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自由

作者 马丁 中国当局新闻封锁和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 致使活跃的网路公众舆论越来越焦躁。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及薄熙来被去职, 最近一周中国网路微博又盛传“中南海事变”等三大传闻。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示强烈要求知情权的中国公众面对信息封锁极度焦躁, 另一方面则导致网路微博中各种“传闻”满天飞。 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导致在重庆另辟“红色根据地”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去职，而中共高层封锁消息，幕后秘密处理此一事件，对薄熙来解职的理由也没有向外公布多少信息，致使事件以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的情绪，网路贴文及微博上各种“传闻”满天飞，反应出中国公众舆论对政治透明度缺乏达到空前焦躁的程度。而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于中国政府对公民实行信息封锁。 中国的互联网虽然遭到有系统的新闻审查，但当局对这个空间的管制也越来越困难。在新闻空缺的情况下，中国公众从大量微博和贴文去“探取”信息，已经成为唯一的途径和自然的反应。而敏感事件及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是这一有限的信息渠道热度骤然升高的原因。 最近一周以来，最震动北京的是网路贴出的“三大传闻”。第一条传闻是多个名人在网上帖文，宣称因为薄熙来失势下台的影响，北京风雨满楼，有人听到枪声，有人惊呼“中南海政变”。甚至有“消息”说内地知名记者杨海鹏透露，王立军事件后，政治局9名常委多数住在人民大会堂，有如当年林彪事变时周恩来坐镇大会堂应变那样。杨还“透露”，3月14日温家宝在北京两会的记者会上，怒批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后，薄熙来及亲属随从等 38人即被中央警衞局扣押，关在河北某地。杨海鹏还称，“铁幕后角斗仍在激烈进行，至少50个以上关联圈子彼此缠斗，包括所有已退休或未退休的中共大老”。 第二条传闻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阴谋在北京“闯宫政变”，解放军军车开进首都。新浪和微博从3月19日深夜就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有的传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而北京文化人张志远更称“江湖大决战提前开始”。3月22日，中共政法宣传工作会在上海召开，而两天来被传出事的周永康未出席，于是引发外界猜测周永康可能已经“出事”。而此前一天（3月21日）一份民间流传的“内幕曝光资料”说，薄熙来被扣押后，周永康企图“闯宫政变”遭挫败，胡锦涛的军队司令早已提前安排部署好了“61889部队”进城。此后周永康就一直没有现身。中国国内微博上甚至有人贴出军车开进北京的照片。 第三条传闻就更诡异了。3月19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18日凌晨发生在北京保福寺桥的车祸。一辆法拉利跑车行驶中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3人被甩出车外，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说是这条新闻被迅速删除，于是有网友爆料，称死者是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私生子。 这些虚虚实实的“传闻”满天飞，当然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去职，暴露出中共内部在十八大来临之前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而在这铁幕般的社会控制以及习惯于党争内幕滴水不漏的共产党政治传统文化主导下的中国，这些政治事件必然引起公众舆论尤其网路空间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而当局严密捂盖的做法，更导致强烈要求知情权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 法新社指出，中共一党专政，党内问题从来没有任何透明度，这次爆出王立军事件以及薄熙来被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团结一致”的神话，这也是导致国内网路公众舆论兴奋度大增而出现种种“传闻”的原因。 对于中国民间和网路微博出现的这种“猜测新闻”和“制造新闻”的动向，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薄智跃（Bo Zhiyue音译）指出：“中国人现在很焦虑，因为他们得不到信息”；“现在的中国公众渴望知道一切新的信息，但是官方不提供，于是他们就发明各种传闻”。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网路微博上的“传闻”不见得完全就是“传闻”，也有一些可能是有来路的；譬如网上传播的一份“官方正式文件”披露，薄熙来的一名家庭成员因腐败案已遭羁押，正在接受调查。而这件事，官方一直未予澄清。 香港中文大学林立和教授（Willy Lam）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失势，以及最近中共内部爆出的人事之争的种种迹象“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盖子最终是捂不住的。 中国公众舆论在政治敏感时刻出现极度焦躁，是近期的一个新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不开放信息自由，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因为中国公民对政治知情权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他们知道，这不仅关涉到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也关涉到他们在一种合理的制度下生活的权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巴黎和柏林设立了两个救助平台，管理和协调无国界记者对全球因新闻工作而遭困难的记者和媒体的援助，为其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巴黎和柏林设立了两个救助平台，管理和协调无国界记者对全球因新闻工作而遭困难的记者和媒体的援助，为其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 2011年，经这两个援助平台所分配的，共有163笔，总价值超过17.5万欧元的援助赠款 ，其目标是帮助全球范围内，因工作而遭到苦难困厄的记者和他们的家庭，以及相关的媒体机构。 记者救助行动的地理分布 2011年，无国界记者的 援助赠款的32%投向了非洲记者 。由于这一年，发生在非洲之角（东非）地区的大规模战斗，无国界记者援助了许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埃塞尔比亚的流亡记者，无国界记者还帮助了来自苏丹和卢旺达的记者。 在2011年，无国界记者为来自非洲的记者写了 70封信 ，为他们流亡签证申请和国际保护提供协助和证明（ 本年度，无国界记者为全球223名记者提供了相关的协助 ）。 本年度， 伊朗（22％）记者位居援助赠款 的很大比例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大约有200名伊朗记者逃往国外，以逃避伊朗总统内贾德在2009年6月有争议的连任以来的压制统治，一些伊朗记者在最近几个月内逃离，因为伊朗当局在2012年的3月的议会选举前加强了控制。 无国界记者担心，2013年6月的下一届伊朗总统大选前，伊朗官方将很可能继续加强言论控制，并打压不同政见者。 2011年，无国界记者共写了 84封援助信件 ，送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政府官员或法国，德国，其他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负责审查难民事务的政府机构，协助这些伊朗记者的庇护请求。 （图片）该图表显示了2011年，无国界记者援助的记者的地理分布 受援助记者们的各种问题和艰难处境 无国界记者帮助那些逃离祖国以躲避迫害的记者， 在他们经过中转国家，并无任何资源以资维生时 ，我们会提供资金以帮他们应对急需的基本需求（ 占39% ）。 无国界记者还为面临着不公正起诉的记者们，提供部分的 司法诉讼费用（11%） ， 这些救助资金还用于当记者们身陷囹圄、因工作而受伤治疗、因报道工作而身亡时， 为他们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提供部分的经济救助，共有百分之十二的救助款 被投向这个用途。 另外， 有百分之七的援助款，被用于支付在新闻报道工作中，受伤需要治疗时，无力支付的医药费 。 （图片）下图显示了2011年，无国界记者对记者援助款项的用途明细 在2011年，无国界记者财政援助的接收者，他们往往因他们的新闻工作而遭威胁。 有14％的接受帮助的记者，在无国界记者的协助下 ，他们搬家到国内更安全的地方，或者在威胁非常严重时，他们可能会逃离至邻国，或者逃亡欧洲。 这些记者来自东非、俄罗斯，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等国家，无国界记者帮助他们进行庇护申请。 资助独立新闻媒体机构 无国界记者提供的援助款，有超过五分之一被分配到独立新闻媒体或组织，以捍卫信息自由 。 首先，这些项目有对自由缅甸VJ运动网站，该网站在2011年6月上线，呼吁释放所有仍被缅甸当局囚禁的17名缅甸民主之声的电视记者，该项目目前为止非常成功， 缅甸民主之声在2012年1月13日正式，之前被捕的全部该台的雇员，已经全部在大赦中获释 。 2011年，无国界记者组织为四家独立的白俄罗斯报纸提供了财政援助，尽管政府对其施加了财政压力。但援助使他们能够继续经营。 2011年11月和年12月，记者无国界和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合作机构，“记者部落联盟（the Tribal Union of Journalists,）”，在当地组织了 对90名部落记者进行了培训，包括安全程序和危险情况的应对处理等。 （图片）下图显示了2011年，无国界记者记者援助款项的接收单位分类情况 后附的两个表格，显示了无国界记者对需要帮助的记者提供政治庇护协助的地理分布，以及记者们逃亡前往国家的分布。 无国界记者的上述经济救助行动得到了欧盟民主和人权机构(EIDHR)的支持，无国界记者是其受益机构之一。

3月12日“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当天，缅甸、中国、朝鲜等再次被无国界记者组织列入“互联网公敌”名单。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一公布2012年度“互联网公敌”以及“监视下的国家”名单。与2011年度的报告相似，缅甸、中国、古巴、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再次榜上有名。因国内舆情控制程度恶化，本年度的名单还新增巴林和白俄罗斯两个国家。 “无国界记者”组织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负责人阿尔冈女士当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旨在强调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审查对新闻自由以及对互联网使用者知情权的威胁： “值此‘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我们发布‘互联网公敌以及‘监视下的国家’报告。该报告基于一年来的调查。那些被视为‘互联网公敌’的国家通过严厉的网络内容过滤或利用网络追踪定位并骚扰、抓捕网络异议人士，也同时进行舆论导向性的“五毛”宣传。这份报告也可以被视为反映出了当今全球网络信息自由的最新动态”。 阿尔冈女士指出，中国虽然在过去一年出现了网民数量增加以及微博使用的普及，但在“阿拉伯之春”时期，中国当局屏蔽政治信息以及要求互联网公司实施自律并通过网络实名制等方式强化信息过滤等等，都显示中国的网络信息控制状况正日趋恶化：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改进，甚至在网络信息自由方面还出现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后，中国国内类似‘茉莉花’等关键词也被屏蔽。而我们确实看到，虽然中国利用先进的防火墙技术屏蔽敏感信息，但显然中国网民对此的反抗，也使得当局的控制日趋困难。”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表示，网民在2011年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核心，他们与职业记者一道，曾试图拒绝检查，报道真相，因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11年，全球因言论被捕的博客作者和网民达到200余名，比前一年增加30%。同时，一些提供网络服务的供应商也正被迫扮演着互联网警察的角色。 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誉为中国公民记者的周曙光表示，中国的网络信息审查主要集中于政治敏感事件，而网民对信息封锁的突破也体现出当前中国网络控制与反控制状态： “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面它需要制造民意，所以他通常会审查一些对他们的批评。现在的趋势是有越来越多的网民意识到信息审查了，比如说他们在讨论一些热点事件的时候发现不能讨论了，发现搜索不到了；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网民会越来越多，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突破审查。”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互联网用户在去年底达到5.13亿，微博用户超过2亿。以互联网形式进行信息交流和公共舆情传播，迫使官方在发生温州动车、艾未未及广东乌坎村抗议等重大事件后，不得不做出回应。但另一方面，中国异见人士陈西、陈卫和李铁等人发布网络文章，被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现象，也凸显中国网络审查状况的恶化。 美国民间的“全球网络自由联盟”组织发言人、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计算机教授周世雨指出，中国当局监控网络信息的目的还是在试图控制人民的思想。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封锁的信息一旦进入中国网络，往往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中共的统治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笔杆子嘛，控制人们的思想，控制信息的流动。所以它对网络的控制是不遗余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信息的渴望也到了空前的程度。一旦有人翻墙之后，他会把他看到的信息在中国微博上或者是其它的平台上去发表，造成这种协同效应。” “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还呼吁各地保护信息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并在“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公众知情权的普通公民表示敬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