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党国英 | 地贵伤农

    有句话说“谷贱伤农”,而笔者做多年的农村发展研究,更体会到“地贵伤农”,只是这个事实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和认识。     中国建设用地价格高,农用地价格也不低。 2008 年北京平谷区塔洼村的一块土地试图以拍卖的形式实现流转,但拍卖没有成功。今年 9 月再开拍卖,底价 3000 万,而几方面投标者最高出到 2600 万,又归于流拍。村里的书记心里有一个目标价是 5000 万。     真正的农地不“值钱”。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农地价格一般不到地租的 10 倍。平谷那块农地也不是高产农田, 1 亩地的地租如果按 100 元计算, 8 倍是 800 元, 1.5 万亩也不过 1200 万元。加上几十亩建设用地, 2000 万元足矣。再考虑到我们的土地使用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永久使用权,那块地的价格还应再低一些才对。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到郊区找地搞自己的小菜园子,有的采取了一次性支付 30 — 50 年使用权的“购买”方式,价格在 10 万— 20 万之间。如果按照合理地租 8 倍来估价,这个价格是很高的。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今年走访波兰,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 1 公顷较差农地约 4000 欧元,合每亩人民币 2700 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 1.4 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 13 万元左右。        近日向日本学者问到了那里的地价情况。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 1 亩农地可卖到 40 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 10 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 3000 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大略说来,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一个人在银行存款所得收益,与他购买土地所获收益不会相差太远;后者高出一些是因为其中包含了风险因素和管理费用。        非农商业用地会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差异很大,但比起我们国家这几年动辄出现的“地王”价,一些发达国家的地价却显得比较低廉。他们的旧城区已经不再大兴土木,周边开发的地价也不高。有一位房地产商告诉我,东京次城区独栋房屋甚至比单元楼房的价格还低。华沙那座风光秀丽的城市,房价最贵的不过每平米 3 万人民币出头,原因是地价不高。新近有国人在冰岛买了人家 0.3% 的国土,要搞旅游度假产业,地价之低令人咋舌,每亩合人民币约 130 元!        一般认为,我们国家建设用地价格是二级市场高,一级市场不高,即国家在征收农民土地时给农民支付的地价款不高。的确,在若干年前,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拿地的时候给农民钱不多,有时甚至无偿拿农民的地,或者给农民开了空头支票。这几年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北京市这几年在近郊村庄整理中支付的补偿费就比较高。按新的政策,国家征用农民土地不再划定具体标准,要求各地支付的补偿费,要使失地农户的生活水平与征地前相比不会下降。这个标准不仅很高,而且也难以操作。我国农民大都是兼业农,他们的生活水平的维持有一半要靠非农业活动。一家农户靠出让几亩地就得到未来生活水平不变的保障,的确有些离谱。        我们地价为什么高昂?就建设用地来说,一级市场由政府控制,价格高低自然主要与政府的决策有关。但政府决策会受多重因素响,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二级市场地价。二级市场地价有与房价有关。只要房价下不来,就不断会有“地王”出现。房价高昂既与通货膨胀预期有关,更与住房需求管理缺失有关。那些有钱人敢于大量买房、炒房,是预期房价会上涨;他们敢于大量囤房,是因为我们没有房产税,也没有赠与税和遗产税,更没有有效的大额资金流监控制度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于农业用地价格高,则与土地的用途管制不严格有关。有人圈占大量农地,说是搞农业,其实已经超出了规模经济的需要,从农业中挣不到多少钱,实际上是等待机会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发一笔土地投机横财。      说“地贵伤农”,有两方面的意思。从宏观层面上说,现代农业主要靠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越来越重要,这个要素才应获得高报酬。在农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地价被炒高,拉动地租上升,伤害了真正栉风沐雨的农业经营者的利益,不利于他们提高收益、增加农业投资。从微观层面上说,农地流转的价格上升以后,给专业农户搞合理的规模经营带来困难,不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至于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价格飞涨,则直接刺激了扩大征地的冲动,使大量优质耕地变为建设用地,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竞争力水平的维护。     让地价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需要系统的改革举措,容择时再论。    (此文发表于新一期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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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地贵伤农

    有句话说“谷贱伤农”,而笔者做多年的农村发展研究,更体会到“地贵伤农”,只是这个事实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和认识。     中国建设用地价格高,农用地价格也不低。 2008 年北京平谷区塔洼村的一块土地试图以拍卖的形式实现流转,但拍卖没有成功。今年 9 月再开拍卖,底价 3000 万,而几方面投标者最高出到 2600 万,又归于流拍。村里的书记心里有一个目标价是 5000 万。     真正的农地不“值钱”。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农地价格一般不到地租的 10 倍。平谷那块农地也不是高产农田, 1 亩地的地租如果按 100 元计算, 8 倍是 800 元, 1.5 万亩也不过 1200 万元。加上几十亩建设用地, 2000 万元足矣。再考虑到我们的土地使用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永久使用权,那块地的价格还应再低一些才对。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到郊区找地搞自己的小菜园子,有的采取了一次性支付 30 — 50 年使用权的“购买”方式,价格在 10 万— 20 万之间。如果按照合理地租 8 倍来估价,这个价格是很高的。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今年走访波兰,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 1 公顷较差农地约 4000 欧元,合每亩人民币 2700 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 1.4 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 13 万元左右。        近日向日本学者问到了那里的地价情况。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 1 亩农地可卖到 40 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 10 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 3000 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大略说来,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一个人在银行存款所得收益,与他购买土地所获收益不会相差太远;后者高出一些是因为其中包含了风险因素和管理费用。        非农商业用地会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差异很大,但比起我们国家这几年动辄出现的“地王”价,一些发达国家的地价却显得比较低廉。他们的旧城区已经不再大兴土木,周边开发的地价也不高。有一位房地产商告诉我,东京次城区独栋房屋甚至比单元楼房的价格还低。华沙那座风光秀丽的城市,房价最贵的不过每平米 3 万人民币出头,原因是地价不高。新近有国人在冰岛买了人家 0.3% 的国土,要搞旅游度假产业,地价之低令人咋舌,每亩合人民币约 130 元!        一般认为,我们国家建设用地价格是二级市场高,一级市场不高,即国家在征收农民土地时给农民支付的地价款不高。的确,在若干年前,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拿地的时候给农民钱不多,有时甚至无偿拿农民的地,或者给农民开了空头支票。这几年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北京市这几年在近郊村庄整理中支付的补偿费就比较高。按新的政策,国家征用农民土地不再划定具体标准,要求各地支付的补偿费,要使失地农户的生活水平与征地前相比不会下降。这个标准不仅很高,而且也难以操作。我国农民大都是兼业农,他们的生活水平的维持有一半要靠非农业活动。一家农户靠出让几亩地就得到未来生活水平不变的保障,的确有些离谱。        我们地价为什么高昂?就建设用地来说,一级市场由政府控制,价格高低自然主要与政府的决策有关。但政府决策会受多重因素响,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二级市场地价。二级市场地价有与房价有关。只要房价下不来,就不断会有“地王”出现。房价高昂既与通货膨胀预期有关,更与住房需求管理缺失有关。那些有钱人敢于大量买房、炒房,是预期房价会上涨;他们敢于大量囤房,是因为我们没有房产税,也没有赠与税和遗产税,更没有有效的大额资金流监控制度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于农业用地价格高,则与土地的用途管制不严格有关。有人圈占大量农地,说是搞农业,其实已经超出了规模经济的需要,从农业中挣不到多少钱,实际上是等待机会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发一笔土地投机横财。      说“地贵伤农”,有两方面的意思。从宏观层面上说,现代农业主要靠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越来越重要,这个要素才应获得高报酬。在农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地价被炒高,拉动地租上升,伤害了真正栉风沐雨的农业经营者的利益,不利于他们提高收益、增加农业投资。从微观层面上说,农地流转的价格上升以后,给专业农户搞合理的规模经营带来困难,不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至于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价格飞涨,则直接刺激了扩大征地的冲动,使大量优质耕地变为建设用地,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竞争力水平的维护。     让地价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需要系统的改革举措,容择时再论。    (此文发表于新一期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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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薄熙来:打黑不是刻意而为

    12月3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重庆市领导何事忠、徐鸣,会见了重庆卫视《共富大家谈》栏目的专家学者。两个多小时里,大家围绕发展、民生、共富等问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共富大家谈》这个栏目办得很好,我也经常看。‘众人拾柴火焰高’,任何一个问题,从多个角度去看,就会更全面、更客观,给人更多启迪。重庆正在探索一条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各领域的专家,眼界开阔,学养深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简短的开场白后,专家学者们争相发言,谈感受、讲意见、提建议,薄熙来也不时插话,与大家亲切交流。   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重庆我来过几十次,仅今年就来了4次,对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这次参加《共富大家谈》栏目,特别是经过几天参观,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重庆的改革探索,切实践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很值得研究、总结和推广。   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陆小华说,这些年,重庆找准了推动科学发展的3个支点:一是民心支点。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二是发展支点。两江新区开发,西永微电园建设,渝新欧铁路开通以及海、江、路大联运,开创了重庆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变革支点。公租房建设、地票交易、林权改革等探索,释放了体制变革的效应。重庆的探索极具传播价值,应该用全球视野审视其价值,扩大传播的范围。   《中国改革报》副总编傅桃生则建议,在推动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注意保护和开发好耕地。同时,应该探索欠发达地区如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使重庆经验更具推广价值。   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是《共富大家谈》栏目主持人,他说,《共富大家谈》定位为“聚焦共富,大家论坛”,很有时代性,价值重大。下一步,应该以重庆为样板,集大家之智慧,站中国之高度,展世界之视野,力争把节目办得更好。   人力社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基础理论室主任马小丽说,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动力。重庆提出的“共富十二条”,具有创新的思想、量化的指标,操作性很强。无论是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公租房建设,还是设置交巡警平台,都是造福百姓的实事、好事,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应该好好的总结提炼,加以推广。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贾小梁说,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精神令人震撼。重庆将改革、发展、民生、打黑、反腐结合起来,探索实施了一套系统工程,深得人心,效果明显。这些经验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如果连续埋头苦干,一定能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改革发展的新浪潮。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重庆积极探索地票交易,推动要素市场化,在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建议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村人口的调研和布局,因地制宜,做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   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说,重庆是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直想来看一看,了解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次参观了两天,印象十分深刻,重庆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之都、改革之都、开放之都、共富之都、正义之都。重庆把经济、社会、民生三位一体加以考虑,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径,促进了良性循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这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非议,但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那将功不可没。   国新办五洲传播中心总编李向平说,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不仅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将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公租房建设,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也是致力于破解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些推动共富的努力,是一个国际性话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共富大家谈》办好,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编于春辉也表示,将努力总结、报道好重庆的经验,推动全国的科学发展。   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   薄熙来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很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大家谈到发展的动力,西部开发开放的形式,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等等,都是我们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同志提到“重庆模式”,其实我们从未讲过“模式”,我们只是围绕重庆自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更不到“画句号”的时候,需要在实践中不懈地探索。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有了很大进步,今后30年,西部要实现科学发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课题,需要更多创新和探索,如果只是照搬沿海模式,这篇文章就很难做。比如开放的形式,沿海走“两头在外”的路子,西部就不一定都能走得通,运距过长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这些年,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3年建50万套,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住着方便、省心,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充足的人力资源。论市场,西部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0%,本身就是个大市场,进一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是重要的途径。我们还推进“森林重庆”建设,每年投入120多亿,种了很多香樟、银杏、桂花等大树、好树,这不仅让市民多吸氧,投资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善。随着渝新欧铁路开通运行,我国又有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大通道,西部也由对外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国家还支持重庆设立了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由于几大发展要素日臻完备,重庆对内外客商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到重庆投资兴业。200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10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00亿。重庆在“引进来”的同时还尝试“走出去”,去年对外投资了50亿美元,今年力度不减。   薄熙来说,深化改革,也要紧扣民生和共同富裕。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在财政的支持下,发展5万家微型企业,解决40万人的就业问题,都是围绕民生。改革为了谁?改什么?怎么改?最终走到哪里去?我们的体会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只有紧紧围绕民生,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共享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才能体现出社会价值,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   共同富裕是最长远、最持久的动力,而且是发展和民生双赢的选择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动力,民生和共同富裕也是动力。大家常讲,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全正确!我看还可以加一句———它是贯穿于发展全程的动力,是最长远、最持久的动力,而且是发展和民生双赢的选择。只有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才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和社会的合理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广大群众只能在旁边看,而不能共享经济成果,他们会做何感想?怎么会有发展的积极性?!如果拉大了贫富差距,整个社会的消费又怎能上得去?最终就会导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失衡,发展难以持续。   薄熙来说,改善民生、促进共富,还能大大降低维稳成本。其实,维稳是治标,民生搞好了是治本。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这些年,重庆努力落实“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群众生活好了,社会自然就稳定了。老百姓真心实意的拥护党和政府,齐心协力谋发展,何事不成!所以要把有限的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改善百姓生活上。共同富裕紧扣民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也是过程,还是动力,对培育市场和维护稳定都起到重要作用,一定要摆在突出位置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坚持走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市委开了几次全会,提出了“五个重庆”,出台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紧紧扣住民生,努力推动共同富裕。   薄熙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共同富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努力践行这个宗旨,我们党才得到人民的拥护,并由小到大,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现在要巩固执政地位,也一定要坚持这个宗旨,如果丢了这个宗旨,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些人眼里,学西方才是“往前走”,继承和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左”,就是走“回头路”,纯属奇谈怪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博采众家之长,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正确的、必要的;包括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好东西,我们也要虚心学习。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有自身的追求,十几亿人要走出、也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和大众满意之路。我们是优秀的民族,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今天应该为人类创造些什么呢?我看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那我们就成功了   薄熙来说,当今世界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追求。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反覆强调共同富裕,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还严肃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最近,他的胞弟、百岁老人邓垦,也为我们写了两幅字:“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对重庆是很大的鼓励。   薄熙来说,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重要的一条。能不能做到,不仅事关社会主义道路,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刚才有同志提出,我们是否能拥有一些“国际话题”,我认为,共同富裕这条路走通了,就是最大的国际话题。欧美各国在两极分化中度日,而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正像毛主席当年所说,“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那我们就成功了,而且这不仅是共产党的成功,也是中华民族的成功,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这将最直接地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理论,更不是空想,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能使中华民族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伟大群体,由穷致富,由弱到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会使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之一振,受到极大的鼓舞。   重庆地处西部,还带着18个贫困县,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能量小。我们只是希望多做一些尝试,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化,把“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如果重庆能把这条路走通、走好,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了具体而实在的探索,对西部兄弟省区也是一个借鉴。   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绝不拔高   薄熙来说,对重庆的“唱红打黑”,社会上有些议论,主要是对情况不了解。重庆的“打黑”决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不得不做。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命案还有不少未破,设想,一个人被害,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我们常讲民主,而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我们为政一方,如果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我们在“打黑”过程中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打黑”的过程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文强一个人就占了20多套房子,陈洪刚有30多套,老百姓能没意见吗?不坚决“反腐”,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打黑”和“反腐”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欧美国家也概莫能外。众所周知,新加坡反腐很坚决,官员收一点不义之财,就会受到惩处。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就能容忍腐败分子?如果对黑恶势力和腐败分子也要“厚德载物”、“宽宏大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辛辛苦苦养着我们干什么?党中央在这方面历来态度鲜明:一个“黑”,一个“腐”,必须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这是不可缺的主心骨和精气神   薄熙来说,重庆的“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我们既唱革命歌曲,也注重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经典。现在不少重庆中小学生,已能把《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大段大段背下来。革命歌曲就是要高唱,其中不少是千锤百炼的文化精品,可以传世。其实,欧美也有“唱读讲传”,也在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最近一个美国人写来一封信,里边有一张圣诞卡,卡的背面就是《圣经》的内容,在传他们的“箴言”。我们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民族有优秀灿烂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继承和发扬呢?   薄熙来说,我们不仅要探索经济发展的路子,也要探索文化发展的路子。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不主张文化的单一性,要在多元的文化中,汲取更多的人类知识营养,包括欧美的哲学和文学,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的著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我们共享的文化精华。但这不是听其自然,“泥沙俱下”,什么都无所谓。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这是不可缺的主心骨和精气神。   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真理,为老百姓办事就要全心全意   薄熙来说,这些年,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以赴推动共同富裕。市政府很能干,不仅努力推进改革开放,还紧扣民生,舍得投入,“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都在一件一件落实。市人大、市政协也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组织部门开展“三进三同”、实行“三项制度”;宣传部门搞“唱读讲传”;市纪委开展“三项治理”;大家各显神通,都抓到了点子上。全市人民肯吃苦、能干事,齐心协力,热情参与,重庆共富之路越走越宽。   薄熙来说,重庆这些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做了一些探索,不少举措都是市委、市政府认真调研、反覆思考做出的决定,都是为了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现在有一种“官场文化”,“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但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真理,为老百姓办事就要全心全意,必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如果当干部的都回避矛盾,遇事不说话,或者只说半句话,就很难造福一方。我们既会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又不会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说三道四。   薄熙来说,中央最近召开了扶贫大会,锦涛总书记、家宝总理都做了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落实好。缩差共富是一篇大文章,我们一线的同志要努力探索和实践;要把路子找准,把其中的经验提炼出来,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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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薄熙来:打黑不是刻意而为

    12月3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重庆市领导何事忠、徐鸣,会见了重庆卫视《共富大家谈》栏目的专家学者。两个多小时里,大家围绕发展、民生、共富等问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共富大家谈》这个栏目办得很好,我也经常看。‘众人拾柴火焰高’,任何一个问题,从多个角度去看,就会更全面、更客观,给人更多启迪。重庆正在探索一条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各领域的专家,眼界开阔,学养深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简短的开场白后,专家学者们争相发言,谈感受、讲意见、提建议,薄熙来也不时插话,与大家亲切交流。   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重庆我来过几十次,仅今年就来了4次,对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这次参加《共富大家谈》栏目,特别是经过几天参观,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重庆的改革探索,切实践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很值得研究、总结和推广。   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陆小华说,这些年,重庆找准了推动科学发展的3个支点:一是民心支点。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二是发展支点。两江新区开发,西永微电园建设,渝新欧铁路开通以及海、江、路大联运,开创了重庆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变革支点。公租房建设、地票交易、林权改革等探索,释放了体制变革的效应。重庆的探索极具传播价值,应该用全球视野审视其价值,扩大传播的范围。   《中国改革报》副总编傅桃生则建议,在推动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注意保护和开发好耕地。同时,应该探索欠发达地区如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使重庆经验更具推广价值。   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是《共富大家谈》栏目主持人,他说,《共富大家谈》定位为“聚焦共富,大家论坛”,很有时代性,价值重大。下一步,应该以重庆为样板,集大家之智慧,站中国之高度,展世界之视野,力争把节目办得更好。   人力社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基础理论室主任马小丽说,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动力。重庆提出的“共富十二条”,具有创新的思想、量化的指标,操作性很强。无论是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公租房建设,还是设置交巡警平台,都是造福百姓的实事、好事,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应该好好的总结提炼,加以推广。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贾小梁说,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精神令人震撼。重庆将改革、发展、民生、打黑、反腐结合起来,探索实施了一套系统工程,深得人心,效果明显。这些经验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如果连续埋头苦干,一定能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改革发展的新浪潮。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重庆积极探索地票交易,推动要素市场化,在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建议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村人口的调研和布局,因地制宜,做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   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说,重庆是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直想来看一看,了解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次参观了两天,印象十分深刻,重庆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之都、改革之都、开放之都、共富之都、正义之都。重庆把经济、社会、民生三位一体加以考虑,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径,促进了良性循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这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非议,但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那将功不可没。   国新办五洲传播中心总编李向平说,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不仅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将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公租房建设,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也是致力于破解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些推动共富的努力,是一个国际性话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共富大家谈》办好,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编于春辉也表示,将努力总结、报道好重庆的经验,推动全国的科学发展。   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   薄熙来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很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大家谈到发展的动力,西部开发开放的形式,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等等,都是我们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同志提到“重庆模式”,其实我们从未讲过“模式”,我们只是围绕重庆自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更不到“画句号”的时候,需要在实践中不懈地探索。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有了很大进步,今后30年,西部要实现科学发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课题,需要更多创新和探索,如果只是照搬沿海模式,这篇文章就很难做。比如开放的形式,沿海走“两头在外”的路子,西部就不一定都能走得通,运距过长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这些年,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3年建50万套,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住着方便、省心,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充足的人力资源。论市场,西部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0%,本身就是个大市场,进一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是重要的途径。我们还推进“森林重庆”建设,每年投入120多亿,种了很多香樟、银杏、桂花等大树、好树,这不仅让市民多吸氧,投资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善。随着渝新欧铁路开通运行,我国又有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大通道,西部也由对外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国家还支持重庆设立了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由于几大发展要素日臻完备,重庆对内外客商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到重庆投资兴业。200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10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00亿。重庆在“引进来”的同时还尝试“走出去”,去年对外投资了50亿美元,今年力度不减。   薄熙来说,深化改革,也要紧扣民生和共同富裕。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在财政的支持下,发展5万家微型企业,解决40万人的就业问题,都是围绕民生。改革为了谁?改什么?怎么改?最终走到哪里去?我们的体会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只有紧紧围绕民生,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共享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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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从“三妈的”考察言论自由的边界

2011年11月29日 16:56:34        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一组同心圆,不同家庭、组织、行业有不同的尺度,“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只是适用所有社会成员的最大的最外边那一个“圆圈”——刑法!       对于“三妈的”事件,我本来是不愿置评的。我想说,对于孔庆东这种没教养出口成“脏”的人理他干嘛,但我意识到这样说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他的社会身份与地位比未庄的临时工兼光棍,要高好多级,置身中国知识界与教育界的金字塔尖,是北大教授呢;而且从新华社连发署名评论,建议解聘其教职,北大党委宣传部11月10日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学校领导层已得知此事,正在调查中”至今,他的教衔仍“我自岿然不动”!网友杜君立11月15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全面考察孔庆东这些年的言行及背景后说,“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倘若如此,我们岂可对他不屑一顾?       不过,我今天决意评说“三妈的”,还真不是要对孔庆东们说什幺,而是读了几篇我一向觉得颇有共识的时评界朋友的文章,惊讶于他们居然这样为孔庆东辩护,觉得当下关于宽容与自由的理解确有必要展开讨论。“三妈的”事件只是一个案例,恰如,年初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汉奸“辨》一文,虽然是从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站,辱骂并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说起,目的却在于让年轻人“不要轻易就被这种言论蛊惑了”。尽管鲁迅早就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可是,这党同伐异的“老谱”至今仍在被孔庆东们袭用。     且说我先是读到五岳散人兄的《北大真的容不下孔庆东么》,异常谦逊地一口一声“孔先生”;把“三妈的”轻描淡写为“他的那些语气助词”;对他公然宣称要用暴力对付北大另一教授,体谅地“估计孔先生在现实生活里,看见厉害点儿的京巴都会绕着走”(新京报的编辑徐来肯定不这么认为),这些都不辩了,只说两点:一,要求解聘教授职务就是北大“容不下”他吗?我知道当下高校既有“教授”评而不聘(待岗)的先例(如前些年清华之于秦晖先生),也有降低职级的,也有要求离开讲坛到别的部门的(如北大新闻系对焦国标)。二,更重要的是,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传统(准确的说法,是民国初期、提倡“党化教育”之前的蔡元培主持北大学政时期的校训),其包容的“异端”是指思想、学术的异端,以及散人兄所说的知识传承方式的“异端”,而不会是满嘴恶言秽语这种为文明人类和知识界所不耻的行径和作派吧?     随后,我又读到叶匡政先生的评论《“无良教授”孔庆东应否被辞退?》他不赞成解聘孔庆东的理由之一是,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老北大精神不兼容。听好了,他很清楚他所推崇的是“老北大精神”,而勿庸讳言,数十年来北大的现实首重的是政治正确。如果公然在社会上在课堂上与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决议唱反调是可以“包容”的,那么,别的教师甚至从外面来北大的演讲者(如社科院政治所原研究员刘军宁),因为别的政治不正确而“下课”,你可以发表文章为之辩护吗?如果不可以,那这种“包容”岂不是拉偏架而有点伪善?这种情况下与其显示自己更大度更“从我做起”,还不如保持沉默静观其变更公平更高贵吧?       匡政兄特别强调的是维护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他引了两段美国的判例来说明:“只要一个人的言论没有触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原则,政府就应当予以保护。(而)从目前孔庆东发布的言论来看,虽有暴力色彩,但似乎并未触犯这一底线。”他的这一论证得到了《新快报》言论编辑的强烈认同,19日在该报的《一周评论》版摘登叶文后“点评者说:争论孔庆东应否被辞退的法理性依据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本文简要介绍了近代以来美国人在探索该‘边界’时的努力和成果,是眼下该事件评论文章中信息量最大、思虑最为周全的一篇,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误区。”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叶兄这样认定“言论自由”的边界,未免太简单化太粗疏了,用于“三妈的”事件似是而非!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个同心圆,不同家庭可有不同的尺度(成文不成文的家规),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标准(宗教团体的戒律,政党的党纪,单位的制度,企业的“文化”),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职业伦理(如教师为人师表的道德规范,服务行业对顾客的礼仪),“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言论自由的“边界”,那只是适用所有社会成员的最大的最外边那一个“圆圈”——刑法!解聘教授职务离刑罚相差还很远很远呢!口吐污言秽语的孔庆东,如果是街头寻衅的牛二,如果是在体育场起哄喊sb的普遍市民,我们可以不理睬他,可他的身份是教书育人的教师,而且是我们纳税人投入最多教育资金的北大的教授,岂能容忍他在媒体上向世人炫耀其骂人本事?     拿美国案例说理,好呀!我举两个别人还没来得及说的:去年6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解除了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将军的职务,只因为麦克里斯托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嘲讽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管你多大战功多有本事,违反了军人不得议政的军纪就绝不姑息;最近,美国名模23岁的瓦内萨•海斯勒,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她与卡扎菲之子穆塔希姆交往4年,为这前男友说好话,她所代言的公司立即宣布与她解约,并删除该公司网站上她的所有照片。不同职业的人行为规范是不一样的,美国早就禁止师生恋(包括大学里),台湾也要效法了,你能斥责人家缩小了婚恋自由的边界吗?     2011/11/22                上一篇: 党国英:户籍制度改革本来不是难…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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