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实习生 徐燕燕 王媛媛 姚永泳 “合肥工业大学的团委副书记陈刚死了，他以决绝的方式，从12楼上“纵身一跃，凛然赴死”。” “他是在竞选团委书记落败后自杀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当官的欲望受到了打击之故。但他在遗书中自述，是因为有人设置了种种反常的程序，用不正当手段拉票，才把他排挤走的。” “在熟人眼里，陈刚是一个凡事守原则与底线的人，他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规则去拉票。在妻子眼里，丈夫陈刚并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合肥工大团委副书记陈刚。 （资料图片/图） 2011年3月23日13时左右，合肥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陈刚跳楼死了。时年34岁。 当“陈刚自杀”的消息传开时，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以为这是愚人节前的一次恶作剧，谁也不会将“自杀”跟合工大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联系在一起。 倒在血泊之中的陈刚面部朝下，双手平放，这个被许多人解读为是“纵身一跃，凛然赴死”的姿势。 前一天的上午，合工大团委书记的竞聘结果出炉，一直被认外界看好的陈刚意外落选。 种种迹象表明，竞选团委书记的失败不过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有着由来已久的郁积与愤怒。 一次志在必得的演讲 这是3月15日，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李智慧目送陈刚出门时，听见他一路哼着小曲，去奔赴一场决定他人生命运的演讲答辩。 对于这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副处级干部来说，演讲几乎是他认为升迁时最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合工大学习工作17年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本科竞选学生会部长，毕业留校当辅导员，后来竞聘校党委组织部秘书，一直到三年前当选团委副书记，陈刚都在演讲环节胜出，最终得以当选。在这次团委书记的选拔中，他以为这套游戏规则依然适用。 今年春节之后的几乎每天晚上，模拟演讲就像西方人饭前的祷告一样，成为这个家庭晚饭后的必备仪式。 只要往狭窄的客厅中央一站，陈刚很容易进入状态：“假如我当上团委书记，我一定会……” 坐在沙发上的妻子李智慧，一边帮他掐时间，一边也会打断他，给出一些建议。妻子甚至模仿合工大校长的拷问，以增强陈刚的现场应变能力。 陈刚11岁丧父，但并没变得自卑沉默，相反，在姐弟三人中，他最外向。 由于在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经常拉他在全校大会上跟同学们讲怎么把成绩搞好，这些无心插柳的举动给了陈刚锻炼口才的绝好机会。 在一次合工大学生会的部长角逐中，跟陈刚同系的一名同学被陈PK掉后很不服气。另外一位同学听了，为陈刚抱不平：“你有什么不服气的？人家口才好，计划性比你强。” 陈刚的同学把陈刚的大学四年称为“苦难的历程”。一到晚上，陈刚的大学同学们在宿舍打牌混日子，陈刚却要等同学们睡觉了才回来。 大多数时候，陈刚不是出去做家教挣生活费，就是呆在学生会。每次开学，他都会从家带一大包的煎饼和咸菜来作伙食。但他从不埋怨，反倒经常给同学们鼓劲儿：“悲观绝望无济于事，要努力，总会有出路的。” 他的一位室友回忆：“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话比思想教育课有效果。” 他热爱学生会的工作，曾告诉他的姐姐陈芳：“在学生会锻炼是为了工作后可以尽快适应环境，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别人看得起。” 在陈芳的记忆中，弟弟“从不抱怨命运不公，经常念叨一句话是‘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陈刚1998年毕业，国家已不再包分配，他成了系里少数几名能留校工作的佼佼者。 周围的同学都看好他出色的工作能力，认为“他天生就是吃这完碗饭的，未来没准能做个副校长”。 此后留校十三年，他几乎很快就适应高校的这套游戏规则，并且如鱼得水。 几乎每一步都有他精心规划的痕迹——在计算机学院做辅导员，就顺带读了个计算机硕士。2008年到团委当了副书记，他就念了个管理学博士，“这样可以运用到行政工作中去。”他曾告诉一位校友。 陈刚的床头一般摆着两类书，一是用来考研、写论文用的工具书，二是毛泽东、李嘉诚这类人物传记，李智慧有时看些文学类的书，还被他取笑说是“太小资情怀”。 自打去年底合工大第四轮中层干部选拔的消息公布以来，所有见到陈刚的人都说，这个职位非他莫属。在同事的印象中，陈刚很受领导器重，点子多。“领导交代他一件事，他不仅想好怎么做，而且马上去做。”他的一位同事说。 摊开陈刚的履历，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对手：在团委三年中两次年度考核优秀；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去年3月到东南大学挂职学工部副部长，在外人看来更是回来升迁的前奏。 就连这次报名竞选团委书记的时候，他的一位竞争对手陈文恩也说：“我来给你惹事了。” 李智慧回忆，陈刚对这位合工大新校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并不陌生。在2008年团委副书记的选拔中，陈文恩被陈刚击败。 虽然李智慧也偶尔听陈刚提起“陈文恩是校长的人”，但陈刚坚信“组织会任人唯贤”。 3月23日，警方正在勘察合肥工大团委副书记陈刚跳楼自杀的现场。请图片作者联系本报 并不是输不起 在妻子李智慧和同事们的记忆中，每当他们夸陈刚胜利在望的时候，陈刚总是笑呵呵地谦虚起来：“不见得。” 直到陈刚出事之后，妻子李智慧猛地忆起这一幕，才知道这句话颇有意味，陈刚可能一直“无法摆脱三年评不上副高的阴影”。 在李智慧的印象中，去年夏天的第三次竞选副教授职称落败是陈刚最绝望的时候，李智慧至今记得陈刚躺在沙发上失望的表情。 无需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职称、学历依然如紧箍，套在陈刚这类高校行政人员的头上。 在合工大这轮人事竞聘中，除了团委之外，诸如党委学工部长、党委统战部长等党口行政职务，均需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高低与收入挂钩。 一位合工大的老师说，陈刚，一个副处，如果没有副高职称，一个月只能拿到1700元，但如果评上副高就不一样了。 依据以往陈刚愿赌服输的个性，李智慧清楚，丈夫失望的不是输不起，而是游戏规则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一年一个样，让他看不到未来”。 2008年那次，学校破格提拔他入围，最后虽然输了，但他认了。 陈刚是个懂得知足的人。李智慧对女儿管教太严，陈刚常常劝她放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小的时候觉得能当我们村里的电工就很好了。” 第二年输掉是因为领导跟陈刚提前打了招呼：“你们还年轻，能不能先让给年纪大一点的老同志。” 李智慧记得陈刚当时也没什么怨言，心想反正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但到了第三次，胜出者竟然是一个无论学术成果还是工作经历都没有陈刚优秀的女辅导员。 这让同样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李智慧，也很难接受：“我跟陈刚说：照这样的话，没有关系，没有人，到死也评不上。” 知道丈夫天生个性要强，李智慧还是劝他，要不以后也找找关系，但陈刚说他做不来：“我就不相信，做事情的人得不到认可。” 在妻子眼中，陈刚凡事都有原则和底线。 有次跟同学一起去KTV唱歌，陈刚看到有同学还叫了KTV小姐作陪，回来就跟李智慧说：“真恶心，这种人不值得交往。在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上怎么变成这样了？” 李智慧有时候领口开得大一点，他就说：“你是老师，你不能穿这样。” 混拉拢关系的饭局，陈刚也似乎并不擅长和喜欢。除非是为哪个老师送行或是为学校的事情，一般的应酬他很少参加，都是回家陪妻子。 一些同学聚会上，有同学抱怨工作做得再好领导都不喜欢，有人会出些“人之常情”的点子，比如过节的时候给领导送送礼。但陈刚总是往正道上想：“宁可换着跟领导，也不应该用歪招么。” 陈刚的一位同学认为正是这样的性格导致他“自杀”：“一个遵守规则的人付出那么多，如果没有回报，那他必然会非常沮丧。” 结婚十年，李智慧清楚知道陈刚对学校有着宗教般的信任。 很少喜形于色的陈刚，只要一谈到学校，眼里总会闪出深深的满足。 偶尔，他也会跟妻子抱怨一下学校的风气不好。李智慧就劝他：“你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有些事情，不是你有能力改变的。” 2009年，陈刚第二次竞聘副高失利后，曾听从朋友的建议，想申请到县里挂职做副县长。但后来学校派他去东大挂职的计划，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今年年初，在安徽省团省委的公开选拔中，陈刚终因准备仓促而落选，但回来后毫无怨言。李智慧认为丈夫其实是个输得起的人，“只要大家都是按着规则来”。 但并非每次选拔都有陈刚跟中的“规则”。在今年3月这轮团委书记的竞选中，陈刚虽然在演讲答辩中又获得第一名，但3月21日，校方意外增加了“群众评议环节”。李智慧回忆，那时陈刚还没有意识到他将落败。 致命的竞选 第二次突然增加的群众评议环节，对于陈刚仍然没有构成太大威胁，靠着在学校17年来积攒下的好人缘，在三位候选人中，陈刚依然获得第一。 3月21日，学校突然增加了选举环节。根据李智慧的回忆，这天中午，学校通知各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副书记、学工部团委研工部三个单位所有人员，进行划票无记名推荐。 中午，陈刚的手机声此起彼伏，一些私交不错的同事建议他也拉拉票：“你真淡定，你的对手已经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啦！” 坐在一旁的李智慧目睹了这一切，陈刚挂完电话后相当生气。 李智慧有些紧张，劝他：“你怎么不去打电话？要不我帮你讲。” 但陈刚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他告诉妻子：“徐校长已反复讲了，严禁跑官、要官、拉票。我相信领导会用能干活的人。” 李智慧认为丈夫“太幼稚、太天真了”，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轮中层干部的选拔涉及近百名副处和处级干部的人事调整，团委书记是竞争更为激烈的提拔。 一个从出生农村、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到当选校团委副书记这14年，陈刚PK掉了无数竞争对手。但要想从副处到处级，竞争的形势已不同于往日。 按照中国金字塔形的行政官僚体制，越往上走，竞争愈加激烈，一旦进入正处，下一步将是对别人更大的威胁。 此时的陈刚依然在跟自己的信仰赛跑，但现实将他击倒在地。第三轮无记名投票，陈刚落到了第二。 3月22日，陈文恩被校方宣布当选为新一届合工大团委书记，陈刚落选。 下午，校党委对陈文恩进行民主考评，有领导觉得陈刚心情不好，劝他不要参加，但他还是参加了。并在会上说“支持组织的决定”。 这天下午，陈刚给好朋友刘剑（化名）挂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没有竞聘上。刘剑安慰他“这不是什么坏事，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弄一下博士论文”。因为忙于工作，陈刚2006年考入合工大管理学院在读博士至今已经5年了都还没有交论文。 在电话里，刘剑没有觉察出陈刚情绪有任何异常，也就挂了。不过事后看来，这是一个求救电话，对于近乎完美主义者的陈刚来说，他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 遗书里的痛与恨 一些迹象表明，陈刚那天的情绪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在晚上回到家之前，李智慧也并没有感觉他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点点的失望。 李智慧回忆，在说到落选的事时，陈刚才有抱怨：“太不公正了。我真没想到，校长当时在会上讲的那么好，结果还是发生了拉票。” 妻子安慰他，陈刚一阵苦笑：“你告诉我，工大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我去了后，不会有人针对我？排挤我？打压我？” 妻子继续安慰他：“自己内心安全，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陈刚点了点头，似乎听了进去。 躺在床头，妻子甚至用越王勾践、邓小平三上三下的例子劝陈刚。由于受不了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合工大辞职下海的人不在少数，李智慧也以他们举例，劝他实在不行，就离开工大。 陈刚的心情好像平复了。他们还聊起了下一步报哪个新的岗位。 第二天早上，陈刚还像往日一样，为妻子和女儿做好了西红柿炒鸡蛋，热了牛奶和馒头。这是他和家人最后的早餐。 位于合工大本埠的逸夫楼是校园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许多学院的办公室都设在这里，离团委所在的楼并不远。 当天下午一点左右，有路过的学生听到一声巨大的闷响，发现陈刚趴在水泥地上，面部朝下，血流满地。有几个十二楼的老师知道了不禁嚎啕大哭。 与陈刚的死一起成为网络事件的，还有他的遗书。这份遗书长达四千多字，题为《为理想中的工大而献身》。遗书抨击了拉票事件，也历数了“工大的帮派林立”和“小金库的黑幕”。 遗书透着他的绝望：“别了，我的工大，别了，万恶的人际关系，别了，徐‘校长’，我继续看着你。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在工大两个行政楼前立个碑，上书：正气凛然，陈刚留。你敢从面前走吗。我要为正工大风气而献身，你们不要学我，团委后来人还要好好干。” “我会让任何一个胡吹乱侃、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完全为了做官的人胆寒心惊，成为工大一个传说，我的价值就实现了。” 他还告诫活着的人们：“小人是得罪不起的。” 但事后看来，这是一次“天真的死亡”。校方在第一时间封锁清理的不仅是事发现场，还关闭了合工大的BBS，并删除了合肥论坛所有的相关信息。 事发之后，所有的学生和老师，没有人敢给陈刚的妻子李智慧打电话，相反，在合工大校园碰上，他们唯恐避之不及。 很多人说陈刚是因为当不上官而死，陈刚的仕途其实是顺利的，三十多岁做上副处已不易。这只是个小小的挫折，并非那么不可忍受。但李智慧和一些陈刚生前的好友都反对这种说法。 “他从来不是一个把物质和权力看得很重的人，现在穿的衬衫只有30块钱一件。他想得到的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认可和尊重。但有人玩弄了规则，等整个故事结束时，陈刚发现自己被人当作了陪衬的小丑。所以他死了。”妻子李智慧说。 在网络上，一名自称看着陈刚成长的“合肥工大老同志”追问：“陈刚是目前合肥工业大学中青年官员中少见的既实干同时又有善良品质的人，结果却被逼到这种程度。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最终还是被逼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李智慧给丈夫选遗像时，很想选一张表情严肃的照片。但却发现陈刚的每张照片都在笑，笑得好像要把周围融化掉。“既然他活着时那样爱笑，那就选张笑得最灿烂的吧。”李智慧指着遗像中的丈夫，泪流满面。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06日  10 版） 赵亮 　　 从外表上看，纪录片导演赵亮是个打扮光鲜，走在时尚前线的“潮人”，但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摄影机执著记录下那些苦难的人群。抬起摄影机时，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工作狂，但放下摄影机之后，他却始终流露出一种精疲力尽的无力感——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3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我想下辈子投胎变成鸟，飞到哪儿都能去。”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就在这海报前重复着11岁男孩胡泽涛的愿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眨巴着哭红了的眼睛，“我从没想过艾滋病人会是这样一群人。”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云南的一个大男孩，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吃最廉价的药维持生命，每天卷起裤管，用蘸着碘酒的棉花棒一点点地涂抹正在腐烂的双腿。“那种味道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赵亮说。 　　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生活节俭，一辈子连烟都不抽，在山里植树造林。可一次去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同村人都嘲笑他“搞破鞋了”才得这种怪病。老人生命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等死。过年时，只有暖气包上几个皱巴巴的小苹果陪伴着他。 　　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女孩，“结实又漂亮”。在正式拍摄前，人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个小姐”。可在镜头面前，这个女孩哭着说，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也就是之后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因卖血得了这种病。对她来说，保持活下去的勇气是很难的事情，“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哭”。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我喜欢穿得好看一点。”他笑起来。随后又歪着头反问，“难道外表光鲜的人，就不能去拍那些苦难吗？”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憋12年拍一个片子，这得是个什么人啊，我挺想不通！”《在一起》的录音师施谦感叹。 　　但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3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施谦最早见到的则是一位异装癖，“当时我得在他身上别话筒，可我手一直抖，怎么都别不上。”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操，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 　　“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个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4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5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我的立场和观点不会改变。”他更坚信，自己关注的苦难，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这是迄今为止，陈光标遭遇的最严重的一场形象危机。 当盈江灾民与“中国首善”一起高举钞票的照片出现在公众面前，引起的反响之大，远超陈光标本人的意料。而此前他的台湾、日本之行，也颇受争议。事实上，公众围绕“暴力慈善”的争论，不过是对近年来曝光频频的“陈光标争议”的一次集中爆发。 面对陈光标委屈的泪水，我们相信，做好事高调与否都不是问题，只是在当下，单靠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无法托起整个中国慈善的未来 陈光标还能走多远？ 从汶川到台湾、日本、盈江，陈光标自己似乎正从被称赞，滑向被拒绝甚至被批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截止3月29日上午，陈光标一连4天没有更新微博，这对向来行事高调的“中国首善”而言，并不常见。 微博首页上，救灾以外的最新“图片分享”源自3月25日，他捐赠红军小学后收到的三张奖状：他被誉为是“孩子们的知心人”。而很快，他还会获颁由台湾某文教基金会公布的“热爱生命”奖章。 认可和荣誉几乎在人们对“暴力慈善”口诛笔伐时同期而至。激辩漩涡中，外界对陈光标的复杂评价也映射出陈光标式慈善的耐人寻味之处。 “行善照片”引发争议 事实上，善举被冠以“暴力”字眼，既非陈光标所料，也非他所愿。 尽管他曾对外宣称：当下中国正需要他的“暴力慈善”。然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却坦言：对这一说法，自己从心底并不认同。 如今，在陈光标的微博上，前往盈江灾区发钱的照片已不复存在。正是这几张照片，成为把他推至风口浪尖的导火索。 3月16日，陈光标从日本飞回上海后转机到昆明，带着15万元现金连夜坐车赶到盈江向灾民发放现金。照片上，他和灾民们手拿钞票，高高举起。有灾民紧锁眉心，有灾民表情麻木，但被簇拥在中间的陈光标则一脸灿烂笑容，眼睛正对摄像机。 还有一张被广为转载的照片上，他站在地势较高处，一手拿着钱，一手做出了“V”字手势。同样，他身边不少灾民却面容严肃，眼神焦虑。据报道，陈光标当日“派钱”场面“相当热闹”，甚至灾区的志愿者也被他捐助了100元至200元不等。 “为善必为人知”，陈光标以几近夸张的高调宣示了自己慈善之举的一贯承诺。不过，当受捐助人与陈光标的反差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时，对后者粗暴方式的批评纷至沓来。 “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直接地说，“如果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因为在现代慈善理念中，接受帮助是弱者应得的基本权利而非“恩赐”。 更多的网友开始质疑陈光标高调背后的动机。“别抹着‘慈善口红’到处游荡”，有评论者怀疑，陈光标“消费慈善”比“暴力慈善”更值得警惕。 对于质疑声，陈光标并非不以为然。“我是善良的行为，怎么能和‘暴力’这样的词并列呢？”他强调自己只是想给灾区“带去希望和信心”，“就这么简单”。 “天使”或者“作秀” 这是陈光标迄今为止遭遇的最严重的一场形象危机。或者也可以说，围绕“暴力慈善”的鞭挞是对陈光标争议行为的一次集中爆发。因为在盈江之前，他的日本、台湾之行，也颇受质疑。 按照陈光标的说法，他是于日本地震当晚转机飞往灾区的。除了捐款100万元人民币以外，他还携带了近30吨的民生物资。 日本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位“第一个赶往日本的国外民间救援者”。对于陈光标的善举，有日媒称赞其为“救灾英雄”；有网友留言称：“(他)让人想起‘天使先生’，这个人的善心与品德都足够上天堂了。” 但陈光标西装革履地出现，收获的并不全是好评。“穿着西服来救人，是来救人还是来表演？”有日本网友发现，在陈光标拿着手电筒搜寻幸存者的新闻照片上，手电筒似乎根本没有打开。“是有灯光师吗？”“带着摄影团队来吗？”“这种行为相当沽名钓誉。” 相形之下，台湾民众对陈光标的评价没有如此激烈，但也呈现两极分化。 今年春节前夕，陈光标率领50余位大陆企业家赴台，捐出新台币近5亿元(约合人民币1.12亿元)。原本，陈光标希望由贫困户排队上台领取红包，并鞠躬感谢。不过这一方式却遭到一些台湾民众的反对，新北市、桃园县甚至拒绝接受援助。 台湾《中国时报》事后调查显示，约有50%的民众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持正面评价，而认可“做好事要留名”的民众则略低于这一数字。家住台北的陈女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如此行善，大家并不能因此尊敬他，因为他不懂得行善的真正意义。” 从小在东京长大的中国人前进也坦言，之所以陈光标第一时间赶赴日本但可能效果“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日本人不会看重你捐了多少钱，而是更看重你还做了哪些其他的事”。 面对基于慈善文化的不同理解，陈光标的尴尬显而易见。他曾当“新闻”般地告诉媒体，日本和台湾一样，现金装在信封里才能发放；也曾自我辩解道，他去台湾行善是出于“感恩”，即便受助者鞠躬行礼也不会感到受屈辱。 颠覆后的坎坷前路 “所以，陈光标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前进表示。这一形容，令不少网友感同身受。 在陈光标的微博平台上，有留言看上去几近冷嘲热讽。比如，得知陈光标与巴菲特之子一起讨论美国慈善时，网友们半信半疑“语言能通吗？”还有网友给二人配音，嘲笑陈光标劝后者捐款，但巴菲特之子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 就当陈光标还在分享他所收到的各种奖状和鼓励时，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水均益也忍不住发表评论：“做好事可以留名，到处宣传也没有错。但是，慈善家这个名头肯定是要别人给的才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名片上也不会印上慈善家这几个字呀。” 但逻辑仿佛又回到陈光标的原点——“为善必为人知”。陈光标曾强调，他要用善举“刺激”和带动其他企业家，传达善念。为此，他还曾计划到华尔街“发钱”。“记住陈光标，像记住雷锋一样。”他说。 不过眼下，陈光标首先要专注的是他自己的企业。在飞赴日本救灾时，他的公司已经四个月没有接到一单业务。3月20日，他更公开表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经营和环保产业上，“这是我做慈善的基础，请各位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 理解和支持他的人，数目仍然众多。人们的留言短则如“好样的”，长则如“希望中国其他富豪们好好学习。在不影响自己享受的情况下多多积德行善！提高自身修养”，还有人替陈光标解围当下的争议：“就算是作秀，也是实实在在捐出来了，而且明明白白交到了受捐者的手上。” 因此，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有感而发：“思考陈光标现象引发的争议，不得不思考中国公益事业现今存在的短板。比如，公开透明度不高。” “暴力慈善”何时终结 也有学者认为，陈光标目前的“暴力慈善”之困并不是他自己的错。由于中国目前缺乏《慈善法》来规范和保护捐款人与被捐款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过多地纠缠于陈光标的个人行为，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 但媒体人彭远文对此有不同见解。他引用美国慈善事业之父卡内基的说法：富人布施式的慈善与其说是伪善，不如说是作恶。 他发现，陈光标的慈善之路已经越走越窄：从汶川地震，到台湾风灾、盈江地震，陈光标从被称赞，到被拒绝、被批评，“‘暴力慈善’该终结了。”他说，“人们对慈善的要求降得越来越低，最后降低到只要你做，就不吝于叫好。但更多时候，貌似苛刻的批评才能带来更大的进步。” 不止一个学者希望陈光标能更加接近慈善的本源，陈光标也向本报亲口承认，受这轮风波影响，将认真思考行善的更好方式。 从3月29日下午起，陈光标重新在网络上活跃起来，他上传了和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邱淑华的合影，并向后者展示了多年来获得的数千本慈善荣誉证书、三千多条锦旗和藏民送给自己的一万多条哈达。“她还希望我推荐大陆优秀学生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如何在高调的行事风格下更细腻地去推行平等的行善理念？显然，陈光标要彻底摆脱“暴力慈善”的指责，先要回答好这个问题。 “好人”陈光标，心中也有不少委屈。 陈光标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我的慈善方式不一定对，但不能把我一票否决” 我也希望我的好人好事，我的一言一行一德，让后代记住，就像记住雷锋那样。不必隐瞒了，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和追求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敏实习记者于洋发自南京 陈光标几乎是黑着脸进门的。 “高调慈善”被新近发展为“暴力慈善”，甚至他的孩子也因此遭到周围人嘲笑、讥讽。这大大出乎陈光标的预料，他非常生气。 采访陈光标之前，他的秘书还在为诸如“你在恩赐灾民吗”之类的问题忐忑不已。不过，“心情不好”的陈光标并没有拒绝本报记者的追问，在简单了解了问题后，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从“暴力慈善”开始回应争议。 “我后悔听了摄影师的话” 《国际先驱导报》：在你最近几次高调行善之后，外界称你的慈善行为是“暴力慈善”，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陈光标：我从心里面肯定不会认同我的慈善是“暴力慈善”。慈善的方式有高低之分，而没有暴力之分。如果把慈善说成暴力，那就是有点善恶不分了。我做高调慈善是希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行动起来，这是社会需要的一件大事、大爱，绝不是什么暴力。 Q：称你是“暴力慈善”的观点，主要认为你把慈善当成了一种恩赐，而非一种权利。现代慈善理念中把接受帮助看作弱者应得的基本权利，而你对灾民发钱的照片看上去更像是恩赐。 A：关于在云南盈江灾区，手上拿着钱、打着“V”字手势的合影，不是出于我内心的。当时有个志愿者说，大家把钱竖起来，感谢陈光标。听到这个话后，我说，父老乡亲们，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有党和政府、全国人民在关心你们，灾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有信心战胜困难。这时有个别摄影师在喊：“陈总，把钱也举起来！”我那时也真的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就是那么单纯，就把钱一举，另一手举了一个“V”字。 多年来，我对灾区人民非常有感情。这次，我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慰问。我看到那么多灾民，我认为我的微笑能给他们战胜困难的一种信心，而不是我要手上拿着两百块钱来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一种恩赐。 Q：有没有人对你讲过，看到你发钱的照片感觉不舒服？你会对高调行善的方式进行一些改变吗？ A：当然，我这个高调行善的动机，没有一点为我个人方方面面的考虑。高调的动机就是想影响带动富人帮助穷人，人人做好人，人人做善事。这张照片当时一上网，我就后悔了。我当时不应该和老百姓一起把钱举起来，我就不应该听从那个志愿者和摄影师让我配合拍那张照片。这么多年来，我跟老百姓、跟灾民为200块钱，有必要来自我炫耀一下吗？我认为我非常没有必要。 对于我的高调行善，我会听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意见来不断地改进和学习。高调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认为我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和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在不影响我(通过)高调来带动更多人的同时，又不伤害更多人的自尊，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在改进。因为当前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就几年时间，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有一个像我这样有影响和带动作用的榜样。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 “雷锋要是不写日记，好事谁知道” Q：听说你去日本行善，后来被劝退了，是这样吗？ A：日本地震后，我看到电视画面，海啸把房屋、车辆、桥梁全部冲走了，人也冲走了，心里首先是难过和震惊。我想起“5·12”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就在我的附近，我还是有点感动的。日本发生了地震，从人道主义上来讲，我也应该去，作为中国一名志愿者去为中日友谊、为日本的灾难救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贡献。 我没有听到日本政府有任何人劝我回来。3月14号上午10点01分的时候，福岛核电站的3号机组发生了大爆炸，当时车辆的广播不停地在播，让当地的所有民众都要撤离现场。当时我就在福岛，离福岛爆炸现场大概也就是40公里左右。后来我们考虑核辐射问题，就在下午3点钟撤离了福岛。日本政府官员不仅没有人说要我回来，在千叶和福岛还有官员说，我是来自于外国的第一个民间救援人，他们向我表示敬意。 Q：此前你去台湾行善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岛内对你的争议也很大，你听说了吗？ A：对待台湾同胞，我非常有感情。血脉之情，血浓于水。我的台湾之行不叫“慈善之行”而是“感恩之旅”。这么多年来，我们大陆发生了各种灾难，台湾同胞一直在一如既往地支持、帮助、关心大陆的抗震救灾和捐款活动。同样，台湾发生了莫拉克台风，我也是第一时间捐款的。这些年来，大陆的灾难相对少了，台湾发生的较多，我去台湾为的是让两岸民众加深了解和感情。有亲朋好友在台湾的都可以调查，这次到台湾，台湾同胞对我的口碑和反响，80%以上都说好，都很赞同。台湾民众三分之二对我们大陆都不是太了解，我增加了两岸人们之间的感情。 Q：你说你将来还要去华尔街行善，去刺激和带动那些无良资本家。可是这样做会有用吗？我们看到，中国目前也只有一个“陈光标”。 A：我认为，我的高调行善一定会刺激一部分人的心灵，这是一定会有的。我到美国华尔街去，发的不是红包，而是一种理念。我认为美国华尔街那些金融高手们，制造了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上很多企业的倒闭，很多家庭的破裂。所以我去华尔街，选择穷人，发的是红包，选择富人，是唤醒他的道德、灵魂与良知。我发的是理念，是道德、灵魂与良知。所以说，通过华尔街这个点，来影响带动世界上的一些富豪，都来帮助穷人，为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做贡献，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并不是要炫富，炫耀我陈光标多有能耐，我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想的。 Q：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想像雷锋一样，但是雷锋恰恰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也不留照片)，所以是时代变了吗？评判雷锋的标准变了吗？ A：我想应该是这样，时代不同了，我们的这个好人好事也要不停地跟进和改进。雷锋如果不留下他的日记，他做的所有好事又有谁知道？他不留名不留姓，人家谁知道是雷锋做了好事？高调与低调，爱心都是相等的。我做好事，就要来影响带动更多的人。我也希望我的好人好事，我的一言一行一德，让后代记住，就像记住雷锋那样。不必隐瞒了，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和追求。我首先确保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为这个社会我不能去做一件坏事。第二，做了好事就要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做好人。 “好人难做，好人难当，这个是我心里的委屈” Q：你说自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想的，你是觉得很委屈吗？ A：我觉得委屈的是：有部分的媒体，在采访过程中，为了片面地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断章取义。比如说，有四句话，他把两头话去掉，拿取当中吸引眼球的那些话，这就违背了我的意思，误导了一些群众对我的信任。 陈光标坚持孔子的三句话，立言、立行、立德，人在做，天在看。我一直用我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社会责任它不是口号，是行动高于一切。我立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我陈光标心里非常踏实。我发自内心地想着为这个社会来带动更多的好人，白天晚上想着怎么把环保产业做好，怎么去帮助更多的人，怎么让富人从口袋里自愿地把钱拿出来帮助穷人，怎样让人人参与慈善，人人都做好人，这就是每天我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身上的这些责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难道这真的是老天爷驾驭我，让我这么去做的吗？我心里面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我就是用我的行动去说明了一切。从小长这么大，我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真的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只不过在做事方法上面，有的符合别人的口味，也有的不符合别人的口味。有些人在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五个手指撑出来有长短，牙和舌头还有摩擦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是好事我就去做，但做的过程中我也会总结，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能承受一切的压力，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来承受这方面的压力，(不能)让我的家人来承受。 昨天晚上我到家都十点了，我孩子通常也是十点钟左右睡觉。孩子见到我后，把我拉到他的房间，说爸爸我告诉你一个事，他讲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说我们班今天有个同学当着班里面很多同学的面说，我们全家都讨厌死陈光标了。我说孩子，你相信爸爸，从小长这么大，都在为国家为社会做好事，爸爸从来不做坏事，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孩子跑到客厅后，他妈妈看孩子在哭，开始问孩子怎么回事，孩子说没事，他妈妈又进来问了我。我除了汶川地震流过泪，昨天晚上也哭了，我妻子也哭了。受这么多委屈我能承受，但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不能承受。还有我的大孩子也是，上高中了，虽然他能理解我。说句心里话，好人难做，好人难当，这个是我的委屈，心里的委屈。 “如果我企业做垮了，对中国慈善事业是一种打击” Q：你也承认，这两年社会活动太多，已经三个月没有接到一个业务了。不知这个月的形势有没有好转？你个人将来会去平衡生意与慈善的矛盾吗？比如，减少一些社会活动和行善曝光率？ A：前些年是把70%的时间放在社会活动慈善方面，我近几个月已经在不断地调整，把我的精力、时间放在企业上面。我认为做慈善要有企业支撑为基础，只有把企业做好了，才有这个钱财去回报社会。所以说现在我每天都要推脱掉很多家媒体的采访，推脱掉好多的社会接待。 虽然这三个多月没有接到业务，请广大朋友相信陈光标的智慧。9岁就卖水，10岁卖冰棒，11岁就拖板车卖粮食，12、13岁租用拖拉机卖粮食，搞过无线电修理，摆过地摊，从温州贩过小商品。从小就做生意的陈光标，一定会把企业做好。我陈光标的企业绝对不会做垮，我企业做垮了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是一种打击。如果陈光标为了做慈善事业把企业都做垮了，这个不是笑话吗？因为做慈善把企业做垮掉了，大家还能做慈善吗？ 企业困难，我认为在经营过程中是正常的。我现在年轻力壮，可以把企业更加地做好。当然我知道有好多大利润的行业可以去做，我为什么不去做？我认为有些产业违背了我个人的良心，不能去做。我也在倡导有些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为代价。所以说，我的责任就是做环保产业，我的环保产业95%来自于二手，当然这里面的利润少，3%到5%，一百块钱只能做三五块钱。我能拿到一手的，也就是10%到12%。 我的企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高科技环保拆除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把建筑垃圾二次利用的企业。我不填埋，要知道建筑垃圾填埋，现在已经是垃圾围城了，占用耕地，污染土壤。这么多的建筑垃圾填埋在我们郊外，我看得心里面流泪啊，我心疼，心里面真的像刀割的一样。为什么我能二次利用，不给我利用，却给了那些填埋处理的企业利用呢？我多挣点钱就可能让更多的人得到我帮助，我少挣就少捐点。我想应当引起社会去关注这个问题。 “我会调整方式方法，但仍会坚持高调行善” Q：你说过，你的方式是拯救当下中国慈善的方式。不过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人在做慈善，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也都做得不错。你认为你的方式是中国未来慈善发展的唯一方式或者是最好的方式吗？ A：首先，我没有说过我慈善的方式方法就是中国最好的，因为中国整个的慈善事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首先一个前提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做。让困难群众得到帮助，各人可以采取各人的方式。但是未来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必须在标准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上台阶、上水平。只有这样了，才能更好地完善慈善事业。 我没有说陈光标的慈善就是“暴力慈善”，我没有说中国的慈善发展就是陈光标的慈善发展的这个目标，都要向我学，我只是说我自己是怎么去做的。社会可以讨论，大家都可以讨论，应该怎么去做，我可以来学习，跟进我做善事的一些方法。我可以采用好的意见，把慈善做得更完美。 但是我无论怎样都不能接受一些舆论一票就把我给否认了。毕竟陈光标这么多年来，拿了十几个亿，帮助了几十万的贫困老百姓，陈光标获得的荣誉证书两三千本，锦旗三千多条，哈达一万多条。一万多条哈达是一万多个藏民送给我的，每一条哈达对于我来说也是荣誉。我没有说我的慈善(方式)都是对的，我也是在学习。不论怎么说，我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因为陈光标的存在，要进步很多年。不管什么样的风声风雨，都不会影响我把慈善事业和环保产业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Q：据说有人劝你成立基金，但你没有同意。可能在很多人眼中，你这种行善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是否考虑过高调行善的可持续性？能保证你的孩子像你一样行善吗？ A：我的高调行善一定会有可持续性。我要调整方式方法，但是在调整方式方法的同时，不影响我高调行善，通过这个榜样来带动更多的人行善，做好人，做善事。我的孩子，请大家放心，在他3岁时候，我就经常把他带到慈善捐赠现场。寒暑假，我让他去看，捐的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从小就把两个孩子往环保方面引，往慈善方面引，来感悟他，来引导他。我孩子非常有爱心，对环保，对慈善都非常地感兴趣。我相信，他们长大了，也会像我这样，做环保，赚了钱了以后，做慈善。 Q：你曾说过，很心痛“80%接受过我帮助的人都没有感恩之心”，这也是中国慈善业不成熟造成的吗？ A：我帮助过的人，确实有一部分不懂得感恩，他认为，你陈光标有钱，应该去帮助他们。、 我认为我们社会教育方面有待改进。还有我们的父母需要从小教育我们孩子，懂得怎么去感恩社会，感恩父母。小孩从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孩子的父母从小就要给小孩补上公益这堂课，补上懂得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韩琨 采访/整理)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国际先驱导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遭遇强制拆迁，四次进京上访，三次被截访；发视频写博文维权，却因“诽谤”任志强被公安行政拘留；状告公安，却经历尴尬的缺席审判。 财新网记者：刘长 这是一场尴尬的缺席审判。 3月23日上午，四个月前以“诽谤”为由拘留青年刘华的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始终未出现在天心区法院行政庭的被告席上，也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 庭审原本有望厘清一起乌龙事件原委：遭遇强拆的青年刘华因写博客“诽谤”开发商而被拘留十天。公安机关称，刘华诽谤对象是任志强；但任志强否认知道“诽谤”一事，称自己没有报案；走出拘留所后，刘华状告公安。 仅仅一年前，28岁的刘华还过着与世无争的“宅男”生活。在人流密集的长沙老城区，刘华曾拥有一个能看得见湘江的阳台。靠经营淘宝网店，刘华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在家中边晒太阳边和客户网上交流，月入3000多。 2010年初夏，一场强拆让刘华失去了房子和营生，刘由此走上维权之路：进京上访、遭遇截访、“被旅游”然后出逃……短短一年的维权生涯，让这位城市中最年轻的“维稳对象”之一，感受到日常中国的另一面。 “维稳”中的意外车祸 3月8日，凌晨5点多，“砰”的一声巨响，将刘华从梦中惊醒。巨大的惯性将他的头撞向了前排的座椅：嘴唇被划破，渗出鲜血。 他所乘坐的中巴车追尾了，一头撞上了前面一辆货车：司机被卡在方向盘和座椅之间，当场休克。熟睡的乘客们纷纷倒地，哭喊声响起。 20个小时前，刘华刚刚经历了人生的第四次上访：趁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他和十多名长沙访民联名向中纪委举报长沙市违规拆迁。 事毕，地方驻京办将他们拉到北京城南的马家堡东路。一群自称是“北京市治保总队”的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将访民们押上一辆中巴车，搜走手机，然后启动了汽车，一路向南。 驶离北京后，这辆车已经连续行驶17个小时。期间，车上的领队不断接打电话。“车速度大概在100公里/小时以上。”乘客李艳回忆。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这辆中巴车显得急于将它的乘客送抵目的地。 在这台执行“维稳”任务的汽车上，除了司机和押送者，共有12名长沙访民，他们彼此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共同点是反映长沙的拆迁问题。刘华是他们之中最年轻且学历最高的一个。 两年前，拆迁通告贴到楼下时，生于1983年的刘华绝未想到，两年后的一个凌晨，他会置身截访车上，并在陌生的道路上遭遇车祸。 2005年大学毕业后，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刘华并没有利用专业求职。他靠向父亲借来2.8万元钱，自主创业，在淘宝网上开了家专营打火机的网店，发货地点就在家中。 他生意不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家在长沙市中心，位置极佳。1998年，终身未婚的叔叔患肝癌去世，给惟一的侄子刘华留下了一套28平方米的房子。房子颇为老旧，但紧邻长沙的核心商圈、黄兴路步行街，很多顾客在逛街之余，并不介意再花五分钟去刘华家看看。 2007年到2009年这三年，刘华的网店每个月的利润能有三四千元。他喜欢经营网店，因为“比上班自由多了”。2009年5月15日，一纸拆迁公告贴到了坡子街：刘华所在的街区被纳入长沙南湖片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宅居生活就此被打破。 一切都有意外，3月8日的这趟“维稳之旅”的汽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在距长沙仅170公里的湖北赤壁市鄂南收费站发生车祸，他们本应在清晨7点多钟抵达目的地，将访民们移交给当地官员，顺利结束本次旅程。 成了任志强的拆迁户 车祸让一场本可以悄无声息的旅程变得复杂了：司机和一位押车者遭受重伤，八名访民亦受到不同程度的轻微伤，他们被紧急送往赤壁当地医院。刘华和另两位身体无大碍的访民，被换乘另一辆旅游巴士送往长沙。随后，刘华在自己街区的治安保卫人员的办公室内耗去了整个白天。 深夜，他被送到长沙市北郊黑麋峰森林公园半山腰，一处久无人烟的“农家乐”宾馆“旅游”。这是一栋外墙贴着瓷砖、倒U字型的三层楼房，U字型开口处设有铁门，门上贴着一张彩色喷绘布。第二天天明，刘华看清布上的四个大字：“无忧山庄”。 配有汽车的13名联防队员轮番看守刘华和另一位访民，不出意外，“旅游”至少要到全国“两会”闭幕方能结束。 刘华成为“维稳对象”，全因为他的房子。准确地说，是因为房子所在的那片土地。土地登记资料显示：该地块早已经在2002年、2005年、2008年被转手三次，并已颁发国土证，而他们这些土地使用权人不仅被蒙在鼓里，且一直到2009年还在缴纳国土税。 土地使用权尚未被收回，土地就已经被卖给开发商，这种法律程序倒置的拆迁行为，多年来在中国司空见惯，直到2006年《物权法》出台后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其中的违法问题。但是，改变并不容易。 到2008年，这块地被转给一家籍籍无名的公司——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名下。这家公司2008年1月成立，控股股东是北京市华远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华远）。华远的董事长，是一个极富个性、在商界和公共领域均很知名的人士——任志强。 随着2010年4月，长沙市天心区启动“拆迁攻坚月”活动，政府已给刘华下达了房屋补偿决定书。按照该补偿决定书，刘华不能选择回迁，只能得到4000多元一平方米的货币补偿。此时，坡子街周边房价已在万元以上。刘华拒绝搬走，他要求在原址安排一间同样面积的房子。 当年5月26日清晨6点半，上百人的队伍涌入刘华家中。等他赶到时，拆迁队已撤走，家中门窗尽毁，白色的墙壁被刷上黑色的机油，地板被砸开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强拆就这样真实地发生了。刘华决意维权。 上访、截访和圈禁 被圈禁在黑麋峰“无忧山庄”的生活，超出了刘华的经验。房子被拆迁后，他曾三次进京上访，进过马家楼接济中心、进过拘留所，但被迫到荒郊野地“旅游”，还是第一次。 2010年6月初，刘华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市永定门西大街甲二号、国家信访局门口。在北京先农坛年久失修的牌坊下，他发现了更多和他一样遭遇的人们：那条狭长走道里，人们拿着不同质地、不同字体、不同年代的申诉材料，述说着自己的冤屈。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多年中，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其中反映征地拆迁问题的占据相当多数。 由于中国独特的信访考核体系，各地上访者数量与上访造成的影响，关系着地方官员的政绩。京城各高墙大院门口的人群，被视为和谐社会的“杂音”。由“上访”衍生出的“截访”问题，正逐渐成为日常中国的一部分。 第一次进京上访，刘华在北京街头走得晕头转向，加上担心被截访，他自己掏钱买了返程火车票，连上访材料都没有递交就回到长沙——这遭到老上访户一顿臭骂。 为何不用自己买票？第二次去北京时，刘华才搞清楚。那是2010年的6月28日，踏访完该去的所有部门，刘华跟着20多个长沙访民一起，从北京西单的路口往东步行，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进发。警车很快呼啸而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访民们试图闯入敏感区域的举动，会被归入“非正常上访”一列，从而使得他们所在地方的官员在政绩考核中遭到上级的惩罚——这常常是老访民们向地方官员“施压”的手段。 当天，刘华一行被警察带到府右街派出所，检查身份证，拍照登记。傍晚5点多，他们被送到了南四环外、灰色围墙环绕的马家楼接济中心。 当晚11点多，十多个身高在1米8左右、穿黑色制服的青年男子，将他们押上了一辆白色的大巴。押送者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凶狠，一位押送者甚至主动找刘华搭话，向刘抱怨自己的工作：每天长途奔波，几乎永远不能上床睡觉，只能在车上打盹，一个月收入1000多，每顿都吃方便面…… 第二天早晨，刘华已置身长沙。他后来才知道，这些酷似特警、专职押送访民的保安，隶属于一个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 等到刘华第三次去北京上访，已是2010年9月底。当时，《南方都市报》刚刚用四个版的篇幅，报道“安元鼎”截访黑幕，搅动了国内外舆论。几乎一夜之间，那些专职截访的黑衣人，消失在公众的视线。 这一次，押送刘华的保安，已经是一群染着黄头发、刺纹身、穿便服的年轻人。到达长沙后，当地工作人员从押运访民的“古惑仔”手中接过刘华，劈头第一句话是：“一块石头丢到天上去，还不是要落到地上？最后问题，还不是要我们来解决？” 第四次进京上访，是在2011年“两会”前夕。或许因处于这个一年一度的敏感期，刘华成为了享受“旅游”这一特殊待遇的“维稳对象”。 任志强没报案上访户却被拘 到黑麋峰“旅游”的第三天，刘华决定逃走。他状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分局的案子将在一周后开庭。这个案子跟公安有关，甚至也和任志强有关。 2010年11月，任志强乘湖南当地一位企业家的私人直升飞机，飞临长沙上空，俯瞰全城。他并不知道，一位80后年轻人正在网上用猛烈的炮火批评他任职的公司和长沙市政府联手的“造城运动”。 坡子街在2010年11月29日上午，发生了件大事：刘华在铜铺街小学的校友、25岁的坡子街居民周宜良，在自己被拆迁的房屋里坐了整整一宿，于深夜悬梁自尽，直到天明方被发现。 坡子街居民们称：房屋被拆后没有地方住，且无处过渡，导致刚刚新婚的周宜良选择自杀。刘华在警方到达前赶到现场，用手机拍下了悬在梁上的周宜良的遗体。当天，由他拍摄的这段周宜良身穿白色外套、悬挂在房梁上的凄惨景象，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引发无数同情与愤慨。 拍摄周宜良之死前，刘华已拍了一个月的DV、写了一个月的博客——这是2010年秋天，刘华的最大转变。第三次进京上访归来后，刘华曾继续在长沙拆迁户圈子里晃荡了一个月，跟着大家一起去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上访，“打标语横幅、唱国际歌、搞行为艺术”。 但除了认识更多的上访户盟友，这些反抗没有收到效果。刘华开通了博客，从“上访”转为“上网”。11月3日，凌晨1点多，他在电脑屏幕上敲下一行字：“任志强来了，我失业了！” “我，八零后，正值创业初期，一切正可以看到希望的时候，一场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强强联合’的造城运动，把我卷入到旋涡之中，一切的付出灰飞烟灭，我成了无收入，无工作，无房的三无人员，变成了上访大军中的一员……” 此后，这一系列以“任志强来了，我失业了”为题的博文，有如连载小说，一共写了17篇。日后，刘华也坦言，博文是有故意制造噱头之嫌：如果开发商的董事长不是任志强这样的名人，博文会是另一种写法。 写博文的同时，每传来强拆的消息，刘华就会用借来的一台小型DV跑去记录。晚上，他会编辑处理视频，为长沙方言配上字幕，发布在博客上。 拍视频时，常有拆迁工作人员人想抢DV，刘华因此成为街坊们的保护对象。“我们还是很担心他的，”坡子街一位拆迁户说：“我们怕别人害他，制造交通事故、找混混打他。”事后证明，这些担心并非多余。 2010年11月30日，在坡子街强拆现场拍摄DV的刘华被两名警察按倒在地时，他并不知道，此前的这17篇博文会给他带来什么。当天深夜，天心区公安分局警官给刘华送来传唤证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决定书认为：“11月6日，刘华就其房屋被拆一事在新浪网发表博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故对刘华处以行政拘留十天。12月10日清晨，刘华被释放。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搞清楚“究竟诽谤了谁”。 一周后，这个谜被《羊城晚报》记者洪启旺揭开。洪致电天心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一位姓林的主任，林透露：刘华诽谤的是任志强。洪启旺转而向任志强求证此事，获得了任的短信回复：“媒体有几个不诽谤我的，报纸诽谤我都没理睬，一个烂人的文章看都没看过，更不会去告了……” 被“诽谤”的对象称自己并未去报案，而刘华却因“诽谤”在拘留所里失去了十天的自由，这引起了北京律师刘亚军的好奇。刘亚军主动联系刘华，愿意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在尝试过“上访”“上网”等一系列中国式反抗方式后，刘华终于第一次踏足法院——2010年12月22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刘华到天心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要给自己找个“说法”。 “让法院判公安输？想都不要想” 2011年3月11日午饭后，在黑麋峰“旅游”的刘华提出要到院子外散步，看守人员同意了，但派出了两名联防队员，跟在他身后一米处。下午3点，刘华和两名看守人员走回无忧山庄。 趁两个看守不备，刘华直奔二楼西侧的201房，将房门反锁，打开厕所的窗户，跃身而出。窗外50米开外，是条小路，路边有零散的农户。刘华没有远走，隐入路边一户农家的草垛里，一动不动。10分钟后，联防队员们开始搜山，但并未发现刘华的身影。 4个半小时后，天黑了下来。刘华走出草垛，踉踉跄跄摸到一户农家。双方讲好价格，40块钱下山。一位中年男子发动摩托车引擎，趁着夜色，刘华逃离黑麋峰。之后，全国“两会”结束，“敏感期”一过，“维稳对象”刘华们的境遇稍微好转。 3月23日，刘华出现在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第九审判庭外。当天上午，他状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一案将在此开庭。此前，尽管经过一次延期举证，天心区公安分局仍然未能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和答辩意见。 刘华提前一个小时即在审判庭外等候。包括和刘华一起在黑麋峰“旅游”的拆迁户张振华在内，六七十名拆迁户陆续赶来。长沙各区县的拆迁户们，早已形成默契：一家有案子开庭，所有拆迁户一齐去旁听庭审，以示声援。 上午9时整，开庭时间到。审判员宣布：由于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还未到庭，开庭时间推迟到9点半。原告律师当即表示抗议，称这一延迟之举毫无法律依据。最终，法官折中考虑：延迟到9时15分，若天心分局还不到庭，则缺席审判。 15分钟过去，被告席上仍空无一人，法庭宣布开庭。刘华向法庭宣读了诉状，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要求天心分局撤销4个月前对他的行政拘留决定。 庭审仅仅持续了25分钟，没有当庭宣判。法官敲下法槌，宣布休庭。旁听席上顿时哗然。“我们的律师在北京都赶过来了，天心区公安分局就在法院隔壁，他们怎么连个人都不来？”“人民法院为什么不当庭判决？” 面对法庭内久久不愿散去的人们，原告律师不得不反复解释：当庭宣判和择日宣判都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法庭自由裁量范围，至于案件的判决结果，请大家相信法律的公正。 开庭归来的出租车上，刘华谈论着自己的设想：如果法院判他胜诉，他将申请国家赔偿，并要求公安机关道歉、追究相关责任人…… 出租车司机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忍不住插话：“让法院判公安输？想都不要想，这不是让他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 刘华想辩驳，但忍住了。长沙开始下起小雨，出租车在车流中艰难地挪动。司机还在自言自语：“告赢他，怎么可能……” 目的地到了，刘华迈出车门。“能不能赢、赔多少钱，都是另外一回事，官司，还是要打。”他说。■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新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新世纪》 2011年第13期 出版日期2011年04月04日 文/王兰 每年4月最后一个周日是清华大学校庆日，今年为清华大学100年校庆。 中国大陆今天有点名气的大学多数跨越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如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天津大学）、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1898年百日维新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1902年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等。清华大学应是满清治下创办的“最后一所大学”，成立后半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满清治下还设过两所已不存在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相较而言创办清华大学的资金来源最为奇特。 1909年7月10日（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外务部会同学部奏设立“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1911年4月11日外务部会同学部奏“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订章开学”（均有朱批）。 宣统的朱批是形式，关键是资金。庚子年间（1900年）北方拳民和教民冲突激烈，慈禧在“扶清灭洋”口号鼓噪下，倚仗满洲顽固派贵族大臣，贸然向众列强宣战，落得狼狈西逃。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为：中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这就是俗称的“庚子赔款”（庚款）。 美国是派兵攻打中国的八国及辛丑条约的签约方之一，1901年各国代表在天津商议“庚子赔款”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John Milton）曾令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及辛丑条约全权代表罗克希尔（W.W.Rockhill）提出：为免中国财政不胜负荷，全部赔款不得超过15000万美元。谈判结果是中国赔款总数为30000.3万美元（合银4.5亿两），美国分到2444万美元。至于美国的庚款演化成创办清华的资金，当时满清驻美公使梁诚是第一推动。 梁诚在1905年1月19日致外务部函中提到，其与海约翰商谈庚款付款方式——中国希望以白银支付——时说：“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颇机敏，游说重点由坚持还银改为商请减收，对于减收用途，梁提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说这对美国是“喜得归款之义声，乐观育才之盛举”，对中国是“以己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 好事多磨，袁世凯曾插手提出将退款作为东北开发银行资金。被美拒绝。后时任奉天巡抚唐绍仪去美国，又想以退款作抵押，向铁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借款办银行。均未果。但清华成立后曾规定每年给袁家子弟专设3个入学名额。 最终，1908年5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决议，将应从中国收到的“2444.077881万美元赔款”减为“1365.549269万美元”，其余退还中国。退款从1909年1月1日起始。退款额不计利息为1078.528612万美元，按4％年息逐年退还，合计2892.251955万美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烽火连天，少有机构像清华这样有充沛、规律、不贬值的资金来源，这正是清华得以加速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100年前的1078万美元加上利息略相当于今天的5.24亿美元，合35亿元人民币。别看现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逾10万亿元人民币，拿出35亿元办所学校还不多见。 庚款得以部分退还，美国的战略思维是关键，罗斯福决定以退款派遣中国学生留美原因有二：一是扩张西方文化；二是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大增，美国要和日本等国竞争在中国的影响。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 J.James）1906年给罗斯福备忘录中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因此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退还庚款可说是美国的一项风险投资，回报则难以评估：清华百年来培养了众多著名学者、科技人员、政要商贾，他们有的感谢美国退还的庚款，有的持批判态度，有的则漠然待之。 据说清华要办盛大的百年庆典，不知会否提及这催生清华的2000多万美元种子资金，历史可以批判但不能遗忘。 （作者为投资业者）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