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思想表达靠语言，语言由概念串联组成。在普通生活中，人们用不精确的语言交流，尚不至于犯大毛病。例如，说中国足球队大败(或大胜)曼彻斯特足球队，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意思。但稍微离开普通生活，进到稍微抽象的层次，不精确的语言就容易让人们犯糊涂。有时在政策用语中，也有似是而非的情形。例如近期关于“农民工”用语的争论，便反映了我们遇到的语言混乱的困扰。“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正式的“农民工”用语，和现在的意义完全不同。 因工作关系，笔者每年会参加各种论坛，每每体会到深层次交流的困难，除非是很小范围的专业讨论。有朋友说，论坛不过是一种宣传平台，大家聚在一起现场交流看法，深入讨论可能是会后一对一的事情。我理解，这也是出于无奈的看法。如有官员参加论坛，提出一些概念清晰、判断准确的意见，对公共决策就有积极意义。如果官员们和学者坐在一起，云里雾里地讨论问题，还不如不讨论的好。 举例来说，大家来讨论城乡关系，可是往往对城市和乡村没有清晰的界定，对农民没有清晰的界定，怎么能说清楚城市化和乡村发展问题?某发达地方的农业GDP占总量的比重还不到2%，并且也取消了农业户口与城市居民户口的区别，但却常说农民的比重是40%左右，原来他们界定农民的办法是看居民是不是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红利，而“集体经济”和农业基本没有关系!不用说，这种情形会给决策带来多大的麻烦。当人们谈乡村稳定问题时，所涉及的对象常常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已经脱离农业的城市拓展区的居民。围绕这些居民所发生的利益纠葛，与农业关系不大。 再比如，“壮大集体经济”是多年来的一个政策用语，但我们对集体经济的含义往往并不清楚。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经济是一种“共同共有”产权，其成员的身份特点是不能退出产权系统，大家一起享有难以分割的共同财产。在技术上讲，只有那些的确难以分割的财产并符合“公共品”特点的物品，才适合成为“共同共有”产权结构的对象物，例如区域的道路、桥梁、教堂(庙产)以及其他难以分割的财产，都不能因社区成员的进出而分割变现。显然，对于一个小型社区，壮大这种资产不会是无限的。对于经营性资产，可以分割、兼并，为了资产责任心，就不必组成“共同共有”产权组织，只需建立合作社就可解决问题。所以，准确地说，政策上应该讲“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民主政治领域，我们也有大量的语言混乱。有人把村务公开透明、推进基层廉政建设也称作民主政治建设，这其实也是张冠李戴的说法。财务记录清朗，社区领袖两袖清风，自古以来在基层社会就容易做到。大体上只要产权清晰，这个局面就可以形成。古代社会基层社区的公共事务简单，社区领袖多是兼职承担公务，做到廉政并不难。很多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依靠竞争关系建立起来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制度，这种制度除了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城邦社会外，古代社会一般是不存在的。 虽然思想的清晰度由专业人员到大众有一个递减过程，但专业人士也不敢说自己对问题的讨论一定能抓住要害。以宪政改革讨论为例，论者常常忽视更基础的东西，而喜欢集中讨论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宪政改革的前提是建立一整套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制度，为此要守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合理边界。划分这个边界固然很复杂，但并不是无章可循。在私人权利保护方面，不能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用于私人财产权的处分。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决不能通过投票让多数人支配少数人的权利。在有的地方，少数人不同意征地，多数人用暴力强迫少数人就范，就是滥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一个恶果。民主原则用错了地方，就会变成一个坏东西。在一些地方发生冲突，大抵与此有关。 国家事务讨论中的用语混乱所引起的一个消极后果，便是妨碍我们对社会的准确观察。曾经做过苏联克格勃领导和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说“我们并不太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阿里克谢·费内科，社会科学报，精英阶层分化是苏联解体的本质，2011.12.15)。一个国家的领袖不了解自己的社会，自然是可怕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自然很复杂，而在笔者看来，领袖们缺乏一套正确的概念系统，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公共用语的混乱可能与社会控制方式有关。革命集团取得政权以后，对社会实行控制的最方便的手段是军事命令原则。这一原则对公共用语的要求，则是尽量简化;用语的逻辑要服从指挥命令系统的效率。曾经盛行的“阶级斗争为纲”语言系统，便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系统。适应这种用语系统的官方文本，也多由“祈使句”构成，很少包含解释性语言。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习惯，自然会诱导全社会不求甚解的语言风尚。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实体发生极大变化，但公共用语的变化却相当滞后。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改变固然不会一蹴而就，但我们仍需加紧努力。 此文发表于 阳光杂志，119期

提要：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想要不进步都很难。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成长就会中止。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    龙年正月，一位瑞典的学者来访。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农业的比较研究。笔者正好有兴趣了解巴基斯坦农业的情况。他坦陈，中国农业要比巴基斯坦先进很多，甚至二者根本不可比。他要了解，中国农业究竟为什么会发展有这么好的发展。这正是笔者思考学习的兴趣点。     人类经济进步首先表现为产品的创造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个变化仰赖由技术进步支撑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技术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又依靠产权保护和市场扩大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在王权政治结构之下基本不具备。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确立，与扩大市场流通有关的技术获得突破，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西欧国家开始面向世界生产市场生产，物质财富便急剧增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抑制特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     中国在秦朝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实现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且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但因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土地私有产权也不稳定，有关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系列技术没有形成。尽管中国人在古代有民间学校制度，老百姓可以识文断字，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规模化生产方式却并没有产生。     跳跃过来说中国农业。1982年起步的农村改革所形成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准私有产权”；由这个制度农民获得了较大自由。有了这个条件，中国的两大历史遗产开始发挥作用—–巨大的统一市场和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准立刻成为优良的交易条件；同时，分权化改革与分税制刺激了地方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为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创造了条件。于是，中国农业分工令人惊奇地扩大了，蔬菜、粮食、肉类和水果都实现了区域集中生产，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想要不进步都很难。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而粮食总产和单产翻了4倍。因为人口增长不到1倍，中国人的生活想不改善都难。农业成长加速释放农村劳动力，并使中国人吃饭成本迅速降低，城市经济发展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少有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城市经济想不增长也难。要知道，美国经济发展曾有过劳动力短缺到实行奴隶制的历史阶段；在黑人被大规模贩运到北美之前，甚至白人也做合同奴隶！     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容易做的事情。巴基斯坦就没做到。这个国家普通农民几乎不识字，国内政治不统一，部族割据非常严重，基础设施落后，国内统一市场也产生不了，交易成本之大足以让经济停滞。经济学的简单道理是，只要交易成本足够大，交易就不会发生，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发生，贫困就如影随形。这正是南亚、非洲国家苦难的根源所在。     上面的简单逻辑要让普通百姓相信也不容易。一方面，自己和身边的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富裕日子不能装着看不见。但另一方面，权力部门的深度腐败让中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腐败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却能成长，难道腐败果真像有的“学者”讲得那样有利于经济增长么？     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增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近日听一位在日本有过经商经历的商人讲的一番话，便验证了这个道理。他说，在日本经商，可以一心一意地集中于企业管理，在国内则要用八成的经历放在应酬上，以至心身疲惫，无力管理企业。这位企业家所遭受的苦难，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现象：腐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可是，这种腐败居然没有拦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缘由也简单：相对巴基斯坦这类国家，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根基不是如此深厚，中国的发展更将不得了！ 所以，腐败与特权这种丑恶的东西能不能闷死一个民族，要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作孽。在南亚、非洲，特权者的腐败会加深部族原始自然经济的停滞和政治动荡，若没有外力的合理介入，免不了索马里那样的下场。在中国这样文明根基深厚、又具有接纳竞争因素的统一市场的地方，腐败与特权在一定时期只会延缓经济成长、影响发展的品质。     然而，经济成长的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的力量对比不会一成不变。中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的边际报酬注定会下降，并且已经在下降，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成长就会中止。不过笔者愿意相信，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别看它们多有一部“民主宪法”。这是我们的希望。（此文发表于新一期新闻周刊本人专栏））

龙年正月，一位瑞典的 学者 来访。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农业的比较研究。他坦承，中国农业要比巴基斯坦先进很多，甚至二者根本不可比。他要了解，中国农业究竟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发展。这正是笔者的兴趣点。 人类经济进步首先表现为产品的创造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个变化仰赖由技术进步支撑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技术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又依靠产权保护和市场扩大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在王权政治结构之下基本不具备。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确立，与扩大市场流通有关的技术获得突破， 交易成本 大大降低，物质财富急剧增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抑制特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 中国在秦朝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实现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且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但因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土地私有产权也不稳定，有关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系列技术没有形成。尽管中国人在古代有民间学校制度，老百姓可以识文断字，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规模化生产方式却并没有产生。 跳跃过来说中国农业。1982年起步的农村改革所形成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准私有产权”，由这个制度农民获得了较大自由。有了这个条件，中国的两大历史遗产开始发挥作用——巨大的统一市场和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准立刻成为优良的交易条件。同时，分权化改革与分税制刺激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为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创造了条件。于是，中国农业分工令人惊奇地扩大了，蔬菜、粮食、肉类和水果都实现了区域集中生产，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想要不进步都很难。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而粮食总产和单产翻了4倍。因为人口增长不到1倍，中国人的生活想不改善都难。农业增长加速释放农村劳动力，并使中国人吃饭成本迅速降低，城市经济发展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少有的“ 人口红利 ”和“土地红利”，城市经济也随之增长。要知道，美国经济发展曾有过劳动力短缺到实行奴隶制的历史阶段;在黑人被大规模贩运到北美之前，甚至白人也做合同奴隶。 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容易做的事情。巴基斯坦就没做到。这个国家普通农民几乎不识字，国内政治不统一，部族割据非常严重，基础设施落后，国内统一市场也产生不了，交易成本之大足以让经济停滞。经济学的简单道理是，只要交易成本足够大，交易就不会发生，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发生，贫困就如影随形。这正是南亚、非洲国家苦难的根源所在。 上面的简单逻辑要让普通百姓相信也不容易。一方面，自己和身边的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富裕日子不能装着看不见。但另一方面，部分官员的深度腐败让中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腐败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却能成长，难道腐败果真像有的“学者”讲得那样有利于 经济增长 么? 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加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近日听一位在日本有过经商经历的商人讲的一番话，便验证了这个道理。他说，在日本经商，可以一心一意地集中于企业管理，在国内则要用八成的经历放在应酬上，以至心身疲惫，无力管理企业。这位企业家所遭受的苦难，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现象：腐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可是，这种腐败居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缘由也简单：相对巴基斯坦这类国家，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根基不是如此深厚，中国的发展更将不得了。 所以，腐败与特权这种丑恶的东西能不能闷死一个民族，要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作孽。在南亚、非洲，特权者的腐败会加深部族原始自然经济的停滞和政治动荡，若没有外力的合理介入，免不了索马里那样的下场。在中国这样文明根基深厚、又具有接纳竞争因素的统一市场的地方，腐败与特权在一定时期只会延缓经济增长、影响发展的品质。 然而，经济增长的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的力量对比不会一成不变。中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的边际报酬注定会下降，并且已经在下降，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增长就会中止。不过笔者愿意相信，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别看它们多有一部“民主宪法”。

我同意前面几位说的，要渐进改革；何怀宏书面发言的标题也赞成渐进性改革。如果改革过快，过于激进，麻烦真是比较大。我们希望渐进改革；但改革也不能走得太慢。新年期许，讲三点。 第一个期许，是“上帝保佑”。就是说，一些我们自己不可控的因素不要发生问题；具体说，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也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这个需要解释一下。     粮食多年丰收，供应有保障。前两年的价格上涨的确和炒作有关系，粮食丰收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大体的数字是可靠的，没有什么作假。我现在担心的是粮食价格下跌，国际上这几年粮食的价格还比较好，虽然前年也有一些问题。如果粮食价格下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自己认为我们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比较脆弱。中国的农业成本非常高，如果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下跌，因为中国粮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大量的加工企业会向外采购。粮食价格下跌会引起国内很大的经济动荡，我们现在担心农民工，我们那些农民不种粮了，连什么“工”也没有了。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土地绝对量的问题，而是我们农民愿不愿意种的问题；中国农民对粮食价格的敏感超出我们的想象，连我的家乡陕北都是如此。     现在的西部一些地方农民放弃小麦的种植，河南、河北会不会放弃小麦种植？这不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农民工还有工可做，有职业，如果我们粮食普遍价格下跌会造成很大的失业，这是大问题。国际市场怎么才能使价格不要太下跌？现在国际上的局部战争确实给我们中国发展提供了契机。国际上肥沃土地多得是，特别北非的土地非常好，当然我们不是说希望人家打仗。但和平环境形成以后，的确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会下跌。我们要出趁这个时机赶快努力，提高我们的农业竞争力，一旦国际市场粮价长期下跌时，我们就会有一个好的应对条件。     再一个期许，我赞成前面讲的，我们的政府的确要改革。如果渐进改革不搞，会逼得我们最后来那么一下，那就很麻烦。学者们讲的是一套，政策是另外一套；政府系统搞政策研究的和搞操作的也不一样，很有意思。详细解释我做不到。各机构的政研室和学者比较接近，但是他们说的话有时候也难变现。2008年中央做出的农村改革市场化的决定，特别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至今还没有落实，甚至中央没有出台过落实2008年中央决定的意见，这个在过去看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么重要的一个决议，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结果至今没有做成。这就引起一定的麻烦，很多城市扩张区的群体性事件均与土地制度有关。《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大一点。土地改革步子大一点，天塌不下来。对所有权的认识，思想要解放。国家确立的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要在更大范围里推行，但不需要也不可能搞私有化。私有制这个东西的确已经变化了，古典的私有制和现代化的私有制根本不一样。国家要通过对财产使用的规制来体现公共利益的保护。例如，我们对土地承包权实行长期化以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会强化，但我们不用担心，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的用途管制来维护公共利益。     第三个期许，我们学者们也要学习，我们其实有时候没有必要抱着自己多年的一个观点不肯放手。我说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我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很多北京的机构、大学给地方做的规划，我觉得有些不好理解，给人家继续做壮大集体经济的规划，实际上是搞传统集体经济。中央文件对双层经营体制都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要发展合作社经济，是按份共有，不提倡传统的共同共有体制。我们传统集体经济是共同共有的模式，这种模式也需要，例如社区基础设施就可以搞共同共有，但经营性资产就不需要搞这个模式。     再举一个例子。有的学者说民主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这个说法如果能成立，古代有民主政治了。我们有时候老犯概念的错误。我提醒这个事情，与我对农村民主政治的调查发现有关。农民生活、生产基本属于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的制度选择就是要确保自由，而不是搞少数服从多数。土地产权的处置，绝不可以随便搞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其实是一个公共领域选择方式；公共领域的某些方面才搞少数服从多数，私人领域不搞这个东西。不能把民主政治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 讨论部分     从我个人来讲，有些问题我自己不太清楚，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研究一下。按照咱们今天讲到的主要那样一些改革办法，比如说如果我们实行宪政改革，短期内能不能实现英国光荣革命后那样一个政治生态，或者我再退一步说，我们现在经济上是中上等国家，大家提到的宪政改革，能不能让我们达到罗马尼亚，匈牙利现在的水平？如果不能达到，我们会不会是印度那个样子，意大利那个样子，或者说我们比这个还差？我觉得这是需要有研究的。     我倒是觉得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我们政治改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告诉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哪个改革措施风险不大；我们如果改了，比英国光荣革命完了以后那个水平还要高？我们能很有根据地把握改革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版图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会出现当年希特勒选举上台的情况。我们有可靠的妥协机制么？现阶段我们有足够的胸怀，足够的承受力，使我们不会产生大的社会裂痕？改革的关键步骤如何筹划？罗尔斯讲的普遍的几个原则当中，其中有一个原则讲稳定，他非常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做了这项改革以后，短期内稳定形势就一定好转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使决策人相信，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不只是展望，还要拿出根据来。可能需要很深入的研究。例如，我们如何能避开巴列维的结果？又如何能取得土尔其当年基马尔那样的改革成绩。大家都需要冷静地思考，把概念用到合适的地方，同时要多了解实际。 （在年初天则所座谈会上发言，经天则所工作人员整理，本人修改）

闻德国总统辞职有感 类别：默认分类 | 浏览( 17 ) | 评论 (0) 2012-02-18 15:40 德国总统辞职的原因之一，是他曾接受招待住进了一家豪华饭店。公款不给他提供这种资助，连私人赠送也不行。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私权，但私权也恪守本分，不得影响公权行使的公正性，哪怕潜在的影响也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和特权进行斗争，以致有德国今天这样的政治清明。中国学者使用的“权贵资本主义”一词也是无奈，其实也可换个说法叫做“权贵社会主义”，都不是很确切，不符合历史真义。真正的资本主义排斥特权或权贵。有特权肆虐，不可能有资本主义顺利发展。从历史真义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逻辑层次，前者是一种宪法秩序，后者是社会治理方法，强调平等，所以，资本主义和权贵不相容，但和社会主义可以相容。 邓小平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可以结合，从历史真义上讲，也可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结合。所以，我相信近期中央再次强调发展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理想是一致的。我们要反对的是特权，而不是私营经济。 最近读者： 登录 后，您就出现在这里。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china.org.cn 电话: 86-10-8882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