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两个月前，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套用雀巢奇巧巧克力广告语“轻松一刻，奇巧时刻”)，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本文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集团大面积毁灭热带雨林，将棕榈种植园向热带雨林及泥炭地扩张，侵占濒危物种红猩猩的栖息地。5月17日，雀巢公司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不再使用导致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产品，以此作为对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的回应。 不仅如此，在绿色和平组织持续不断的施压下，2009年12月，全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公司联合利华亦宣布终止与金光集团价值3000万美元的棕榈油采购合同。随后，食品巨头卡夫集团宣布于今年年初终止与金光集团的合同。石油巨头壳牌和英国连锁超市Sainsbury’s也先后表示不再从金光集团购买棕榈油。 作为一家长期在国内一手遮天的行业寡头，金光集团必然会重新评估NGO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NGO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使命而已。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应为“自然之友”，本站注)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应为“廖晓义”，本站注）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第一个由企业界人士自发创建的非营利性基金会。2004年成立，会员包括冯仑、王石、陈东升等知名企业家，以改善阿拉善沙漠生态为切入点，在过程中探寻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命题。阿拉善SEE基金会今年的慈善拍卖晚宴得到了36位艺术家捐出作品支持。企业家需要艺术家的灵感与作品来影响更多的人来关注和从事公益事业，而艺术家也要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平台。企业家精神与艺术家理想的碰撞，是平行于公益之后的另一番收获 北京东四十条桥南的首创大厦17层，6月5日这天晚上有活动，但并不像我们熟悉的那种晚宴——穿着黑色小礼服的公关迎来送往，有精致的带着品牌LOGO的布置和洋气的垫场乐队。 会场里很热闹，不算太正式，四周全是画，中央是两尊小雕塑，十来桌酒席上的客人大多相互认识，没开始前整个场子里都是嗡嗡的聊天声，明显是熟人的聚会。这边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和万科的王石顾着说话都没发现餐布已经掉到了椅子底下，那边联和运通的张树新站起来和前一桌背对着我的胖胖的背影打招呼——后来我看清楚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的现任会长韩家寰。 很快曲向东便上台了，他简短地介绍了今晚的主题——SEE基金会的第一场拍卖晚宴。“ISEEU”的字样出现在大屏上——这当然不是《阿凡达》的台词，是当代艺术家魏立刚用梭梭林的形态为SEE基金会题写的。 为了顺利打开局面，聪明的女拍卖师从台下的大佬中选了一个来做助理拍卖师。这个人是冯仑，大家用掌声表示选得非常准。冯仑没有推脱，拿起麦克风就上阵吆喝。 每到无人加价时，冯仑就蹭到某位总裁身边，言语鼓动不利时，便抄起他的号牌说，“加点儿加点儿！8万——”于是几个来回，本来5万落槌的拍品，被他这么一吆喝，就能10万成交。结果到了后来，大家不但不直视他的目光，还把号牌放在身后，怕不留神被他拿去了。当然，客串之余，冯仑也会蹭回到自己的位子，拍下两件自己喜欢的画。一碰到底价很高的拍品，大家就默默地等着99号牌举起来，这时候，冯仑口中的“大哥”王石就会好人做到底，点头加价，包括本场最高价的拍品，管勇的《平静的红》就100万被王石收了——这为陈东升之前立下的500万目标贡献了最大的份子。 企业家自己也捐了三样东西，陈东升的泰康空间捐了画，韩家寰会长捐了雕塑，黄怒波捐了陪他登上珠峰的氧气瓶，看到那个氧气瓶，王石立刻站起来，走上台去，自顾自就介绍起这个瓶子的背景来——经过他的介绍，这个没啥用的空瓶子很快就拍了出去，大哥的功劳不容小觑。 当女艺术家崔岫闻的 《AngelNo.16》被陈东升本人以60万收入时，他立刻拿过冯仑手里的麦打断了拍卖师，大笑着宣布：“过了500万了！” “大熊猫”的聚会 这般热闹的景象和他们开会时不太一样。 阿拉善从2004年成立，就算会员名单这两年扩大到了150个，和其他的环保组织的“面向大众”的活动方式相比，都算是企业家小圈子的游戏。 这一次，宴会上出现的生面孔，是十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现场的拍品都是他们无偿捐出来的，本来平常无奇的慈善拍卖，因为他们以及没到场的一共36位艺术家的加入，变得有点意思。 阿拉善做到第六年，SEE基金也成立一年多，会员们想为基金会募款，找不到好的形式，总跟自己玩也有玩腻的时候。这时候赶上企业家里算是最懂艺术之一的陆昂要做 “美术新势力”的批评家提名展，一下子和几十位艺术家有了密切的联络。 她忽然想到，不如把他们拉到一起“玩”吧。 “企业家和艺术家都是社会的精英，是大熊猫一样的宝贝，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执着，有点自我，很自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但是又是非常不同的、几乎没有交集的，这样的碰撞很有意思，让企业家认识艺术家，了解作品，也让艺术家们明白阿拉善在做什么，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不去做的理由了。艺术家们很慷慨地拿出了他们的作品，无偿用于今天晚上的拍卖。” 阿拉善的会员们也很乐意，他们总是面对面地开会，为章程和规则拍着桌子相互质疑，本来无聊的拍卖因为艺术家的加入也像是班里转来好几个插班生一样，打破了长久以来相对固定的游戏规则。 这一次的碰撞，让企业家们弄明白了在座的这些艺术家在想些什么——两个群体也有火花，当一个艺术家谈到他的作品是表达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充满泡沫的现状时，在座的企业家们纷纷的点头示意；而管勇的画明显不止王石一人欣赏，拍卖的间隙好几个企业家去找管勇聊天，还交换了联系方式。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群体深入地认识了阿拉善，知道了企业家们除了挣钱、管理员工外，还会去思考种多久梭梭林才能有治沙的成果。 冯仑说，“公益这件事和慈善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出现在现代公民社会，不是针对穷人的，而是所有人。就好比我们在做的环保，空气好了都呼吸，水质好了都健康，所以，它需要所有人关注，越多人参与越好。” 就是因为是所有人的事，才不能做成小圈子的事，也不能一直依赖每个人头顶上闪光的身份来做这件事，相反，可能在真正实际操作时，要忘记和抹掉的，正是个人的光环。 与企业家的执行力相比，艺术家是离理想化、离内心最近的人，他们的表达虽然都用自己的方式包裹起来，大多数时候却直指人心。也许他们去过一次阿拉善当地，见过裸露的沙地和零星的绿色，就能够立刻体会做环保的人们的想法，所表达出来的作品会影响更多的人，是比阿拉善的会员要多出数百倍的人——这才是公益的要诀。 “拍卖只是个形式，最重要的，是让这两只大熊猫相互了解，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陆昂说。 不要拿艺术家当道具 雕塑家向京是个性情中人，她表达过对慈善拍卖的质疑，“以前有人联系我为慈善拍卖捐作品，我一开始没排斥，后来他指定我捐哪一件，我就立刻推开了，这让人怀疑你的目的到底是做善事，还是在用我的作品作秀。所以我宁愿选择多帮助身边的人，也不再捐作品出来。” 向京的担心并不多余。就像冯仑说的，慈善在社会的转型期反而遭到了许多诟病。这不是一朝一夕积累出的顽疾。作秀还在其次，最终的善款不得而知才是要害。“很多人鼓动我捐东西，也不说明白他们是要做什么，钱拿去救谁，我实在是怕了。”但是向京这次捐了一件作品，因为策展人杭春晓在联系她参加阿拉善的拍卖时，只是说“你去了解一下，愿意就参加”，向京查了许多资料，看到了梭梭林的种植情况和六年里阿拉善整个协会的运作状况，她决定捐一件30公分的《丁玲像》，他的先生，同为雕塑家的瞿广慈捐赠了《白天黑夜》。我问她为什么选这么小的尺寸时，她说：“最重要是还是环保这件事，还是不要因为作品喧宾夺主了。” 艺术家尚且如此有觉悟，“不能让艺术家成为道具”就成了陆昂一再注意的事，所以，她邀请艺术家参加当天的晚宴，以示尊重。 后来，向京因为“不喜欢这种场合”，和她的先生瞿广慈都没有来，尹朝阳也没有到现场。拍卖的尾声，艺术家崔岫闻在解释作品之前，表达了“艺术家在这种场合非常不自在”的感受。事后陆昂说，“崔老师可能是觉得在竞价前介绍作品不太自然，当面看着企业家举牌拍自己的作品感觉有些陌生。” 的确，当面看着作品被定价，不知道作者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与定价高低不太有关系，还是和群体的性格有关。可能以后在和艺术家合作的过程里，还需要考量到他们的诉求，也许不是晚宴，一次集体采风会更加合适两个群体的自然交流。 对艺术家负责，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善心安全落地。 当天募得的547万，会用于阿拉善地区的防沙治沙工程和国内草根NGO的扶植。防沙治沙的条目比较明晰，在挑选受资助的草根NGO的标准上，阿拉善也是有着透明、公开和严格的准则的。负责此事的郭霞告诉我，虽然这笔款项还需要得到会员们的统一筹划，但是挑选草根NGO的标准不会改变。不仅仅要看过去的成功经验，还会考量整个项目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而与其他的私募基金不同，阿拉善不单单把善款给一个项目，也会对草根NGO的长远发展开始扶植，这对于国内中小型NGO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对向京来说，也是好消息。她可能稍稍放心，毕竟阿拉善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机构，会员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它受到关注的热度，一点点失误都会被放大成“作秀”，所以，《丁玲像》拍得的50万元所代表的向京的善心，算是安全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