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馆

http://media.nfdaily.cn/content/2013-01/12/content_61813433.htm 王天定 自媒体 、 意 见领 袖与媒体 议 程 —— 以公民行 动 “ 舍利回家 ” 为 例 发布时间： 2013-01-12 14:34     来源： 南方传媒研究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是西安市政府批准成立，由曲江新区投资管委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近年来，在西安及周边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号召，进行了类似大唐芙蓉园、大明宫遗址公园、曲江法门寺景区、曲江楼观台等项目，被称为所谓 “ 曲江模式 ” 。曲江模式受到陕西省和西安市两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却在社会上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但是，由于曲江集团所有项目都得到政府的大力背书，而且由于曲江集团对西安本地及包括港澳地区在内国内媒体进行大规模广告投放，一度成功地为自己构筑了一道 “ 舆论防火墙 ” ，从媒体上很少能够看到对曲江的批评。 2010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陕西曲江模式：曲径通 “ 优 ” 还是通 “ 忧 ” 文化产业被地产 ” 垄断 ” 隐患众多》，对西安的 “ 曲江模式 ” 提出了尖锐批评， 2010 年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警惕文物保护背后的地产冲动》，再次批评曲江打着文物保护的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 《人民日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两篇针对曲江模式的批评性报道，当然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而且从专业角度看，这两篇报道做得非常扎实、专业。报道采访了国内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关注曲江问题的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陕西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在国内权威媒体上有了针对曲江问题的发声机会。 但是，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面对《人民日报》这样中央权威媒体的批评，陕西及西安方面采用了近乎针锋相对的舆论对抗手段。 2010 年 12 月 9 日至 2011 年 1 月 5 日间，西安市委机关报《西安日报》及《西安晚报》以 “ 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 为主题的四个整版，发表长篇言论四篇，报道八篇，对曲江进行的一些主要项目进行了全方位赞誉，这四个整版专题，虽只字未提《人民日报》的报道，但明眼人应该不难判断，这是西安官方对《人民日报》批评的一种回应方式，而与此同时，已经身在北京的艺术家岳路平虽然发表《出西安记》，与母校西安美术学院渐行渐远，但他仍对西安的一切念兹在兹，尤其曲江模式对西安本土现代艺术的打压让他一直耿耿于怀。此时的他，在采用一种 “ 准上访 ” 的方式批评曲江，他利用自己在北京高校讲课，在文化部等国家部委参加会议的机会，不失时机地发表批评曲江模式的意见，但他很快发现，他每次近乎满堂彩的发言，会后就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在媒体上留不下一星半点，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力。 于是，在 2012 年 5 月的一天，郁闷和无奈中的岳路平发了两条微博： “ 曲江已经脏成这样了，任何漂白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了，你以为你是杰克逊呀？！ ” “ 上月我在一重要场合批评曲江，满堂喝彩响应，最后曲江居然还是买通记者把我的话删除。 ” 看到他这句话，我不失时机地鼓励他说： “ 岳老师，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你把主要观点发微博吧。 ”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者胡泳博士也在微博上鼓励岳路平说： “ 新媒体给了我们光线，你为什么不用它照亮黑暗？ ” 原本就极具传播天赋的岳路平得到鼓励，于是开始了一场以自媒体为平台的艺术化抗争。从 2012 年 5 月开始，岳路平利用新浪微博，发起一个名为 “ 舍利回家 ” 的公民抗争行动。主要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1. 他在博客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批评曲江模式：比如《佛祖舍利可以是曲江印钞机的芯片吗？》这篇文章，系统揭露了曲江一系列假借文化产业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的商业运作行为，令人触目惊心。文章发表后，有 1000 多次转发，收到 300 多条评论。 2. 在微博中阐释并强调了《人民日报》 2010 年报道中的要点。 3. 发起名为 “ 假方乙方 2012 曲江问题公民独立调查 ” ，并发布了专为本次行动设计的 LOGO 和海报。 4. 联合各界人士向媒体及有关方面发起呼吁。 5. “ 抵制法门寺景区 舍利归还寺院 ” 公民联署行动，有 300 多人响应。 6.

作者： 老虎庙   前年开始制作大型音画系列演讲录《努力走向公民社会》，期间包含了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崔卫平（北影教授）、徐友渔（学者）、艾未未（艺术家）、夏业良（北大教授）这样的学者、艺术家、教授等共42人，44集。一时间该片风靡中国大地。后来在我单车行走长江以北各省的时候见到许多年轻朋友，他们几乎都是以此片与我相识“一直在期待你新的系列演讲录……”，令我感动！2010年，我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又连续采访了沙叶新（上海人艺院长）、程巢父（上海人艺编剧）、何方（张闻天秘书）、刘锡伟（精神病学家）、杜光（中央党校教授）等。 采访这些人来共同组成一个人物阵列，前者如年轻学者，后者如前辈民主志士，是我后来闲暇时的体会，是逐步认识到的。尤其是在与老一辈们的谈话中，使我真实地认识到了公民社会ABC。在采访程巢父老先生的时候，他拿出十几本精心搜藏的民国时期公民课本为我展示。我得知他正在一本本一页页地复印、装订，然后寄给他所认为需要的人。告别上海，离开程巢父老人已经两年，而这两年里我的邮箱里一直不曾间断过他的“来函”，那实际上是一封封各种文钞，民主檄文。我知道程巢父以八十高龄是很难操作电脑的，可由他寄给我的如此邮件三天一封，两天一封，竟然一直未断。 在采访何方老人的时候，他对我和崔卫平一字一句地介绍他们小时候是如何学习公民课读，如何学习开会、学习举手发言、学习表决、学习如何公平效率。也是在和这些老人交谈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努力做好公民的点点滴滴和公民守则ABC。 这些个群体分别给我不同的认识，也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总群落印象。它实质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总成，分析这个社会亦不得脱离对他们的具体认知。 在定居西安的一年里，我又接触了“三线学生”这样一个群体。所谓“三线学生”是一个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历史称呼。42年前，这些生活在陕西省关中一带（俗称关中道）的城市学生有25800名，时龄15至17岁（亦有部分大龄社会青年）。他们在政府近乎于欺瞒的情况下，“号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去了秦巴山脉的穷山恶水中，承担起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国防工程：打隧道。这期间在小孩们所吃之苦难以言说…… 42年后的今天，在社会不断进步，人民初步有了公民权利认识的今天，这些花甲老人开始明白了一些事理。尽管时隔42年，但政府于所谓特殊政治环境下对未成年人犯下的过错是该有个了断了。而且随着公民社会意识的普及，这样的诉求和追索将会愈加强烈。遗憾的是，目前地方政府执迷不悟，对此百般推责拖延。 我作为当年三线学生之一员，对待此事的态度当然鲜明。正在制作播出的系列片《生死存档》便是这个行动之一。我坚信以影像的手段记录这些因当年的磨难而造成如今的病痛及窘境是我所能为之的。我相信，公民社会的建设，是依靠每一个准公民的点滴努力而成为的。我期盼我的三线同学们从自我做起，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去公民社会的道途上事无大小，只要您作为。 文首提到的各位演讲者（均为《努力走向公民社会》参与者）本文下面有拍摄时的相关文字记录，只可惜视频目前在国内无法看到，当然可去youtube看http://www.youtube.com/user/zhangshihe 【附视频】《生死存档》第二集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57812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