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前面几位说的,要渐进改革;何怀宏书面发言的标题也赞成渐进性改革。如果改革过快,过于激进,麻烦真是比较大。我们希望渐进改革;但改革也不能走得太慢。新年期许,讲三点。

第一个期许,是“上帝保佑”。就是说,一些我们自己不可控的因素不要发生问题;具体说,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也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这个需要解释一下。

    粮食多年丰收,供应有保障。前两年的价格上涨的确和炒作有关系,粮食丰收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大体的数字是可靠的,没有什么作假。我现在担心的是粮食价格下跌,国际上这几年粮食的价格还比较好,虽然前年也有一些问题。如果粮食价格下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自己认为我们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比较脆弱。中国的农业成本非常高,如果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下跌,因为中国粮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大量的加工企业会向外采购。粮食价格下跌会引起国内很大的经济动荡,我们现在担心农民工,我们那些农民不种粮了,连什么“工”也没有了。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土地绝对量的问题,而是我们农民愿不愿意种的问题;中国农民对粮食价格的敏感超出我们的想象,连我的家乡陕北都是如此。

    现在的西部一些地方农民放弃小麦的种植,河南、河北会不会放弃小麦种植?这不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农民工还有工可做,有职业,如果我们粮食普遍价格下跌会造成很大的失业,这是大问题。国际市场怎么才能使价格不要太下跌?现在国际上的局部战争确实给我们中国发展提供了契机。国际上肥沃土地多得是,特别北非的土地非常好,当然我们不是说希望人家打仗。但和平环境形成以后,的确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会下跌。我们要出趁这个时机赶快努力,提高我们的农业竞争力,一旦国际市场粮价长期下跌时,我们就会有一个好的应对条件。

    再一个期许,我赞成前面讲的,我们的政府的确要改革。如果渐进改革不搞,会逼得我们最后来那么一下,那就很麻烦。学者们讲的是一套,政策是另外一套;政府系统搞政策研究的和搞操作的也不一样,很有意思。详细解释我做不到。各机构的政研室和学者比较接近,但是他们说的话有时候也难变现。2008年中央做出的农村改革市场化的决定,特别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至今还没有落实,甚至中央没有出台过落实2008年中央决定的意见,这个在过去看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么重要的一个决议,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结果至今没有做成。这就引起一定的麻烦,很多城市扩张区的群体性事件均与土地制度有关。《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大一点。土地改革步子大一点,天塌不下来。对所有权的认识,思想要解放。国家确立的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要在更大范围里推行,但不需要也不可能搞私有化。私有制这个东西的确已经变化了,古典的私有制和现代化的私有制根本不一样。国家要通过对财产使用的规制来体现公共利益的保护。例如,我们对土地承包权实行长期化以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会强化,但我们不用担心,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的用途管制来维护公共利益。

    第三个期许,我们学者们也要学习,我们其实有时候没有必要抱着自己多年的一个观点不肯放手。我说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我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很多北京的机构、大学给地方做的规划,我觉得有些不好理解,给人家继续做壮大集体经济的规划,实际上是搞传统集体经济。中央文件对双层经营体制都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要发展合作社经济,是按份共有,不提倡传统的共同共有体制。我们传统集体经济是共同共有的模式,这种模式也需要,例如社区基础设施就可以搞共同共有,但经营性资产就不需要搞这个模式。

    再举一个例子。有的学者说民主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这个说法如果能成立,古代有民主政治了。我们有时候老犯概念的错误。我提醒这个事情,与我对农村民主政治的调查发现有关。农民生活、生产基本属于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的制度选择就是要确保自由,而不是搞少数服从多数。土地产权的处置,绝不可以随便搞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其实是一个公共领域选择方式;公共领域的某些方面才搞少数服从多数,私人领域不搞这个东西。不能把民主政治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

讨论部分

    从我个人来讲,有些问题我自己不太清楚,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研究一下。按照咱们今天讲到的主要那样一些改革办法,比如说如果我们实行宪政改革,短期内能不能实现英国光荣革命后那样一个政治生态,或者我再退一步说,我们现在经济上是中上等国家,大家提到的宪政改革,能不能让我们达到罗马尼亚,匈牙利现在的水平?如果不能达到,我们会不会是印度那个样子,意大利那个样子,或者说我们比这个还差?我觉得这是需要有研究的。

    我倒是觉得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我们政治改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告诉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哪个改革措施风险不大;我们如果改了,比英国光荣革命完了以后那个水平还要高?我们能很有根据地把握改革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版图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会出现当年希特勒选举上台的情况。我们有可靠的妥协机制么?现阶段我们有足够的胸怀,足够的承受力,使我们不会产生大的社会裂痕?改革的关键步骤如何筹划?罗尔斯讲的普遍的几个原则当中,其中有一个原则讲稳定,他非常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做了这项改革以后,短期内稳定形势就一定好转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使决策人相信,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不只是展望,还要拿出根据来。可能需要很深入的研究。例如,我们如何能避开巴列维的结果?又如何能取得土尔其当年基马尔那样的改革成绩。大家都需要冷静地思考,把概念用到合适的地方,同时要多了解实际。

(在年初天则所座谈会上发言,经天则所工作人员整理,本人修改)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