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馆

美国之音 | “两会”前夕 公民联署再促批准“公民权利公约”

华盛顿 — 在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几十位中国公民日前在互联网发起“千万公民大联署”行动,敦促中国立法机构立即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项中国政府在近16年前签署,但一直未经立法机构批准的国际公约。 这项由几十位中国公民2月8日在互联网发起的联署行动的名称叫《公民权利主张书》。 *16年前签署 至今未获人大批准* 1998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公约),但是中国的立法机构却一直没有批准该公约。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和做法,在中国全国人大批准该公约之后,中国才正式加入该项《公约》。加入之后,《公约》才能对中国生效。 联合国1966年12月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上通过了该项《公约》,1976年正式生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核心是生命权、免受酷刑权和公正审判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迁徙自由权、思想自由权、良心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宗教自由权、集会自由权、游行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权利,通称“第一代人权”。 *王成:联署接力 推动批准* 王成律师 x 王成律师 此次联署行动的发起人之一、维权律师王成2月9日对美国之音表示,1998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法律界人士一直在推动中国立法机构批准这项《公约》。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时期也都不止一次地承诺会尽快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批准该《公约》。但是时至今日,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依然没有起色。 王成说,发起这次联署实际是一场要求批准《公约》的接力行动。“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工作,谈不上有什么新的考虑。只是我们觉得,做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讲,他应该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他都应该签署(批准)这样最基本的人权保障。” 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已经有至少167个国家正式加入了该国际公约,中国不在其中。 王成说,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之前发起这项联署是想尽可能地引起立法机构的注意。实际上,去年的两会之前,中国的学者和公民也发起了类似的联署行动,不少知名的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人士等在联署上签名。 王成说:“又一次的人大会议要开会了。我们借人大会议公开提起这个要求。但这个所谓的百万和千万的人数,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这只是一个方式,一个途径而已。” *民众公民权利意识提高* 王成强调,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中国的民众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公民权利意识,因此更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具备社会基础。他相信,这次的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大联署一定会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 王成说,此次在互联网发起联署行动还不到一天,已经有近500人签名,其中有不少是上访的访民。 不过,王成也指出,遗憾的是政府官员对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也许并不了解,甚至对老百姓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保持冲突的立场。王成说,2月8日他将公开联署在新浪微博发出之后,他的微博帐号已经有至少3个被销号,最新注册的微博帐号虽然没有被删,但内容被加密,外界看不到。 *批准‘公约’ 化解社会矛盾* 《公民权利主张书》指出,最近3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官员贪污腐化猖獗、特权横行、为富不仁、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底层民众对此严重不满,可以说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官民对立、贫富对立已经到了极度严重的 程度,社会极度撕裂对立甚有爆炸、崩溃之忧。 《公民权利主张书》呼吁,立即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顺应世界潮流吸收现代政治文明、保障人权建设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已成为全体国民的最核心价值共识,这是化解上述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自然法定义务,绝不容再有任何拖延!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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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延续新公民运动精神 各界人士成立公民权利关注组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周日发起成立的公民权利关注组,至周四已有近百位学者律师等各界人士加入,旨在抗议公权力对公民社会及权利的打压。此外,周一庭审时当庭解聘律师的新公民运 动案被告张宝成,其家属被法院告之必须在春节假期结束前聘请新律师,否则将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家属及律师均指法院此举不合理。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周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就在同一天,众多学者律师发起成立公民权利关注组。 关注组发布到网上的声明中写道:仅仅抗议,并不能阻止罪恶的发生。权力的颟顸根本无视一切良知的声音。更需要行动、需要切实的推动。所以我们选择这样的时 刻,发起公民权利关注组。公民权利关注组是一个网络虚拟社区,顾名思义,当然以公民权利为主题。我们深信,权利的紧缺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必须从权利入 手,才能推动宪政转型,才会有权力不再肆虐、弱者不再无告的制度环境。 截至周四,参与响应该关注组的人数已近百位,包括学者刘绪贻、曹思源、艾晓明、媒体人笑蜀、梁文道、律师蔺其磊、刘卫国、唐荆陵等各界人士。 参与者之一,北京律师蔺其磊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公民运动搞这么长时间,根本没有一个组织化的东西,警方公权力还这样打压,那么就趁着打压公民社会、 审判(新公民运动系列案)这个机会,成立这样一个东西。虽然它不是组织化,因为在中国大陆现在没法形成组织化,但是它毕竟对有公民社会理念、或者关注公民 社会这些人成立这样一个关注组,他可以有一个平台。按我们说就叫无组织的组织化。” 该关注组的工作目标有四,分别是推动人权教育、公民教育及人权信息分享;推动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以修正国内法;监督中国政府落实国际人权公约和公民宪法权利;从权利角度切入民生,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推动公共参与,推动具体民生问题的解决。 蔺其磊又告诉记者:“近期主要就是关注各个案件的审判,然后把这些消息集中往外传播。他这种审判是以法律的形式,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的迫害,把这个东西揭示出来。 ” 新公民运动系列案由1月22日至1月27日密集审判,其中,赵常青、丁家喜、李蔚、张宝成分别在23日以及27日庭审时解聘律师以抗议法院不公。按照规定,他们可有15天的时间聘请新律师。 不过,张宝成的妻子刘珏帆周四告诉本台,北京海淀区法院周三晚六点致电家属,要他们在周四上午选定律师办理手续,不然就视作放弃将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其后在交涉下,才将时限放宽至下月6号,家属对此感到不满。 “我们已经请了一位,他们可能要在11号左右开庭,我们说你们这15天应该是15个工作日,春节是中国最长的7天大假,我们上哪儿去请律师。他说那不管。从目前来看他们好像会按他们自己的方针来判有罪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是利国利民,和现在习近平的大方针是一致的,对吧?包括教育平权,是惠及百万千万普通基层百姓生活的,一点错也没有。” 张宝成的前代理律师陈健刚向本台表示,法院的安排太急促,不合理。他又说,新公民运动案不是审判而是镇压。 “他们(法院要)尽快结束庭审,把他们送进监狱,这是他们既定的方案,过了春节之后还有什么两会之类的。这不是审判,这是镇压。古往今来,像这种卑鄙的政府还没有见到过,没有其他朝代能比得上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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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民间公开信呼吁法官依法秉公审理公民权利案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去年中国有100多人因争取基本公民权利而被拘捕。现在,这些案子多数即将开庭审理。包括媒体人、律师、学者在内的中国三十多位人士星期二发表公开信,呼吁审理公民权利案的法官们避免政治干预、维护司法公正、停止政治迫害。 以往中国民间呼吁维护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公开信通常是写给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等政府机构、或者国家领导人的,而这封公开信是专门写给审理公民权利案的法官们,还属罕见。公开信提到,大约一个月前,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刚刚带领几百名法官宣誓忠于宪法和法律、为维护社会公正而努力。现在,公开信呼吁审理公民权利案的法官们兑现誓言。 广州的律师隋牧青是参加联署这一公开信的30多人之一。他星期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这封信虽然是写给法官的,但也是写给当局看的,希望公开信能帮助唤醒法官们的良知,敦促他们维护自己职业的尊严。他说: “中国的法官们在当局控制之下,但表面上还是居中而立的角色。但是事实上法官们常代表控诉方,这样的法庭连表面上的‘居中而立’都没有了。” 去年中国因追求基本公民权利而被捕的人士多达100多位,包括北京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北京著名企业家王功权、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和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等。这封写给法官的公开信说,这些案子现在即将到他们的手中,希望他们能制止对法律的玩弄和操纵、制止一切迫害,把自由还给这些无辜的公民。 隋牧青是郭飞雄的代理律师。隋牧青说,现在许多涉及公民权利案的普遍问题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经常越位,往往直接代表控诉方、也就是官方,司法公正无从谈起。隋牧青律师说: “希望法官对跟律师的对立、包括对当事人各种权利的侵害能适当有所收敛。比如很多法院开庭时限制旁听的权利,所谓的‘公开审判’到最后他们给你演变成秘密审判,这都是法官、法院的问题。” 世界各国法律都要求法官作为司法权的执行者秉公依法判案、不偏不倚。然而,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民间普遍认为当前法官判案不公、致使冤假错案丛生。 隋牧青律师注意到,就在星期二他们的公开信发表当天,山东青岛又有两位律师人身自由被司法人员非法限制。隋牧青律师表示,面对现实,许多律师不敢奢求法官保持中立,也很难说一封公开信能改变什么,但是大家总希望法官不要主动违法办案、主动实施政治迫害: “比如法官可以让当事人辩护律师充分发表辩护意见、让亲属旁听等。现在中国在涉及到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的案子里,律师想要充分发表辩护意见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同时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支持的还有纪录片导演华泽、知名媒体人笑蜀、律师王成、滕彪、和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等人。 北京的法律专家李静林先生虽然没有参与联署,但是他表示理解这些人士在公开信中对法官的希望。李静林先生说,这封公开信的发布是有意义的: “它揭示了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一些法官为了某种目的,是站在检方的角度办案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问题,因为法官不独立,他们要看党政官员的脸色行事。” 李静林先生虽然肯定了这封公开信的意义,但是他同时说,如果中国司法不独立的体制不改变,大家对法官秉公依法判案的希望恐怕只会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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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郭于华:公民权利的政治学

   政治可谓是“让人欢喜让人愁”、“有人痛恨有人爱”,但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它都与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冷漠甚至厌恶不难理解,这来自于我们曾经历过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即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例如文革时期,有所谓“政治生命”的说法,政治生命完结几乎意味着生存的绝境。政治决定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有人因政治而一夜间飞黄腾达,也有人因政治身家性命不保。当政治一统天下时,人们想逃避而不能。对于普通人来说,政治有着神魔般的力量,离不了躲不开,唯有受其支配与摆布。那是整个民族全面而深入地卷入政治生活的年代。    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转型过程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标志着社会逐渐从全面政治化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社会生活重心发生的转变意味着之前的总体性权力与总体性社会的变革。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并不是顺理成章一路走来:渐近式改革中逐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迫切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导致转型过程中定型下来的权力-市场混合性体制形成自洽逻辑与路径依赖,进而中国社会的改革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羁于“转型陷阱”[1] 难以自拔。经济体制变革了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依然保持不变导致了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这意味着我们依然无法远离政治,或者说政治仍然是整个社会上空的巨大阴影。    一、穷人的非政治化    让我们先从基本概念入手。马克斯·韦伯在其《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指出:“政治”意味着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和影响权力分配的斗争。[2] 这样一个关于“政治”的定义很容易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政治是掌握权力者们的事情,与绝大多数既无权又无势的普通人关系不大,与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更是无缘。    在以往的历史与政治研究中,普通人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从来不是政治性的存在。他们被认为缺少组织与合作、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其行动是完全自利的或机会主义的、即使反抗也没有革命性的后果。例如,作为穷人的农民就经常被形容为一盘散沙或者一堆马铃薯。一个重要的学术团体——以印度学者为主的南亚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小组首先将这类底层人纳入政治研究视野。他们将从属阶级的日常经验作为研究主题,对“底层”的概念进行深化和丰富,从集体意识的角度,将“底层意识”(subaltern consciousness)视为带有历史与政治特性的类别。他们认为:底层意识的独特结构塑造了底层政治(subaltern politics),构成底层政治自主性的来源。[3] 例如,查特吉曾对印度加尔各答地区铁路附近存在了50年之久的违建户居民进行研究,分析这些非法存在的居民团体如何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动员公民社会的非官方组织与国家所属的社会福利部门来谋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对此,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还是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论述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4] 在对这种“非政治的政治”的分析中,查特吉提出了“政治社会”的概念,用以捕捉许多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所浮现的新的民主抗争空间与形式。他的核心论点是,既有的国家/公民社会分析架构并不足以描绘和解释第三世界的下层人民,是如何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的。这些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体,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定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状况中,为了生存,底层群体必须与这两者(国家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或是公共领域)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民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查特吉企图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来揭示出这个新政治空间的重要性。[5]    另一位提出并论述底层政治问题的学者是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研究者斯科特(James Scott)。他以infrapolitics一词指称从属阶级的行动与表达,并将底层政治形象地比喻为可见光谱之外的红外线——处于政治的视野和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斯科特指出:只要我们将政治的概念限定于公开宣称的行动,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属群体根本上缺少政治生活或他们真正具有的政治生活只限定于那些特殊时刻的民众暴动。如此我们就会失去处于静止和反叛之间的广大政治地带,如同只关注可见的政治海岸线而失去它以外的大陆,而那正是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环境。[6] 与非常稀有的公开反叛相对的是大量存在的日常形式的反抗(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斯科特所命名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这些看似琐细卑微的、匿名的、隐蔽的行动典型地体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构成底层政治的基本特征。斯科特进而指出: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这种日常反抗形式。[7]    穷人作为非政治化存在的另一常见理由是其所追求目标的非政治性,简而言之,就是穷人通常并不关心社会制度的性质,也不思考价值理念的问题,更不会为某一政治目标而团结组织起来,而是以生存为取向的追求,即物质利益至上。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差不多。由此社会下层也被视为没有政治追求的乌合之众。这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底层政治的物质基础,底层的非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行动的物质利益诉求,人们通常把为减少剥夺、追求利益的行动视为无组织的、非系统的、自利的因而是非政治的当然也是非阶级的行动。其实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追求生存和个人利益与反抗的结合正是激发农民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键力量。正如斯科特注意到的,他们在被剥夺、被剥削的经历中意识到存在着与自己相反的利益,并着手围绕这些利益进行斗争,而且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作为阶级而存在,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识的产生。[8] 可以说阶级是在为利益而进行斗争中产生的,这是行动与意识的相互建构过程,也是底层政治的本质体现。    较之葛兰西和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底层研究群体,斯科特更为强调从属群体的行动和与之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并且试图以此对霸权理论有所超越。他提出的作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弱者的武器”和作为底层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都是意涵深刻的关于底层政治的洞见。斯科特进而指出:    首先,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统治)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剥削是农民在每日生活中经历和体验的,不需由外人教给他们剥削的概念。    第二,霸权理论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出于暴力强制下的、实用性的顺从和由于“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而认同支配是完全不同的。[9]    第三,根据定义,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必然造成(霸权的内在)矛盾,它可以被批评但要使用它自己的话语。就此而言群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既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寻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寻找。从属者可以用支配者的承诺、话语作为反抗支配的理由。    第四,对几乎任何明显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历史考察都表明,目标的确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尽管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团意识”(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并非如列宁所称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础。工团意识和改良主义也同样是政治性斗争。[10]    斯科特更广阔的意图是要阐明如何在权力关系中理解和解释从属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行动——“弱者的武器”(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了行动,它还有助于建构行动。关键在于,反抗的实践与反抗的话语相互依存与维系,构成底层政治的领域和独特性。    梳理和理解底层政治研究的经典理论,有助于我们去除穷人非政治化的幕障。将穷人排除在政治世界之外,抑或他们也自甘处于界外,不愿涉及政治事务,是造成“肉食者谋之”的政治垄断和政治冷漠的大患,也是背离现代政治文明的落后之举。    二、对普通人而言,生存就是政治,有尊严地生存更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我们不妨先放下科学严谨的定义,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如何与同属一类的他人相处,是由政治安排决定的。这一安排是好还是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因而政治也是关于是非正误的常识。现实中的悖论是大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政治是政治家们特有的事业;甚至许多社会精英——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术有专攻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士……都不约而同地逃离政治,这也称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除了如前所述中国社会曾全面被政治宰制所造成的心有余悸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并未真正理解政治的本质以及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事实上,若就人性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既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因而也是政治的存在。你可能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政治对你却很有兴趣;你千方百计逃离政治,可政治却时时在你身边。    你的身份地位——包括你是官(尤其是相当级别的官)还是民,你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穷二代,你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决定了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而这不同是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决定的。具体而言:    你住在单位福利房还是商品房、保障房、租用房、农村住房中,取决于你的出身、你的职业和你的财富状况等。不同的居住格局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组合,对人们居住生活的重新布局和建构,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群体,以及不同的身份政治,进而住宅成为当代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居住,这一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内容,却日益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都市住宅形态的演变,基于商品住宅私人产权诞生的业主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群为维护自身居住权利而蔓延开来的都市运动,最直接地映射出转型期日常生活的政治。因而居住和与居住有关的活动不再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实践,而是往往直接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不同的居住形态归根结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之不同的体制身份、社会地位和资源来源,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权利问题,因而归根结底是市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 饮食,最为直接地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穷人,是否能够裹腹,是否可摄入足够量的营养,在饥荒之年能否活下来,不是取决于自然而是取决于政治。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的政治学”以“着眼于现实”的方式雄辩地论证了“为什么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可以免于饥荒”这一命题,森指出:“事实上,饥荒的发生与统治形式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只要公共政策得当,一个物质丰裕的现代世界是完全能够杜绝饥荒发生的”;“贫困必须从可行能力剥夺的角度来理解。因此,消除贫困以致防止饥荒发生最终就必须落实到提升个人的可行能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04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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