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说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简而言之，它能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确实惊人，数字接近8000亿。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GDP还应算进去空气污染、烟草广告以及战地救护车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的费用……还要计入惠特曼步枪、斯比克刀具以及泛滥的影视剧目的费用——因为它们炫耀暴力，以求把更多的仿真玩具倾销给我们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简而言之，它能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这是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美国总统中的一段发言。而时隔43年后，有关GDP的争论依然困扰着刚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特别是仍将其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地方政府。 昨日，日本政府发布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与中国1月份公布的58786亿美元少4044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多位业内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二大经济体的头衔没有太多值得庆幸的，我国到2010年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这才是目前中国的真实处境，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未来20年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前相比将更加严峻。 第二大经济体的隐患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二季度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低于中国第二季度GDP的1.33万亿美元。 在日本经济总量落后于中国的前提下，加上GDP增长率仅为0.4%的现实情况，业界已经预测，中国全年GDP超日本几乎没有悬念。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相比，我国除国内生产总值一项数据之外，其他重要指标远低于日本同期水平。 1968年，日本GDP超过1000亿美元，超越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人均GDP排在世界第20位。而2010年8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均GDP仅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名105位。 不仅如此，日本厚生省《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1968年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349，这一数据显示日本在实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已经实现了较高水平。 而在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提案中显示，我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0.46。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基尼系数0.3以下是稳定线，0.4是警戒线，0.5是危机线，因此，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此外，与目前经济增长强劲的巴西、俄罗斯等国相比，中国的人均GDP也相对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巴西2009年的人均GDP为8121美元，俄罗斯2009年的人均GDP为8684美元。 业内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亟待加以完善和解决。 挑战正在加剧 按照2010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测算，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水平，但截至2009年，日本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0美元，存在巨大差距。 按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毕吉耀的测算，如果按照我国未来保持7%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测算，排除汇率因素的影响，到203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05万美元，相当于刚刚跨入发达国家门槛。 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后，仍然很难达到西方国家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的水平。 而另一方面，我国GDP在连续多年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未来10到20年如何发展更加值得现在开始思考。 “我国目前的发展基数已经较高，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有待解决，此外，由于能源、资源，以及环境的约束，三个因素叠加对我们经济可持续的高增长构成巨大的威胁。”毕吉耀说。 以能源、资源为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人均能源消耗量也保持了6%到7%的高速增长，“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了节能减排，我们的能源消耗有所减缓，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消耗速度，不论是对资源来说，还是资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来说，长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1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第一财经日报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第一财经日报：拯救鼓浪屿：乌托邦沦落 申遗是最后一根稻草？ (0) 第一财经日报：邓亚萍：对百度不光是嫉妒 更重要的是学习 (0) 第一财经日报：时代的终结：《纽约时报》倒计时？ (0)

2011年2月18日 本刊编辑部 1957年11月17日，马寅初（中）与马本初（后右、次子）、唐申娟（后左、马本初妻子）、马思润（前右，马本初长女）、马思泽（前左，马本初长子）在东总布胡同家中。届时为发表《新人口论》后4个月，批判浪潮来临前夕 1957年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1976年9月22日，拍摄于王府井北京照相馆，马本初、唐申娟结婚25周年纪念。前排：马本初和唐申娟；后排左起：马思润、马思泽、马思东 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新灵魂、新传统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以独立的姿态和不可让渡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 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成为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的校长，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语)。 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他曾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解放初，他应周恩来之邀北上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热烈地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马寅初曾积极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 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不盲从，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怎样理解，怎样把握？我们以人口问题为轴线，聚焦马老的经历、抉择、遭遇，尝试解析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遭受挤压和冲撞的心灵史。 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将《新人口论》重置于人口学发展的时间线上，读者可以看到，自马尔萨斯被马克思批判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的选择。 时移事迁，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未来中国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的社会。 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判断，逆流发声，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和马寅初一样，同样面临着被误解、被忽视、被指责的命运，所幸的是，在人口问题上，因言获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鼓励认真的学术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中央，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正如顾宝昌教授所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 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先生诚恳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父亲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这个特殊家庭的成长故事。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议论他的祖父，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提到马寅初先生时，总是特别渴望能够为历史摁下一个倒退键——如果决策者能在建国之初听取马寅初等人口学者的建议，适当控制人口，或许我们不必经历长达30年的“一胎制”，不会出现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1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南方人物周刊：于建嵘：寻根与布道 (0) OMM：媒体速览：2月上 (0) 南方人物周刊：感谢互联网 (1) 南方人物周刊：“上访村长”之死 (0)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困境 (1)

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面对普通的生活，他能有足够的购买力。 文/胡尧熙 中国贵吗？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 贵吗？产自东莞的里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气焰锐减，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贝佐斯动用了什 么样的谈判技巧，才可以让同一款商品在穿越半个地球后，价格悄然缩水5.4倍？中国贵不贵，是现实世界中的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你 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仍旧不知道其中缘由。 贵中国的焦虑症 好的时代，人期盼未来；坏的时代，人怀念过去。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步入新十年的 起点，你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未必是牛车，但物价绝对是高铁， 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勤奋 化为乌有。 中国贵不贵，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贵是一种焦虑，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的流水线工人月薪冲破2000元，只能 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也焦虑，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 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有人已经丧失了焦 虑的权利，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之前，所有关于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也在一 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我们给力奥运、给力亚 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写照。怎样解答焦虑中的疑问，让2011年的经济生活重回正轨，这关乎生 活的权利，更关乎生活的尊严。 中国有多贵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 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 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 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之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 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 用竟然高达5000到5万元之间，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再清楚不过——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一切，正如它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 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的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的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的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 ——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都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 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普通人身上，造成货币购买力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 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人们手里货币 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这么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让物价飞？ 让生活有购买力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成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尽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公共服务不全然是商品，却比商品更能左右你的生活，但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我们没有定价权。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中国 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十多年来，中国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 论，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似乎都是那20%掌握了80%社会财富的高端人士，而非你我身边平凡的升斗小民。或许正因为平凡，所以被遗忘。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坷。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 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 者，至少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他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韧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该只在举世 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1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新周刊：学会爱 (0) 新周刊：2010中国情爱报告 (0) 新周刊：社会十年 关于道德和教育的社会剧 (0) 新周刊：崔永元 听爷爷奶奶讲抗战的故事 (0) 新周刊：乐·自由·我 (0)

本报记者 王波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2月16日  12 版） 　　 董丰均在办公室 中学政治课本 董丰均当年收到的张道旭的信 董丰均在马基雅维利墓前 董丰均的书籍和发表文章的刊物 董丰均用过的教学大纲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至今还没上完。 　　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为了补好这一课，他的办公桌上，长年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凯恩斯的《货币论》，以及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身后的报架上，夹着他爱看的几份报纸，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高过了他的头顶。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这些书报，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从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寻找答案。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困扰董丰均的问题，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那年暑假，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培训，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 　　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问，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张道旭回忆说。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董丰均时任副校长。 　　此前，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在张道旭眼里，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摊开双手，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尽管有些难以接受，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在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爸爸喜欢跟人争辩，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然而这一次，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自己教了20多年书，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 　　更何况在他看来，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不能不闻不答，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经老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他的努力，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有时候，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跟教研员讨论。但他发现，进行一般的探讨还可行，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有了参考答案，再要讨论就很难了。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稿子已经写好了，照着念就行。”当然，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而且认为课本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他时常把这种感觉跟董老师交流。但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当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 　　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会议上，董丰均主动起来发言，话题便是“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孔子能成为万世师表，不是他语文和数学教得好，也不是他艺术教得好，而是他政治教得好。 　　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 　　有一次，省里一位教研员到十堰市传达中学课程改革的有关精神。在会上，董丰均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想法。他说罢，那位教研员随口嘟囔了一句：“政治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吗？” 　　更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从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不考就不学”的状态，而理科学生多，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那些没法抛弃政治课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 　　董丰均为此忧心忡忡。“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他强调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他们不得不依赖参考答案，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 　　 不知对错的7年 　　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这个在妻子眼里“一辈子爱抬杠，钻牛角尖”的人，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这一弊端，他感受颇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论文《试析哈耶克 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论文如期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校友提及，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尤其是“专辑”，印刷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听到这些话时，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滚烫。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我被愚弄了！”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只是普遍地，专辑的订阅量很少”。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但学生告诉他，“这种事儿太多，打官司没什么意思”。董丰均只好作罢。 　　就这篇文章，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 　　打通电话后，教授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 　　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关心的不是职称，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听完后，告诉他：“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 　　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是郧阳中学校友。董丰均给他寄去论文后，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 　　电话那端，教授略有迟疑：“教材，教材？……”董丰均顿时领会到，中学教材里的错误，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 　　但在董丰均看来，这不可接受。以他的经历，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师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他介绍说，跟语文、历史等其他学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有影响的中学政治老师，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师。 　　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的。”他说。 　　丁仕国介绍，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搞讲座，没人像董丰均这样跟政治教材较真。 　　2008年，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两处表述错误，一处是“纳税人”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 　　发现这些错误后，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坚持认为，“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费了他460元。 　　这期间，在吴胜涛的联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名家讲坛”系列之“光荣的人民教师”讲座，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级教师，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 　　据他的同事介绍，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了一位普通老师。再后来，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课少而失去了机会。 　　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实际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处级调研员后，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被定为调研员后，他可以不用再上课，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把知识讲给学生，让学生理解，看他们会心地笑了，这是一种享受。”董丰均翻着那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 　　说到激动处，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双目圆睁，满脸通红。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同学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在研究货币。对方很意外，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于是热情地说，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可以介绍他认识。董丰均马上纠正道：“不，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 　　结果，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书出版之后，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算是对老师的支持。这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为了卖钱。”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不过送之前，他都会先问一句，“读不读？不读就不送。”送之后，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有何感受。 　　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评判一下他的研究。但侄女回答：“导师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读你的书！”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从世博会回来后，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圣十字大教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分别照了一张相。“这是个求真的民族。”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这种形势下，政治怎么教？ 　　经常有当中学政治老师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向董丰均诉苦：现在的政治课越来越难教了，学生们对课本越来越不感兴趣。 　　董丰均则告诉他们：“我们现实的问题，一个是腐败，一个是缺乏民主。政治课本里对这些问题，没正视，没解释，政治课上谁又敢讲呢？学生自然说你空对空。”他认为，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题。 　　对此，吴胜涛也深有感触。“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很多人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他说。 　　最终，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因为“满腔热血地干，最后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连自己也困惑”。 　　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因为有一些经历让他记忆深刻。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他问对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学生回答：“有鬼，有鬼。”而当他与一些政治老师聊起这个话题，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 　　“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那些只知道背答案，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只能是假懂。”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这也是他与政治课本较真儿的原因。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但我得说出来，不要让他丢人。”末了，他又补上一句，“不然现在这种形势，政治怎么教啊？” 　　2010年12月31日，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保安喝止：“这里不让照相！”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回十堰的列车。 原文链接：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中国青年报：124个尘肺病患者的冬日童话 (0) 中国青年报：为他们，也为时代疗伤 (0) 中国青年报：李刚门危机列地方应对舆情能力倒数第二 (1) 中国青年报：社会学家李强：中国亟待开放农民工步入社会中间阶层的通道 (0) 中国青年报：西海固没有新闻 (2)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本刊记者/ 何晓鹏 　　 　　“绿领”的来由，多少有些让人摸不清楚。其实它是取自“白领”“蓝领”的老例，不同之处在于“白领”“蓝领”是依据社会分工和职业来分划的，而“绿领”则更多强调一种生活心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绿领”之绿，代表一种健康、自然和公益环保。 　　在这种容纳范畴下，只要是热爱生活、崇尚健康时尚、热爱户外运动、支持公益事业的人皆可纳入其中，因此可以把“绿领”视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的标志。 　　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需要经济收入作后盾的限制往往就排除了“蓝领”阶层，尤其在中国，所谓的“锐蓝”“深蓝”（均为高薪“蓝领”）并不普遍的情况下，“绿领”还是集中在“白领”以上的人群之中。 　　至此，在“白领”“蓝领”“粉领”“金领”“灰领”和“铁领”之后，又增添一新丁。 　　实际上，“绿领”所指涉的群体是在理想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共同浸染下出现的。他们相较于在经济上乏力，只能靠文学艺术情调来标榜自己不同的“小资”已有长足发展，但他们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类似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大卫·布鲁克斯在他的《天堂里的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所描绘的BOBO族。 　　大卫·布鲁克斯用他的归纳能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族群——BOBO族。这是他勾兑Bohemian(波西米亚)与Bourgeoisie(布尔乔亚)而产生的一个新词，意为一个新面目的中产阶级。 　　要理解这种创造产生的背景，我们需要回溯历史。 　　18世纪初期的美国，在富兰克林的带动下，美国开始流行布尔乔亚品味，这是一种因工业革命而崛起的中产降级生活做派，他们追求财富和生产力，崇尚优雅细致的生活。 　　随着文学家、艺术家独立性的增强，他们开始不再依附贵族生活，对布尔乔亚的物质至上主义他们也开始反击，对中产阶级那种缺乏灵性和创造力的生活大加批判，他们提倡一种自主、独立、追求灵魂和想像力的生活，即波西米亚风尚。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两种风潮各不相让，在不同阶段交替成为主流，直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发达才使这种争执出现转机。 　　而BOBO族群正是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对物质生活的尊崇和对奢侈浮华的唾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文化相互妥协中产生的，在受这种平衡的美学品位和消费价值观影响下，他们成了大卫笔下勾兑出来的BOBO族中的一分子。 　　尽管中国“绿领”的产生并不具备BOBO族背后那深远的历史背景，但理想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在中国的交媾孕育为“绿领”提供了与之相似的营养基。 　　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他们也具有相似的特质。他们不会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追求心灵的满足而工作，他们普遍收入丰厚，对工作具有极大的热忱。同时他们更追寻生活本身的意义，注重感受生命中每一个过程。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对精神的丰富和对自然的渴求极为迫切，他们具有旺盛的求知欲，注重个体的完善和对社会的责任。 　　总之，“绿领”开始为我们添加一种全新的文化色调，在重新勾勒物质和精神层面高度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各种身份、道德、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将会产生影响。 ★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64期)：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新闻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中国新闻周刊：1949：妓女的解放 (0) 中国新闻周刊：坎昆协议: 从月亮回到地球 (0) OMM：媒体速览：1月上 (0) 中国新闻周刊：立法流金岁月 (1)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走了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