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几十年来，中国和越南的发展一直困扰着外部观察者。农村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使这两个国家日渐成为亚洲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里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它们的发展速度及其经济复原能力远远超出了令人钦佩的程度。 　　尽管公众专注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自2008年以来重新命名为“和平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发展对于“现代化”这一共同观念提出了更为深刻、也许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初期，甚至中国和越南的知识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为重建国家发展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使领导层接受了现代性的变形使命，但它的精神和方法已经根植于大多数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中，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虽然改革时代的政策呈现出去集体化和去控制的特征，但是党的领导仍是关键，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越南体现了有秩序的政治机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越模式。 　　下面将分三部分探究中越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分析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异同，然后在分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中越两国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考察中越经验对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最后是中越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研究。全文的结论回到什么是现代化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上。 　　模式与差异 　　中越两国都是政党国家，它们的政权建立在共产党对农村广泛动员的基础之上。尽管采取集权的政党结构即“准民主体制”，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所进行的农村动员要求政党采取关乎大众利益的政策。它们在革命时期逐渐确立了领导地位，并在胜利后建立了可以从中央直达基层的政党结构。尽管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物质基础方面很贫瘠，但不管怎样它们的革命创造了持续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与此相似，越南民主共和国也能够围绕国家自由这一目标动员所有的人，并带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争。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成功，中越两国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即调整其政党国家结构以适应可持续治理的任务。这是因为，改革的成功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于其农村平均主义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起源而言，中越两国的政治社会变得日益城市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增强了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机制的力量，而且引起了对在一个日益不同的社会中进行管理的执政党的作用和能力的质疑。 　　很明显，中越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正如早期在毛泽东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农村革命”或胡志明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民主主义”中所暗含的一样。当然，如果马克思晚期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他当然也会怀疑其分布广泛的衣钵继承者。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作为政治核心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标准的话，那么中越两国都符合。 　　中国和越南与过去的欧洲和苏联兄弟究竟有着什么显著不同呢？农村革命是这种差异存在的重要缘由，而且其成功也需要一种欧洲缺失的环境。俄国是上述原则的一个例外。尽管它有着众多的农村人口，但俄国的政治命运却是在其大城市里被决定，随后才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中越两国与东欧在外部压力下建立的政权之间的隔阂更大。即使有一些共鸣，也只是复杂差异性中的一个方面。 　　中越两国都有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关注政策的执行而不是政策的形成。选拔人才的主要阶梯由教育程度、考试成绩和履历表现所组成，而不是由选民决定。在人才留用和提拔方面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重要，但这是一个公众对其表现满意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与选民关系的培育，选举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中常常扮演次要角色。政党和国家在结构方面分得很清楚，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常常混在一起，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具体工作中，政策的执行更为灵活，地方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而不是贯彻一般性的法律。因此，大量的政策创新是从地方开始的，是在地方被证明成功之后，逐渐推广普及的。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危机也常常迫使领导层认识到先前曾被忽视的治理难题。民众的动乱在吸引高层领导对地方的关注方面发挥了有趣而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样的动乱是体制外的，但民众很少反对现有体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变成敌视性的矛盾。工人罢工由于主要是反对外国公司，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矛盾。在越南，68%的罢工发生在外资公司，尤其是台湾和韩国的公司，而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罢工不足10%。大多数罢工时间很短且是非暴力的。 　　相比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言，对于政党国家的挑战倾向于被视为“敌我矛盾”。令政权感到威胁的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或力量。他们的数量不大。在对越南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全面研究后，贝内迪克特观察到他们大多属于知识精英。约有2000人签署了自2006年4月开始在越南流传的《越南自由和民主宣言》，他们通过加入政治组织或者发表大量的作品公开挑战政权。然而，即使只有很少的人，也对政权提出了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是被视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力量进行的“和平演变”（中越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都使用这个词语）。 　　然而，如果认为在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党国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公众是无行动力的，都将是错误的。它们在诸如反腐败、均衡发展和环保这样的领域有着广泛的认同，公众，尤其是网民，在许多特定问题上非常活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发生在越南的反对中国开采铝土矿的强烈抗议。反华的民族主义是越南持不同政见者热衷的话题，但是在这一案例中体现的是广泛的、公开的抗议，以至于武元甲将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进行谴责。尽管政府不能正式与反对派达成协议，但却经常灵活地包容批评意见。 　　同时，在不同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地方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和协商民主。一般而言，越南更为积极地在国家领导层适用选举规则。改革增加了体系内人民的选择。中越两国在基层都非常积极，中国甚至选择在农村实行自治实践，由人民自己决定当地的事务。地方的透明度和责任感都随着对地方利益的培育而得到提升，但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之外却没有利益的这种聚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民众的责任感。 　　中越两国政治存在重大差异。其中的某些方面与历史和环境有关。中国的国情使其政治更倾向于内向型，也许这也使其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自信，而在政治上更为谨慎。1979年中国敢于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是因为它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低于国家经济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对胡志明市就不敢采取如此冒险的措施。 　　中越两国历史上的两大差异是法国的殖民主义后果对中国的“百年耻辱”以及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领导风格。殖民地的经历使越南的进步人士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民族解放，以及文化上的外部目标——外国占领。在中国，民族议程是由传统社会的失败及其所导致的国内混乱的总体危机所设定的。越南意识形态环境的自我批判不是那么极端，而更关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相比而言，中国的政治风格是由混乱环境中“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决定的。 　　意识形态环境方面的差异比胡志明、毛泽东的个人风格所导致的差异更大一些，只是这两个领袖人物放大了中越两国基于历史形势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他们的个人作用为各自国家的政治书写了不同的一笔。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1855年，斐迪南·滕尼斯出生于石勒苏益格农村中世纪的环境中，这个地方在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并入普鲁士，那时他九岁。随后滕尼斯在普鲁士这一当时欧洲工业化最快的国家求学并开始其学术生涯。他在《社区和社会》这一著作中记述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生动经历，同时也抓住了欧洲社会学方向的转变。 　　滕尼斯公开对其失去的童年表示怀念。那是一个无商业的村庄社区，在那里行动是受人性需求和爱好的自然意志所驱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性别、级别等人们所熟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社区这种小世界永远消失了，它被充满竞争的、被工具理性所驱动的世界大都市残酷地践踏在脚下。无论怎样，文化分化为传统和现代、社区与社会，这成为欧洲发展的分水岭。 　　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或采取传统的态度，或采取现代的态度，这种分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它将西方对于未开化的人的优越感世俗化。现代化不需要传教士或者知识的启迪，只需要私人财产、市场和竞争。全球在这一意义上的趋同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现代化。其他任何社会与西方的文化距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而是背景的不同。社区的大门不能抵制进步。现代社会的霓虹灯下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它为全世界通向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照亮了相同的道路。 　　中越两国的革命和后革命历史对于这种观念模式是一种挑战。农村革命既不是向前现代历史的返祖，也不是初始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在农村进行动员，他们是通过引入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新的价值，并承诺一个崭新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才实现了这种动员。相对于其对手来说，它们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大众动员。胜利之后对于正在进行物质和文化进一步现代化的政党国家社区的重视使“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分界更为混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以及越南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更为理性而不是自然使然。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尤其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提出了一个有关现代化本质的问题。它们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时期内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议会制国家。市场力量在自我约束的政党国家进行运作，甚至行政回报也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大都市，而不像那些向它提供劳动力的内陆农村。由此就导致了国内治理和政策的趋同，这不是全球化的外部作用使然，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也许现代治理趋同的最好证据来自政党国家自己提出的一些挑战，包括法治和党内民主。加强法治不仅仅是政党国家的固化，而且是为适应更为多样化社会所进行的治理调整。法治也许把腐败作为其最近的目标，但是公共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的相互联系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熟人社会。在一个村庄里，私人关系足以能够满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社会互动中的“社会的可能性”。但是现代生活的相互依赖超出了熟人关系，一个人需要法律来系统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 　　党内民主似乎看起来与现代化无关，但实际上它对于政党国家转向后革命治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使治理的任务从目标导向的行政目标转向了多样化管理。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表明了这种新的转变。然而，如果共产主义政党打算继续为多样化社会提供政治指导，那么人民的多种利益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都将需要在党的成员资格中得到反映，在党的决策进程中进行明确表达。党的基础必须像市民社会一样多样。中国作出的让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除了广泛的基础之外，政党还需要提高对政党选举、议程设置和政治讨论的有意义的参与。在这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前头。 　　有着广泛的基础、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党还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吗？很明显它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当初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设想。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适应其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形成了目前的结构，制定了当前的政策。它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也适用这一模式。所以，“中越模式”更好地契合了它们发展的历史记录和轨迹。 　　当前中越经历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趋同证明现代政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广州和胡志明这些现代化城市都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但除了现代治理的各种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激励现代社会多样性合作的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中越政党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任务，它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于当前其社会秩序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政党国家因其获得的成功而得到巩固，但同时更多的繁荣也增加了进一步调整的压力。中越两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们只是在近期才发现彼此面临相似的任务，因此中越道路有着一定的差异并保持着这种差异。即使由于政策内容逐渐相同，两个政党国家政治机制的不同也仍然保持着。为什么要抛弃一种比其议会竞争者更为成功的体制呢？ 　　中越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功使乔舒亚·雷默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在中国内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超越中国发展的狭隘视域而从其他地区更为普遍的机制及其适应力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还是非常值得的，关注包括中越两国在内的更广的领域将有助于超越中国的特性，对其适用性的背景条件进行详细的阐述。 　　中越模式能够而且应该从农村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当前的改革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模式的重大局限，因为农村革命的条件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 　　采取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策非常重要，这一启示适用于自下进行的所有类型的政治动员。因为自杀性的爆炸也许能提高抵抗的技术，但是任何威吓和疏远群众基础的行为都将损害斗争的基石。农村革命的另一教训来自于对中越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对比。建立在动员民众基础之上的革命对于后革命时期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层建立起来的政党国家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后革命时期建立或巩固的领导形式。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一方面，在现代化战略中要谨慎发挥民众动员的作用，历史证明，在一个有着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的国家进行动员，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社会的发展需要尊重其复杂性。混乱，而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复杂性的另一选择。

就撤职薄 十问胡温？ 安玛 2012/3/16 中国的两会闭幕前，温家宝在例牌的记者新闻会上就王立军事件严词指责“现任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应当认真反省”，温话声一落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件事立即成为了全球最吸引眼球的重大新闻。  （一）广东和重庆不同模式的竞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政坛近年最为热闹的景象之一就是出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庆和广东之争。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分工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必定有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多元不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了政坛就表现为了左派和右派之分了。 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任何一个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左派右派相互平衡形成了各自的制约，同时又相互妥协从而共同在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因此社会的左右派平衡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前提，左右两派中任何一派打倒另一派的一派独大，都会造成极左或极右的恶果，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中国逐步迈向国家现代化的重新崛起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前无现成的案例可以照搬，后有太多误区和陷阱的充满着许多高难动作的一件复杂系统工程。世人皆见，近年广东和重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展开了公开的比较和竞争，安玛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公开透明，听取多元不同的观点吸引民众关注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的一个可贵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社会反战的一种进步。在任期内总是强调“稳定”和“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胡温政府，难道不懂一个国家之内的左右实力的平衡之下良性竞争这些口号得以实现才是根基？ 安玛曾撰文，指出汪洋和薄熙来都是敢于摸索符合中国现代化方式的优秀的地方官员，是有着开拓精神的中共新一代，作为中央政府，理应支持管理和引导地方政府的各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取并着手制定公平的游戏规测引导左右两派参与良性竞争，不是吗？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一问。 （二）胡温处理薄下台做法专制霸道加演戏 撤职不胜任的官员是任何政党的最重要的党务之一，否则一个无法严明党章党纪的政党将失去先进性和战斗力，最后一定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淘汰。但是今年在两会结束之后薄熙来立即被撤职的做法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下的两件事足以反映了这届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下台事件上的专制与霸道，与中共一再对人民信誓旦旦的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构成了胡温政府卸任前的一大败笔： 其一，国内的媒体普遍反映说一个来自中央规定，温家宝记者会的发言是必须用不容发表评论的按照“原文稿”的方式来刊登，这个规定对官方在人民网所宣称的什么：因为没有事前设立提问的禁令所以这次两会是历来最开放最透明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其二，在宣布薄熙来撤职的同一天，国内几大挺薄的左派网站全被关闭，呵呵呵，温家宝记者会上还大言不惭准备要求异见人士到中南海听取意见，真不愧属于是盛传中的超级的“影帝”呀，就在眼前几大左派网站铺天盖地的“异见”必须全部闭嘴，却不但在嘴巴高分贝还要实际中地劳师动众要请各地各界的“异见”人士入中南海听取意见？ 请问如今地球上还有比温家宝更会表演作秀的超级“影帝”级的政客吗？安玛认为至今为止是不到了，胡温不认同？请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二问。 （三）王立军事件导致薄下台？ 现在国内噤声，海外的舆论却议论纷纷，不厚到底犯了哪条大错导致撤职？按照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谈话，好像是王立军事件？那么，人们自然会问，如果下级犯错或犯罪上级必须是以撤职来承担责任的话，请问胡总书记，中共党史上级别更高在国际上轰动更大的许家屯出走后谁被撤职？林彪叛逃后谁又被撤职了？还有，在汪洋主政重庆事件窜红的，现已查证拥有几十套住宅的贪污犯文强在重庆为非作歹多时，温家宝为何从不公开严词指责‘过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应当认真反省’后也作出组织处理？ 显然，一个摆在世人眼前的事实是：如果王立军事件是薄熙来下台的理由，那么现任的中共中央就是在公开使用低级蹩脚的双重标准故意政治打击和迫害薄熙来；如果王立军事件不是薄熙来倒台的理由，请问具体的理由又是什么？ 由于在宪法里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而发生在中共党内的任何事情，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质疑的权利，中共中央以及下属的各级组织同样有答疑与释疑的责任和义务，胡温认同中国公民拥有这些权力？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三问。 薄熙来原是重庆的地方官，重庆和广东模式历来争议不断，对于有争议的官员的管理包括下台处理的原因，体现了今天的中共组织机构是向着公开公平透明的现代化政党迈步前进，还是停留在过去仅凭领导的意志就撤职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那种封闭专制霸道组织机制的泥潭里打滚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因此，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询问中共中央特别是总书记胡锦涛，请你们向对中国的全体人民公开讲述薄熙来下台的具体原委，并回答来自民间舆论所有的质疑，否则光靠派出李源潮赴渝宣读圣旨版的中央决定，再用封网噤声来堵住任何不同意见的声音的作法，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的。  （四）违反“不折腾”导致薄下台？ 由于中共党史上对于外逃高级官员，并没有对上一级的官员撤职的传统，加上王立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薄熙来的官职都原封不动，因此海外的媒体纷纷推测压倒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薄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太折腾”了，具体的理由是不厚表态胡锦涛将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不但有威逼犯上之虞，更有对外公开党内矛盾之嫌，与赵紫阳在64前对来访的哥巴乔夫透露党内矛盾如出一撤云云。 看到海外的这些议论，再看看原来薄熙来的得力副手黄奇帆在今天报道了最新的“拥护”张德江继任重庆书记的表态中，反反复复的表示要“不折腾”，看来薄熙来的在两会的折腾非常可能就是不厚倒台的主要原因了。 按照安玛的认知，不折腾原是胡锦涛本人使用的口头语，记得刚登台的时候，外国的媒体还感到了难以翻译，不折腾至今未见官方的明确定义，按字面解释其大意是不花费精力去纠缠那些无关要紧的枝节问题，专心一意的谋发展求进步等等。 为何现在“不折腾”居然成了薄熙来倒台的命门？ 在安玛看来，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并无大碍，让我们回归现实：薄关于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是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了为何胡锦涛至今都没有到重庆视察的提问后的答话，安玛认为，不厚的回答是得体的也是在理的，总书记视察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应该的分内事，既然总书记还未重庆视察，不厚公开回话说相信胡将会视察重庆不是合理合法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硬把不厚相信胡会到重庆视察扣上“威逼”“犯上”无视中央权威的大帽子，请问胡锦涛，难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猖獗？这才唯恐中国不乱的倒行逆施，是真正妨碍国家前进的巨大的“折腾”，这是安玛对于胡温的第四问。 把不厚的这番言论套上对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另一顶帽子就更站不住脚了，如果说不厚相信总书记会到重庆视察就是对外公开党内矛盾，请问，广东和重庆模式竞争以来，胡温个人至今不到重庆视察 以表示所谓“保持距离”，不是更早更大动作的向外界公开党内的矛盾？这不就是只许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胡温现代版？这是对胡温的第五问。 进一步，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性的基本点之一，中共党内拥有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代表着中共不是一言堂而是充满着活泼生机的政党，为什么中共历来都对外装做“高度团结”来自欺欺人？别的都不提了，近两年的两会，吴邦国和温家宝的发言就是明显的不同调子，这两人为何不涉及向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大帽子？再问胡锦涛，向外交公开党内的矛盾的定义是什么？由谁来裁决？这是第六问。 作为总书记总理，不管内心是否认同的重庆模式，都有责任视察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重庆，认同的就加以鼓励不认同的摆事实讲道理纠正地方的错误，不是吗？不厚记者会上表示相信胡锦涛会访问重庆到了犯了谁的大忌？从至今公开的信息来看，目前强加于不厚头上的违反“不折腾”的两种指控都是一种自由心证，无法说服人。 （五）胡倒薄使用的得力借口 请大家回忆，胡锦涛任内撤销原上海书记陈良宇的手法，与这次倒博是颇为雷同的，两次都是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通过后中央直接宣布撤职，然后留用原来的第二把手以稳住当地干部群众的情绪，上一次是撤职陈良宇高调留住韩正，这一次是撤职薄熙来同样高调留住黄奇帆。 问题的关键的是，胡锦涛到底是使用了哪一种说辞，使得原来观点各异的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会投票同意撤职陈或薄呢？ 据媒体报道上一次，陈良宇对于中央派来的针对他的调查组十分反感，于是一度曾派出当地的警方包围了中央调查组的住地，这可是一种严重的犯上座位，试问一个地方官员敢于派警员包围代表中央的调查组，中央的权威何在？不刹住此股歪风，中国的国家统一将如何无法保证。 因此，地方官员的任何作为只要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次，光是温家宝借题发挥的王立军事件，政治局投票是不可能同意撤职不厚的，但是胡锦涛如果使用薄熙来在两会记者会的发言类似赵紫阳在64版的公开党内矛盾，是一种折腾的行为从现有的外媒的报道来看将严重妨碍党中央的换届的稳定与和谐，危机国家安全云云，政治局的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了。 当然，以上仅是安玛依据已有的公开信息，对胡锦涛成功倒薄的借口的一种推测，是否属实，只能期待中共中央对人民公布薄熙来下台的真正原因后方可验证。 然而，胡锦涛想把把废除陈良宇的套路简单重复到薄熙来的头上，只能说明胡锦涛的政治幼稚，因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陈定宇的确派警员包围中央调查组，胡锦涛当年废除陈良宇的理由就大大合法于现在给薄熙来强加的帽子。更为严重的是，陈良宇为官之道民意不振，废除陈良宇民间的反弹几乎没有，薄熙来就大为不同了，不管是否认同重庆模式的人，都无法承认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广得民心，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胡温个人当然有着不认同重庆模式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就能简单摆平人民的感受和意愿的。胡温这一次在对公众交代理由不清的情况动用发布圣旨般作法和愚民的封网的方式清除了不厚，一定会引发中国大多数人的愤怒的反弹，是否因此引发后续的政治危机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这将是胡温施政十年最大的败笔，无法洗白，莫非胡温相信即将卸任的你们可以永远封网噤声？笑话。 （六）温暗喻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本身就是一种文革作风 温家宝在两会的发言，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暗批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安玛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谈话本身就是对不同的观点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的一种具体体现，温家宝不服？有诚意邀请安玛到中南海辩论你我之间的“异见”吗？这是对温家宝的第七问。 安玛认为，文革总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灾难，根源就是极左泛滥成灾。可是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上台，导致党内左派全军覆没，失去了左派的制衡，30年来中共的对外政策越发想着软透投降迈进结果就是国家领海被侵占主权受辱比比皆是，国力军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时期可是周边环境却进入了1949年以来的最差阶段；对内政策大幅偏袒资方残酷压榨劳工群体，加上本来该在劳资之间执行仲裁的地方政府，却有大量官员大面积的参与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使得原来已经极为薄弱的劳工保护血上加霜，国内的贫富悬殊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了，眼前中国的游客在世界各地使用和国力不相称的巨额花费就是贫富过分悬殊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这种国情下国内的左派势力的重新觉醒和崛起是正常的，中国社会如果希望得到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左派和右派的势力就必须平衡发展并学会在相应的游戏规则之下同平竞争携手前进。 现在很多的右派言论和其代理人例如温家宝本人引用左派网络上的某些出格言论就把左派整体一概斥为为文革余孽本身不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乱扣帽子，更是对人民意愿的无视和践踏。 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里克访华，推销世行与国务院机构、国家财政部等合编的中国2030年的发展纲要，受到了国内各大网站大约90%的民调的反对，佐里克信口担担的说，此计划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云云，温家宝，你不为自己的观点与90%的中国民意的巨大反差与遥远的距离，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你不为自己对国内关键的问题的失知失觉感到丝毫的脸红？这是对温的第八问。 朱镕基的入世谈判承诺是医疗教育住房私有化，今天已经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温家宝是不知道所以还要和佐里克一起鼓吹继续把国家经济栋梁私有化？失职渎职！知道了明知故犯作佐里克的内应让外资垄断殖民中国经济？内奸卖国！ 诚然，私有化是有着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喋血性规定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规范和管制，私有化只能是官商勾结私吞国有资产的盛宴，对于广大民众确实承受不起的巨大灾难，不仅中国如此，看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温家宝不懂？这是第九问。 我倒认为，相对薄熙来两会记者会的“折腾”对中国发展的大局影响，温家宝伙同佐里克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引发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事，更值得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查查为何中共政府部门在此事运作中的右倾卖国思维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的期待之遥远，以及有无具体的官员直接接受了美国人的贿赂，这才是导正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盛行的崇洋迷外，防止虎视眈眈的列强从内部葬送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件更为要紧的头等大事之一。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用于任何人 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两次提到了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由胡耀邦主导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媒体纷纷解读为这事中共重申该决定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 安玛个人认为，该协议对于平反在毛泽东时代太多的极左错误是有着历史性进步作用的，但是不该也不能因此就把该协议定位不容和不能置疑的新版圣旨。 不要忘了，胡耀邦主导该协议的理论基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胡德平和温家宝之流把这个衡量真理标准的原则歪曲成了只能用于对待毛泽东，不能用来对待邓小平了，荒谬嘛！一句话，无论任何人的观点和政策，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现在在左派网站中有人提出文革翻案，安玛个人不能认同，但是反对的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搬出党的某个历史决议来压人欺人让人闭嘴，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言论等同反对毛泽东制定的决议是容许的，但是反对邓小平的决议就是大逆不道了？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这些言行本身就是真正的文革遗风的具体表现！胡温不服，请公开回应或者邀请安玛列入温家宝提议的到中南海听取“异见”的名单如何？这是最后的第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