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短信礼拜七原则 类别：默认分类 | 浏览( 10 ) | 评论 (0) 2012-02-13 21:31 龙年春节又过了。因对礼拜短信有复杂感受，故拟出“短信礼拜七原则”，盼朋友们“原则上”积极照办。  1．礼拜人应通报自己全名和服务岗位所在，要知道，在中国无论多古怪的姓名都有重复；  2．受拜人是前辈、师长、领导或其他尊者时，最好不要群发礼拜短信，而应呼出其适当名号；  3．礼拜短信最好自己写就，尽量不说套话，以示郑重  4．回复所收到的礼拜短信要先致谢，表示自己读到了对方短信，以示诚意；  5．礼拜短信一年只发一次，祝对方生日快乐除外，要知道短信服务商挣钱很多，但不给我们分红；  6．礼拜短信五十个字足以表达意思，再多内容要换方式表示；  7．如果已经给受拜人送过古玩字画购物卡，不可再发短信礼拜，省得一毛算一毛。 最近读者： 登录 后，您就出现在这里。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china.org.cn 电话: 86-10-88828000

黑龙江省 林甸 县政府被指非法圈占农用耕地。民众称耗费61亿元打造的是假民生工程：建设6000栋蔬菜 大棚 ，领导参观后又迅速拆除。公开建设别墅群，叫价每平方米5000元。19户农民举报他们承租的土地就是因该项目被收回，而且县政府没有给予应得的补偿。（2月6日《中国青年报》） 近些年，很多地方开始重视 农业现代化 ，它们所采取的举措多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搞设施农业。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具体怎么做却大有讲究。如果方法不对，没有把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或者丢掉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就会适得其反。 林甸县的做法值得推敲。根据笔者的研究体会，要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始终要关怀农民利益，把中央确定的农户土地承包制作为开展工作的前提。农户土地承包制并不影响农业现代化，也不影响农业规模经营。 在东北很多地方，地广人稀，人均耕地较多，但即使如此，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也有很大的制度容量，不会阻碍农业现代化。如果说有麻烦，是土地承包制在过去有不稳定的缺陷，妨碍土地流转。中央已经确定的政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尽量不要随便变更承包合同。对于当地农民，应该在公平承包的前提下，把承包关系永久化，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要引入现代化农业市场方式，也应让已经承包土地的农户作为新生产方式采用的主体，让他们学会新方法、新技术，尽量不要废止合同、另起炉灶。尤其要尽量避免由政府把土地收回、集中发包给城市资本的做法。依笔者的调查，这种办法弊大于利，容易加大当地农民的隐形失业，产生土地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正确的做法是在当地农民中间培育专业农户，哪怕进度慢一点，也要尽量稳妥扎实。 在少数地方，还往往借“现代农业园”建设的名义，进行高端房地产业，在优质耕地上兴建起了别墅式住宅。从媒体披露看，国家土地督察局对林甸县的一定量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做了处罚，由此可见林甸县的做法明摆着有不当之处。 依笔者之见， 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农户让利，在充分补偿他们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让他们多得一点利益。道理也简单。既然县政府认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有更大的效益，就透支给这些农民一点，求得一个和谐安定，有什么不好？但愿林甸县能在这方面给全社会作出示范。

陕西一位大二女生已经有了一段做村官的经历，令人惊讶的还不止于此：新近换届选举，在一些知情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她又再次当选村官。为了打造这样一个女村官，其家族为这个村投下了数百万元人民币。（1月31日《华商报》） 这样的案例被众人认为稀奇，说明它缺乏普遍意义，具有难以复制的特性。几百万人民币的价值“投资”一个村官的位子是不是“划算”？如果不是当事人，很难作出回答。 这女生的家族可以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偏好和预期收益。但是，这件事情从公共利益角度看至少不值得提倡推广。如果她的家族拿出几百万是做慈善事业，应该有个规矩，应该以不影响村官选举为底线。如果这几百万的投入分明就是要影响选举，就更应该讲规矩。类似“政治献金”如何使用，在那些普遍实行政务员选举的国家，都有一套规定，不能随便使用。 如果我们也为村官选举立下更详尽的关于竞选筹款的规矩，拿几百万“投资”一个村官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通常，慈善捐款、商业投资和竞选捐款是三类不同性质的资金，应严格区别使用方法。 我们也不应提倡有钱人拿巨资“捐”一个村官。古代中国社会捐官是为了回报，我们不应允许现在发生这种“远期交易”。 做一个坏村官，有千奇百怪的荒唐办法；但如果要做一个好村官，做得村民满意，所需要的条件其实很简单： 第一，把村庄的公共事务与其他私人事务和商业事务分开，让村官只负责公共事务，以减少村官岗位的“含金量”。私人商业事务（包括土地事务）要做到产权清晰，尽量让农民用市场化的办法处理。这样村官岗位就容易“干净”，反而会吸引很多志愿者做村官。这才是一个好的方向。 第二，村庄的宗法关系目前仍是一种资源，需要合理利用。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其中血缘纽带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因素。适当利用这种关系，对于调节村民纠纷有积极意义，可以降低法治成本。所以，从村民中间产生村官也适合大部分情形。从更长远的趋势看，村庄治理的基本方面将与城市治理接轨。 第三，政府公共财政要做到城乡全覆盖。社会保障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投入政府要负起责任，尽量避免用村民“一事一议”的办法来筹集资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简化村庄公共事务，引入政府对村庄财务的直接监督，防范村官腐败。公共开支由政府承担起来后，也就不必要求私人捐款来满足公共事务开支的需要。 做到这些并不难，有的方面我们正在做，效果也不错。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笔者相信，类似陕西“富家女”做村官这种现象绝不会普遍化。

一个孤立的人十分渺小。萨达姆、卡扎菲的体系崩溃以后，立刻如蝼蚁一般。如我等百姓的生存，若在平时，在小尺度的时空里，系于一个组织，领一份薪水，享受一份关照，便可能衣食无忧。作为回报，心怀一份感恩，奉献一份辛勤。于是便太平，便踏实。 但在大尺度的时空里，我们的太平、踏实能依凭什么？心下的回答便是这篇短文的标题：身家性命系于国家。 其实，我还想找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若用英文词，我会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也不是nationanlity，更不是country。确切地翻译nation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这几年，特别是2011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10版以上，作者是S.E.Taylor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总有困惑伴随。看到很多人对中国问题做出铁板钉钉式的判断，我心下惊讶，因为自己很难做到。 去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照例有许多困惑。许多事件促使我多次查阅社会心理学关于“从众”行为的讨论。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做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层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 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层就难崛起；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在减少，农业竞争力下降，未来粮食供应保障堪忧……一些深刻问题令人忧虑。 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当然，希望尚在，一如既往。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做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改革便是要把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命令似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引入了“民主”原则。 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则是更可怕的混乱。在不到一月之前，广东佛山一批村民联合殴打“钉子户”，要那些“少数”服从自己的“多数”，这和村干部召集村民代表大会出卖全村土地如出一辙。中国令人忧虑的土地乱象，大抵是这类情形。 年复一年观察我们这个社会，认识总有变化，但对从众的警觉心态不可以丢失。

近 30 年，中国社会的快速城镇化，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事变；也是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   做好这件事，有利于中国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件事出了偏差，   将延误发展，造成浪费；若偏差太大，中国现代化暂时中断也为未不可。 一、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过去 20 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 1.2% 以上，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大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中国以往几十年快速经济成长，得益于城市化；未来 20 年到 30 年还可能借城市化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后一个过程顺利与否，取决于城镇化道路怎么一个走法。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要保持一个长期健康发展的趋势，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好在是我们有了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我国资源配置调整大体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以致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 让占总人口数多半的农民呆在农村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一句空话。我国农村五、六十万个村庄，要在这些村庄建造城市标准的基础设施，经济上低效率，农民养不起。专业型小城市必须有数万人以上的规模，综合性的大城市必须有数十万人以上规模，经济上才有可持续性。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要靠农业收入增长来赶上城市居民收入，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按我的计算，在目前已经有 1 亿 5 千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然接近 50% 。农民收入总量低，但日工资单价并不很低。按 2007 年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者的日报酬单价仅仅比城市平均工资低 34% 左右。农民总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总劳动时间少于城市劳动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现有农村人口大量走向城市。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以后保障，再过 25 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为 20% 左右，其中一部分作为兼业农民，住在少数特色村；另一部分作为专业农民，分散居住在数百万个小型居民点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农业，需要专业农民来支撑。农民越专业，就会越富裕；他们越富裕，中国人的吃饭成本就越低。 二、中国城市化的十大问题 中国走向城市化的趋势谁也改不了，但这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多赢博弈过程，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一定和谐平顺。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过程的确有一些值得检讨之处。 第一，我国相当多的农民在职业上实现了城镇化，但生活居所并没有实现城镇化。他们一边在城市工作，一边在家乡或家乡的小镇继续建房。这种情形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不高，也意味着资本和土地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土地用途的管理、管制机制不健全，以及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过高。 第二，我国城乡建设规划缺乏法制化、民主化基础，滋生诸多城乡建设问题。我国有一部城乡规划法，但城市规划本身不具有地方法规的效力，行政首长对规划可以朝令夕改，利益集团可以对规划变更随意施加影响。权大势大可以圈占大地盘，利益集团可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让无权百姓黯然离开世代祖业。 第三，基层政府对人口布局干预过度，人口布局不尽合理。中央政府顺应地方政府的要求，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本身有利于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方向是正确的，但不少地方的确存在操作失当问题。已有的专业农户和潜在的专业农户不适合集中居住，却被动员集中居住了；脱离农业的农户集中居住后，其新的居民点规模不够大，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不能成为这些居民的久留之地。这种状况既损失农业效率，又导致资源浪费。 第四，农民进城以后，尽管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环境差，但劳动收入和劳动保障程度却低于城市劳动者。这种情形近年来有所变化，国家出台了一批有利于改善农民工境遇的政策，有的经济发达地区采取了很多措施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福利待遇，但总体改观还不够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还牺牲了家庭幸福，并给后代健康成长带来问题。相关情形被人们称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 第五，因为上述问题，致使部分留在农村的居民也未能充分享有城镇化的利益。因为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在城市扎根，也因为土地制度的弊端，农村的耕地未能合理集中到留守农户的手里。大部分农户处于兼业状态，往往是男性劳动力在城市务工，女性劳动力在家里种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使得一部分农户对耕地有一种“种之无利、弃之可惜”的心态，影响土地的利用效益的提升。 第六，有限的耕地流转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确产生了耕地流转的必要性，并会产生专业农户。如果机制顺畅，专业农户多会在农村原住民中产生。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目前，城市资本热衷“下农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土地被流转到了城市商人手里。有的商人集中到了过多的土地，发生了“规模不经济”的情形，便把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赚取转包收入。还有的城市商人圈占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争取转变土地用途，实现土地的增殖。 第七，土地资源的用途管制尚有不足之处。多年来中央政府为坚守“耕地红线”做了巨大努力，耕地总量得以保持。但我国缺少的是优质耕地；中国农业竞争力也要靠优质耕地支撑。山区土地不足以支持竞争力农业，本应在严格规划前提下建立享受型房地产业，但目前的土地用途管制政策没有开辟这样的土地利用前景。 第八，土地产权制度缺陷扭曲土地市场价格，加上土地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城市土地浪费等多种“城市病”。城市土地 70 年使用权规定利大于弊，易产生城市地产交易受限、城市建筑景观设计粗鄙等弊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落实，使土地的农地转用价格与城市地价落差大，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市扩张冲动加剧，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土地利用率降低。中国低价“小产权房”和高价商品房并列奇观，则来自城乡建设用地的分类区别管理。 第九，土地需求管理不完善，易造成房地产泡沫。征收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不仅有利于社会平等，还可以约束房地产市场需求，使国民支出结构合理化。目前，房产税仍在试，试点城市也只是蜻蜓点水。赠与税和遗产税征收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第十，城市管理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市政管理、物业管理、人口管理制度弊端甚多，造成城市脏乱差，并影响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我国各类城市违章建筑比比皆是，“蚁族”群落散布城市各处，大型城市的最低生活成本甚至低于小小县城。这种情形看起来体现“自由”，但却影响到劳动人口的合理空间分布，导致大城市持续“摊大饼”小城市劳动力成本相对高昂，投资环境恶化，出现产业空洞化。 指出以上问题，不是说要否定城镇化的必要性。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城镇化，农村的麻烦会更多，农民的收入会更低。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同时也要下决心解决城镇化过程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使得农民能享受到城镇化的利益。   三、思想还要解放   管理尚需精细       让中国城市化沿着健康之路行进，政策建议可以提上一箩筐，但当下最重要的却是两句话：思想要解放，管理要精细。 解放思想最要紧的是重新认识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对于城市土地，不仅要“居者有其屋”，还要“居者有其地”。无地何以有屋？有地可以是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不一定是名义上的所有权。对于农村土地，要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 中国法权上的集体所有制是“社区共同共有产权”，而经济研究表明，农业生产适合采用“按份共有产权”或“私有产权（使用权）”。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要实行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农业生产用地归于农民或农民按“按份共有”原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将少量土地作为“公地”，按“共同共有”原则归集体或社区所有，而宅基地使用则完全归农民拥有。目前可尽快采取的措施，是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农民对耕地的无限期承包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城乡人口流动和土地权属转移所引起的难题的解决也将有了前提条件。 精细管理最要紧的是实现城乡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高层政府管大规划、总规划，基层政府管小规划、细规划；每一级政府都应基于公共利益和人民需要确定规划内容，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确定为一定级别政府的法律文件或地方行政规制。实现精细管理还要制定一系列针对城市物业、人口居所、建筑设计、景观塑造等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此文发表于今日新京报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