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调查

何清涟: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

柴静关于雾霾的专题纪录片《穹顶之下》,是一部不错的雾霾科普片,如果说数据之类让观众不能产生直观印象,那么当她谈到自己找北大实验室主动要求当实验者时,研究员告诉她这个实验没法做,因为实验时要设一个伦理安全值,结果是实验室的空气比外面要好。这个细节,足以让中国人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生存环境的危险性。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阴谋论与变相维稳论各种指责很多,一条被做成图片广泛转发短文是阴谋论的代表:“柴静的纪录片表明官方已经可以熟练利用互联网舆论进行官民互动,是好事。片子传递出的价值观,也是好的。片子也是好片子。有人为柴静的未来担心,那真是没看懂整个故事的情节:1、新环保部长刚刚上任。2、视频一出,人民日报等官媒力推。3、多位现任官员在片中接受采访。4、反腐矛头已经对准两桶油。5、之前网传两桶油要合并。6马上要开两会了。”阴谋论盛行,最强烈的意见是:柴静背后有支持力量,她是当局要利用她来打击周永康的一颗棋子。中石油、中石化的产品造成污染,其实是个老问题。多年来各地民众反抗的PX项目,基本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参建的。潘岳当年批评大型国企石化所建项目不少高污染项目,且建在江河旁边,是造成水污染的元凶之一。但雾霾的出现,据说有汽车尾气、工业污染排放、冬天取暖用煤、农村燃料种类等多种原因。因此,说《穹顶之下》是对准两桶油而来,实在算是超级发挥之论。有人进一步发挥说,从不报道污染事件的官媒这次大规模介入,足证这部片子是阴谋。这更是误会。近30年以来,中国官媒及各种市场化媒体,因身份与受限制级别不同,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取舍偏好有差别,但在环保问题上因为拥有一定程度的报道空间,几乎都比较努力。中央级媒体因为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相对更有优势,因此在揭露地方环保缺失上能够做得更多。当年“太湖卫士”吴立红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得到全国众多媒体的支持。还有人指责说为什么柴不报道土地污染及水污染,偏偏挑空气污染?我告诉她,土地与水污染报道很多,仅举一例,2006年中国官方投入十数亿,做了个土地调查,一直以事涉国家机密为由未公布,最后在媒体压力下,于2014年4月公布了数据,即1/5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财新网做了个系列报道,《大国土伤》;《上篇:一份迟来的报告》;《下篇:镉祸沉重》。柴静的遭遇说明再无任何社会共识知情权其实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之一。几年前,当潘石屹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数据在微博上公布之时,人们发现自己被骗时很愤怒,纷纷要求环保局公布空气数据真相,为此还引发了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不应该公布空气数据。当时人们认为,土地污染、水污染有地域性,导致民众的关心程度不同,只有空气是人人必须呼吸之物,因而也最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几年过去,摄制雾霾纪录片的柴静遭遇“变相维稳”的评价,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只能说中国社会利益分化极端严重,已经不可能再形成任何全社会共识。尤其是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目前已经有了“张献忠意识”,即不属于我的国家,早烂早好。在统治集团与这个群体之间,已经形成“你之机会,即我之不幸;我之灾难,即你之狂欢”的极端对立局面。至此,柴静纪录片涉及的雾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因为治理污染是个需要长期投入的巨大工程,被中国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已经不相信政府,也没耐心再等待下去。夏朝末期,君主夏桀残暴不仁,并将自己自比太阳,生存艰难的老百姓指着太阳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但这只是泄愤时的语言,因为事实是,王朝必将灭亡,人民还得继续生活。本朝的特殊问题是:新旧鼎革后,中国已经没有社会重建的资本,生存基座即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巨大破坏。为了阐述以下的观点,我先声明,对于中国污染的政治责任问题,几乎是我每篇涉及国土生态的文章都会谈到。最近一篇是《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中国2013“经济改革”的焦点(2)》民主化并不能让环境问题自动解决柴静纪录片引发的维稳论,背后涉及的是一个问题:现在促使中国政府治理环境,只会延长中共统治寿命。环境继续被糟蹋,会加速中共灭亡,等民主化了再治理。毫无疑问,中共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天也许在10年、20年或若干年之后来到),后中共时期的政府(假定是民主政府)如何面对这笔由中共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才是真正的问题。与权力对应的是责任,这份遗产除了统治这块土地的权力之外,还有水陆空立体污染的生态系统,污染引发的人体健康问题(每天正以8550人的速度产生癌症病人,以及各种因污染而造成的疾病),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些问题并不因民主化就自动解决,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信心。中国的污染有制度成因,这我在《公地的悲剧(一)中国人饮水早已不再安全》里已经谈过:一项资源或财产如果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假定将来中国民主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了,污染并不会自动消失,一是要解决污染增量,这可以通过社区自治、公众参与、法治、自由媒体及政府监管等来解决;二是清理污染存量。即使控制住污染增量与人口规模,政治稳定,经济正常发展,这也将是一个长达百年的持续投入过程。以中国的现状而言,空气可能是最好治理的部分,APEC蓝与奥运蓝的出现,证明只要控制与改变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如工厂停产、机动车限制进城等,是可以做到的。往好里说,将来中国可能会改变,往坏里想,中国在经历一次大的经济萧条之后,中国人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将被迫改变。难办的是土地污染与水污染,二者密切相关,因为水的来源一是地下水,二是地面水会通过雨水冲刷流到水里去。所以治水得先治土地。这方面的投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经验。之所以没介绍美国经验,是因为美国是通过化学作用加上自然净化,历时长达30-50年,中国没那么多土地可以闲置这么多年,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学习日本的换土法。即便如此,中国学习起来也非常困难,因为污染土地的数量是日本的很多倍。这我在《土地治污:中国学日本经验之难》一文里已经说过。民主制只保证民众享有选举权与人权,但人权之一的环境权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下不可能自动实现。所谓“公地的悲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费公地的人对污染环境都有责任,区别只是主从及责任大小问题。在此我借用刘业进【水知道我们的罪孽】做为本文结尾:“多年前汪丁丁写过一篇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与柴静的观察如出一辙。我建议柴静下一个片子可以拍《水知道你的罪孽》。一切制度扭曲,一切价值观误导,一切信仰误导,最终可以通过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饮用的水,我脚下的泥土,每天必需的食物,测量群体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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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王志安:一个关于雾霾的微观调查

去年五月,一年一度的秸秆雾霾来袭。整个华北平原陷入一篇混沌,就连一向空气质量不错的南京,pm2.5的数值都爆表了。火灾,交通事故,接连发生。一片迷雾当中,我和我的同事驱车来到冬小麦的主产区,安徽淮北的濉溪县。接待我们的县委宣传部长一脸疲惫,由于中央明确提出向雾霾宣战,安徽省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整个安徽省要做到零火点。但没想到,全县的过火面积依然有差不多50%,在6月份的某一天,濉溪县的着火点还名列全国第一,这让整个县委县政府备感压力。第二天,我们去了遂溪县过火面积最大的村庄老家村采访,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都没精打彩。两个人都因为防火不力受到了处分,分别被降为副书记和村委会副主任(嗯,你没看错),此前上交给县里的2000元防火保证金也打了水漂。老家村有十八个自然村,村里有县里的驻村干部,乡里的派驻人员,和整个村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投入到防止农民烧秸秆的工作中。麦收前,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秸秆不能焚烧,谁家的田烧的话就处理谁家,但村民普遍非常抵制。为了增加执法的威严,县里专门出台规定,私下烧秸秆一旦被抓,罚款2000,拘留十五天。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抵挡农民的智慧。6月 10号晚上,午夜一过,巡逻队就发现田里有人点火,村委会书记带人一路狂追。暗夜当中一个人在前面跑,后面一队人马大呼小叫在后面追,等到上气不接下气追上一看,原来是个女的。这人说出来看看家里的地有没有人放火,就这样。就在这时,村子附近的天地里烽烟四起,所有村干部家里的麦田,全都被点着了。等到天亮时,老家村大大小小的麦田,已经被烧的面目皆非。村干部们精疲力尽地四处忙着救火,村民们在旁边嬉皮笑围观看着热闹。农民烧秸秆的理由也简单,增加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淮北一带的冬小麦产区,小麦收割之后一般接着种植玉米和青豆,两季庄稼之间,最多只能间隔十天到半个月。不烧,后一季的庄稼就种不到地里去,在节气面前,政府的高压手段并没有显著的效果。秸秆如果不就地焚烧,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还田,就是用粉碎机将秸秆粉碎,再用旋耕机直接翻耕到地里。另一种是离田,就是将秸秆用打包机打包之后运离田间。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还田容易导致土壤过于松软,造成庄稼的倒伏,而且一年当中最多只能消化一季庄稼,如果两季庄稼都进行还田,还会造成耕地的过营养化。离田的问题在于这些秸秆的去处,如果没人收,堆放在露天,占场地不说,也是非常严重的火灾隐患。不管还田还是离田,和焚烧秸秆相比下一季庄稼都更容易生虫害,每年至少要多打一次农药。现在农村的青壮劳力基本都进城打工了,留在村里种田的,都是老弱病残,多打一遍农药的负担,也并不轻松。为了防止农民焚烧秸秆,当地政府强制规定收割机的收割高度不得超过15厘米,麦茬短了,不好焚烧,农民就只好将秸秆运出来。但这样的收割方式,每亩地将增加30元的成本。无论农民还是收割机手都不愿意,政府就派工作人员跟在每辆收割机后面进行监督,其行政成本高的令人难以想象。在淮北一代,为了贯彻落实禁烧秸秆的工作,80%的政府工作人员全都直接派驻入村,政府各部门只留守极少数人员看电话,其他工作一律停止。这些驻村干部有的就住在田间地头的帐篷里,夜间看到火情就直接出来灭火。与此同时,各级干部全都缴纳了数额不等的保证金,高的有两万,低的也有两千,如果辖区内有着火点,这些保证金全部没收。但尽管如此,依然没能挡住农民焚烧秸秆。为什么?据测算,不管是实行秸秆离田还是还田,每亩地农民至少增加60到80元的成本。这还不算农民为此增加的多打一遍农药的支出。尽管淮北一带的地方政府按照县乡两级财政分担的方式,普遍给农民每亩地补偿20元,但是,这些补偿多数都附加一定条件,而且不能马上兑现,更重要的是,20块钱无法抵偿农民因为不烧秸秆而增加的支出。濉溪县一位副县长下去寻访时问农民,“给你们补了20块钱了,为什么还要烧?”这位农民回答的倒也直接,说,“这二十块我不要了,我再给你20,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么?”现在农民种麦子每亩地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纯收入也就不到一百块。让农民独自负担因为禁烧秸秆而增加的成本,农民不愿意,也不配合。这是禁烧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人自然会问,这笔额外的支出政府为什么不能全都负担?政府还真未必负担得起。濉溪县全县180万亩小麦,如果每亩按照低限补偿60元,就是一个亿。这还不包括秸秆离田和还田农机升级换代政府的补贴,以及秸秆运离田间的后续处理费用。这个费用是多少呢?宿州市有一家生物发电厂,每年可以消耗40万吨秸秆,但是,他们的上网电价是每度0.75元,每度电政府补贴三毛多钱。假如濉溪县180万亩的小麦有一半经过生物发电消耗掉,至少每年还需要一个亿。这样算下来,仅濉溪县一个县,不考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要解决秸秆焚烧问题,每年至少需要两个亿。濉溪县虽然每年的财政开支有23亿,但大多数来自于转移支付,可以支配的财政开支不超过十个亿。如果光解决秸秆焚烧就花掉两个亿,必然挤占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而那边的财政赤字又该拿什么去弥补呢?说到底,秸秆禁烧是钱的问题,如果社会足够富裕,愿意支付农民禁烧秸秆而增加的成本,这个问题就好解决。相反,如果不愿意为此多支付成本,而指望农民独自承担代价,或者试图唤醒农民的环境意识让他们主动避免烧秸秆,都是缘木求鱼。这是相当残酷的现实。对于城里人来讲,他们需要清洁的空气,但对于这些偏远乡村的农民,他们虽然也讨厌雾霾,也希望能呼吸新鲜的空气,但如果要让他们付出每亩六十到八十元的代价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他们还是太奢侈了。推而广之,这也是中国解决雾霾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北上广已经飞奔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市民不仅仅满足于出行有汽车,更希望能呼吸到清洁的空气。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哪怕是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农村,那些尚未城市化的农民,他们依然在为生计而奔波,他最在乎的是收入。他们虽然也知道清洁的空气有利于健康,但在收入和雾霾面前,他们更愿意选择雾霾,而不是收入减少。这种壁立千尺的二元结构,妨碍了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因为同呼吸却不共命运的十三亿人口,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和偏好。有人更在乎环保,有人更在乎钱,哪怕几十块钱。这种在乎钱不在乎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太在乎别人健康的人是否都值得耻笑?不一定。我们曾经也像他们那样穷,那样在乎钱。只不过我们比他们幸运,可以在北京上海生活,率先摆脱了贫困,有更多的可能去关心空气质量问题。而他们,正奔波在赚钱的路上,连歇歇脚闻一闻空气的味道都没时间。他们的孩子可能还留在家里,无法和他们团聚,他们最想的是,能把孩子接到城里,哪怕空气不那么好。中国网上舆论多数都体现了城市白领的诉求,他们收入不错,去过国外,有着领先十三亿人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时尚而正确。政府在一年一度的雾霾季节网上调侃的段子面前节节败退,先是在px和核电项目中牺牲企业的利益,紧接着,又为了4%的雾霾贡献率的秸秆焚烧问题,肆无忌惮地牺牲着农民的利益。在整个禁烧期间,濉溪县一共有100多名农民被派出所传唤,最终有7名农民被正式拘留。这,多少符合法治和正义?在濉溪县濉溪镇,农民头一天收割完毕,第二天镇里就派旋耕机直接把秸秆打碎还田,帮农民把玉米直接种到田里。农民虽然省了钱,但他们也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只能种玉米,不能种青豆。因为政府已经帮他们把玉米种好了。在整治雾霾的目标下,一切都成了手段。以下是我调查的结论:1.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虽然只有4%,但在特定的时间段,是雾霾的主因。从根治雾霾的角度,有治理的价值;2.清洁的空气作为一种商品,需要付费购买。合理的做法是,在更在意清洁空气的城里人中征收一笔环境税,这笔钱用于支付农民为此增加的额外费用。但在现实当中,却演变为让农民支付主要成本,地方政府部分分担的格局。这非常不合理;3.在治理雾霾的问题中,农民,也包括其他一些底层社会的声音和诉求被忽视了,他们可能真不像你们那么在乎空气质量;4.就秸秆禁烧的问题而言,不存在代价较小的解决方案。地方政府面临这样的困境:花足够的钱补偿农民有可能导致财政破产,而不花足够的钱,就需要以政府的违法为代价,以牺牲农民现实的利益为前提。现实当中地方政府的选择是后者,但这样的公共政策将使地方政府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和稳定的双重压力,注定难以持久;5.现阶段秸秆最现实的处理方法,是降低期望值,不要指望短时期内完全禁烧。而是在政府的组织下,根据天气状况,有组织地焚烧。尽量减少对空气的污染程度,而城市居民忍受几天脏空气。6.中国的公共政策缺少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机制,互联网的出现,城市中产的声音不断被放大,正在逐渐绑架政府,至少在北京雾霾的问题上,网民的声音和政府表现出某种合谋。环境问题正在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在部分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也在制造相当多的伤害。这些伤害,和法治和正义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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