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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锋：认真地对待重庆模式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 杨俊锋       近来有关重庆的突发性事件，再次引发对重庆模式的热议。自由民主派（或曰右派、改革派）对重庆模式早就诟病已久。不过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即使是自由派人士，也会理性地认识到，事情并非弹冠相庆那么简单。     第一，重庆模式虽问题极大，并已基本宣告终结，但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所指向的问题不仅切实存在，而且恐怕也都是当下中国最为突出和急迫的问题。拿最引人争议的“唱红打黑”来讲，抑制不法的社会强势势力（尤其是和公权力相互勾结的黑恶势力），以及提升沦丧已久的社会道德，哪个不是人们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更不用说他们所提出的改善公共服务（典型者如“五个重庆工程”），打击腐败与共同富裕了！     这正是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所在–据个人的有限了解，重庆当地大部分民众对于重庆模式是确实是持支持态度。它确实紧紧扣住了普通大众最敏感的上述社会问题；而且的确给予了民众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所以，重庆模式需要否定，但另一方面，不仅不能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峻性，而且还要予以充分的肯认。     第二，在上面的前提下，再把重庆模式的危害进一步讲透。重庆模式究竟错在哪里？对此已有很多讨论，但仍然有必要继续讲下去，让更多的人更深入、清晰地认识到其危害。重庆模式的问题不是它宣称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错了，而恰恰是它利用了民众对这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不满，以其作为实现当政者政治目的的手段。最后的结果是要么解决不了问题，要么变得更糟。     例如，提升道德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以提升社会道德为名，不计成本地运动式的“唱红”.这不仅不得要领，成本高昂，而且还会将其中所蕴含的颂扬暴力斗争、领袖崇拜以及漠视个人权利与尊严等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观相悖的观念“深入人心”.     打黑与反腐固然没错，错就错在以打黑、反腐之名，践踏法治，清除异己。如此，即使黑社会与腐败或可有效遏制，但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则要比黑社会和腐败更要恐怖多矣–别的不说，如今的王立军恐怕应对此会有深切体会。     改善公共服务与民生当然也不错，但如果是以寅吃卯粮，杀鸡取卵和高压集权的方式，不仅是难以为继，而且最终的苦果仍然要由民众自己品尝。同样地，共同富裕当然更不错，但问题是如果以扼杀自由、高度集权为手段，那么最终结果恐怕是自由沦丧加共同贫穷。     总体来讲，重庆模式的基本路子是，通过民粹手法获取大众支持，借助舆论控制与强势压制，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威权体制–而且是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并在短时期内取得“骄人”的政绩。但是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路子无一是以誓言追求天堂始，最后却以堕入地狱终。     第三，以比较和历史的视野观之，严重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公权力失职等社会问题，向来都是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丰沃土壤。而民粹主义的滋长将会扼杀是国家良性发展的一大肿瘤，致使国家陷入民粹与集权的反复震荡。重庆模式之所以受到热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巧妙利用了民粹主义这种极为实用但又非常危险的手法。而这也正是所有激进主义思潮与运动包括文革的共通路数。因此，如何遏制民粹主义之害，也是反思重庆模式所要面临的一大课题。     第四，重庆模式之争，其实不仅事关重庆一地，而是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未来基本走向之争，进而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不可小觑。这一分歧不仅尖锐对立，而且还广泛地存在于民众，存在于知识界，而且也存在于政     因此，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当政者，既要认真思考重庆模式所指向的社会问题及其中的合理诉求，还要讲透重庆模式的问题和危害。把当前的这场争议转化为扩大社会共识，弥合思想分裂的契机。反之，则将会进一步瓦解社会共识，激化社会分裂，并导致改革派则在民众中极大地失分。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也不可仅是换帅了事。重庆政局如此巨变，尤其是异乎寻常地在正常任期届满不过数月前换帅，并罕见地以现任副总理（当然张与薄在党内都是政治局委员，而且张兼任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党内职务）代之，但迄今为止并无正式的解释与说明。中央的人事任免决定更只是寥寥一句话而已。这样就难免会滋生出漫天的猜测、流言与议论，另外，除了人事变动之外，还需要仔细梳理、甄别重庆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合理诉求与因子，不仅不宜“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并倒掉”,弃之如敝履，而且还有必要予以肯定和坚持，避免“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否则，表面上的一致拥护固然容易，但难于使更多的民众更为心悦诚服，并在客观上将薄塑造为失败的英雄–而且是遭坏人陷害的英雄，引来更多对薄的同情。     第五，重庆模式被否定，但决不可以此作为不当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理由，并否定地方有益的改革试验。当下的中国，固然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强调中央权威，例如消除地方保护，维护法律尊严，但总体上却更需要更多给地方探索改革的自由空间。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64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评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随着大陆县乡两级党委换届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基层年轻官员，被作为新生血液补充进县乡领导班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得以如此快速晋升，得益于在2009年时，就已经进入了一份大名单成为后备干部，即“接班人”梯队。 　　大陆媒体指，按照相关规划，中共将每5年进行一次后备干部的集中补充调整，其中尤其是省部级后备干部的补充调整，将利用换届后各地党政班子相对稳定的时期，上一波集中补充已在2009完成，下一次将是在2014年，即十八大召开前后。 　　在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中，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是自邓小平时代才被明确提出来的政治任务——文革十年造成领导集体老化严重，所以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干部选拔除了以往那样必须要有革命精神，还需要年轻、有知识、专业化。 　　邓小平的期望，在1982年底召开的十二大上，被写入了新修改的党章。从此实现领导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也就成了各级组织部门的工作题中之义。而在之前，与之相近的角色定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经近三十年演进，后备干部这一被作为“第三梯队”进行培养的群体，其发挥的功能，也已超越了最初设定。在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中，时下不少后备干部被陆续派往经济发达地区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一些地区还以文件指令后备干部提拔之前，必须在信访维稳一线挂职。在征地现场，也出现了后备干部的身影。 　　后备干部群体被镶嵌进地方事务中这几块重要紧迫的领域，显示出大陆基层政权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近三十年的着力点位移。 　　三级后备干部数量近五万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省部级后备干部群体被确认人数要达到1000人规模——1983年中组部下发《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一文要求，当年7月之前要选定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这其中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后备干部200名，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后备干部800名。 　　具体到省、市、自治区，每处出20名左右省部级后备干部，共600名;每个部委5名左右，共400名。这1000人大名单，构成了1984年的大陆省部级官员的后备梯队，其后至今的省部级官员后备规模，大致也维持在这一数字范围。组织部门的后备干部名单被要求保持常数，因提拔和调整而出现的缺额，必须及时补充。名单由组织掌握，培养意图和使用方向都属保密范围。 　　同时，省部级后备干部还被要求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包括经过自学达到大专水平的)。这几乎意味着农民当副总理的神话将不再重演。与文革中的混乱失序相比，第一次明确出来的后备干部选拔标准，似乎将干部晋升和培养的操作，划分出了一个个相对公平的硬杠。 　　伴随着1990年代中共第三梯队建设的日益完善，省部级以下的后备干部培养管道，也被陆续打开。目前大陆已形成一座形同锥状的后备干部分布图，覆盖了省部、地厅级、县处级三个层次，其中省部级后备干部人数在1000人左右、地厅级6000余位，大约40000名干部成为县处级官员的后备人选。 　　现时的后备干部标准像，也要比1980年代时的清晰醒目。以省部级后备干部为例，在中组部历年来的文件中，这一级别后备干部的年龄，从模糊描述，到明确为应以45岁至50岁的干部为主体。中组部要求45岁以下的后备干部，部委要有1至2名，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有3至5名。 　　地厅级后备干部的年龄要稍小一些，一般介于40至45岁之间，同时要求储备相应数量的40岁以下干部。县处级后备干部以35岁至40岁的干部为主体，35岁以下的干部要有相应数量。 　　与现实官场相对应的是，组织部门在考虑后备干部这一群体的人员构成时，也逐渐将非中共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划入视野，并作出了精确的比例分配。 　　如中组部2003年下发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透露，后备女干部的比例，省、市级应当不少于15%，县应当不少于20%。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的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一定数量的女干部。 　　需要配备少数民族干部的党政领导班子，其后备干部中应当有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后备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根据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确定。同时，后备干部队伍中，也要有适当数量的非中共党员干部。 　　五年一级的年龄分层，对于中共各级政权主政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级的后备干部想要晋升到同级正职，需要五年左右，而向上一级正职升迁，则大致是十年，与中共五年一次党委换届的政治周期暗合。 　　各级后备干部年龄与数量上的清晰，是在2000年之后陆续浮现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彭柯认为，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确认其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为了解决转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中共不是重新点燃革命，而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使得它的程序合理化。 　　这意味着与邓小平时期的后备干部相比，新时期的后备干部身上，又需要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才可能在五年或者十年后跻身高位而胜任工作。2000年中组部公布的后备干部暂行规定，只要求省部级后备干部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2003年时，这一学历水平已被要求对地厅级后备干部同样适用。 　　中组部文件显示，今后两年，中组部要重点掌握1000名左右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人选，其中近期可进领导班子的后备人选300名左右，党政正职后备人选100名左右。 　　后备干部的培养路径 　　后备干部的培养，是一个时间跨度极长的过程。 　　在组织系统内，通常将一个官员的仕途生涯的三个关键时期概括为入口、楼梯口、出口三阶段，入口就是仕途起端，楼梯口即逐级晋升过中的一道道门槛，出口则是严格按年龄到站退休。依照组织部门的制度设定，目前后备干部的入口，主要来自党内民主推荐。这种运作方式的灵活度更大，同时意味着领导班子和组织部门的选择占主导地位。 　　其中，正职后备干部，由上级组织部门拟出建议人选名单，报党委研究认定;副职后备干部，则是由所在单位的党委集体研究提出名单，报上级组织部门考察。一般情况下，后备干部的数量按照领导班子职数正职1：2和副职1：1的比例确定。 　　选拔后备干部工作通常是单独进行的，不过在地方，很多时候与领导班子换届调整双线推进。在公开选拔与竞聘中发现优秀年轻干部，也成为了另一个后备干部的主要来源。后备干部梯队之后，部分地区还发展出了预后备干部梯队，作为后备干部的后备。相比较而言，公开选拔的透明度更高。 　　尽管中组部并未下文安排，但一些地区在公开选拔后备干部时，已经开始引入心理测试环节，令这一略带神秘色彩的官员选拔更为科学化。如江西九江市的后备干部，就曾在被考察期间接到指令赶往市委党校开会，到达后却突然发现是一场心理测试。近年来，这项接近跨国公司招聘内容的测试，已在后备干部选拔中屡见不鲜。 　　组织部门对于后备干部的职业规划，在大方向上堪称用心良苦。看似仕途尚浅的后备干部，在地方组织口的分类管理中，细化为党群类、经济类、政法类、教科文卫类、行政监管类五种类型的干部。分口不同，工作锻炼内容也就不尽相同。 　　不过，缺什么补什么，似乎也是不同类型的后备干部，在晋升之前要完成的共同作业。这一点在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履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实行岗位轮换，安排分管常务工作或者担任其他与培养方向相关的重要职务;分配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选派到基层特别是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地区或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及企业、重点建设工程单位任职、挂职;选调到上级党政机关挂职、任职等。 　　这样安排既能使后备干部在短时间内积累更多领域的管理经验，便于组织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考察，也可让外界对他们有更多了解，为他们取得社会威望创造条件。 　　在另一个层面上，无论是上挂下派，还是异地交流，都还不足以见证后备干部的仕途走向。能为后备干部升迁提供指标性参照的动作，被送去各级党校的“中青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可被认为是一个明显信号。 　　“中青班”的建制最初由中央党校在1980年代初期发端，历经7任校长，依然是中央党校的核心培训班级之一，其主要面向现任地厅级，作为省部级干部培养的后备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任的省委书记中，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等至少六人，都曾在中央党校“中青班”脱产受训一年。 　　党校系统向省市铺开之后，各地党校的“中青班”也承担了相似的后备干部培训任务，只不过受训的后备干部级别逐级降低。 　　但是越下行，这种后备干部的培训模式，会随着基层党校的水平参差而沦为形式。在彭柯针对基层党校开展多次田野调查之后，他认为所看到的地方党校，似乎是在培养具有文艺复兴气质与列宁主义思想，拥有儒家君子风度，又读过MBA课程的中共干部——比如有关曾国藩家书的课程就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不过丰富的课程以及短暂的学时安排，对于后备干部的能力提振会有多少，需要一个问号。 　　不独在培训过程中，下挂下派也是容易激发后备干部负面情绪的安排。有基层后备干部说，其所在地区的大部分后备干部，需要交流到乡镇锻炼。这种下派看起来令后备干部收获了基层经验，但在部分后备干部看来并不美妙。一是乡镇岗位少有空缺，部门超编，后备干部下派之后很难再冒头上调。二是基层组织部门主要领导调整之后，下派政策存在不能延续的风险。 　　更大的不满来自于“备而不用”，即后备干部在官员调整上并不占据优势的现象，反倒非后备干部后来居上，形成“用而不备”的现实。 　　这背后的成因复杂而有趣。大陆媒体报道称，不少基层后备干部只接受了简短的理论培训，并没有得到实践锻炼(比如挂职)的机会，而本单位认为后备干部成长只与组织部门有关，形成两不靠局面，使得后备干部的整个仕途发展趋向于自然生长。后备入口标准相对笼统，入口之后又疏于管理，放羊的结果，自然是后备干部自身质量良莠不齐，备与不备的差别，越往基层越并不明显，间接导致后备干部难以走近“楼梯口”。 　　后备干部成招商、维稳新生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后备干部大调整中，中组部已会同各省市，直接掌握一批市县级优秀干部，进行跟踪管理和培养，或许能在小范围内缓解优秀年轻干部“备而不用”的怪圈。 　　地方省委也开始启动不同名称的配套工程，来对后备干部的培养订立更细致的框架。比如在干部群体趋于老化，年轻官员数量相对贫乏的湖北省，就于今年4月，将大批年轻干部送往省委党校的中青班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视为地方政坛新星。 　　截至去年底，湖北全省103个县市区班子成员中，35岁以下的只有1.5%;35岁至40岁占9.7%。这串数字意味着，如果官员升迁保持以往速率，未来两年时间里，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湖北地方干部人事，将陷入更为醒目的老龄化。在省委常委级别官员外调并不频繁的湖北，“大龄”干部的批量堆积，并不会带来过多的正面影响。而这种现象也并不是湖北所独有。 　　媒体报道称，为改善这种现状，湖北省委组织部今年首批选拔了80名年轻干部作为市(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县(市、区)党政正职培养对象，往下到各市(州)，2080名年轻官员被挑选出来，作为未来县(市、区)党政副职和乡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的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后备干部的配套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不小的争论——1980年出生的周森锋出任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林区人民政府区长，1986年出生的牟阳(女)被提名为任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镇长。最近的消息是，1981年出生的法学博士胡娟在10月中旬被任命为湖北省通山县委副书记，提名县长人选。 　　与年轻的县处级以上后备干部相比，更多基层后备干部的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委以招商、维稳重任，不少地区以招商、维稳的成效来作为后备干部升迁的考虑条件之一。尽管中央组织部门下发的文件中，只是概括提到培养后备干部时，可分配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选派到基层特别是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地区或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任职、挂职。 　　一般而言，目前地方省委、政府对于急、难、险、重的理解，聚焦在了“四个一线”，即招商引资、征地拆迁、信访接访、农村基层一线。 　　让后备干部参与接访的做法，至少在十七大之前，就已经在地方试行。如2006年初，福建省南平市就选派优秀后备干部到信访部门挂职锻炼。 　　至2009年前后，从后备干部中遴选挂职信访官员才初步成型。一个显著的地方个案是，2008年沈阳市委制定《沈阳市市管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实施细则》，要求后提拔使用后备干部，必须在信访部门挂职锻炼。第一批被送往市县信访大厅挂职的后备干部达到665人，其中市管后备干部17人，县管后备干部98人。2009年2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派干部到信访岗位培养锻炼工作的意见》，将这种新的后备干部培养方式引向更多地区。 　　而在地方，尽管没有来自中央层级的明文规定要将后备干部培养与招商引资挂钩，但实际上，基层组织将后备干部推向招商引资一线的时间更早。大陆媒体报道称，2005年江苏省沐阳县就曾因招商工作不力，对90名招商不力的人员通报批评，同时规定这些人不得被列为提拔对象，属后备干部的也要取消后备干部资格。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曾在1996至2000年期间担任沭阳县委书记，其以铁腕招商引资的作风著称。 　　有基层后备干部说，在招商引资方面给后备干部“压担子”，并据此进行考核的做法，给人造成很大压力。因为大多数后备干部在招商前即没有工作接触面，又缺乏活动经费。 　　事实上，一些地方官员也将后备干部在征地拆迁工作上的表现，视为决定干部去留的重要指标。比如在旧城改造一线考核后备干部，表现优秀者适时重用，表现平淡者要从后备干部队伍中调整出去。 　　这显示出基层组织在判定后备干部的能力水平上，具有相当大的把握尺度，风格也更趋实用。

高人：这个题目用得好 作者：高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30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0 11:13:30 阅读量：375次     上一期的“互动中心”，因为一闪而过，依稀记得题目是《 右派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 ?》。 　　用得好。 　　因为，源自《 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一文中的这句话，尽管只是诸多不经之谈之一，并且只是夹杂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如今将它摘出来做题目，妙在其荒谬非但不言而喻，也在提醒着善良的人们：即使是“树倒猢狲散”了，犬儒们乃然不改乱咬的“本色”即“本性”。 　　对于这类深得“乌有之乡”喝彩的文章，与对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已经不再多说什么了。 　　包括重庆发生的事情，比起彼伏此起的“群体事件”来，才是名副其实的“突发事件”——直辖市重庆的公安局长，名噪一时的“打黑”干将，竟然亡命到美国驻成都领馆“黑”了一天，后被中央带走调查，渝督也自认“用人失察”，主政雾都之职被中央拿下，因而震惊了世界，并令我们难堪：奥巴马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知故问“最近家里可好”? 　　试问，重庆捅的娄子，左派耶，右派耶? 　　进言之，红朝建政以来没完没了的瞎折腾，“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究竟是源自左、抑或右，或是都有? 　　事情还在调查阶段，真相大白尚需时日，网上小道消息便疯传开来，将事件演绎得迷离曲折惊险刺激。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言难以尽述，不乏有意透风以搅局者。 　　对此，我只看，但不说，打死也不说。尤其对于当事人的“预后”绝不判断——因为，在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许多事情，发生既匪夷所思，而处理也出人意料，谁能未卜先知，何必自讨无趣? 　　对重庆事件，确如温相所说应该“反思”——只是，倘若主仆没有反目，或是虽反目但未去美领馆，事情将会怎样，更值得反思。 　　“毛左”和“五毛”及其“二”们，应该反思的是——既然曾几何时的“打黑”英雄，如今却落得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乃至不惜叛党叛国投敌的下场，以及就在“重庆模式”被吹得天花乱坠之时，唯有重庆主政者“清醒”，声称自己从未言及此说，这已经令鼓吹者情何以堪了，那么，在“左派刚刚受到重创”的眼下，怎可连篇累牍地因之如丧考妣，为之鸣冤叫屈? 　　常识告诉我们，在重庆事件真相大白后，再来看“重庆模式”，才会清楚，也更客观。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王立军事件一个多月来，重庆警方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常规的工作亦鲜有报道。一位曾接近过王立军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有一个习惯，所有讲话均有专人记录，出事后，重庆公安局的内网上开始删除王立军的讲话稿。曾被王立军引以为豪的警察沙龙在王出事后虽照常开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龙里，王立军的照片已被取下。（图片说明： 2010年8月18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身着交巡警服， 在早高峰时间段上街指挥交通。 ） 　　从副市长出走到主要领导换帅，公众对重庆的关注如同这座城市的火锅一样热度不减。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在所有人看来，总理的表态既坦诚又出人意料。 　　总理讲话的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便空降重庆。当天，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在会上宣布：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 　　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关心：重庆“红与黑”的鲜亮标签是否褪色，新书记上任是否会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生机。 　　管窥几天来的细节，无论是重视卫视的广告还是人民广场的告示，细心的人们发现，敏感与巧合往往被过度解读。至少，如今重庆依然平静。 　　过度解读的“告示” 　　3月16日，一张据称是摄于重庆人民广场的图片在微博上流传。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块绿色的《告示》：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南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强烈要求我处遵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和重庆人民广场管理的通告》(渝办发(2009)152号)规定，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以及他人休闲、旅游观光等行为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广场良好、有序的休闲、游览环境。落款单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发布时间是3月15日。 　　重庆人民广场是重庆大型庆典和集会的场所，其符号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这里曾举行万人高唱红歌的歌咏会，而平时群众也在此唱歌娱乐。除此之外，《告示》的颁布时间也颇令人玩味，当天上午重庆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 　　《告示》很快被解读为一种信号。一时间，重庆禁唱红歌的传言四起。 　　广场的管理方、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副处长黄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居民投诉由来已久，附近居民对此意见极大，多次向市长信箱投诉。早在2009年，重庆市就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在广场使用锣鼓、自带录音机、音响等设备。然而，在多次整治过程中，安保人员在劝告中与群众发生冲突。这次整治并发布通告仍是因为居民再次向政府投拆。“正好赶上主要领导调整，这只能说是一个巧合，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黄敏解释说，通告上也只是写的“唱歌”，并没有指是“红歌”。 　　在此之前，唱红歌似乎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2008年，重庆市主要领导发出要在中小学校大力普及红色经典歌曲的号召，全市迅速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均举行唱红歌比赛，首届中华红歌会亦在重庆唱响。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庆市共开展“唱红歌”活动25万多场。 　　频繁的红歌演出让演出行业红火起来。一些演出公司专门承接各种红歌活动，提供舞台、音响、灯光等设备。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公司一年能承接上百场红歌演出，仅配合《红梅赞》的LED视频动画就根据不同单位的要求做了50多遍。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机，都想在红歌上分得一杯羹，有的演出公司加入重庆红歌研究会，成为会员，有的还打出定制红歌演出服装的广告。 　　专门从事商业演出的老板张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想与一区政府合作搞摇滚音乐节，而政府的答复是，不是红色歌曲很难合作，“要往‘红’上靠”，多次接触让他感受到政府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排斥。据他所知，在唱红最“狠”的时候，一个广场的演出就要花几十万元，当然也只有与政府关系好的演出公司才能接到单。 　　人事调整之后，靠承接红歌演出的公司开始担心，如果不再唱红歌，他们的生意会受到一定影响。张明说，“我从不反对红歌，只是希望演出市场恢复到竞争中来，让市场来选择。” 　　3月15日，张明发了一条微博：让音乐节早些到来吧！ 　　红歌退潮？ 　　因“唱红”而走红的合唱队指挥王宗琼也感觉到了细微的变化，3月16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已经把“红歌”这个称谓，换成了“我们喜欢的歌曲”。“他们不提(红歌)了，我们也就不提了。” 　　“我们喜欢的歌曲”还在唱。3月16日下午，王宗琼还在给一家合唱队排练。她现在是四家合唱队的指挥。 　　在重庆，无论官方合唱团还是民间红歌队，王宗琼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1998年，喜欢唱歌的王宗琼召集了20多个人成立“金云雀合唱团”。10年后，“唱读讲传”在重庆铺开后，“金云雀合唱团”屡屡获奖，王宗琼本人的名声也在圈内逐渐走高，一些单位开始向其抛出橄榄枝。“她现在指导一个队的价格是500元-1000元。”王宗琼的朋友王涵说。 　　盛名之下，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几乎每一场大型的演出，都会邀请王宗琼参与。王宗琼做过的一件事，让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印象深刻。2010年，为了唱好《保卫黄河》，王宗琼把合唱团拉到壶口瀑布，在瀑布下面大合唱。“新闻播了以后，我都热血沸腾，非常佩服。”王合清说。 　　2011年6月，重庆组织“唱读讲传”赴北京巡演，王宗琼和“金云雀”也被邀参加。 　　同样在重庆当地一家合唱团当领唱的王涵认为，对红歌真正欢欣鼓舞的，是那些曾从红色岁月走来、有红色记忆的人。“我没觉得是故意要唱，甚至不认为那是红歌，因为现在的歌我们都不会唱，只会唱我们年轻时爱听的歌。” 　　来自基层的王涵说，她无法说出重庆“唱红”未来会怎样，但唱红的确曾让她生活简单而充实。 　　电视台改版？ 　　在“告示”之前，禁播广告一年的重庆卫视也似乎有“解冻”的迹象——出现了一条酒类广告。 　　3月15日晚上，因为刚刚宣布主要领导的任免，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当晚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之后，一条酒类冠名的广告映入眼帘。这立刻成为网络热点，被认为是一种微妙的“变化”——电视台改回去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重庆电视台台长刘光全否认了这一说法：“目前(电视台)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也太快了吧。”他解释说，因为这个酒厂支持“五个重庆”拍摄，给一些冠名费，所谓的广告也只是一句话：××提醒您收看“五个重庆”，“这哪里是广告了，今年1月就有了，为什么媒体之前不说，非要这个时候说？” 　　对于重庆电视台已开始招聘广告人才的传闻，刘光全也予以否认：“这也是瞎扯。” 　　敏感时期如此关注电视台“事出有因”。2011年1月、3月，重庆卫视进了两次改版，实施“一不二减三增”方针，即，不再播出带有商业性质的广告；电视剧播出总量减少并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外购外包节目的播出量减少；增加新闻类节目、自办专题和文化类节目。 　　这在中国的电视领域极为罕见。不仅一年3亿的广告化为乌有，重庆卫视的收视率排名也从2007年最高的第4位跌落至23位。 　　已在重庆电视台工作10多年的王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了广告，收入大受影响，而《天天红歌会》等红色节目让电视台变得单一。在他看来，电视工作者原本是一个发挥自身特长，有着充足创作空间的工作，单调的节目容易让电视制作失去动力。“大家都只图播出安全。”王兵说。 　　王兵对于“红色电视台”也颇有微词：“有的红歌本来很好听，可每天剪辑的都是红歌，再好听也会烦。”王兵说，他更怀念之前的时光。1990年代，他进入重庆电视台时，工资就是三四千元，当时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千左右，同事们也都有干劲，而《雾都夜话》《拍案说法》等节目也都好评如潮。可去年改版之后，让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工资仍是十年前的三四千块，去外省开会出差遇到同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单位。 　　对于BBC等国外电视台播放公益节目而没有商业广告说法，王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公益应该是多样而包容的，发出的仅仅是一种声音怎么能叫公益呢？ 　　外界炒得沸腾，重庆台内部却一如往常的平静。王兵说，至少从电视台内部还没有感受到变化。 　　纠结的广告商 　　关注重庆卫视“变化”的传闻的不止是媒体。3月15日这天，李永接到几个广告同行的电话和短信，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重庆广告的春天是不是要到了？对于重庆的广告公司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让这个行业尽快走出低谷。 　　李永是重庆某广告公司的老板，进入广告行业已有15年。重庆卫视曾是各家广告公司的大客户，禁播广告自然对广告公司造成影响，但对重庆广告业最大冲击的是两年前重庆户外广告整治活动。 　　2010年3月28日，大规模的户外广告整治在重庆启动，全城开始集中拆除户外广告。李永的公司原来有150多个广告位，共十几万平方米，最后拆得只剩下三四个广告位，“没有一分钱赔偿，政府没有这方面的预算。”李永说。 　　而这次整治的原因是，市领导要求提升城市品位。为此，多家广告公司曾数次与分管副市长开协调会沟通，希望政府能考虑广告业的发展前景，而副市长也表示已努力把意见带上去了，但最终未被采纳。 　　数据显示：从2010年3月28日到4月23日，二十多天之中，重庆主城拆除户外广告牌2.38万块，总面积达55.8万平方米，占到整个重庆户外广告的75%。 　　李永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有七八千万，拆过之后只有原来的10%，更为糟糕的是，一百多名员工，有七成辞职，客户上门追要违约款。当时情况下，李永的公司还是幸运的，很多广告公司甚至关门或者转行。 　　李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要求拆除的理由之一就是广告牌影响景观，但一年之后他发现，自己被拆除的广告位上又建起新的广告，只是内容换成了“五个重庆” “缩差共富”等公益广告。 　　“某种角度上说，这个行业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和尊重。”李永说，但因为高层领导的调整就嗅到所谓行业的春天或许过于敏感和乐观。 　　在他看来，政府花大力气的整治确实让重庆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但若政策变化，广告公司再以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这座城市也是不负责任的。 　　“应该依法依规，有序地推进。”李永建议。 　　警界的松与紧 　　最敏感的莫过于警方。王立军事件一个多月来，重庆警方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常规的工作亦鲜有报道。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坊间便传出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将调往重庆市公安局任职。有消息人士透露，2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访问重庆期间，身着黑色风衣的关海祥亦在现场指挥布置安保工作。 　　2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召开2012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春季攻势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关海祥首次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身份公开出席会议。自此之后，关海祥再也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除公安高层外，普通警察亦极为谨慎。3月19日，一位交巡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安系统并非外界想象那样，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工作压力仍然很大。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如今，重庆的交巡警平台达到500个，交巡警1.4万余名。因为大规模扩招，不少交巡警至今没有编制。王立军事件后，很多没有编制的交巡警担心下岗，压力陡增。 　　一位曾接近过王立军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有一个习惯，所有讲话均有专人记录，出事后，重庆公安局的内网上开始删除王立军的讲话稿。原来警察上班要求穿警服或西服，如今也可以着休闲的正装。 　　此外，曾被王立军引以为豪的警察沙龙在王出事后虽照常开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龙里，王立军的照片已被取下。 　　虽然表面平静，公安系统的各项工作都被严格要求。3月16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市局党委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统一思想，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以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拥护中央和市委决策，在重大问题、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这几天，重庆大葱价格勐涨、房价小幅下跌、綦江55年一遇旱灾致11万人饮水困难。一位重庆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时局敏感与否，但重庆人火锅照吃，龙门阵照摆，生活还要继续。

（维权网信息员张勇报道）成都访民何艾芹于 3 月 24 日 从北京被押送回成都后，被软禁在自己家中，每天 24 小时多人看守，不许出去买菜，不许看病。      3 月 25 日 ，何艾芹病得实在受不了，要求到医院去看病，看守她的帅伟、李强、王勇等人就对她实施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还威胁说：“再喊要出去老子打死你”。       据何艾芹说：这次在北京的警察对她很客气，并追查了原来到北京上访时，驻京办扣押他们身份证的事情，驻京办的人将责任推给了青羊区，说是青羊区干的，并当着何的面打电话“批评”了青羊区的领导。因此，被押送回当地后遭到青羊区报复性的限制自由和殴打。 何艾芹是因为检举青羊区李逵等社区工作人员违规帮助李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因而进京上访，因此经常被关黑监狱，被限制自由，被殴打，但她仍坚持上访，又继续检举李逵等工作人员违法打人骂人和李逵等工作人员财产来历不明。但她反映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解决，因而不断的重复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