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不是造血，而是变性 冯永锋 一个很是值得我信任的朋友，最近向我颇为得意地说他所在的环保组织要办“社会企业”。他甚至更为得意地说他所在的组织手头经过长时间的积金攒银，有了200万元的资金，而且经过专制领导人的创意和规划，也早早地预备好了项目思路。有这200万元作股本，有了高精尖的“技术方案”，投资、孵化、壮大、发展一家社会企业，应当不成问题。 我忍不住多嘴多舌地回问了一句，对投资市场来说，200万元算什么呢？难道你所在的环保组织已经到了无以维生的地步了吗？他说没有，随着这家环保组织名声的越来越大，送上门来的资本越来越多，排队在门口等候接手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因此，筹资对于这家环保组织，过去不是问题，现在不是问题，未来也不会是问题。以前是看资金方脸色，估计现在资金方要看这家组织的脸色。 于是我又忍不住又绕嘴绕舌地问了一句：“既然如此，那么就有了第二个问题，你敢相信环保组织有运作企业的能力吗？”他说这我没敢想，我敢想的只是也许这样可以给NGO杀出一条血路，让他们再也不用为筹资而犯愁，让他们不再想做事时为资金所困扰。他很是慷慨大度地说，过去我们是深受筹资之苦的，我们不想今后这些NGO小弟弟小妹妹、NGO子子孙孙们，再遭受我们的艰苦。 我说那是你把心愿当现实，我说那是你把弱项当强项，我说你是把少数人的尝试当成绝大多数人的必然。 于是我开始给他讲我的道理。我说得苦口婆心，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最后，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他说，我刚刚去过欧洲，那边就有人开社会企业，他们做得很成功。他又说，我做过市场调查，很多人都对社会企业有创办的渴望，很多人都有购买社会企业产品的渴望。 他甚至给我举了某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环保组织的案例。说他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做社会企业，他们每组织一次活动都要收费，每次收费都考虑到了赢利空间。 我很生气地不理他了，像个独裁者一样回到家里，开始写下我所有反驳的理由。最后，我发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思想核心：NGO创办社会企业不是为了造血，而是为了更好地逃避，为了逃避，不惜改头换面，改性整容。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审定为“不是造血，而是变性”。 容我细细向你道来。所需要的文字不多，大概也就千八百字。所蕴涵的精妙处更不多，最多只有三五小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就像我允许你把我的文章看完一样。 环保组织之所以会在中国出现，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环境真相无人理睬，有无数的环境苦难无人去担当。因此，在积贫续弱的政府环保部门之外，势必需要在每个有足够公众的地方，凝聚出一家甚至数家敢于替自然苦难代言、替环境社会苦难代言的机构。这些机构的价值就在于把社会的能量引导、汇流到自己身上，然后化用为解决自然苦难和社会苦难的药方，进而促进问题的改良和社会的进步。 因此，环保组织一定得是一个面向问题的解题高手，得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智慧。也因此，公众才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生命、学识、胆量、智慧和财富推送到环保组织的门庭之内，任其肆意调度和发挥。因为，大家相信，每个人的零碎付出，通过环保组织的整合和加持，都对整体环境的改良有助益。 也因为如此，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家环保组织，只要他有能力去面对现实问题去尝试解决，那么，社会能量一定会呼啸着如影随形而至。 这意味着，环保组织的“筹资能力”，体现在其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只要你有能力解决问题，就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场地、人员、物质供你支配。这意味着，很多环保组织筹资困难，是因为他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没有好好地想要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很容易就遭遇社会能量的冷眼。想要筹资，是不可能的。 环保组织根本不需要造血，环保组织生来就是一个“耗血组织”，他生来就是帮助社会花费多余的血量，并让这些血重新焕发生机，输送到最需要血的地方。环保组织根本不需要去通过创办企业挣钱，他需要的恰恰是帮助社会大量的企业花掉其“剩余价值”。环保组织恰恰不能去创办企业，他恰恰要坚定地让自己成自然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做环境永远的仆人。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道理很浅显，容易接受，那么，我再告诉你，环保组织没有能力创办企业，环保组织一旦创办企业，其结果只有两个，要么速亡速朽，要么变性。 这个社会不是分为阶层，而是分为“营地”或者说“聚落”的。每一个人多半都只有一两个相对比较独特的价值。有着共同独特价值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域小气候，大家内部互相影响，对外一致发力。于是，这个聚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就在社会生态链中形成了，这个聚落的价值也得到了其他聚落的认同和期待。 作为无数聚落中的环保组织，也是这样的一个聚落，生存在这样聚落里的人，身上最缺乏的，就是挣钱的才能，身上最突出的，是花钱的才能；身上最缺乏的，是追逐私利的才能，身上最突出的，是追逐公益的才能。从才能学或者说社会生态学来说，追逐私益与追逐公益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是健康的，那么，大家各安其位，互不侵犯，互相协作。而如果让一群只擅长追逐公益的人，去追逐私益，实际上就导致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紊乱，参与者不得好果，还把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态给搅得丝麻不分，头绪无措。 当然也可能不会出现局面失控的后果。因为，有很多组织，开始搅局之前，其实已经离开了原先的聚落，纵身跃入其他看上去更美的聚落中。尽管面目似曾相识，但身体的本性已经发生转变。既然频道已经变换，原本踢足球的人去演了电影，那么，从他步入影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要忘记他过去的脚法，而只需要用演技去衡量即可。 环保组织去办社会企业，与企业去办公益组织，官员去当公益专家，与公益专家去当官员，其实都有一个换情变性的过程。有些人变得彻底，因此，其乐融融；有些人变得不伦不类，结果，男不男女不女，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善不善。 现在，有些环保组织不像环保组织，有些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有些基金会不像基金会，要么是一开始就在变性，要么走了几次台步就开始变性；要么就是走了一段后，觉得此生太艰难，早早变性以连夜脱逃——为了逃得遮人耳目，难免要披上一方原来还戴的头巾，以示忠贞，以益迷惑。 而已而已。环保组织的造血能力根本不需要通过办社会企业获取，你只需要锐利地做你所能做的环境改良事业，一定会有资金追着你的影子跑，你能发1亿元，一定有10亿元等你的召唤。办企业的人也没有必要创办环保组织，你只需要把钱捐给基金会就好，你能捐得出去，就一定有人能帮你花得精妙。 变性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社会本来就允许所有的人变性，从金变成铁，从钻石变成玻璃，从草变成木，从水变成泥，从湿地变成沙漠，从可生存之林变成死亡之海。你可以变性，你可以面对现实问题不敢作声，你可以去追逐你所有想追逐的轻巧事业，但你不要对我说，你要创办一个社会企业，“以帮助NGO自身造血”。我所担心的不是你不可能造血，而是你换心改性“变革”得不成功，最终落个左右为难，妖不妖鬼不鬼。  （2010.7.11）    

老和尚为何敢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 冯永锋 我老是把环保组织或者说公益组织比喻成寺庙。比喻的时间长了，才发现这个比喻有些很对，但也有些不对。 先说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是寺庙里的和尚不需要高工资，他们六根清净，出尘离世，看透生死，食素饮茶，青灯古卷，因此，用于维持生命的耗费很少，用于娱乐生命的物质依赖也很低。 用句大白话说，和尚是不太需要领工资的，或者说只领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而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却最需要领工资。 政府官员的工资单上的数字，可能也很少，但所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员是生命条件最优裕的一个职业，有无数的福利和外水，有无数的贪污受贿的可能，有无数的化公款为私人存款的路径，有无数的资源交易的暗道，因此，政府官员工资可能不高，但收入肯定极高；工资可能不高，支出肯定极少。俗话说得好，叫工资基本不动。 企业工人工资单的上数字，也可能很少，但企业的奖金、福利保障，销售或者购买的回扣，还是有许多变数。获取高收益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商业的从业人员，工资单上的数字，也可能很少，但回扣、奖金、利润，有无数的快速致富的余地。 而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政府官员的资源控制权，因此他们永远不可能收受贿赂和干股。他们没有企业获取增值利润的余地，因此不可能有奖金和回扣。他们没有商业人员的销售提成，因此，不可能有致富空间。 而环保组织却有着商人、官员、工人农民所不具有的一些才能，比如他们有对自然界的优先关怀本能，比如他们生来具有公益之心，比如他们具有良好的气节，比如他们有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比如他们有大爱与大悲之心，比如他们有修行者般感人的气度。一个商人可能很有钱，但可能生来就缺乏这些，后天的生活离这些更远。一个官员也可能很有权，但他们可能缺乏这些品质，后天生活的时间越长，离这些美好情感越远。 这样看来，NGO的从业人员被严重低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和生命价值，他们的待遇被人为地克扣了。尤其是如果你放眼看中国国内的那些民间组织，简直是在被社会侮辱的条件下试图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社会如此苛刻对待NGO从业人员的心理，非常简单，“你不是做公益吗，你不是做环保吗，你不是为了环境可以牺牲一切吗？那么你就不要生活费，不要过日子好了。”然后，省下来的钱，继续供社会本体胡乱挥霍。其实这些钱挥霍了也就挥霍了，不但不可能产生新价值，甚至可能造成隐患。而如此社会尊重NGO从业人员的价值，尤其是尊重那些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迎难而上的NGO的价值，那么社会公众应当心理很清楚，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不理智的事。 于是有人来问，那么你定个价吧，中国环保组织员工的工资到底该在什么样的水平？难道我们要给他们另设标准？让他们高出所有的行业？让他们来拉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我想，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也没有那么贪婪，他们只需要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就可以。大体来说，他们的水平在每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的中上状态，就过得去了，比如北京，新入行的本科生能拿到三四千，工作上两三年的能拿上五六千，到了中层左右的能拿上万儿八千，当上了总干事的能拿个年薪什么的，就很过得去了。 社会可能欣然接受，基金会也欣然接受，但中国的环保组织却可能率先不干了，他们说，这怎么行啊，我们向基金会申请项目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给让我们把工资做高。或者做高了之后，又不肯让我们把办公成本，把交通成本，把员工福利成本，把财务人员、行政人员成本打进去，结果，我只能通过压低工作人员的工资，来维持机构的整体运转。 其实这不是基金会的问题，也不是工作人员太多的问题，而是环保组织的项目本身可能不够鲜明，不够有效，不够有针对性的问题。很多机构做的项目属于无目的项目，很多机构做的项目是一个僵化的项目，很多机构做的项目是绕道而行、责任推卸的项目，因此，这样的项目，本来就不可能得到基金会的积极支持。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基金会来说，他们愁的不是善款的来源，他们愁的是善款的用途，只要你的项目有足够强大的生命力，别说给你这些基本的支持，给你更长久的、更宽容的支持都是可能的。 话扯远了，现在回到老和尚身上。除了要高发员工工资这一点上，寺庙与环保组织略有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寺庙与环保组织有些相像。因为大家拿到钱，大体就是做三件事，一是为众生祈福，二是培养一批在职人员以增加祈福的能量，三是面对社会苦难积极出手相救。 但环保组织还是担心一个问题，善款的来源。环保组织和公益组织特别强调“钱的纯净性”，生怕肮脏的钱让自己也变得肮脏，生怕自己被企业利用，帮企业洗绿；生怕自己被政府利用，成为政府的走狗；生性自己为基金会利用，成为基金会的公关公司。总之，怕这怕那，处处立贞节牌坊，以与各种“黑恶势力”隔绝。 然而老和尚什么都不管，笑眯眯地收受世人所有的功德和捐赠。如果你要去细心统计，中国寺庙的善款中，绝大部分可能来自贪官污吏“良心发现”后的“布施”，或者来自流氓团伙的“集体随喜”。这些钱说多脏有多脏，说多臭有多臭，说多危险有多危险。然而，老和尚们笑眯眯地接受了，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立地成佛，他们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们相信度化苦难远比度化善良要来得艰难。 这其实牵扯到社会需求环保组织的原动因问题。对于社会来说，他们是希望环保组织去扬善，但更希望环保组织去“化恶”——我这里没有动用“惩恶”一词，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恶不是惩罚得完的，惩罚甚至可能带来恶念的变种和免疫，但恶却是可能“度化”的。正因为有人是恶人，他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才需要老方丈去普度；正因为有人对自然造了恶，环保组织才需要出面去让造恶者“自然萎缩”。 老和尚敢于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是因为他很坦然，他相信自己接恶度恶的能力——他知道这是社会需要他存在的最基本理由，他得帮助社会完成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他更相信自己把肮脏之钱度化为纯净能量的能力。老和尚每天都在对世人说法：“不要担心钱从哪来，你要担心钱到哪去。” 环保组织与老和尚一样，是替社会花钱的。环保组织也与老和尚一样，其实无法辨识这些能量、钱款的罪恶程度。环保组织其实与老和尚一样，面临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钱花好，如何“以恶治恶”。 环保组织其实应当具有老和尚一样的道行，根本无须担心钱从哪来，钱身上带着什么样的血腥气与酒肉气，他要担心的是如何把钱花得好，让钱花到适当的地方，不仅仅造化了那些受益点的区位和群体，而且度化了钱财本身，度化了那些转移这些钱的人。这样的能力和态度，才叫多赢，才叫大慈悲大智慧，才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才叫“我不替你花钱，谁敢替你花钱”。 （2010.7.13）  

本期特别关注：一：绿色和平创始人去世；二：台湾菜贩陈树菊的慈善；三：中欧社会论坛召开.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各NGO组织和有心人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