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我们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范城市，提供给大陆一个将来改革的样本，也多发挥以往港英时期留下的特色，让内地人和台湾人更中立温和地的看待两岸，也促进东西方的了解互谅。”   香港是有宪政健全的法治社会，能够自由表达多元声音，市民均享有公民权利，要让国家领导人留下好印象，不是疑似特首候选人范徐丽泰所言，因为国家大义，连将最冷静和理智的异见声音完全隔绝；相反，警察应疏导民情，让请愿者以合情理的方式让领导人知悉（至少也让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呈上请愿书，握手拍照留念），真正让领导人体会多元公民社会下的香港，以及在内地大学罕见的公民运动。 我们没有选择走新加坡的旧路，停留在「依法治理」的层次，即是国家将法治从精神层面，压缩至技术层面，透过警察强制力，以钻空律法条文及国家安全大义，扼杀了人民表达自由的最起码尊严，来换取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像。从香港市民对争取普选的坚持可见，我们对这个城市有更深度的诉求，而这一个诉求，有赖英国殖民的机遇，让香港市民免受当年毛泽东时代政治活动的折腾，专心发展经济，得以养出一批坚守政治中立的文官体系，才不致新加坡受到政权有意识的利用法治，阻挡公民自立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英国人管政治，中国人管行政的港英时代过去了，在港人治港下，余下的本地精英就只有资本商人和技术官僚，即是前特首董建华和特首曾荫权，所以对于政治，对于宏观的政策大局，其实不大熟悉，曾荫权行政历练数十载，听上级决策的习惯影响着今日香港政府，再没有了立场和风骨。所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得很对，「香港政府还未学懂当家作主！」。可悲的是，香港年青人多年来的请愿，特首从来不屑一顾，中央人士金口一开，特首马上唯诺回应，令人不胜唏嘘。 港英时代过去，专注于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愈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香港小部份市民开始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更具正当性和公信力的政府来干预市场严重分配不公的情况，因之香港尚有小量的民主，左派政党开始成形；同样因之香港只有少量的民主，刺激了左派政党走向了极端的方向，现存制度本身的缺憾，也导致新一代参与公民运动时愈发激进，充满语言暴力，若我们只将部份人的民粹放大成对所有公民运动的厌恶，而忽视制度暴力本身的推因，其实并无助香港走出国务院总理指的深层次矛盾的困扰，所谓深层次，即暗示了唯有政治结构转变，才能解决现时经济结构性问题，虽然港府自二千年后放弃了「积极不干预」政策来宣传香港，但香港政府长年都无法以新加坡模式贴近民情，有限民主下左倾的力度未够有效来治理经济民生，又回馈成要求民主的动力，撕破了中央要香港新加坡化的美梦，然而，向民主制度挪移的远水太缓慢，暂时来不及救近火，才产生了深层次矛盾。 可惜的是，英中策略下，养成香港人长期只看经济、不问世事的单一思维传统，使很多香港人纸醉金迷，过份短视，我们过于着力寻求中央的协助来缓冲经济问题，我们以为，副总理访港对香港作「经济大送礼」，信奉着在大陆盛行，香港人只靠内地接济的说法，忘记了内地也只能靠香港这个中国唯一法治最健全、商贸经验最丰富、视野最国际化的城市，来充当人民币离岸中心这角色。而这些香港特有的优势，香港政府和社会却屡屡因为迎合上意而自我打压，为了赚内地的钱而自我控制，结果我们以为内地化就可不被边缘化，实情是唯有香港的价值沦陷，上海跟香港没差两样，我们就正自我边缘化了。 我们过于着力寻求中央的协助来缓冲经济问题，反而麻痹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套治本方法；就是政治体制滞后使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失衡现象，中国内地正面临跟香港大同小异，但程度和幅员大得多的同类问题，所以这验证了我刚才提到，要让国家领导人留下好印象，就应当让他见识一下香港的人权自由保障、多元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精神；而又基于中立而廉洁的文官体系、司法体系，加上大部份香港人理性务实的市民性格，应有信心，将来民主建立后，极端和民粹因有既定机制之疏导会有所收敛。我们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范城市，提供给大陆一个将来改革的样本，也多发挥以往港英时期留下的特色，让内地人和台湾人更中立温和地看待两岸，也促进东西方的了解互谅。 放弃消极，互不干预的一国两制，转化成积极，互相学习的一国两制；这才是香港未来的大局定位。香港大学，作为国际著名的香港最高学府，学术圣地遭国家警察的过敏布防，何来持守「明徳格物」的校训，何来承担香港高等教育的表率？   （郑文杰，香港独立媒体作者。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933079efa896a7b）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4 10:58:17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标签： 金融危机 泡沫经济 美国债务危机 ● 刘明        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酵，一年之内即已演化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是，超级泡沫的积聚和破裂往往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与多层级、一系列的次级泡沫产生或隐或显的逻辑关联。这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泡沫经济提供了经典的案例。           一、泡沫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破产”          泡沫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时间和地域上相对的概念，局部性与系统性掺杂其间。从商品泡沫经济、行业泡沫经济，到系统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直至全球性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展现出多样式、多成因、多效应的复杂生态。     泡沫经济可能源自特定经济活动。美国就出现过并购泡沫。兼并、收购本是经济活动的常态。通过数度大规模并购，美国培植出汽车、钢铁、电子、石油、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联合并购掩盖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不少超大型联合企业走上了分拆之路。并购浪潮的结束伴随着股市的暴跌。80年代，一些所谓的“企业狙击手”出现，其并购的目的就是再度全部或分拆出售，方式则包括所谓的杠杆收购，动机常常是追求短期暴利。短期的股价上涨制造了巨大收益，但由于大量资金游离在生产领域之外，从事着高风险的“击鼓传花游戏”，并购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财务困难和再度破产重组，经济和社会损失惨重。     泡沫经济也可能源自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失去偿债能力，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在1982—1983年这场震撼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中，近40个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安排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援助，各债权银行额外提供融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拉美国家则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投资萎缩，失业攀升，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拉美大部分国家因国际债务危机而丧失了发展的基础，他们曾经有过的“债务繁荣”再也未能出现。     泡沫经济还可能产生于僵硬和扭曲的货币和汇率政策。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欧洲汇率体系（ERM），维持1英镑兑2．95马克的汇率水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索罗斯等投资者认为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被高估。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英国试图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受限于欧洲汇率体系关于汇率浮动的规定，英国请求德国央行同时降低马克的利率，以免削弱英镑。但是德国央行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1992年9月15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等投机者大规模攻击英镑、里拉等“疲软货币”，英镑与里拉一起双双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     泡沫经济常常发端于某些特定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大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与国民生活与财富积累息息相关，再加上它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产业众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包括作为一国经济核心的金融和保险行业，因而往往成为这样的“高危产业”。经验表明，房地产泡沫是极常见的经济泡沫。日本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自由化，推动房地产投资者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宽松，并出现了我们在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反复看到的商业模式：连续降低利率，滥用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大面积违规，不动产抵押贷款膨胀，各类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政府监管形同虚设，土地和税收政策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产不灭”的神话为投资者广为接受，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飞涨，号称“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股市、楼市双双飙升，等等。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开始漫长的经济衰退。如同拉美国家一样，日本也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同样迄今未能走出阴影。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同样源自房地产泡沫——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相关“金融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房地产兴盛。当然，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其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一个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积聚的超级泡沫。早在房地产泡沫产生以前，一系列其他各类经济泡沫就已经相继产生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美国仍然存在超级泡沫继续膨胀的可能。     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在本轮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宣布其最大国企“迪拜世界”590亿美元债务延迟偿付，冰岛金融业危机则导致该国“国家破产”。此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一轮迄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泡沫经济正以人们越来越难以预料的方向和方式向前延伸。           二、泡沫经济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          在研究泡沫经济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以及泡沫经济标志的模糊性与可感知性的对立统一；在进行形势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握其两面性、多面性、复杂性、不确定性。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答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导致危机的最深刻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现实中去求得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这样的基本经济现实也是泡沫经济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的基础。由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集中在“经济基本面”这样的概念上。小到一个经济实体，大到国别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存在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它也是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决定经济形势走向的是无数的市场行为主体；经济基本面只有一个，市场行为主体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和认识却并非必然地趋同。市场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需求、价值和信仰、先入为主的见解、教育程度、处境和环境、综合素质等等均有区别，他们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对于信息的选择、分析、反应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决策和反应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他们对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他们对市场未来的各种不同预期，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将影响经济走势。泡沫经济的全球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层面上市场参与者和市场信息的海量增加，市场参与者互动和市场信息传递的加速甚至全球化、即时性，使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具有易变性。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对经济基本面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可能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并由此成为经济基本面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市场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可区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例如，目前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它可能导致粮食供给增加，从而平抑粮食价格，这是市场价格正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但是，粮食价格飙升也可能导致粮食供应商惜售，或者区外市场参与者因为粮食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购入粮食，从而使粮食价格进一步飙升，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这是市场价格负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价格都可能出现拐点，并对经济基本面形成新的改变，或者叫改变的反转。如果在某一拐点，出现急剧的、大规模的改变，我们事后会说，在拐点之前形成了经济泡沫。在引入做空机制后，从数学绝对值的概念上说，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都可能形成经济泡沫。     超出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偶然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导致大势的方向性改变甚至反转，但也更加不可预测。例如苏联解体、“9.11”事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     当然，由于前文所述基本经济现实或经济基本面的存在，在如何判断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也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寻。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经济泡沫一般经历（1）发端期；（2）加速期；（3）被成功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颠峰；（6）加速下跌；（7）形成金融危机。 不过，索罗斯也承认，要准确预测每个阶段的长度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趋势判断的难度实际上也对进行成功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更精致、更复杂的要求。设计模型越包容，占有信息越充分，囊括变量越完备，计算和处理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越动态，相应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这种理论假定更适用于趋势判断者不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情形。例如，假定趋势判断者，包括他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结论都与研究对象绝缘。但事实上，趋势判断者大都同时也是市场行为主体；此时，则影响、操纵、控制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例如政府或者具有相当程度市场垄断能力的特大经济组织、基金会等等，与普通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操纵、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假定存在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特殊市场行为主体实际上都试图去主导、控制，或至少具有这样的冲动。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等特殊市场行为主体的目的更多地就是控制，例如军事当局对控制能力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实施战时经济管制，则经济形势的演变大概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了。在这种环境下，形势“失控”或者“非理性泡沫”固然不至于出现，但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可宝贵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恐怕也就离你远去了。     总的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或叫市场“引导”。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问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不断假设、不断怀疑、不断检验，在经济环境的不断演变中动态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场行为主体获取目标收益的最佳方法。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目标收益被设定为公共政策目标。           三、政府与泡沫经济          膨胀——破裂的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入，他们被寄望能打破这一循环，推动经济趋于均衡。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为避险而远离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为逐利而进入泡沫并助推泡沫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即使最终趋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经济危机的爆炸性方式实现的。由此，市场监管被引入，我们需要市场监管者进行反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当仁不让地，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监管责任。     但是，从这个基本假定出发，政府干预的困境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判断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时泡沫将会破裂，政府是否就一定具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市场监管者同样远非具有绝对的充分信息，他们在与市场参与者的不断互动中做出决策，而市场参与者的初始决策以及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决策的反应，包括对于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至少不可准确预测。市场参与者做出决策的背景也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常常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面前不知所措。     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市场监管者获取市场信息存在一个决策——等待——反馈——评估的过程。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做出决策。监管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强行逼迫为“被动反应者”，只不过“权重”过于特殊。     市场监管者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其实，这样的判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泡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表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推动泡沫的形成，政府干预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论假说。“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 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两房”在“次贷”泡沫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远不是监管者缺乏监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制造泡沫。     所谓“有意识”，最根本的是指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阻断了市场机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房利美”和“房地美”本来就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建的，其主要业务是购买抵押贷款并证券化，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取资金并提供给购房者作为新的贷款。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更深层次看，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中，连美联储和白宫都可能为国际资本家所操控，则市场更可能被恶意扭曲。     对应于政府干预与泡沫经济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的演进，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理论互动也在延伸。在传统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那支“看不见的手”成为广为追捧的教条，被认为实际操纵着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又将政府等同于社会正义和明智，将政府干预视为摆脱危机的法宝。三四十年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重新将市场捧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获得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美誉”。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国际经济机构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作为“普世”的价值，不仅在转型经济体中广为实验，而且试图在全球予以推广，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教条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思潮；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遭遇普遍的质疑。     无论“左转”还是“右转”，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恐怕都难以再度回到某一个原点，或者退回到某个从前的时代。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的大规模救助、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随后相继采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个政府、市场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互动演进的新型模式。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单一的充分市场或者单一的全能政府就是“灵丹妙药”。市场与政府将进行日益频繁、强度日益加大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建立假定，对假定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随着经济形势的演进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证实或证伪。“过程论”将成为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也不断地进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自我评估、自我校正，并构成整个经济形势持续演进的要素。     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主体也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他们“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然更不用说经济和市场活动。 国家和世界正在加速进入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也的确正在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大变革，它为想象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四、“特里芬难题”批判与美国债务危机          讨论政府与泡沫经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经济是否正在形成更大的超级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但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对于这一点，即使不是故意被忽略，也至少是研究远远滞后。这一现象导致另一派学者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干预缺失，而是市场远不够自由，是政府干预过度。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推动复苏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正在催生更大的超级泡沫。美国金融机构事实上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走出困境。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在短期内是避免银行体系的崩溃，在中长期内是刺激增长。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特别是私人部门。这正是设计量化宽松政策机制的目标所在。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几乎为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银行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低成本借贷，然后投资政府债券牟利。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将处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新一轮的超级泡沫由此可能出现、积聚。这也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政府债务原本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在如今各国政府的实践中，它实际上“经常性”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欧债危机”以及此前的历次主权债务危机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现在，轮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接受这样的检验了。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致函参议院称，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很快会达到国会设定的上限14万亿美元，接近GDP的规模。他提醒国会要及早行动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难和市场混乱。 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08财年的40%攀升至2011财年的近70%。 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中，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与GDP之比高于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低于这个数字。有经济学家说，这还不是美国的真实债务。例如，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按华尔街分析师的说法是“美国百座城市面临破产”。此外还有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还有诸如“两房”债券、美国各大财团的债务等等所有显性、隐性债务。他们说，“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果真如此，则美国早已经资不抵债、破产清算了。     但是，美国毕竟没有破产，而且真正认为有此风险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多。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     理论上，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因而美元的发行量对应的就是需要以美元来“反映”和“反应”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强。在特定情势下，比如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等，由于美元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军事霸权所“担保”，因而其避险的功能和优势还可能凸显。反之，当投资者重新表现出风险偏好，大宗商品和证券价格可能上扬，美元可能走低。     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这是现代杨白劳与黄世仁关系模式的全球版本。但是如果你认为杨白劳可以让黄世仁破产，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和各“债权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欠债还钱的问题，而且具有各国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时间段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元这种“全球金融服务”的特性的问题。往“合理”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收取“世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至少是管理费。往“恐怖”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谋一己之私利，说美元绑架了世界也不为过。如果债务真的到了要清算的地步，清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郎咸平甚至认为“两败俱伤只是痴人呓语”。     在美国国内，债务至少在一个侧面上是个记账问题。美国国会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多发行债券，美联储则在收讫后发行同样多的美元，这是美元发行的方式。如果我们指令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并不记为财政部的债务，其结果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国内经济总量会不断上升，美元的需求和相应的发行量将不断扩大，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会上升。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是一个货币供应规模的问题，不是通常的“借债”和“还债”的问题。这个“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5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部分地解释了上述原理。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 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但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在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使用标准的双重性。当他考虑美元币值稳定性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而用普通的国家与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来论证贸易差额与币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完整解释——如果还不能说是故意掩盖的话——美元币值变动的趋势及其国际、国内的复杂表现。按照特里芬的第一种标准，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既然是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需求导致的，其相当的一部分也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之用而游离于美国与各国双边贸易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之外的。例外的情形只有一个极端的假定：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偿付和实物兑现。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错误反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这一原理“自然地”推导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美国由此所获取的利益是它作为“世界中央银行”收取铸币税的合理收益。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目前推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即使在事实上，美元发行规模的扩大也并不必然地等于美元的恶性贬值，前提在于它与其所对应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是否相当。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获取了相应的权利之后，是否存在法制或者哪怕是道义上的约束，使它同时承担起如同各国中央银行那样的责任，去试图维持这样的平衡。     结论是：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确已经存在积聚新一轮超级泡沫的基础，并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类似病例通常出现的症状；但是，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至于负债，它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和利润的负债。美国在19世纪同样有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还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原因就在于这些负债投资到了大量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有效率的部门，这些价值和利润不仅足以偿付债务，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更加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我们判断下一次危机在哪里，危机将如何演进，以及我们采取何种对策的逻辑出发点。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刘明）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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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1：仅是腐败，无法让清王朝一夜之间垮台：那些腐败只是上层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们、那些朴实的农民们、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 　　要点2：清朝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水灾导致的粮荒，因为当时全国到处是水灾，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 　　要点3：辛亥革命后，清朝绝大部分地方官员第一选择是逃跑，而非与王朝共命运。第一个逃的是出事地点的湖广总督瑞澄，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 　　要点4：辛亥革命后，朝廷中的大臣第一反应是到银行排队取钱，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然后挤兑风波从北京波及上海，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 　　要点5：清政府与革命党相互妥协的原因都是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唯一办法是借钱，但有钱的王公贵族都不愿意拿出来，清政府和革命党都只有向外国借，而西方列强在那时都保持了相对中立，钱借不到，仗没法打，只好相互都妥协。 　　要点6：我们在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走出过孔夫子、秦始皇阴影，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们巨大的覆蔽的阴影下。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是翻来覆去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辛亥百年系列讲座之三 　　主题：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主讲嘉宾：傅国涌(独立学者)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8月19日(周五)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 　　主持人：刘德政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124期，也是百年辛亥系列讲座第三期。关于辛亥革命大家都有自己的认识，但辛亥革命本身一些细节有待重新认识，特别是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是怎么看的，我们知之甚少。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著名的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他提出一个口号“重建辛亥叙事”，会以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傅先生演讲的主题是“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傅国涌：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相比，其中一个差异之一是那时候还没这么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腾讯、没有手机短信，相同的是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中国在人心深处都是一致的，都在求变，并且面临时代重大转型的压力。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的时代，人们通过口耳相传，来传递大量的谣言、段子、顺口溜、民谣。那是一个谣言泛滥的时代，但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动车事件之后)，一个网友说“宁要谣言也不要谎言”，我很认同这句话。谣言再怎么次，也比谎言好。谣言是因为不知而传播，所以当一个时代谣言四起之时，那就是一个民心思变的时代。谣言是中性的，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只要这个谣言不是有意制造出来去伤害人心。我们往往把谣言看成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谎言中生活惯了的人常常会藐视谣言、鄙视谣言，对谣言有不正确的认识。100年前的中国因为谣言四起，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至今仍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方式中 　　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毛泽东的诗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秦始皇奠定的一个制度，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一直到今天都是秦始皇的制度。超越秦始皇的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特别艰难。但只有超越秦始皇的制度，中国人才可能获得近代的生活。秦始皇代表了古代，秦始皇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政治总结。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来的农业文明，进入秦始皇时代，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政治，这个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人对这个制度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说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就是对文官考试制度，唐代开始的御史制度就是监察制度，都是这样的补充。但这些制度补充都是在枝节上、技术层面对秦始皇创造的一套制度的补充，而没有全新的创造。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在我们预先的命定之中。从秦始皇到宣统帝，无论是张家王朝、李家王朝，谁来当皇帝，3岁的当皇帝还是80岁的当皇帝，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哲学是一致的，婚姻方式是一致的，家族制度是一致的。秦时代的中国人怎样表达情感，清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这样的表达，所以中国从《诗经》，从内在审美的机制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两千年的中国可以浓缩为一夜之间来看待。迄今为止，可怜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生活方式中。当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已经大大突破了秦始皇或者秦二世的生活，比如我们用手机，用互联网，我们可以搭飞机到全世界买房子、别墅。今天中国的富人们远比秦始皇、秦二世或者乾隆帝富裕，但在精神层面还没有超越秦始皇的格局，甚至比秦始皇还要差一点。秦始皇至少有并吞六合、囊括天下的雄心，他在农业文明时代有这样的雄心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把这一块大陆整合起来，但在今天追求大一统的梦想的人可能已经落伍。当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秦始皇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落伍的思想。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自己特别爱中国，爱这个民族。为什么爱它?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我本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受苦于斯，奋斗于斯，最终要死于斯。所以我特别爱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爱它的文化。我爱中国不代表我爱某一个政权，为什么?不是说它不好我不爱，它好我也不爱，任何一个政权我都不会爱它，我爱的是祖国、土地、人民、文化，我爱的是跟曹雪芹、李白、屈原有关的中国文化，我不爱跟毛泽东有关的中国文化。这块土地，我为什么愿意永远留下来?哪怕我有机会出国生活我也不走，这其中有很多个人原因，比如说我爱它的文化，我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我进入不了美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在这块土地上要比我生活得更好，我愿意为我的子孙后代在这块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而努力，这也是我寻找历史真相的根本因由之一。 　　中国人只愿做主角，不愿做配角 　　关于辛亥革命所有中国人都不陌生，无论是否读过书，无论是新疆人、西藏人还是北京人对辛亥革命都不陌生，因为教科书里都有。但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辛亥革命、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熟悉的那个辛亥革命跟真实的辛亥革命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甚至在我6年前出版《主角与配角》那本书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主角与配角》这本书是围绕辛亥革命时代的大人物写的，围绕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袁世凯他们写的一本书，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叫“角色意识”，书名叫做《主角与配角》，但我最想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群角”。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高度发达的是主角意识，我称它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或主角意识。最典型的体现，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刘邦，一个项羽，一个在绍兴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当取而代之也”，另一个小伙子在咸阳看到秦始皇，羡慕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也”。这两句话表现出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个张扬，一个低调，但内在骨子里相通的是思维方式，做人就要做秦始皇、做人就要做一把手，不做二把手。中国人只愿意做主角，不愿意做配角，大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小到一个家庭里的家长。媳妇熬成婆婆，她熬成婆婆之后，不是去善待自己的媳妇，而是要像自己的婆婆当年待自己一样恶待媳妇，一代又一代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传承。关于这个鲁迅分析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成皇帝，他要让做成皇帝的人也难受。比如说张献忠知道李自成称帝，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做皇帝吗?把你的老百杀掉，让你一个人乐去。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称之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不愿意做配角，更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即群角。高度发达的主角意识，严重缺乏的配角意识，完全没有的群角意识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我从这三个角色意识去看辛亥革命，但围绕的是大人物，群角意识还没有展开，群角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 　　中国历朝历代只有暴民和顺民，没有人愿意做一个顺民与暴民中间的公民。当然，在没有近代化的土地上，也诞生不出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只有今天这个时代，在互联网上，在微博上，在博客上，在某些论坛上才开始逐渐形成。我们正处于公民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觉醒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上海大火和温州动车追尾之后，呈现出爱、怜悯、同情、悲伤的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年轻一代。这里面有了新的群角意识，他不是要通过对动车事件的追问，不是要通过对大火事件之后献花来成为主角，而是表达一个人应有的怜悯和内心深处的爱，这是国人的公民意识真正有所萌芽的时代。在辛亥那个时代还没有。虽然在排满的心态支配下颠覆了大清王朝，但并没有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所以共和制度迅速坍塌，支撑到一年就坍塌了，从1912年到1913年，以宋教仁之死为标志，共和制度其实只有一年零两个月，这是非常悲剧性的事情。 　　仅是腐败，无法让清王朝一夜之间垮台 　　我的这本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大约40万字，在这本书中我可以说没有说一句“自己的话”，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所以有密密麻麻的注解，不喜欢历史的读者是不愿意看这后面几千条注解的，那几千条注解看得太累了。我也主张不搞专业研究的读者不要去看后面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写给要继续往下追问的人看的。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辛亥，一个我本人此前也不知道的辛亥。这个辛亥是一个陌生的辛亥，所以我敢大言不惭的说，一百年来，中国数代史家、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对辛亥怀抱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很多人下了很多功夫。海峡两岸的老一辈史家张朋园、张玉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等，一百年来研究，一代代学人的努力都并没有穷尽辛亥的真相，没有逼近辛亥的真实面目。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两岸意识形态的原因，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因素对学术的遮蔽，因为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曲折、现实的艰难，让我们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一场革命有很多误区、盲区、雷区，教科书上的辛亥是单一的简单化、只有一种解释的辛亥，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纷乱的、丰富的辛亥。我希望借这本书回到历史的现场，逼近历史的真相，把真实的、复杂性的、甚至是乱成一团麻的辛亥革命告诉中国的读者，也告诉我自己。首先是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在当中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辛亥，辛亥竟然是那样一个状态。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看到的辛亥首先并不是革命党人密室中策划煽动起来的一种革命。以往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革命党人如何英勇、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死了很多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搞暗杀，搞武装暴动，有很多谋划，一次又一次，前仆后继，摄政王差一点都被汪精卫们刺杀。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革命党人既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也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没有可行性的方略，一批乌合之众，几个白面书生根本不足以成气候，更不要说颠覆一个有267年历史的王朝。一个267年的王朝经过十几代皇帝的经营，经历过康雍乾盛世，会那么容易打垮吗?不要以为那是一棵树，想拔就拔掉，那是一个王朝，是有267年根基的江山，自从1644年满洲人挥兵南下，汉人还有还手之力吗?连“太平天国”都没有击垮它，洪秀全很牛，一口气从广西金田村杀到南京城，血流成河，沿江而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占据半壁江山14年，最后还不是被湘军削平。义和团、八国联军都很牛，占据北京城也没能把大清根基给摇动，最后无非赔款而已，赔款分39年还清，每年还几千万。革命党人没有力量推翻一个王朝，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夸张，自我表扬。 　　第二，辛亥革命是因为清王朝的大臣、王公贵族太腐败，所以倒塌的吗?是，他们很腐败。最近香港出了一本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式的回忆录，英国有一个爵士在1944年临终前留下一本英文回忆录手稿《秽乱清宫》，中译本叫《太后与我》，讲了慈禧太后等权贵的淫乱生活，细节描写露骨，同性恋，男与男，女与女，人兽交合，那是一个上帝看为恶的时代，一个腐败透顶的时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回忆录没有其它旁证，英国爵士说自己跟慈禧太后有数十次的性爱生活，而且有详细的性描写，那个时候慈禧太后70多岁，但没有旁证。李莲英有日记，亲手交给他保管，但今天李莲英日记失传了，旁证失去了，我们只能当八卦来看。但在八卦后面有真实的历史，有些八卦你不能完全以八卦来看，但也不能完全当信史来看，八卦当中有真实，在真实当中有八卦。当时的王公(恭亲王，庆亲王和他的儿子们)、贝勒、大臣(荣庆)、将军(包括张勋等名将)等很多人都是同性恋，整天在北京的澡堂子里亲近男色，许多被阉割的太监也在色情中度日，慈禧太后更是贪得无厌，整个宫廷就是这样的。腐败就更不用说了，是，很腐败，但仅仅是腐败能让一个有267年的王朝一夜之间跨掉吗?不可能，比清朝更腐败的我们都见过了，今天看来清朝的腐败不过是小巫，我们在见过大巫之后，那就是小巫，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那些腐败只是上流社会的腐败，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地方士绅，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那些朴实的农民，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所以仅仅是腐败也不至于让大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跨台，这个因素也可以推翻。 　　革命党人的妥协、软弱、局限都不是坏事 　　第三，教科书告诉我们清朝之所以瓦解，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局，是革命党人太软弱。他们竟然跟清朝谈判，而不是彻底打败它，不是举兵北伐，彻底扫荡北京城，而是选择了妥协，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局限性，所以对这场革命的评价要打折扣，因为它太软弱了、太妥协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面，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明白妥协不是坏事，局限也不是坏事，软弱也不是坏事。谁不软弱?人都是血肉之躯、软弱之躯，除机器人之外，所有的肉身都是软弱的，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随时毁灭，都是有罪的，所以软弱并非原罪，软弱是常态，不软弱才是非常态，伟大领袖不软弱?伟大的、英明的、光荣的、正确的、永远战无不胜的才是不软弱，可实际上有这样的人吗?从来都没有过，洪秀全都不是，世上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天父天兄”，第三个就是他，耶稣是他哥哥，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没有，古往今来，洪秀全最高，他是巅峰。后面的人再吹牛也不敢吹自己仅次于天父天兄，只能把自己定为世俗的一号，地上第一。世界革命的领袖，“世界”就是世界，不超越，那是地上的，但我们知道，地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有高于地上的超越的力量。所以教科书给我们一个解释：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软弱、如此妥协、如此有局限性，原因是西方列强站在大清王朝和袁世凯的一面，列强太坏了，他们帮助了清廷和袁世凯，革命党人没有办法，就妥协了。但我从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主要是日记、书信，第三类的史料我不轻易采信，因为不够直接、不够私人性)发现一个算不上秘密的秘密——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中竟然没有支持清王朝和袁世凯，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地位。这令我很惊讶，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在写《主角与配角》时也没有留意，这次写《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我把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尤其是当年的外交官、记者、海关工作人员、公司职员、在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电报、回忆录看了很多，凡是中文的我几乎都找来看了，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列强太文明了。1901年他们放弃了北京，以文明的方式签订了《辛丑条约》，退出北京。10年以后，1911年，他们再一次站到了文明的平台上，当中国发生武昌起义之后，列强各国迅速做出反应：保持中立。保持中立最大的证据是他们不借钱给清朝，也不借钱给革命党。双方都不借钱，那就是中立，真正的中立在于钱，打仗算什么，在一个热兵器时代，战争是金钱的战争、武器的战争，武器也是钱，没有钱战争不可持续。西方列强的以英国为核心，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从一开始英国的决策就是保持中立，他给五国银行下了一个命令，在中国这一场战争没有结束之前不借钱给清政府。清政府从1911年10月11日，武昌消息传来的第一天起到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的120天里没有向各国政府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借到一分钱，这是以往史书上很难看到的一个结论，也许刻意回避了，并不是史家不知道，有些史家是知道的，但教科书上没有写进去。现在可以写了，时代已经变了，毕竟100年过去了。 　　可能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把帝国主义打上了一个记号，贴上了一个标签，帝国主义天然是坏的，坏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做了好事我们也闭上了眼睛装作没看见。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西方列强愿意支持革命党人。西方列强并没有借钱给孙中山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他们从头到尾只借到几笔小额的款项，那还是日本人借的。整个过程中，日本人两面投机，既投机清廷又投机南方，两面都想借钱，但由于英国的压力，日本人也不敢嚣张，包括日本的决策，日本想派兵干预，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共和体制，因为日本是天皇体制，怕中国出现共和制影响日本的民心，同时又想借助这场革命争取更大的在华利益。日本人不断的想干预，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没有轻举妄动。法国人、美国人都是跟在英国后面的，俄国当时(1911年)处于沙皇俄国晚期，自己也风雨飘摇，面临着国内革命的压力，自顾不暇，只有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想吃下中国更大的地盘，包括东三省。在列强当中，英法美始终站在比较文明的、中立的立场，这里的“中立”是相对的概念，你完全可能拿出一些资料说德国人曾经卖武器给清朝，但也可以拿出另外的证据说他卖过武器给革命党，武器是中性的，是商人的行为，那些国家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商人卖武器并非是政府能完全掌控的。所以，第三点就是要推翻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站在清廷和袁世凯导致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观点。 　　这些观点的推翻不是我在书房里想出来的，而是我在史料当中看出来的，是在大量的材料后面读出来的，先有材料，后有这些结论。这些小小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琐碎的原始书信和日记中，有很多在华的传教士、公司职员、外交人员留下了日记，也留下了很多发给本国的上司、同事、亲人的信、电，其中可以看到当时西方列强的文明程度，他们确实愿意看到在中国、在东方出现一个共和制的国家，这点是不容怀疑的，包括英法美德，只有日本不愿意。但日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因为受英国的约束，英国叫它这样干，日本就不敢太放肆，所以整个过程可比较确定的说列强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当然，英国的对华政策背后有它现实的考量，因为它在长江流域和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不愿得罪这些地方的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 　　这三点推翻了，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的一些说法、大的框架性的观点都推翻掉了。 　　以往的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单一的叙述，是他们一家之言，主要是国民党人，以及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回忆。以往的历史是根据这些人的回忆建构起来的，但这些人的回忆是非常有局限的回忆。他们本身是当事人，他所看到的历史就是他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不是以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看待的，当事人无法全方位地看到历史的各个侧面。为什么历史需要拉开时间的尺度，需要后人做判断的原因在这儿。清朝人对清朝的历史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写这个时代的历史，照样只能写出片面的历史，因为你身在其中。不是说国民党人说的都不是事实，他只是说了一小部分事实，一小部分他所知道的事实，或者一小部分对他有利的事实。我在多年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刻意的比较集中的搜集辛亥时代非革命党人的日记等私人记录，尤其是寻找王公大臣、一般朝廷官员、地方官员、士绅、普通学生、士兵的日记和书信(以日记为主)。我找到的这一类日记大概几十种，书信、档案汇编加起来有100多种。当事人的口述和当事人书面写的回忆大概有100多种，这两个加起来有200多种。再加上其它的100多种参考资料，以前面的100种为根底，参照后面的200种，基本上形成了我对辛亥的一个判断，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辛亥”。我喜欢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个眼睛，你不知道哪一双眼睛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被认可，认为这才是一双好眼睛，看到了历史的真相，当时是无法知道的，只有事过境迁才能看出来。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的眼睛，我们今天要去寻找那些眼睛，因为这些眼睛在100年前代替我们看到了历史真实的一个侧面，把无数双眼睛合在一起所看到的辛亥，大致上是一个接近真相的历史场景。 　　王公大臣很诡诈，写日记也很狡猾，比如徐世昌日记，他每天的日记几乎都是一样的，早晨起来入朝，回家，午休，会客，请吃饭，晚上看什么书，然后睡觉。几乎千篇一律，偶尔有重大决策才说几句。因为它是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造假的可能性就更低。就在这流水账一般、千篇一律的诡诈的日记记录中，可以细微的感受到每一天社会的起伏，哪怕在他的心中，社会怎样波动他都可以做到心如止水，做到顶级的官员，徐世昌晚清时是内阁协理大臣，除了庆王爷，徐世昌跟另外一个满人那桐都是协理大臣。庆王爷不写日记，那桐写日记，徐世昌写日记，另一个军机大臣荣庆写日记，署理度支大臣绍英写日记。这四个人的日记代表了最上层王公大臣的视角，四品以上的普通官员写日记就多了，其中许宝蘅(专门起草圣旨)，这个人的日记价值最高，因为辛亥革命期间大部分的圣旨是他起草的，任命袁世凯那个诏书就是他写的，除了退位诏书不是他写的，大部分都是他写的。许宝蘅每天写日记，写得比较详细。翰林恽毓鼎的日记价值也很高。还有一批坚决反对这场革命的、保守的士绅阶层、读书人，比如王闿运、叶昌炽等人都写日记，关心每一天时局的进展。更多的是年轻学生们的眼睛，有小学生、中学生，吴宓(清华学堂学生)、叶圣陶(苏州第一中学的学生)、徐志摩(杭州附中)，类似这样的中学生、小学生包括在海外留学的吴稚晖、胡适都有日记，而且都留了下来。通过这些不同层面、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政治立场的眼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多角度地见证这场革命。日记最大的优势是当天记的，尽管也有出入，有错误的信息，因为有看到的、听到的，所以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还需要你进行辩证，要有旁证，要参照其它的史料进行综合。但因为这些来自不同方面，那么多的人他们的视角完全不同，他们所看到的这场革命，我们将它整合起来之后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接近原貌的历史，回到辛亥的现场，这是我做的一点努力。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回到一百年前去，根据他们的眼睛和记录、见证，我大致上复原了百年前激荡人心的辛亥时代，我分了9个题目来写这场革命： 　　第一，人心思变。切入点是天变异象，天下到处传闻有一颗慧星要出现了，天要变了，“彗星现，刀兵见”，“彗星现，朝代变”，类似这样的顺口溜，北京人看到了，福建人看到了，浙江人看到了，河南人也看到了，湖南人、湖北人都看到了，有些就记在他们当天的日记里。辛亥年春天和武昌起义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到处都说天有异象，天下要大变。当时是小学生的郁达夫因为民间到处传闻，常常半夜跟着大人起来到富春江边区看那颗彗星，结果他没有看到。但其他人看到了，后来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长的郭廷以，他是近代史界的权威，他早年在河南就看到了。当时只有9岁的作家丁玲在湖南常德看到了，还有好多个那个时代的人在北京看到了，有人在日记里记着，具体什么时间，什么时辰，在北京什么地方看到了彗星划落，很确切。民间纷纷传说大清朝要完蛋了。那时候民间开始流行两种书：《推背图》、《烧饼歌》，《烧饼歌》里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中国人在这方面解读能力超级强，他们在这两句诗里解读：为什么叫“九十九”，一百减掉一等于九十九，“百”减掉“一”是一个“白”字，江山易帜、清朝垮台时大部分地方举的不是青天白日，也不是五色旗、十八星旗，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部分地方打的都是白旗，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未庄人纷纷传说他们白盔、白甲，是为崇祯皇帝戴孝，这个“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刘伯温的《烧饼歌》里来的。 　　中国人更有聪明智慧，革命领袖都能从这里面找出来，“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从这句诗中解读出一个字，即黎元洪的“黎”字，山和水倒着相逢，中间是个人，领袖的名字都有了，在500多年前就预言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姓“黎”，《推背图》里说一个新的国家是怎么出来的，猿猴怎么出来的，猿猴是谁?孙中山，也可以解读为袁世凯。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在望文生义上中国人是的天才。所以任何一个景点，导游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山像什么，这个石头像什么，全中国无一例外，到外国去旅游导游不会告诉你象形的东西，中国人是象形文字，象形思维，永远这么象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百年辛亥这样开篇，让他想到了这样创立的民国是一个不牢靠的民国，是一个非现代的民国。我没有想到么多，只是顺其自然的这么写的。他解读出一个只会迷信、只会望文生义、只会牵强附会、只会相信神迹、只会相信彗星、只会相信天象，这样的民国创立起来也靠不住。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虽然事先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觉得这样开篇比较好，自然而然的开篇。从这样的开篇转入当时真实的危机，我发现100年前的中国群体性事件特别多，到处都在发生群体性事件，不是这儿出事就是那儿出事。这个问题摁下，那个问题就浮出来，没有平息的时候。那时至少每年有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那个时代不叫群体性事件，叫民变。最大的民变发生在1910年4月湖南长沙把巡抚衙门烧为一片平地。朝廷把湖南巡抚革职查办，这个人还是有后台的，拿下了巡抚，同时也拿下了从省到府、县的一把手在内的所有官员，所以一年后当辛亥革命发生时，长沙的官员都是新的。新到任的巡抚屁股还没有坐热，革命党人起事了，做了“冤死鬼”。不是说他死了，而是官场生涯结束了，命不好。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山西巡抚陆钟琦壮烈殉信，到任不到22天。 　　清朝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水灾导致的粮荒 　　但是在那一个时代真的出现了必须变的具体的原因，即粮食问题，所以我要正面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大清朝之所以在1911年垮台，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日子垮，最直接的原因是大米价格。如果抢米，那么天下就要乱了。刚才我讲1910年4月湖南抢米导致省政府烧了，不光是湖南，中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粮食饥荒，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尤其是江浙二省鱼米之乡，历代富庶之地都出现了抢米，浙江人抢米以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一次从徐志摩日记里看到了一条特别确切的信息：有一天徐志摩去看电影(那时候电影院非常稀罕，是英国人开的)，到了电影院门口他发现那里乱哄哄的，警察也来了。隔壁的一家米店被抢了，最后他电影没看成，回到学校他把这一幕见闻详细记录了下来。在杭州这种地方，苏小小的西子湖畔都抢米了，老百姓都这样干了，其它地方的粮食还不能危机吗?为什么危机?因为水灾。辛亥年之前六七年湖北、湖南尤其严重，年年水灾，一到夏天逢雨即灾，无雨即旱。到处都是水灾，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和湖北，湖北尤其严重的是武汉，武汉在1911年前的那几年(包括1911年)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武汉城里都要划船。水灾意味着大批的农田被淹，南京城在1911年的夏天也遭了一次大水，城里还有比较高的地方都水深过膝，城里要靠船运行，非常可怕。如果仅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虽然是产粮大省，黄河流域、珠江流域、黑龙江流域有收成的话，还可以调剂一下。但到了1910年、1911年天不如愿，或者说天不如爱新觉罗愿，非得让全国都有水灾，只是或大或小而已，我的看法是人定不能胜天，人怎么能跟天斗?给你下一场小小的雨，就会把王朝给下跨，100年前就给你做出了一个铁的结论，别以为人能胜天，人连雨都无法胜过，更不要说连绵大雨。一小时的大暴雨就足以摧毁现代化的高度繁荣、高度发达的大都市，跟天斗的结果就是这样。 　　100年前山东也有水灾，巡抚孙宝琦不断发电报向朝廷告急要求调粮食，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还有粮食能调吗?中国人还能吃到饭吗?饥民达数百万人，这只是长江流域。所以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坚决反对革命。为什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还比较文明，但长江流域还有数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如果革命把这几百万人卷过来以后，就不能保证文明了。革命现在还保持着节制和文明，一旦革命扩大到这几百万饥民，仅仅因为饥饿而卷入，还能有文明可言吗?这些饥民跟《让子弹飞》中的鹅城民众一样，鹅城人民也就是饿城人民，饿死了就成了鹅城人民。张麻子忽悠鹅城他们“枪在手，跟我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起来响应，只有50只鹅在跟着，但当鹅城人民发现黄四郎被拿下的时候，最后一把椅子都要被拿走。任何制度的创造和革命都是在这个土地上展开的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洪秀全革命也是一场酒色财气的革命，打下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取了三、四十个小老婆。革命为了什么?为了色，为了权，如此而已。酒色财气，这是中国的现状，如果是这样的革命有还不如没有，在这点上鲁迅的眼睛是锐利的，他的眼睛跟英国人的眼睛一样锐利。英国的使节、在华商务人员、传教士都以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这场革命如果变成一场农民的暴动，是一场农民要求改善生存处境的暴动，那是恐怖的。所以宁愿要受过教育的革命党人和同样受过老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主导这场革命，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受过一些教育，有底线。在袁世凯身边网罗了当时中国受过最好的欧美教育和日本教育的精英，比如曹汝霖、陆宗舆、梁如浩、唐绍仪、蔡廷干等等，这里面在海外有学法律的、学海军、学政法的，这些人外语都特别好，其中有不少留美幼童，这些人后来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都受了专业教育，回国以后大部分成了中国的顶梁柱，里面出了好几个国务总理、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元帅。袁世凯一生只去过北朝鲜，但他知道用人，他身边大部分是各国留学归来的人，所以在英国人的眼里，恰恰是这些人，袁世凯以及有日本、英美留学背景的革命党人靠谱一点，至少比嗷嗷待哺的饥民靠谱。但饥民的存在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大清朝一方面要应对革命，10月10日之后，我看到隆裕太后至少三次把王宫里的私房钱拿出来给各地的饥民赈灾，一方面应付革命的挑战，另一方面要救济灾民，这是当时中国的事实。如果没有水灾导致粮食价格急剧攀升，大批人民流离失所，饥不择食，那么这场革命即使发生也很可能是一场流产的小规模的革命党人兵变而已，不会成气候。如果不遇上水灾和大米的问题，这场革命是不是变成一场进入史册可以大篇幅书写的革命还是个未知数。 　　辛亥革命中，清朝大部分地方官选择逃跑 　　另外，当这场革命发生之后地方官、王公、大臣是怎么应对的?这是我这本书的重头戏之一，我用了近6万字写朝廷内外的官员如何应对这场突发危机。当革命发生之后，那些已捞得脑满肠肥的王公贵族们想干什么?我们一般直接的反应是：他们当然愿意捍卫他们的江山，这个江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也是他们的，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已经获得了最大利益，为了这样的利益他们愿意用生命进行捍卫。事实上，当这场革命在武昌发生还没有影响全国，而是局部的小的动荡，本来应该跟王朝共命运的地方大吏抛弃了这个王朝，他们的第一选择是逃跑，几乎都选择了逃跑，没有人愿意跟清王朝共命运、同患难。我想不明白，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只是如实的把我所掌握的记录下来，第一个出逃的是湖广总督瑞澄，之后整个武昌城里的大官只有一个不逃，等着革命党人抓他，但没有人来抓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走出来，其他人都逃走了。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死得比较像样、比较壮烈的封疆大吏，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只有一个，就是到任才22天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汉人)，当革命党人冲进来的时候，他们问是愿意为满清卖命，还是为汉人效忠?他说，不要说，朝我打吧。在历史的关头，在生死关头，一个人敢用生命这样说，就凭这句话，无论什么立场，什么价值观，我们都得对他竖大拇指。结果他全家都被打死了。陆钟琦死得壮烈，但大部分人都逃走了。愿意为清朝而战的人我只看到了一个：升允，但他实在是太孤立了，不足以来概括地方官。升允本来是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已经告老还乡，但因为革命的发生他仓促逃出西安，前往兰州召集兵马，那时候他还没有官职就杀回来，后来朝廷给了他一个陕西巡抚。当时西安都被占领了，人家都不愿来，只有他愿意当这个陕西巡抚，愿意为大清王朝垂死一战，战到1912年退位诏书颁布之后，他还战了很久，就是不认可共和。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帝制观念，但我认同他的人格力量，一个人从一而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立场和选择，无论站在哪一方面都是一条汉子，不像某些人朝三暮四，投机，脚踩好几只船，那样的人是不耻的。哪怕今天跟我说他跟我的观点一致我也会鄙弃他，所以我更愿意看重升允这样的人。 　　地方官很不堪，王公大臣干什么?王公大臣第一反映是到银行排队，当然他们有特权不需要排队，凡是存在中国人办的银行，比如大清银行，这些钱立马兑换成黄金、白银，或者转存到英国人的银行。光是庆亲王奕劻一家，有人说他一天就取出几百万白银，他一带头，所有王公贵族都去取钱，北京市民一看觉得不得了，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用不了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银行吃不消像这样的提现，原来还可以用纸币，此刻再也没有人要纸币了。纸币有谁相信?纸币是一种信用，没有信用的纸币拿在口袋里是废纸，人们只要金银、英镑，那时候英镑的名称在中国人眼里是“金镑”。全国到处都要钱，从北京波及上海，上海的银行有一些也关门了，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全国上下所有的银行的危机都是因为提现惹的祸，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的后面是金融危机，就凭这两个危机大清朝能不垮吗? 　　革命党人的心中已经有了文明的尺度 　　前面我推翻了三点，现在我要提出我的看法，如果说大清朝是怎么被推倒的?第一是粮食危机，第二是金融危机。第三我们就要讲到这场革命的核心、革命的结果。革命的结果大家都已看到了，中华民国在全国作为一个统一的面目出现，大清王朝以体面的方式宣布退位，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当然还有一点，中华民国的总统由袁世凯担任，而不是由孙逸仙担任，这是革命的结果。这个结果教科书中说，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局限性。我现在先讲这三个词： 　　局限。这是一个中性词，局限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什么叫局限?局限就意味着你所做的和你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的。谁敢告诉我，你有无限的能力?连高度都不是无限的，就算姚明也不过2米多一点，最多触到天花板，天花板上面就不是姚明能触得到的，这就是局限。说能力，爱因斯坦很牛，但他也只懂物理学，叫爱因斯坦写一部像马克吐温那样的小说出来，爱因斯坦会吗?这就是局限，我们只能吃三碗米饭就是吃三碗。局限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什么不好。知道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的局限，肯定自己的局限就是你应该做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局限，政治行为才可能在理性范围里展开，如果超越了这样一种局限，非要把自己想象成具有无限的能力和可能性，那就要出问题的，那就是大跃进，那就是高铁，世界第一，超英赶美。正因为南北双方、袁世凯、隆裕太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大势已去，正因为孙中山、黄兴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钱，打不过长江，双方就妥协，南北对话，这是局限的好处。如果双方都认为是无限的，结果打得你死我活。以牺牲三千万人代价打下的江山，一定是血腥的江山，血流成河的江山从来不是一个好江山。无论叫做民国还是帝国。山河一片红，那是什么染红的?那是鲜血染红的，除了鲜血可以把山染红还有什么能染红山河呢?所以局限不是坏事，局限的背后意味着理性、良性、人性，政治是由人性决定的，政治并不超越人性，超越人性的政治是可怕的，是恐怖主义的政治。 　　妥协。中国人世世代代反对妥协，我们的政治文化强调一元化，所以主角意识畸形发达。主角意识是什么?就是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你们都听我的。这是什么道理?这种道理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在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中是没有的，因为它有超越人的维度，有上帝，有其他的维度。在中国文化里只有一样东西，即老大说了算。在老大说了算的意识强有力支配之下，或者在环宇之内、囊括四海的意识支配之下，中国人反对妥协，要走一条彻底干净的消灭对手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除了个别宫廷政变之外都是以大打出手而告终，打出无数个集团，最后只剩下一个集团，把其它集团在肉体上消灭而结束。秦末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妥协，只有一家胜利，只有一人通吃，没有多赢、双赢、共赢。有妥协就有可能共赢、双赢、多赢，有妥协，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不全面的，都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每个人都没有全输，没有全输就意味着小胜，中国人一般不愿接受这样的看法，认为妥协是一个坏东西。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最大特点是共享，全球共享，在一个共享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还不接受妥协，只能接受通吃、一家独吞，那中国人永远没有出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逻辑，如果不承认局限、不承认妥协那只有死路一条，无论谁赢都是死路。 　　软弱。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人，人本身是软弱的，谁能英勇无敌?谁有智慧无比?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也没什么了不起，最有荣华富贵的人最后也是一盒骨灰。谁能超越?谁能无限?只要是人就是血肉之躯，就能被钢铁碾碎你的身躯，能被钢铁摧毁你，一个小小的子弹击摧你的心脏，一颗炮弹可以炸死你，一个动车出轨就可以让你成为肉饼，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软弱。软弱是什么?软弱是人性的真实、软弱是基本的事实、软弱才是客观事实，英勇无敌、坚不可摧是电影里告诉你的。 　　我是从客观的中性的角度解读“软弱”这个词。革命党人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在面临重大历史抉择时不愿意流更多中国人的鲜血，不愿意牺牲那么多无辜生命来为自己打江山。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文明因素，黄兴、宋教仁、孙中山等人心中已经有了文明的尺度。这些人如果没有呼吸过欧风美雨，至少也呼吸过日本海的咸风，更何况他们是儒家教养出来的传统中国人。这些人并没有准备血战到底，这不是他们的软弱，就算是他们的软弱，这种软弱也不值得谴责。推开软弱、妥协、局限三个词头上的诬蔑，还他们本来的面目，这三个词是中性词，我们可以去肯定它。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少牺牲一些生命，少流一些鲜血，不要为野心家留余地，也不要为专制留余地，可以拿这三个词做标尺。 　　清政府与革命党都妥协的原因是财政困难 　　最后，为什么他们达成了南北妥协?第一，双方各让一步，而最实际、最直接、最切实的一个因素是财政困难。所以我用了6万字来写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缺钱。而唯一的办法是借钱，有钱的王公贵族不愿意拿出来，清廷没钱、南方没钱，只有向外国借，所以回到前面说过的，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清政府最后一个署理度支部大臣绍英的日记手稿，他几乎每天都在为借钱而苦恼，向法国人借钱，连合同都签了，最后黄了。因为英国不同意。其实这是一个骗子，他是希望跟清政府签一个合同，再到欧洲市场上发行股票，从中捞取巨额利润，但因为法国政府不同意，他这一招走不成，最后失败了。他在最后几个月一分钱都没借到，孙中山在南方从1912年1月1日当上大总统到最后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期间有42天，除了借到了一笔小额外债(从日本来的)，几乎没借到象样的钱，那靠什么?靠发行纸币、军用票、债券，结果债券基本发不出去，真正发出的债券只有16万，这对于政府来说根本不算钱。军用票原本打算发行100万，结果发行了499万，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借钱，搞得南京政府狼狈不堪。黄兴甚至说如果再借不到钱，只有切腹以谢天下，因为南京士兵一天就要花100万两，勉强硬撑了一个月十一天。退位诏书下达以后就是善后，西方五国给了2000万两白银的善后大借款。所以，我说，中华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双方都缺钱，财政困难，这是根本原因。 　　因时间关系，我的讲话就到这里，下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主持人：非常感谢傅国涌先生的精彩演讲，我相信大家对辛亥革命都会有了新的认识，至于信不信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新的思考。下面是互动环节，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网友1：您感觉现在这个年代跟1911年辛亥之前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傅国涌：不一样的地方多了，我刚才讲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腾讯，讲话的时候也没有麦克风，那个时候讲话都是大声喊，在形式上差异太大。100年我们在物质上已经高度现代化了，我们已经追上了纽约，超越了台北、东京。北京、上海的房子比东京、台北还要好，我们创造了伟大的物质奇迹，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在中国的不同角落里都在发生“奇迹”，各种各样的奇迹，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真的是太伟大了，伟大到每一个人都停不住脚步，睡不好觉。 　　相同的地方是我们在精神上太相同了，我们在物质上的大不同，正好与我们在精神上的巨大同构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让我们无法对现实有安全感，我们在精神上和100年前的中国几乎完全同构。我们现在不仅跟一百年前在同构，跟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也是同构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我们在精神层面从没有走出过孔夫子、秦始皇的阴影，我们生活在他们巨大的阴影下。不是说我们不长进，中国人太聪明了，如果把中国人放在美国可以获得无数诺贝尔奖，原因是这块土地上奇迹太多，奇迹多得让我们变得太不平常了，一个不平常的人是无法创造一个正常的精神世界。 　　我本人对狭义的政治没有兴趣。我以前、现在都在做百年史，以后我可能会做当代史，我只想把历史的真相搞清楚，因为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跟这块土地的血脉相连之处。但不是因为我对政治没兴趣就不关心这些问题了，我们这样思考时，并不是围绕政治的中心，而是围绕着生活的中心，生活高于政治，而政治起源于生活(亚里士多德)。生活高于政治，没有生活哪有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不过是管理众人之事，人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政治?所以没有人的生活就没有政治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虽然跟100年前如此同构，但我们也已经有了超越100年前的基础、平台，可能性应该很大。比如互联网的出现，技术的改变，通讯手段的改变，人心的改变，虽然这个人心的改变跟一百年前有相似性，但今天中国人所受的普及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一百年前，1909年中国第一次选举，具有小学文化以上的程度的人只占中国人口的千分之四，他们出来选举。我们今天应该比那个时代进步多了，当然今天面临的问题比那个时代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多么复杂，明天会发生什么，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必须做出变化。谢谢。(掌声) 　　政治暗杀是一把双刃剑，改变不了制度根本 　　网友2：谢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们知道在戊戌变法以后，清王朝有一些人在推进宪政，但革命党人在暗杀推进宪政的人，您能否评价一下百年宪政当中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对中国起着什么作用? 　　傅国涌：暗杀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推论去看待百年前的暗杀行为。我们只能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看他们的暗杀行为。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暗杀这种行为，因为暗杀改变不了制度根本，暗杀只是一种个人壮举，但这些愿意付出生命代价去做这些事的人在人格层面我们不能轻易怀疑。暗杀是一个很不好的恶劣的风气，当革命党人在暗杀清廷将军和大臣时我们可能叫好，但当宋教仁、陶行章遭到暗杀时，我们蓦然发现暗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杀你对方的人，同样可以杀你这边的人，所以暗杀不是好东西。但革命党人在那个时代具有这样的血气之勇，可以拼着一己的生命去搏对方的生命，这样的一种血气之勇，就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百年来走的恐怕是一条下划线，今天的中国人已没有这样的血气和胆色敢于做这样的事。所以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很难简单化的去评判。 　　放在整个百年宪政进程中评价革命党人的作为时，离不开评价立宪派的人，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代表了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两条不同路径。我个人最赞赏两个人，一个是宋教仁，一个是梁启超，他们是同时代最杰出的精英，如果他们的道路走成，中国已经进入了宪政轨道，他们都有缺点，梁启超的缺点更大，他以为自己很能干，能把袁世凯带上宪政轨道，我在《主角与配角》书中写了一章节，他以为自己能把袁世凯带到这条路上，所以他就支持了袁世凯甚至支持其镇压革命党人，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宪政破产。宋教仁的问题小一点，但也有问题，宋教仁的问题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国民党内的分歧，没有充分估计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许多人对他骨子里的不满，宋教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缺乏保护意识。今天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无法证明袁世凯幕后策划了这场暗杀，但我们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孙中山幕后操纵了这起暗杀。袁伟时先生有一个观点，说是国民党和袁世凯联合绞杀了宋教仁，但这也缺乏坚实的史料支撑，我已经花了20年时间来寻找宋教仁被暗杀的线索，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收获。后年是宋教仁之死一百年，也是中国人探索百年宪政的一个个案，这个个案打开就是一部百年中国宪政史，背后靠的是晚清的选举，靠着国会两党的大选，靠着民初的多党政治，这都可以由宋教仁案串联起来的，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岁月能破解宋教仁案的奥秘，破解这一个案，对未来中国重建宪政民主架构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少流血、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如何以最轻的代价、最小的牺牲建立宪政制度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谢谢。 　　网友3：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 　　傅国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谈一些个人看法，百年前变法失败也好，宪政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很丰富、很复杂，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入历史的脉络里。因为时间不够，这个问题无法展开讨论。 　　我讲一下今天的精英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无法回答后面的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我们有很多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学术地位、比较大的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有钱，或者有什么头衔，这样的解释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我想把精英界定为一个概念：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我称之为精英。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也可能是司机、民工。于丹是精英吗?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个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的这个界定关键词的“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这个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我想在中国至少已经有几千万了，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谢谢。 　　网友4：您如何评唐德刚和袁伟时在辛亥革命问题上的看法?如何看剑桥中国史对辛亥革命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