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范城市，提供给大陆一个将来改革的样本，也多发挥以往港英时期留下的特色，让内地人和台湾人更中立温和地的看待两岸，也促进东西方的了解互谅。”
香港是有宪政健全的法治社会，能够自由表达多元声音，市民均享有公民权利，要让国家领导人留下好印象，不是疑似特首候选人范徐丽泰所言，因为国家大义，连将最冷静和理智的异见声音完全隔绝；相反，警察应疏导民情，让请愿者以合情理的方式让领导人知悉（至少也让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呈上请愿书，握手拍照留念），真正让领导人体会多元公民社会下的香港，以及在内地大学罕见的公民运动。
我们没有选择走新加坡的旧路，停留在「依法治理」的层次，即是国家将法治从精神层面，压缩至技术层面，透过警察强制力，以钻空律法条文及国家安全大义，扼杀了人民表达自由的最起码尊严，来换取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像。从香港市民对争取普选的坚持可见，我们对这个城市有更深度的诉求，而这一个诉求，有赖英国殖民的机遇，让香港市民免受当年毛泽东时代政治活动的折腾，专心发展经济，得以养出一批坚守政治中立的文官体系，才不致新加坡受到政权有意识的利用法治，阻挡公民自立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英国人管政治，中国人管行政的港英时代过去了，在港人治港下，余下的本地精英就只有资本商人和技术官僚，即是前特首董建华和特首曾荫权，所以对于政治，对于宏观的政策大局，其实不大熟悉，曾荫权行政历练数十载，听上级决策的习惯影响着今日香港政府，再没有了立场和风骨。所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得很对，「香港政府还未学懂当家作主！」。可悲的是，香港年青人多年来的请愿，特首从来不屑一顾，中央人士金口一开，特首马上唯诺回应，令人不胜唏嘘。
港英时代过去，专注于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愈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香港小部份市民开始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更具正当性和公信力的政府来干预市场严重分配不公的情况，因之香港尚有小量的民主，左派政党开始成形；同样因之香港只有少量的民主，刺激了左派政党走向了极端的方向，现存制度本身的缺憾，也导致新一代参与公民运动时愈发激进，充满语言暴力，若我们只将部份人的民粹放大成对所有公民运动的厌恶，而忽视制度暴力本身的推因，其实并无助香港走出国务院总理指的深层次矛盾的困扰，所谓深层次，即暗示了唯有政治结构转变，才能解决现时经济结构性问题，虽然港府自二千年后放弃了「积极不干预」政策来宣传香港，但香港政府长年都无法以新加坡模式贴近民情，有限民主下左倾的力度未够有效来治理经济民生，又回馈成要求民主的动力，撕破了中央要香港新加坡化的美梦，然而，向民主制度挪移的远水太缓慢，暂时来不及救近火，才产生了深层次矛盾。
可惜的是，英中策略下，养成香港人长期只看经济、不问世事的单一思维传统，使很多香港人纸醉金迷，过份短视，我们过于着力寻求中央的协助来缓冲经济问题，我们以为，副总理访港对香港作「经济大送礼」，信奉着在大陆盛行，香港人只靠内地接济的说法，忘记了内地也只能靠香港这个中国唯一法治最健全、商贸经验最丰富、视野最国际化的城市，来充当人民币离岸中心这角色。而这些香港特有的优势，香港政府和社会却屡屡因为迎合上意而自我打压，为了赚内地的钱而自我控制，结果我们以为内地化就可不被边缘化，实情是唯有香港的价值沦陷，上海跟香港没差两样，我们就正自我边缘化了。
我们过于着力寻求中央的协助来缓冲经济问题，反而麻痹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套治本方法；就是政治体制滞后使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失衡现象，中国内地正面临跟香港大同小异，但程度和幅员大得多的同类问题，所以这验证了我刚才提到，要让国家领导人留下好印象，就应当让他见识一下香港的人权自由保障、多元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精神；而又基于中立而廉洁的文官体系、司法体系，加上大部份香港人理性务实的市民性格，应有信心，将来民主建立后，极端和民粹因有既定机制之疏导会有所收敛。我们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范城市，提供给大陆一个将来改革的样本，也多发挥以往港英时期留下的特色，让内地人和台湾人更中立温和地看待两岸，也促进东西方的了解互谅。
放弃消极，互不干预的一国两制，转化成积极，互相学习的一国两制；这才是香港未来的大局定位。香港大学，作为国际著名的香港最高学府，学术圣地遭国家警察的过敏布防，何来持守「明徳格物」的校训，何来承担香港高等教育的表率？
（郑文杰，香港独立媒体作者。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933079efa896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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