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

中時電子報 | 人民日報-老不信危機 亟需重構公信力

     評論解讀大陸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家及媒體最為嚴重。評論指信任危機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構建,加大經濟社會改革的難度,須盡快從制度層面尋找長久出路。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近年來,懷疑一切似乎已經成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識。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信任度不斷降低的局面,關鍵在於做為社會情緒穩定器的公信力出現了問題。一旦社會公信力受到損傷,便會導致民眾對負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斷提高,鑒別真偽的意識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會造成較大面積的「信任危機」。      老不信敲響了警鐘      來自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監測顯示,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家及媒體最為嚴重。      「從政府層面看,公信力損耗尤為明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輿情分析師龐胡瑞指出,當前一些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在突發事件面前試圖封鎖新聞和輿論,常常會進一步激怒公眾,直接導致公眾對政府發布的信息不信任,讓政府為澄清流言、穩定人心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此外,專家及媒體的公信力也同樣受到了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發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專家一再被公眾當做調侃對象。      「老百姓成了『老不信』,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吳忠民表示,公信力的構建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是破壞起來,一夜之間就可能喪失殆盡。「如果不能有強大的社會公信力做保障,就難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會局面,這將極大地提高社會做事的成本,影響改革發展的順利推進。」      權威聲音信任不再      政府、專家、媒體,曾被視為最有公信力的群體,今日緣何信任不再?      吳忠民認為,目前中國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期,利益主體多元,利益格局多樣,舊的規則體系已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但是新的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仍處於真空期。「原有的很多行事準則,已經無法適應社會新的發展態勢,民眾的訴求也與過去有了很大的差異,當『供給』無法有效滿足『需求』的時候,公信力就會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現尤為清晰。從政府的「供給」看,其對公信力的重視程度仍顯不足。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貴利表示,這種不足突出表現為一些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應對不恰當」。當前,部分領導幹部中間,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和特權思想,對老百姓通常說的多,做的少,或說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訂和執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甚至還將機構自身的特殊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與民爭利,從而引發民眾不滿。      政府不信任老百姓      「應對不恰當」則更多表現為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一些官員仍難以擺脫陳舊的思維模式,習慣於「捂」「瞞」的應對策略,這常常使得民眾因不瞭解事實真相而謠言四起,導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動。「對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讓老百姓信任你呢?」      在政府「供給」不足的同時,百姓的「需求」卻在與日俱增。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對公共信息的知情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間尚沒有建立完善的溝通協調機制。」薄貴利說,由於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通,很多群眾無法通過正規途徑反映問題,以推動問題的解決,因此,一些人無奈之下便將獲得事實真相、表達自身訴求的希望寄託於網絡,通過互聯網表達不滿,質疑政府行為的真實性和公平性,這就會直接導致對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相較於政府公信力問題上的「內外夾擊」,曾被視為角色獨立、立場公正,能為民眾提供權威意見,為公共利益代言的專家、媒體,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後,則更多體現著社會轉型背景下,利益衝擊面前的一種迷失。吳忠民認為,正是在賺大錢、出大名的驅使下,部分專家急於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堅守學術良心,個別媒體也不再追求事實真相,而是淪落為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逐漸喪失了公正立場,「一旦失去了嚴謹和公正,專家、媒體也就失去了維護自身公信力的基礎」。      陽光下運行公權力      薄貴利認為,「權威聲音」的沉沒已經影響到了社會正常秩序的構建,加大了經濟社會改革的難度,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盡快從制度層面尋找長久出路,用心加以解決,否則未來將可能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      「政府公信力是社會信任的基礎,因此重構公信力應首先從政府著手。」薄貴利建議,各級政府部門要真正從制度建設入手,切實克服消極腐敗現象、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積極構建服務型政府,切實解決好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同時,加強政策制訂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建設,增強公共政策的公平性。      此外,龐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開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樣必不可少。只要政府能夠切實推行「魚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讓公共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曾經的「權威聲音」就一定能夠重新贏得民眾的信任。      公民教育提高素質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已經在探索信息公開規範化、制度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步伐。從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到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從官網發布信息到主動微博問政,各級政府部門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約束下,通過認真傾聽民眾心聲,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效引導社會大眾的情緒,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      薄貴利也指出,增強社會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機,也離不開老百姓自身素質的提高。目前,社會的焦慮情緒總體比較嚴重,很多人把懷疑權威作為一種情緒宣洩的方式,對於公權力總是會先入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須在全國上下大力開展公民教育,讓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實提高自身的權益意識和謠言鑒別能力,確保能夠對政府的行為和專家言論進行正確理解,不輕信、不亂言。      (摘自《人民日報》2011-9-8,作者陳仁澤,原題:官員對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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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国税总局的辟谣是贼喊捉贼吗

我们曾经有过明目张胆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诱捕并一网打尽批评者反对者。这种“引蛇出洞”的执政理念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现在仍然广有市场。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仍然崇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不惜采取任何“阳谋”手段,谎言欺骗作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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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真相,更是公信力

不只是真相,更是公信力 作者:胡胜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9 14:10:15 阅读量:53次   在“7·23”温州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惨案发生第6天后,温家宝总理抱病赶赴“现场”,向死者献花圈,对生者慰问,并与中外记者短暂见面。他说:灾难发生后,胡锦涛主席即指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他也立即给铁道部部长打电话,只说了两个字:“救人”。铁道部门和有关方面是否做到这一点,要给群众一个实事求是的回答。   在这里,温家宝总理既委婉、又分明地指出,铁道部和有关方面前期的善后工作是很令人不满意的,至少有抗命之嫌,以致群情激愤,天下汹汹,而这也是驱使他不得不抱病赶来的动力。看到温总理心力交瘁的神情,我很感动;但听了他讲的话,我很迷惑。   第一、“给群众一个实事求是的回答”,这只是一个真相问题,而是人们是否相信铁道部的“回答”,这却是一个公信力的问题。就在此前,铁道部给过几次回答,无奈太过离谱、偏离常识,以致腾笑中外;而此次惨剧,更是在铁道部信誓旦旦做出安全无问题的回答后发生的,试问人们还敢相信铁道部吗?公信力一旦被摧毁,要再恢复是很难的。所谓“贼咬一口烂三分”,对铁道部而言,却是“咬贼一口烂三分”。所以,不论是否“实事求是”,铁道部的“回答”都将是苍白无力的。这不是在骂铁道部,这是“狼来了!”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于铁道部是否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铁道部是否有“实事求是”的诚意,也同样值得怀疑。如果说“是”,人们会信吗?要信的话,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种局面,也不至于让带病的总理前来灭火了,也不至于民意汹涌,欲收拾而无术。如果说“不是”,则无异抗命,这是要下台的、这是要处理人的。他们会轻易承认吗?万一铁道部有抗命之罪于先、回答又“不令群众满意”于后,试问温总理将何以自解?又何以自处?   第三、事故发生以后,国务院不是立即成立了独立的事故调查组吗?这个调查组包括安监、监察等部门,其任务是“通过现场勘测、技术取样、科学分析、专家论证,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同时,“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那么显然,铁道部是否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也应属这个独立调查组的调查范围,因为它已然是这起事故的一个重要环节。换句话说,调查组要独立调查铁道部门是否有抗命、渎职的情事,“给群众一个满意的回答”,这是它的职责。   如今,温总理却将这个职责丢给铁道部,要铁道部自行向群众交代,表面上看,这是在向铁道部施压、这是在将铁道部的军、这是在督促铁道部负责,但我认为实在是混淆了主体和客体。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角色迷离。就主体而言,国务院调查组才是人们希望主持公道的、希望给出真相的,而不是饱受争议的铁道部、本属调查对象的铁道部、自说自话的铁道部。为什么?因为当事人不适格。为温总计、为大局计、为正义公道计,我呼吁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本着独立之精神、哀矜之心理、负责之态度,还原前因,问责后果,让流血流汗的人不再流泪,以告慰于逝者之灵。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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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周兼明:《人民日报》找到了重构公信力的正确方式

近期的《人民日报》,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 从《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到《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可信可敬》、《“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等多篇评论,一改“党报”的沉闷与呆滞,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有理由相信,《人民日报》的这番“变脸”,可能并非简单孤立的个别事件,而是官方重建公信力之系统工程的先行先试。因为与此相佐证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尺度近来也大了很多,尤其英语频道的新闻播报,更是如此。 政府公信力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它是人们对政府履行职责情况的整体评价。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状况堪忧。每当社会上发生利益冲突事件时,民众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当地政府对事因的判断和解释,民间舆论“一边倒”地呈现对政府的不信任。往往政府越“辟谣”,“谣言”越能得到广泛传播和信任。典型事例如去年的浙江钱云会意外死亡,引发的质疑舆论声浪之高、言辞之激烈、纠缠时间之久,充分见证了政府公信力的匮乏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管治危机严重程度。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说:“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程度,取决于多数公民对政权的认可程度。公信力持久和大量流失终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温家宝总理特意指出:“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一度让作为“喉舌”的媒体陷入尴尬境地。因为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政府的行为,使大多数官方媒体丧失了自我的客观公允地位,媒体的诚信度亦随着政府公信力的急剧流失而流失,在国际国内均丧失了受众的信任。就像食品安全危机导致国人抢购洋奶粉一样,媒体的诚信危机亦导致国人在“事发”时更愿意搜寻和信任海外媒体的报道与评判。 不管从国家安全还是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都不得了,必须及早改变。应该说,很早以前,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了重建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整个政权系统的公信力的努力,但似乎直到最近,才由《人民日报》评论部找到了正确方式。 如何重建公信力这一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并不难破解,关键是执政党要摆正位置。两年前,某地方官员曾对媒体记者提出著名的“斯芬克斯之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在公共舆论空间激起了惊涛骇浪的提问,直指问题核心:当“党”被某些地方政府或个别官员所代表,当某些地方政府或官员以“党”的名义要求媒体无条件地为他们服务时,“党”和“老百姓”就对立起来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就都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上—你站在我的对立面,视我为敌,防我、损我,却要求我信任你,这可能吗?政府的公信力,官媒的诚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流失的。 由此,挽回、重建公信力的途径也就清晰了—压制公共言论空间,换不回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坚持原来“教育群众”的面目和思路,也别想重拾公信力。认真体味《人民日报》评论版近期以来的清新之气,不难发现,它与以前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事事都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对民众提出要求,例如单向度地要求民众“冷静、稳定、理智、克制”;而是不时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政府提出规劝,要求、希望政府放弃“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立场,这样的用心,老百姓又怎么会不爱听?公信力又怎么可能不回升?无怪乎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越来越好看了,《人民日报》终于开始回归人民性了。 其实,回归人民性也正是回归党性。从共产党创建开始,党性就等同于人民性。受人民拥护,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心声,解决人民的问题,这是常识。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就是凭此取得以弱胜强的辉煌的。只是,当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执政党的这些年,有些党员渐渐忘记了这些常识。因此,《人民日报》评论版的人民性回归,对主流媒体假大空形象的改观和公信力的重塑,不仅必要,还很及时;对执政党公信力的重建和近8000多万党员的党性回归亦很必要和及时。 然而,一个社会舆论空间的健全,需要多种声音,不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官方媒体诚信重构的目标。而鉴于媒体诚信度的确立有助于政府公信力、执政党公信力的有效建立,故除了《人民日报》评论版和央视英文频道,其他官方媒体包括以南方报系为首的一些地方都市报媒体的舆论也应呼应和跟进,向党性、人民性回归,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起到足够的沟通作用,也才能够对广大党员,起到强大的教育和监督作用。就媒体而言,“中央军”和“地方军”都是“政府军”,“海内军团”和“海外军团”都是“华人军团”,在公信力的重构、常识性问题的回归报道方面,应该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冲突日甚的改革最紧要关口,此举对执政党的利益有着紧迫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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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身,做最多的慈善募捐和义演,但却一次没有出过篓子,原因大概人家是帮会老大,底下办事的,帮规森严,没有人敢糊弄老头子。而从组织上讲,则更是因为教会多少年来,主要行为就是慈善,积累甚丰,所以容易让人信任。所以,从事慈善的人或者组织,自身的行为,要经得起推敲。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人人都知道是红十字会。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组织,而且拥有红十字会的名头,从事的是单纯的慈善事业。来头大,出身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它也有先天的劣势,第一,无法依赖大佬的个人信誉,第二,由于是纯粹的官方组织,难免沾染官气,在官府整体声誉下降之际,会受连累。当然,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运作过程不公开透明。这些年来,有关红十字会的传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的说它挪用善款违规盖楼,有的说它倒卖捐赠品,有的说它借红十字会的名义做违法的买卖。令人诟病最多的,是它对善款征收的管理费。有的说它提成 身,做最多的慈善募捐和义演,但却一次没有出过篓子,原因大概人家是帮会老大,底下办事的,帮规森严,没有人敢糊弄老头子。而从组织上讲,则更是因为教会多少年来,主要行为就是慈善,积累甚丰,所以容易让人信任。所以,从事慈善的人或者组织,自身的行为,要经得起推敲。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人人都知道是红十字会。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组织,而且拥有红十字会的名头,从事的是单纯的慈善事业。来头大,出身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它也有先天的劣势,第一,无法依赖大佬的个人信誉,第二,由于是纯粹的官方组织,难免沾染官气,在官府整体声誉下降之际,会受连累。当然,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运作过程不公开透明。这些年来,有关红十字会的传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的说它挪用善款违规盖楼,有的说它倒卖捐赠品,有的说它借红十字会的名义做违法的买卖。令人诟病最多的,是它对善款征收的管理费。有的说它提成10%,有的说提成19%,甚至还有人传说它们提成50%。真佩服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么多年,面对这样的传说和质疑,居然一不出面解释,二不公布账目,一任流长飞短。 现在网上正在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实际上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多年怀疑的大爆发。事件也许像网友说的那样,水很深,内幕很黑,也许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红十字会多年灰箱乃至黑箱的运作,的确是惹祸之源。这么多年了,来自红十字会 10% ,有的说提成 19% ,甚至还有人传说它们提成 50% 。真佩服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么多年,面对这样的传说和质疑,居然一不出面解释,二不公布账目,一任流长飞短。 现在网上正在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实际上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多年怀疑的大爆发。事件也许像网友说的那样,水很深,内幕很黑,也许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红十字会多年灰箱乃至黑箱的运作,的确是惹祸之源。这么多年了,来自红十字会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gzb.html ) –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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