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作者： 郭宇宽  |  评论(2)  | 标签: 什么人会得癌症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2011年12月22日 13:44:04 　　和身边不少朋友一样，我在看金陵十三钗的时候流泪了。但这并不能作为电影评价的标准。因为作为一个泪点很低的人，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唐山大地震》等等其他国产商业悲情电影里面，甚至，作为情感被成功规训的国民，甚至在看央视晚会时候，我一听倪萍阿姨动情描述好人好事都会有泪腺感应，所以，流泪也不能阻止我的理性判断：这是张艺谋近年难得的好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甚至如果严苛的说，是平庸且缺乏诚意的作品。   　　有众多事实在证伪这个判断：首先，电影酝酿时间很长，虽然可能比不上斯皮尔伯格十年酝酿《辛德勒名单》的精雕细琢，但在寸秒寸金的“印象”系列遍地开花的中国，身为头牌导演，三年的时间对张艺谋来说，已经可以算很有诚意了。其次，对细节之追求也让人啧舌：一首插曲据说花了张艺谋御用作曲家数年心血，为把新丁大学生培训成风华绝代的秦淮名妓，一群人足足训练的两个月，甚至要通过“自摸”感受身体之美，更不用说用据说很贵很贵的各种高科技团队打造战争特效，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使用洋人影帝了。更能有力反驳我这个观点的是张艺谋本身：在经历过《活着》被禁而投身商业烂片创作之后，张导演居然能够重拾人道主义话语，把国军教堂洋人乃至妓女等等都打上圣洁的光……要知道，这是在中国，想想第五代导演出道时候拍的《一个和八个》时候发生的波折，想想那些审剧本时候编辑导演们遭受的痛苦，这部电影难道不是中国电影的伟大历史大进步？   　　可是，当这些用尽浑身力气的所谓“诚意”放置于“南京大屠杀”这场民族苦难的时候，上述种种“诚意”，就显得格外荒诞。这种荒诞性，在于整个社会，包括张艺谋自己，甚至原作者，改编者，以及我们这些流泪的看客：没有真正理性反思苦难，却开始用消费的方式对待苦难，用所谓“诚意”助推苦难题材去套现商业价值。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风情美艳、场面精致，当媒体不断渲染一天破亿的商业奇迹的时候，关于苦难，关于苦难中的人性，就被一种极其肤浅的方式消费掉、打发掉了。   　　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都是上个世纪世界最惨痛的人类劫难。但是如果对比奥斯维辛，对比由奥斯维辛引发的对大屠杀、种族灭绝这种绝对之恶的哲学反思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识，南京大屠杀这一至今还在我们民族身上流血的众多伤口之一，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正视和反思。我们对于苦难的记忆模糊，理解轻浮且闪烁其词——包括大屠杀，也包括绵延百年来发生的种种天灾人祸，无论是曾经的南京还是曾经的长春，不管是战争，还是屠杀，或者饥荒，我们的记忆常常是含混的，价值评判甚至会随着某种需要而随时作出调整。这一切都消解着苦难的苦涩与严肃，都有意无意回避了对苦难真正的思考的评判，实际上也拒绝了向死而生、立足苦难建设当下的可能。   　　这样一个普遍对曾经的苦难轻飘不定、轻描淡写的社会，冒出一些消费苦难、直奔票房的导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片子引起国际舆论界普遍批评和片商的不买账，却在国内轻松过亿，同样也不足为奇。   　　这样一部电影，绝不仅仅是张艺谋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共谋的结果。之所以说“共谋”，是因为从严歌苓的原著到产生原著的社会土壤，从观众到媒体，从历史教科书到大中华局域网，实际上都在为《金陵十三钗》完成这副柔美的玩世现实主义拼图提供了碎片。   　　而作为拼图完成者，张艺谋悲剧性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他越是技术娴熟地完成一个个桥段、一幅幅美景，完成最棒的战争场面，情色挑逗，人性转折，他距离苦难的距离就越远，对待苦难的态度就越缺乏真诚。而那些所谓突破，实际上在彰显我们身处的社会与一个正常社会的距离：同样是人伦底线，一个清晰，一个模糊；同样是苦难和至恶，一个用来反思，一个用来消费……   　　我想，与张艺谋，与当下的中国导演和艺术家，如果不能正视苦难，或者没有正视苦难的机会，起码要学会一点必要的克制，不去消费苦难。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不完成对苦难的反思，不正视自己那些尚在流血的伤口，不直面绝对黑色的痛苦——无论是何人施与，也难有真正良善的生活。   　　 上一篇： 良心底线维系于希望之中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