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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与怀 　　 　　（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烈士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特发此文以为纪念。） 　　 　　一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首诗是韩瀚所写，题为〈重量〉。还有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诗，题为〈哭〉，流沙河所写：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些日子，哪些诗最直截了当让中国大陆民众整个心灵受到震撼，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这两首短诗必列其中。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这是何等的震撼力！短短几行诗，传达给人们的是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确，每个读到此诗的人，如论者所言，热血者当无不为之动容，而苟活者则必然无地自容。而流沙河的“哭”，可谓切肤之痛的真情实感。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大劫难，没有感受过那种排山倒海般而又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不装哑就必需学会说谎”，这不就是那些年月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照吗？！“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这两首诗是献给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二 　　 　　张志新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她究竟犯了什么滔天死罪？以下是知情人的揭发、记者有关调查和档案纪录。 　　 　　1968年前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张志新，辽宁省委机关一个普通干部，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讲话资料，顺口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不久，在干校里，张志新被揪出来。 　　 　　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的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 　　 　　张志新第一次被判是1970年5月14日。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来，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就是因为她不认罪，便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但高振忠虽然对张志新案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某某。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十五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即“恶攻”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林”指林彪，“孔”指孔子，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江青一伙便发起一个声势巨大的运动，并发展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把周恩来也打倒）。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毛远新、魏秉奎、苏羽等十七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听完〈报告〉后，这些大人物有如下一段对话： 　　 　　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干脆吧。”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内中只有六十多个字：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3月19日，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就这样“干脆”地被“杀了算了”。 　　 　　三 　　 　　从当时的监狱档案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张志新的确“恶攻”毛泽东。她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关于“文革”，张志新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张志新在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她还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表示这些意见和看法，正是“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这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 　　 　　张志新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就公开声明： 　　 　　犟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因为涉及最高神物毛泽东，张志新两次被判死刑，平反也经历两次曲折。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因此，开始时张志新案不予彻底平反。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对张案复审的汇报。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任仲夷（任后来任职广东，2005年11月15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被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他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张志新平反昭雪之后，施加在她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点一点地被揭发出来。 　　 　　她因为至死不认错，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事实上，在六年铁牢生活，张志新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迫害。监狱当局甚至鼓励刑事囚徒多次肆意强奸、轮奸她。张志新最后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她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这张照片后来不能示人。 　　 　　张志新被杀害后，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运走，作病理解剖实用，又说被剖腹挖心，取了内脏后才火化，也有说是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张志新遗体下落至今成谜，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最令人发指的是：张志新上刑场前，公安恐防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剧疼难忍，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这个最血淋淋的罪行，是辽宁公安局的“创举”，毛远新等当权人物赞同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例）。 　　 　　这里，还有一个万分可悲可恨的插曲。张志新受害时，当局要她的孩子林林、彤彤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一份签字并按手印的所谓“笔录”，摘抄如下： 　　 　　……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 　　 　　那一年，彤彤不满十岁，而林林也未满十八岁。当局竟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四 　　 　　张志新平反后，一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长篇通讯于1979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写报道的记者陈禹山回忆说，报社领导们对张志新上刑场前被惨无人道割断喉管的罪行是否见诸文字不敢作主，报到中宣部审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虽然非常开明，但也希望把割喉管的细节删掉。最后见报的文字是：“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通讯发表的当天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方一听到实情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 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 　　 　　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张志新案件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突然停止。人们相信，这无疑与这个全民“天问”有关。当然，这又是一例“奉命行事”。 　　 　　1979年8月12日，另一位著名诗人公刘，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那个“大洼”刑场，来这里凭吊烈士张志新。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刑场》：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情形又怎样呢？这真可用“可-怕”两字来形容。正如一些学者悲愤地说：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三十多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三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颇有名气。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可是，在那个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或诱惑，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而即使现在，不少“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准备对文革以及其它各种政治运动的死难者、受害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有研究也难以公开发表。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当然，还是有许多人记得张志新这位烈士的。笔者在网上就阅读到一篇〈张志新网墓志铭〉，撰者自称为“祭园守园人”，时间为“张志新第三十二个祭日前夕重刻于网墓”，标题为〈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这里，且择录这篇〈墓志铭〉的一些片断，人们对张志新的无限敬仰之情洋溢其中： 　　 　　沈阳的空冢中除了您的丝巾、发夹，有否一段琴弦？早春的音符，是否正在料峭的松花江中解冻？今夜，林林和彤彤又辗转在怎样的历史悲音中？ 明天，辽淼的白山黑水五岳湖海之间，会有键弦之鸣、心弦之颤，协奏起您最喜欢听、最喜欢拉的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吗？ 　　 　　三十二年——整整三十二年了啊！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最撼天动地的那一节！ 　　 　　面对静雅柔弱的您，面对着七年来在此面对过您的278000颗心，面对只有用心、只有在虚拟中才能点燃的洁白的思念、殷红的祈祝和摇曳着蓝色旋律的烛光，最是我知道： 　　 　　每一次点击， 　　都是心的触摸， 　　–触摸您悲怆的音符。 　　每一份祭奠 　　都在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 　　–擦亮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的最强音！ 　　是的，法西斯割断了您的喉，怎能割断您的琴声？！ 　　鸣心铮骨，激越高亢，四弦裂帛，撼遏行云：这是民族低谷期思想的最强音，这是所有浩劫中喑哑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凸现道义缺失灵魂苍白的正气之歌！ 　　正是您的胆见悲歌，正是您思想和生命的震颤，摇撼也见证着一个盲从时代麻木民族的渐次苏醒，又让一段历史伴随一种舒缓、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在千百万走出梦魇的心灵中凝结成永恒的记忆，也由此凝入历史的永恒–不是正史，却因此更属于历史的永恒！ 　　白花与烛光，祭酒与献歌，心语与祈祝：这些，都是也仅仅只是记住的证明。而几乎所有的祭奠者都深深知道：触摸您悲怆的音符的不是这些–是一颗颗心；而比触摸更能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的– 　　是心灵，从您悲怆的音符的千百万次出发–向体制文明挺进！ 　　是千百万心弦的铮鸣与协奏，和着您爱的旋律！ 　　

【 明報專訊 】3‧23民間投票當日，下午理工大學出現長長的人龍，蛇餅打完一圈又一圈。隊頭的一位市民，收到職員遞上的選票，看到候選人頭像經過重複翻印，又歪又矇，忍不住說：「嘩，乜啲人樣壓到扁晒㗎？」她不知道，選票背後有段故。原來當天早上，投票電腦系統被襲擊，職員決定轉用紙張選票，但港大網站「當機」，沒法下載原定設計好的選票。這時，一位在票站幫手的義工靈機一觸，從身上掏出一張選票。原來這位社工系同學這陣子在老人院實習，剛和老人家玩過「投票選特首」的遊戲。這張柴娃娃的「老人院選票」，當天複印逾七千次，見證了香港人渴望「普選特首」的嚴肅期望。 由於黑客入侵港大的投票系統，加上人龍效應，當天中午開始，各票站不斷湧來熱心投票的市民。義工們都嚇了一跳。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人潮，義工們不斷發揮創意，以種種「土法煉鋼」的方式，加快疏導人潮。我們的機動性極強，要加開投票間，就拿一個大紙盒，用幾張膠紙黏在桌子上，附上原子筆，就是具私隱度的投票間。理工票站早上只有4個投票間，到黃昏已加開到17個投票間。 最原始投票方式 投票箱就更簡單，A4紙的紙箱，在上面切一個洞，就是投票箱，讓市民把放在信封中的選票投進去。到了晚上截龍之後，我們還有嚴肅的「封箱」儀式。由兩位教授在上面黏上封箱膠紙及簽名。 封箱儀式之後，60人的義工團隊都忍不住歡呼拍掌。有人發言說﹕「我們見證了香港人創造了歷史」。323之前，我們預計整天到理工投票的人數，最多只有一千人，最後來了七千。數星期前，我們還絞盡腦汁，計劃如何搞一些別開生面的點子，吸引傳媒來採訪。想不到，最後黑客為我們帶來了人龍，人龍帶來了facebook瘋狂轉貼，facebook帶來了傳媒，傳媒帶來了更多的投票人龍。 我們沒有想過，黑客入侵令我們回歸到最原始的「影印選票」投票方式，還有紙皮投票間，甚至需要市民自備信封到來等。這些投票設備，比烏坎村的木箱還要簡陋，像是第三世界才見到的畫面，今天竟然在「國際都會」香港出現了。更令人驚嘆的是，香港人多年來習慣了文明和高效率的投票安排，票站總是最就腳的，選票是最精緻的，但以往投票的踴躍程度，卻遠遠不及今次我們土法煉鋼。 我們的投票硬件落後，但選民卻是熱情如火。有婆婆為了投票，老遠從元朗跑到紅磡來。許多人不知道其他票站的地址，不計較千里迢迢跨區到理工。當我告訴排隊的人，「不好意思，要等三十分鐘才能投票。」不少市民眼神堅定地跟我說﹕「即使要等兩個小時我也會等」。 還記得電視劇《天與地》的大結局嗎？佘詩曼明知官方不准，卻堅持搞一場搖滾樂演唱會，在電台呼籲，終於搞成一場感人的bandshow。323的情况一樣神奇，早上票站只有小貓三兩隻，但到了中午，黑客消息曝光之後，不少人義憤填膺地到來支持我們。黃昏時分最厲害，人潮從四方八面像潮水一樣湧出來，我在隊尾維持秩序，有時是連跑帶跳才能跟着不斷伸延的龍尾。我站立足足四個小時，連扭開水瓶喝水的時間也沒有，忙得廁所也沒有上過，但內心卻激動非常，久久不能平伏。 市民的熱心認真 平日令人討厭的香港人，不見了。平日坐地鐵會爭着搶椅子的，不禮讓的香港人，消失了。今日排隊大家都很有禮貌，不爭先恐後，還不斷鼓勵我們的義工團隊。平日香港人排隊不是為了搶購iPhone或限量鈔就是為了拿贈品，但今天排隊排足半小時，不但沒有着數，還熱心地呼朋喚友地一起到來。 來投票的，什麼人也有。有婆婆帶着隨身收音機，開大喇叭一邊排隊一邊收聽烽煙節目緊貼特首選舉資訊；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媽媽；有揹着結他的年輕人；有一對年輕男女拖着一個足足有人那麼高的franc franc家俬盒子；有少年人拖着摺疊式單車；有一群聽障人士，一邊用手語溝通，一邊交流投票心得；還有撐着拐杖開輪椅而來的殘疾人士。 熱心和友善的，不止來投票的市民。我們遇到的警察，也是和藹可親的。我在過海隧道巴士站的天橋「嗌咪」時，有兩個警察笑咪咪地跟我們說，有人投訴我們有「政黨活動」和「阻街」，但警察叔叔卻對我們包容又體諒。這種警察市民互諒互讓的關係，很像○三年七一遊行那種和諧氣氛。 不少有心人知道我們資源緊絀，都自備信封來投票。個別人士還特地連選票都預先印好，令人感動。有人亦認真地查問選票設計，特別關注除了三名候選人之外，是否有「棄權」這個選擇，待我們告知他有「第四個選擇」，才安心地排隊。可見不少人緊張的，是可以有「說不」的權利。還有個別人士向我們查問，若親友在海外卻未能登入網站，可否寫下「授權書」代他投票云云（不可以，必須本人親身到票站）。 受到大家認真的態度感染，我們的義工團隊都特別嚴謹，要求自己用專業態度，像運作一場真正的選舉來處理這場投票。我們特別留意自己說話的語氣，不要影響投票市民的選擇，強調程序的公正，希望提高選舉結果的公信力。 爭雙普選讓這團火一直燒下去 票站在晚上九時正停止投票。八時許，竟然有人從火車站那邊，上氣不接下氣地奔跑過來投票，有人摸門釘，滿臉失望地離開。這一晚，我看到This city is alive；這一晚，我看到香港人最可愛可敬的一面。即使未來五年香港可能一片灰暗，但只要我回想這一晚，回想每一個投票市民的堅定眼神，回想每一個明知無法實現民主夢依然堅持去追求的每一位，我對香港仍然有希望。謝謝你們，讓我們把這團火一直燒下去，直等到香港有真正雙普選的一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彭利国   “土地违法现象在全国都存在，我们郎溪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肯定也不会完全游离于这个现象之外。” 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安徽农民严小喜最近碰到了一件从未有过的怪事。 2012年3月中旬，他所在的安徽省宣城市郊的夏渡村出现了一笔新生意：有人收购油菜，“每斤一块五，而且是带着泥巴的。”比起等到夏天才收获菜籽且每亩不过千元的收成，这笔新鲜买卖让严家人觉得兴奋，六亩多的油菜在几天里拔了个精光。 对于这些油菜流向何方，和附近多个村庄的农民一样，严小喜并不是门儿清。他们更想像不到的是，自己已经成了近日在宣城多地上演的一幕荒诞剧的道具供应商。 （勾犇/图） 三月种油菜，科学试验？ “难道是我们宣城引进了新技术，农业专家们在这里搞科学试验？” 彭文志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012年3月18日，这位宣城市宣州区城东村村民经过城南的水阳江大道时发现，先前路边一大片原本正在建设扬子鳄湖景区的工地上突然栽满了大片油菜。 根据这位农民的经验，当地的油菜一般在每年的10月份栽种，次年的5月份收获。彭文志打听到，这些油菜是此前几天内突击移栽的。 “难道是我们宣城引进了新技术，农业专家们在这里搞科学试验？”这第一时间的反应随即被推翻：这些油菜种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两棵油菜之间的间距甚至达一两米，而正常的间距在30厘米左右。“这种违反季节的栽种能有什么收成呢？”这样的疑问萦绕在诸多当地农民心头。 3月22日，怀疑其中必有猫腻的彭文志来到宣城市国土局询问究竟。但迄今为止，除了一张加盖了公章的回执承认他来反映过此情况之外，“爱管闲事”的彭文志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这样的怪事不仅发生在宣城扬子鳄湖景区，据南方周末记者现场调查，在芜湖市鸠江开发区的木龙村，一片先前政府征收的土地于2011年11月种上了小麦，迄今长势只有当地正常播种小麦的一半高；在宣城的宁国市、绩溪县、郎溪县等地，近期也都出现了在建设工地上移栽油菜的怪现象。 在这幕席卷安徽多地的反季节种油菜浪潮中，郎溪县是迄今为止唯一被媒体曝光的。3月17日，安徽当地媒体披露了郎溪县新城区大批农民在工地上集体种油菜的新闻。 3月22日，当南方周末记者来到郎溪县新城区时，五天前还忙碌异常的现场已经阒寂无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郎溪县主管国土的副县长吴忠梅坚称种植油菜的面积只有十几亩。但现实是，新建成的郎川大道、建平大道等主干道两侧，新移栽的油菜密布在数十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而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即有约十亩。 附近昌明村一位参与了种菜的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通过包工头以每天每人100元的价格雇用了该村十余位村民，而在其他村庄，亦有大量农民被雇用。这些油菜系以每亩700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从附近村庄购得。“把别人田里的油菜拔到这个田里来，这个田损失了，那个田也损失了。”一位村民疼惜地说。 荒诞写在地上，答案却在天上 “领导让我们做什么哪能讨价还价？” 郎溪县副县长吴忠梅却并不认为此举荒诞，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补充说明”道，由于今年连续阴雨，气温低，“应该还是有一些收成的”。饶是如此，她亦承认“确实不是非常适当”。 事实上，荒诞写在地上，答案却在天上。 “卫星监测覆盖广，违法用地无处藏。”在郎溪县文昌村村委会的墙壁上，这则新近刷上的标语揭开了答案之一角。 郎溪县国土局副局长吴建勋此前接受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称，此举是为了让天上的卫星能够拍到，亦“为了让上级知道我们已经切切实实认真整改了”。 2011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时查到郎溪县新城区存在违规用地，责令其对违规地块复耕复绿。 在当地官方话语中，这种有悖农时的3月种油菜被称作“消除违法用地状态”。但对于究竟存在何种违法，郎溪官员们却讳莫如深。“国土部并未正式通知我们违规。”吴忠梅辩称，此次种油菜的地块实际上只是临时租用农民的土地，用来堆放修路时的弃土，将来路修好了土地将还给农民。 但当地多位村民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这些地块系由政府于2010年永久征收，一亩地的征收价格为3万多元。在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郎溪县县城总体规划（2002－2020）》中，这些现在被油菜覆盖的地块被规划为井字型路网环绕的建设用地。 田地里一道道粗粝的车辙清晰地说明着昔日新区工程之浩大。“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台挖掘机在这里平整土地。”曾经目睹过现场的郎溪县居民吕波回忆道。 事实上，此次被平整的土地，好多地方原本已经修好了路。“路基都打好了，就差铺柏油了。”而现在这些尚未完工的道路都已被泥土覆盖，以至于如果驾车按照道路的标识走，会轻易拐进田里。“到处都是断头路。”一位村民认为这太不吉利。 郎溪县外宣办主任宗晓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3月种油菜实属无奈，因为这个季节可用于复绿的当地农作物只有油菜。如果选择小麦，短期内并不能实现让卫星可以辨识的绿色，“那只能算是复耕，不叫复绿”。 而整改的时限箭在弦上。根据国土部令，2012年1月至4月，各地对此前卫片显示的违法用地必须完成整改。这也就意味着，如不能在此期限前完成整改，仍会被卫星界定为违规，地方领导轻则被约谈，重则撤职。 “我们一开始也想争取能够通过报批，但是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复耕复绿。”宗晓明说，“领导让我们做什么哪能讨价还价？” 不欢迎卫星的小城 招商“蛇吞象”的背后，土地始终卡着郎溪的脖子。 国土资源部从1999年开始引入卫片执法这一高科技，2009年实现了全国2859个县全覆盖。 而对这个正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番的皖东南小城而言，“被卫星覆盖到”并不是什么好事。 郎溪的官员喜欢用“三年”来形容这个小城的变迁。“三年前，我们绝对是安徽省县城里城市建设的最后一名。”宗晓明说，彼时，整个县城只有两条主干道，一个红绿灯。 2010年，安徽省第一个国家级规划《皖江城市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批，这令原本位列安徽十大穷县之一的郎溪喜出望外。凭借位于苏浙皖三省通衢且紧邻无锡、常州的区位优势，郎溪的招商引资迎来井喷。 当地官方披露的数字是，近三年来，郎溪累计签约外来投资项目1062个，落户企业700家，其中亿元以上企业200家，居宣城市第一。郎溪县招商局局长夏严用“签约签到手软”来形容苏浙企业的蜂拥而至，“有时一天就是十来个项目”。 “蛇吞象”成就了一个连省委书记都竖大拇指的“郎溪现象”：“十一五”GDP年均增速16.5％，财政收入四年年均增长52.3％，居全市第一。三年的时间里，郎溪经济开发区的面积由3.5平方公里增至35平方公里，扩大了10倍，而城市面积亦从3.4平方公里扩大到14平方公里。 而城市的扩容只是刚刚开始，这座小城从未像今天这样渴望土地。而招商“蛇吞象”的背后，土地始终卡着郎溪的脖子。县国土局局长程禹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9年时分配到郎溪县的年度用地指标还有一百多亩，但2010、2011两年的用地指标却为零。“指标为零，我们就搞土地置换。”程禹柏说，将农村闲置的农地置换出来，成为建设用地。然而，想要置换出足够的土地喂足经济发展的胃口并非易事。“离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2010年的述职报告中，这位局长如是说。 “土地违法现象在全国都存在，我们郎溪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肯定也不会完全游离于这个现象之外。”郎溪县国土局副局长吴建勋如是说。 然而正如文昌村委会墙壁上的标语那样，这些违法土地并不能逃过天上卫星的法眼。 2011年下半年，国土部的卫片下发至各地市，疑似违规的地块图斑列得清清楚楚，一幕轰轰烈烈的“知错就改”的大戏上演。 郎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牛四清说，“现在在操作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心里也很难过、很惭愧，但希望各界能够理解、关爱。” 东倒西歪的油菜“插”在建筑工地上。 （南方周末记者 彭利国/图） 督察组来了 督察组进驻之后，先前红火的油菜生意消失了。 应对新一轮的卫星监测并不足以解释这出3月荒诞剧的全部。 在郎溪新城的农田里，已经种下的油菜东倒西歪，尚来不及种下的油菜堆在一旁，述说着当时的仓皇。 而在宣城扬子鳄湖景区，彭文志发现一切都变得异常。 时光倒退到2011年6月28日，这片规划面积为3.6平方公里的景区建设项目高调开工，市委书记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政委、市长担任指挥长。而现在，原来矗立路边的详细规划图只剩了一块空空的铁板，工程建设指挥部已经人去楼空，甚至连门口的“指挥部”字样也被一块印有“共创共建共分享，更优更美更文明”的塑料布遮得严严实实。就在这片土地上，大量尚未被整平的土包显示这项种菜运动未竟时。 既然3月还未结束，为何轰轰烈烈的种菜运动突然休止？答案是，督察组要来了。 一份由宣城市政府于2012年3月11日颁发的《2012年土地例行督察工作实施方案》表明，国家土地督察南京局（以下简称南京局）将于近日对宣城开始例行督察。作为国家土地督察的九个派出机构之一，南京局负责苏、赣、皖三省的土地督察。该方案要求各地抓紧补缺补差、整改完善，3月15日前必须完成迎接督察的准备工作。 早在2011年底，南京局即对宣城市政府进行预警督察约谈会，“从预警督察情况来看，可能面临被约谈或被问责的风险，必须高度警觉。”在会上，南京局局长刘天增如是对宣城市政府负责人说。 3月20日，国家土地督察南京局进驻安徽宣城。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曾荣获“敢于碰硬奖”的国土督察派出机构将对包括郎溪在内的宣城所有县市共计1867个在卫片上显示变更的图斑逐一核查，共涉及土地面积近8万亩。 担任督察组组长的南京局副专员张文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督察组正在审核卷宗，还没有到郎溪等地实地察看，但肯定会搞清楚，“我们一宗地都不会放过的”。 3月25日，年后连阴雨的郎溪县盼来了一个难得的响晴天。太阳底下，先前在雨水中坚挺的油菜耷拉了脑袋，风一吹，仿佛一个个问号般打起了摆子。 而夏渡村的严小喜夫妇则守着十几袋拔出来但没卖出去的油菜发愁。督察组进驻之后，先前红火的油菜生意消失了，他们想找人讨个说法，但那个当时撺掇他们拔菜的中介的手机却从此关机了。 链接 如何骗卫星？ 土地卫片执法，是指利用卫星遥感信息资料对土地开发利用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开展执法检查。 2009年6月，广东英德市河边镇一采矿场因毁坏山林，造成水土流失，为应付土地卫片执法，在光秃的山体上插入竹竿，假扮竹林骗卫星。 2011年7月，湖北襄阳双沟工业园新修的公路被卫片执法查出违规，当地领导紧急派人覆土种菜，后又将填土刨开，公路重见天日。当地政府解释说，此举是一种复耕措施，除了搞“短期农作物种植”，亦为了“公路保养”。 2011年8月，河北故城县东方驾校已经硬化的水泥场地又铺上黄土，以应对自9月份开始的国土部卫星遥感监测。 （应采访对象要求，吕波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30. | Permalink | 中华人民共和囧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熠祺 2012-03-28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 由于身体原因，97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已连续两年没有出现在两会会场上了。 在2237名委员中，沙博理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年纪最大，而且没有中国血统——这位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在革命年代来到中国，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群体中的一员。全国政协自1978年开始，吸纳了十多位中国国籍的国际友人加入，最早一位是马海德医生，至今唯一健在的是沙博理。 这是一群在全国政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无法复制的特殊委员。随着本届政协进入尾声，他们在政协舞台上的活动将满35年，他们的时代正徐徐谢幕。 全国政协委员、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在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 （李细华/南方日报/图） “政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两个美国人穿越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后来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马海德，记者斯诺。 马海德当过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就曾向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当时周恩来回答：我们哪有国呀？我们只有一个党。 1949年后，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马海德当选委员后，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国公民。 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的机会，马海德提出：可否让这些人成为政治局委员？ 没料到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马海德对中国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口误澄清后，胡耀邦才“恍然大悟”。随后，六届政协新增了十多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他们被中国官方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国际主义战士”。不过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末，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 “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极大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参加当年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连续六届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呆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回应。 1984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在考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所见感到震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他曾在两会上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与传递 1988年，马海德去世，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二十多年来，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的离去。“每年春节的总理招待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沙博理在这批“洋委员”中算是年轻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但97岁高龄的他也没有精力参政议政了。周幼马记得，沙老最后一次现身两会时，出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地方了，是周幼马帮他找到座位坐下。从那以后，周幼马再也没有在会场上见到过沙老。 以前几届两会上，因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组讨论中时常替陈必娣等委员念发言稿；但到2008年，他连念自己的讲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边的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主动担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作为新闻出版界别的召集人，近两年两会结束时，李东东都会带着杨澜等委员到沙博理家中探望慰问。2012年3月12日，沙博理对李东东说：“我虽然没有到大会现场，但关于两会的新闻，我每天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密切关注。我很想念各位新闻出版界委员，每天在心里和你们一起参政议政。” 黄友义也说，沙博理一直关注时事，最近还发电子邮件给他推荐了几篇英语文章。 2013年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是否会有沙博理，还是未知数。不过，无论答案如何，属于马海德、沙博理们的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已进入了尾声。 周幼马“接过”了父亲的棒。4年前，他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名单上。 周幼马的经历亦可圈可点：出生在延安窑洞，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当年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他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几天后，周幼马将和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成员一起飞赴黎巴嫩——那里是他的祖籍地，那里的公园里有他父亲的铜像。马海德基金会和全国政协将出资一万美元，为当地幼儿园添置设备，之前外交部还曾经给他们打了一口井。“对于父亲的老家人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政协没有忘记他们。”周幼马说。 他更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父亲那一辈的“洋委员”们。“他们每个人是一本书，每个人的历史是值得留下的。”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3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3月28日   10 版） 病人的一把尖刀，让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血泊中。原本，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去香港读博士。他想做一名不收红包的正直的医生，还希望在狼疮肾炎方向研究一辈子—— 当穿着白色医生袍的王浩开始值班时，他并不知道，不远处，17岁的少年李梦南和一把尖刀正在逼近。 王浩只是安静地坐在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里距门口最近的位置，面朝墙壁。然后，甚至连一丝求救的声音都未能喊出，3月23日下午4点半左右，李梦南的水果刀插进了王浩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大动脉。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了血泊中。 3月26日，王浩实习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他布置了一间安静的灵堂，人们红着眼圈来此献花、悼念。一个此前与他并不相识的本科生特意从家里赶来，走进灵堂前，这个穿着便服的女孩有些担心：“我来不及穿‘白服’（白大褂），这样会不会不够庄严？” 人们都知道，照片里那个28岁的年轻人再没有机会穿上心爱的“白服”了。而在一些同学看来，“他那么喜欢学医，那么想当医生，本应该是我们中最有前途的一个。”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他就通过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博士生面试。从香港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也许就将在这些天抵达，他会在8月份前往那座城市，并获得每月1.6万港币的奖学金。他未来的导师TMChan从新闻里得知王浩遇害后发来邮件，“多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他到这里读博。” 按照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他将在香港读博，未来还想去美国做博士后。朋友们都记得，王浩一直信心满满，“我喜欢风湿科，这里有太多疑难杂症了，我要多做实验，把这些病因都找出来。” 但如今，梦想被永久搁置了。 3月24日一早，有人悄悄在他办公桌上放了11枝白菊。“我们都觉得，白色就是最适合他的颜色。”朋友孙心毅低声说。 这个身高1.82米的年轻人喜欢白色，也喜欢穿白衬衫和白球鞋。朋友唐莹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王浩的白球鞋总是“每日一刷”，白到连女孩子都不敢伸脚和他比。 在亲友眼里，他最喜欢的，却是自己白色的医生袍。父亲和弟弟还清晰地记得，王浩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特意将“白服”装进行李，带回内蒙古赤峰老家，让家人看看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 他是个瘦高个儿，戴着金属框眼镜，脸上总带着笑容。“帅极了！”50多岁的父亲红着眼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还有一次，学生们都穿着“白服”走在校园里，一个同学开玩笑似地搭了一下王浩的肩膀，却被他立刻推开了。然后，王浩指了指穿在身上的医生袍，一语不发地大步向前走去。 “他的意思或许是，穿着这件衣服，就应该有医生的样子。”人们后来这样推测。 在大学的某段时间里，他也曾像很多医科生一样迷上日剧《白色巨塔》，可接下来的讨论气氛却不那么融洽。 “财前医生可真厉害，技术特别好。”同学说。 “你怎么能喜欢他呢？他为了钱可是不择手段。”王浩显得有点惊讶，“我喜欢里见医生，他很正直。” 这并不是王浩唯一一次描述自己心目中理想医生的样子。在朋友们看来，他做人纯粹，“黑白分明”，简直“像从古代穿越过来的”。王浩曾经告诉唐莹，“等我当了医生，一定会对患者很好很好，绝对不收红包和回扣。” 可事实上，他并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遇害前，他仅仅在风湿免疫科度过了3年实习时光。 据哈医大新闻中心称，经警方初步审理，李梦南出生于1994年5月，父亲是服刑人员，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去年，李梦南就曾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前来住院治疗。23日上午9点多，他再一次在爷爷的陪同下来到哈医大一院。 他们并没有去门诊，而是直接走进住院处5号楼的风湿免疫科。在科室副主任赵彦萍看来，这是很多老患者的习惯，他们并不挂号，而总是直接找到住院医生免费就诊。医生们后来告诉媒体，第一次诊断时，李梦南被发现可能患有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先到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哈尔滨胸科医院检查。 可赵彦萍后来听同事们说起，李梦南从胸科医院回到哈医大一院后，却发现自己将一项检查结果遗忘在上家医院，不得不返回领取。当他再次回到医大一院时，医生们认为，强直性脊柱炎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肺结核患者引发感染，甚至有生命危险，属于用药禁忌症。 赵彦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病人那时希望住院，但她和另外一位医生先后看了片子，认为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 李梦南和爷爷离开了医院。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带着水果刀独自回到了这里。 当李梦南举起刀时，他也许并不知道面前的人名叫王浩。他不知道，这个穿着白袍的实习生已经和朋友约好周末去学游泳，并且正在焦急等待一份来自香港的录取通知书。他还不知道，王浩一直期待着下个月在学术研讨会上见到自己未来在港大的导师，为此，他用了不少时间练习英语口语。李梦南更不知道，这个遇害者打算在狼疮肾炎研究方向下一辈子的功夫。 为了这样的目标，医学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活。以至于在他大学的恋爱经历里，“一起上自习”都成了主要节目。 这个在女孩们眼里“又高又帅”的年轻人上课时总是坐在阶梯教室面对讲台正中间的位子。期末考试前，他的笔记最厚、最全，教科书上也画满了老师讲的重点。200多人的大课，很多人会抢着复印他的笔记，后来，王浩干脆留了一份笔记在复印室。 平时，他讲话温柔，富有绅士风度。但朋友孙心毅却发现，只要谈到医学，他就会变得“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可在3月23日傍晚，他却没能给世界留下一句话。倒在血泊里的王浩并没能令李梦南停手，据一位目击者向媒体回忆，那个未满18岁的少年又袭击了另外三人，他甚至绕着桌子挥刀追砍一个女医生。 仅仅就在两三分钟后，李梦南逃跑。王浩被抬上轮椅，直奔重症监护室。几十个医护人员就守候在监护室外，走廊里一片哭声。 当时也守在那里的同学李宏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事后想起，当时按压、抢救了那么长时间，监测仪器上的数字却没有改变，他们完全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抢救仍在继续。 直到最后，监护室里的人绝望地看到，“输进去的血全从刀口里流出来了”。家人后来得知，其实就在遇害后的十几分钟，王浩就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接近两个小时后，一位护士长从监护室里走了出来，她哭着让“大家冷静一点”，“现在得拔管了”。 这也意味着，抢救结束，宣告死亡。 这就是儿子最后的时光，王浩的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流泪。从儿子租住的小屋里整理的遗物，如今就堆在他身后。 与朋友们描述的“浩哥”很像，他的家当再简单不过了——一部没有装游戏和电影的笔记本电脑、几麻袋书、半麻袋衣裤鞋袜、小半米高的手写笔记、一摞摞的复印资料、几幅毛笔字。 他的房间里有两个衣柜，一个早已被书塞满。另一个里面挂着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一件衬衫以及一套只有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才舍得穿的西装。在家人看来，“空荡荡的，让人心酸”。 除此之外，他只有一个灰色的熊宝宝暖手包了。 事实上，就在遇害当天中午，王浩还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那一天是他奶奶73岁的生日，“我要祝她生日快乐。”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4个多小时后，意外发生。除王浩外，王宇医生术后诊断为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另一名医生右面部外伤，还有一名女博士生受头外伤。目前，病情最重的王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3月26日中午，当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这间斜对着电梯的医生办公室时，一切看起来普通又平静。栗色的木门仍然开成45度角，来往的人们一眼就能看见王浩坐过的位置——一个磨损得厉害的电脑桌。尽管事件只过去了3天，但这个科室的医生、实习生仍然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房间里工作。 门外，一个外地女病人用手机打给朋友诉苦。病人们仍旧不需要敲门就可以走进这里，询问病情，领取检查结果。 到了午休时刻，这个房间终于安静下来，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 “我（对李梦南）也不是恨得不行了。”赵彦萍停顿了一下又说，“他还只是个孩子。” 而李宏颖则闭上眼睛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着自己见王浩的最后一面。 23日下午4点半左右，她刚刚买完饭走回医院大楼，突然看见，医生们推着一个轮椅上的伤者飞快地向前跑，大喊着：“急诊！让让！让让！” 伤者仰着头，血流满面。这使得她没有发现，那人就是与自己一起实习了3年的同学王浩。她也没有看出伤者猩红色的袍子曾是纯白色的，“全是血，他的衣服上全是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唐莹为化名）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3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