精义就在于妥协。这正是它与科学的区别,科学不知道妥协为何物。政党政治不相信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它认为各方利益都有合理性,都应该受到尊重。 实行政党政治,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党派。政党政治产生于意见和利益的分歧,作为一种妥协机制,实行政党制的国家必定有两个以上的党派。但政党制度出现以后,原来的一些封建独裁国家也组建了政党,以一党制形式继续以前的封建独裁统治,这样的国家有东德、朝鲜、越南、伊拉克等。也有一些国家,原本有几个政党,但最后某个政党一党独大,废除了其它政党的合法地位,将自己变成唯一的执政党。这样的国家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纳粹德国等、前苏联都是这样的国家。历史证明,他们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犯下滔天大罪。这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政党政治否认一部分人非常聪明,有德行和才干,总能正确行事,而另外的人就全然是谬误。哪里没有原则的冲突,哪里就没有利益和人的冲突,哪里的政党就会堕入偏见。 意见对立的政党不是敌人,而是战友。在高尚的政治决策中,得胜者尊重事实,光明磊落,反对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面,而是起到弥补不足、纠正偏颇、避免极端的作用。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话说,就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原本意见对立的双方不再是敌人,而是一道为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战友”。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主张限制人民权力,另一方主张无限扩大人民权力。前者希望把自己的看法应用于联邦宪法,因此被称作联邦党,后者以热爱自由自居,被叫做共和党。联邦党始终处于少数人地位,但独立战争中涌现的伟大人物基本上都是这群人里产生的。因此联邦党凭借其有利地位,以及领袖的德行和才能,得以主政美国12年。但是,敌对思潮日益强大,他们终于无力反对,一败涂地。共和党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以自己巨大的声誉和才能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联邦党则在国内陷于孤立,并且很快分裂,一部分向胜利者投降,一部分放下原来的旗帜,改变了名称,变得默默无闻。联邦党土崩瓦解了,失败了,但联邦党留下的并非是耻辱,而是光荣。联邦党为共和国赢得了巩固国家的时间,甚至支持他所反对的学说蓬勃发展,它的多数原则被政治对手采纳,成为对手的政治信条。著名的美国联邦宪法,就是联邦党人的爱国精神对于美国和全世界的贡献。联邦党和共和党原本是对立的两派,但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下,他们共同服务的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阿克顿[英]《自由与权力》、托克维尔[法]《论美国的民主》等。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6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温家宝为何没有继承朱镕基的改革方案? / 2011-09-17 00:33 / 评论数( 14 ) 信孚要闻(9.16)——领导,今天你戴什么表? / 2011-09-16 14:13 / 评论数( 6 ) 信孚电讯(9.16)——中国问题,暴民问题? / 2011-09-16 14:10 / 评论数( 3 ) 信孚要闻(9.15)——难能可贵的共鸣 / 2011-09-15 15:27 / 评论数( 8 ) 信孚电讯(9.15)——我们从小学开始 都在培养大家说假话 / 2011-09-15 15:01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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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为何会挨骂?

作者: 旅冰山  |  评论(0)  | 标签: 朱镕基 , 中国 , 政府 , 改革 我在《四任中国总理的亲民表演》里,曾经描述过朱镕基的忘我表演,一会去趟地雷阵一会又备棺材,假戏真做演得人们眼花缭乱,可他对社会底层工人的冷漠,对公务员和国企高管的照顾,也着实遭到了人们的怒骂,可惜的是,就在朱镕基下野多年以后,这篇文章也不能在国内发表,境外的言路至今没能疏通,所以,诸君不要报怨看不到该文,这完全是中国的国情使然,对此朱总理也是很清楚的,他说“港报上才有骂我的文章”,言外解读是,独裁专制下国人屁都不敢放,公家报纸却专门让领导放屁,领导在上面若放一个小屁,传下去就已是雷霆万钧了,哪还能听到屁民的屁声呢?所以,国家领导人有个不成文规矩:想了解国内的情况看什么?当然是看境外的报纸,朱镕基总理也不例外…… 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更没有无缘无故的骂。1510部落有篇文章叫做《朱镕基骂过谁?》,对此我不想过多评论,我想谈谈朱镕基为何会挨骂,对于香港报纸的谩骂,朱镕基当然不会爽了,但他还很有风度地说:“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针砭自己。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但最好不要刻薄、谩骂、挖苦。”2002年5月朱镕基会见美国议员时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涉。“香港有的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的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厉害,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中国国内报纸之所以噤若寒蝉,原来是时时刻刻施加压力的结果。据说,毛泽东在延安时遭一个农妇的骂,从中找出原因开展大生产运动,朱没听到骂声故将错就错,成了头埋沙堆里的鸵鸟一个。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骂朱镕基,是因为朱总理推行的“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这前两铁都好砸,就是最后的铁交椅不好砸掉,工人们的铁饭碗、铁工资一砸就碎,国企里的领导层比照政府公务员,你们公务员不是搞“高薪养廉”吗?国企领导层早就想砸铁工资了,一砸他们的工资直线往上升,在不减人就不能增效的朱镕基时代,有人想多吃点饭菜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把别人饭碗里的划拉到自己碗里,结果,国企高层比政府公务员还高薪还养脸,个个肥头大耳比老母猪还胖,工人们越来越瘦生活朝不保夕,操娘日姐骂几句出出气实属正常,谁让你出馊主意净养双下巴的母猪脸呢。 多数国营企业效率低下是铁的事实,可如何改革还是应听听工人的意见,为什么效率低下呢?第一,省市企业领导的子女都安排在好的位置,第二,国企领导自己是猪不能把工人也当成猪,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一点都不谦虚,这是绝大多数国企领导们的通病,也就是说专制主义是国企的病根子,工人们的“主人翁”地位徒有虚名,假借“改革”名义首先拿他们开膛破肚,如果没有进城的农民工兄弟垫底,中国的改革肯定像前苏联一样没戏。在8×8民主运动时,大学生冒雨跪在郑州一家央企门前,拦住上班的工人要他们罢工声援学生,工人饭碗被砸才后悔没跟学生抱团,谁让你鼠目寸光若怪只能怪自己。 我第二次听到有人骂朱镕基,是郑州一家棉纺厂的老婆婆,她说都是朱镕基干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她说她全家都下岗了,国企老总权力越来越大,干着干着老总在外面就有了自己的厂,这种事情在朱镕基任期内屡见不鲜,比如1995年,原武汉中国长江动力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失踪,后经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证实,发现于志安已在菲律宾定居。……中国长江电力公司的50万美金,于以自己的名义在菲律宾注册一家发电厂,国家的资产就这样装进了个人的口袋里。如果说对于像于志安那种跑到国外的,你共和国总理不能随便出国鞭长莫及,对于国内的于志安们为什么那么沉得住气?你的一百口棺材到底用了几口?害得当家作主的工人就像童养媳,姿色漂亮一点的女工只有委身权力才能自保。 中国的御用歌唱家红歌里唱到:“咱们工人有力量”,其实中国工人是最没有力量的,最没有力量的特征之一是没法律保障,企业领导看不顺眼想咋摆治工人都行,现在开除个工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呢?到美国或者西欧国家看一看人家,有工会撑腰工人昂首挺胸的样子,我真为我们中国的工人感到难过,你们斗争来斗争去建立了你们自己的政权,结果你们自己的政权却剥夺了你们的罢工权,这真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大笑话。 在因言获罪事件屡屡发生的当下,别看我把那些作家们骂得狗血淋头,在国家领导人的一切都属机密的国家,我对哪怕是下台多年的朱镕基先生,也不敢有丝毫口无遮拦狂妄失敬(刚刚得知有一篇博文被和谐了),但对于不甘寂寞的朱镕基前总理制造的“朱镕基热”,遵纪守法的公民是否仍不敢乱放屁呢?我不这样认为,您看,对于“为何媒体和公众对朱镕基的关注度陡然升高”的问题,名博教育家信力建先生自问自答道:“这的确是奇异的现象: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总理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分析其中原因,应该是民众对当前的局面感到不满。比如,目前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泛滥、民生艰难,而在朱镕基任期内,物价稳定,经济欣欣向荣,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人们很怀念过去……” 我不得不佩服信先生太会说话了,有道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到底有多少得到实惠的老百姓由衷怀念朱镕基时代,因为没有像甘惜分倡导的独立民意调查,若让我认同真的有人很怀念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话,我觉得只有那些既得利益者——“空手套白狼的人”怀念才对,那么,是什么让公众对朱镕基的关注度陡然升高?这主要应该归因朱镕基比较会表演炒作,还是看看另外一个网友王小平的说词吧,我认为王兄的分析很大程度揭示了存在的真实,他在博文《第一百口棺材》中这样说道: 一个政治人物在将要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的时候,之所以如此热切的出面,出书为自己总结,为自己辩护,无论其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但这种选择本身依然告诉我们:即便他们掌握了不受监督的最高权力,即便他们为自己和家族聚敛的巨大的财富,留下了放心的接班人和安全的退路,依然非常在意自己在党内,在共和国,在历史长河中可能得到的历史评价。……故作悲悯,满口民主而尸居其位,不就说明他们心里对那份将要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依然非常在意吗?只不过,制度的恶,组织的恶与个体的恶之间,是无法彼此替代或完全推卸的。因为一个人在外部制度,环境的逼迫下看似别无选择的时候,依然还有最后的选择自由,这就是放弃的自由。一个稍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的正常人,无论他是否高高在上,无论他听到的或是自己亲自制造出来的当世的,外界的评价如何,恐怕都要过自己内心这一关。他可以欺骗所有人,惟独无法欺骗自己。 王兄说得太好了,政治家必须担当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下面不是王兄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早就想问一问朱镕基先生了,你们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却怎么连我这个门外汉都不如呢?你们为什么不再坚持公有制社会理想、实现民主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调动积极性使劳动者的创造热忱自主涌现出来……,可我看到的现实情况则是,你们是那么热衷于搞私有制,这种热情和几十年前正好相反,那时称焦裕禄“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现在是“心里根本没有人民,唯独想着他自己”,这是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影子。而原先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呢,一看不能压榨出来更多的油水,政府就把手中的中小企业放了手,“国退民进”让私人或民营企业进行压榨,一看他们从“贫油井”里打出油来,就“国进民退”接手对工人进行压榨,说心里话我为此曾经替你们感到羞耻。我说过,中国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有的是裸体执矛光腚在大街上游行——还以为自己身穿华丽服饰——实乃愚蠢的政治行为艺术表演家。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旅冰山的最新更新: 民主、民生与执政合法性 / 2011-09-18 14:54 / 评论数( 0 ) 国产电影对我的灵魂抚摸 / 2011-09-14 11:10 / 评论数( 0 ) 911怀念恐怖大师李白 / 2011-09-13 11:42 / 评论数( 1 ) 国企教师要求政府道歉 / 2011-09-12 10:53 / 评论数( 4 ) 郑州法医鉴定的潜规则(上) / 2011-09-04 23:4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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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在野党真的是“在野”吗?

人们常常认为,一个政党在行政首脑选举中失败了,就会沦为在野党,丧失政权。其实,现代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会。一个政党即使在行政首脑选举中失败,它仍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取得多数席位,从而控制或制约政府。 2000 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总统,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则一度控制立法院。另一个案例是, 1998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爆出莱温斯基绯闻案,共和党趁机穷追猛打,在国会提出弹劾案,几乎导致克林顿下台。 在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各政党轮流执政、相互监督,客观上形成了一党执政、一党或多党辅政的局面。台下的“在野党”往往鸡蛋里挑骨头,严密关切着台上的执政党,使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国人似乎觉得,党派斗争总不是好事情,就把美国的政党斗争称为“驴象之争”。让国人不解的是,美国的政党政治竟然造就了一个政治清明的伟大国家。其中奥妙就在于,在宪法的框架下,两党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从而挖掘和清除各政党和国家的朽弊。有人觉得,一党制比较稳定。其实,任何组织内部都无法避免意见的分歧,无法避免派系斗争。而且由于双方没有公开透明的斗争规则,各种丑闻、倾轧和迫害也就不难预见了。那么,什么是政党政治呢? 人们都知道,群居生活的动物往往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蜂群中有蜂王,猴群中有猴王,蚁群中有蚁后。这似乎证明了专制制度的某种合理性。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动物学家竟然在动物群体中发现了民主决策机制。实验表明,在置身于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蟑螂会通过触角与其他蟑螂进行试探、接触,经过大量“协商”之后,会集体选择一个或几个几点作为“庇护所”。蜜蜂、蚂蚁、三刺鱼……也都有类似的决策机制。 人类的民主决策过程比动物复杂得多,也高明得多。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大家坐在一起,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投上一票以决定公共事务。但一个国家的成员以亿万计,直接民主的做法并不现实。人类是聪明的,他们按观念分成不同的党派,由党派的民意支持度反映大众的意见。这就是政党政治。一个国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从而产生不同的意见。因此一个国家必定会产生不同的政党。如果某个国家只存在一个党派,那么,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它表示,在这个国家中,一些意见被张扬,另一些意见则被压制。 最初的政党诞生于英国议会,议员们因重大的政治原则分歧而组合成不同的派别。 1640 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对 于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议会中形成了“宫廷党”和“民权党”两大派系。光荣革命以后,两党达成妥协,同意在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来,宫廷派被正式定名为保守党,民权派被正式定名为自由党,两党轮流执政。美国的政治派随着国家的建立而出现。各邦代表在审议 1787 宪法时产生分歧,形成了主张建立联邦政府的联邦党,以及强调保障人权的民主共和党。法国的政党出现于 1789 年大革命期间。那时候,出现了主张君主制的斐扬派,以及主张废除君主制的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人。 政党的最终目标是上台执政。与以往权利转移过程不同的是,政党会以合法性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所谓合法性,就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由民众将政权授予某个政党。这一过程不仅温和而和平,而且是有益的。在政党角逐过程中,各党派的主张被大众充分理解,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当的党派。这是从“君权神授”到“君权民授”的巨大转变,让人类免于刀兵之苦。 政党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在于它建构自由。政党创造言论自由。政党因政治原则的分歧而产生,为了保障自身言说的权利,各党派对言论自由没有异议。为了使民众能够了解政党的主张,新闻出版自由成为绝对的需要。事实上,人们也因此获得了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了一党制或一党独大的局面,言论自由的丧失似乎不可避免。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前苏联、东德、伊拉克、利比亚、朝鲜、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政党按照原则行事,而不是依据利益和策略。有的人曾提出,一个政党总要代表特定的阶级利益,为某个阶级说话。这种观点本身就受到那些实行一党制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中的“一党”不仅声称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富有阶层的利益也被其代表。另一方面,在那些民主制度高度发展的国家,即使被称作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仍能使全民受益。很显然,一个阶级的统治诚然是一种利益统治,政党却是基于某种理念的联合,受原则所驱使。有时候,一个政党甚至为了原则甘愿放弃利益。一个真正的政党依赖原则,而不是靠策略实现其目标。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独裁国家的政党,常常以物质利益引诱人民加入它的党派,许诺入党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组织上采取严格的纪律,规定人民不得按照其意愿自由退党。这样的做法已经违背了建立政党的初衷,也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全民利益之上。 政党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善。在政治领域,充满了现实利益的纷争。政党政治的目标就是产生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因此,政党政治的精义就在于妥协。这正是它与科学的区别,科学不知道妥协为何物。政党政治不相信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它认为各方利益都有合理性,都应该受到尊重。 实行政党政治,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党派。政党政治产生于意见和利益的分歧,作为一种妥协机制,实行政党制的国家必定有两个以上的党派。但政党制度出现以后,原来的一些封建独裁国家也组建了政党,以一党制形式继续以前的封建独裁统治,这样的国家有东德、朝鲜、越南、伊拉克等。也有一些国家,原本有几个政党,但最后某个政党一党独大,废除了其它政党的合法地位,将自己变成唯一的执政党。这样的国家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纳粹德国等、前苏联都是这样的国家。历史证明,他们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犯下滔天大罪。这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政党政治否认一部分人非常聪明,有德行和才干,总能正确行事,而另外的人就全然是谬误。哪里没有原则的冲突,哪里就没有利益和人的冲突,哪里的政党就会堕入偏见。 意见对立的政党不是敌人,而是战友。在高尚的政治决策中,得胜者尊重事实,光明磊落,反对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面,而是起到弥补不足、纠正偏颇、避免极端的作用。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话说,就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原本意见对立的双方不再是敌人,而是一道为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战友”。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主张限制人民权力,另一方主张无限扩大人民权力。前者希望把自己的看法应用于联邦宪法,因此被称作联邦党,后者以热爱自由自居,被叫做共和党。联邦党始终处于少数人地位,但独立战争中涌现的伟大人物基本上都是这群人里产生的。因此联邦党凭借其有利地位,以及领袖的德行和才能,得以主政美国 12 年。但是,敌对思潮日益强大,他们终于无力反对,一败涂地。共和党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以自己巨大的声誉和才能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联邦党则在国内陷于孤立,并且很快分裂,一部分向胜利者投降,一部分放下原来的旗帜,改变了名称,变得默默无闻。联邦党土崩瓦解了,失败了,但联邦党留下的并非是耻辱,而是光荣。联邦党为共和国赢得了巩固国家的时间,甚至支持他所反对的学说蓬勃发展,它的多数原则被政治对手采纳,成为对手的政治信条。著名的美国联邦宪法,就是联邦党人的爱国精神对于美国和全世界的贡献。联邦党和共和党原本是对立的两派,但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下,他们共同服务的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阿克顿 [ 英 ] 《自由与权力》、托克维尔 [ 法 ] 《论美国的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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