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一所所新学校、一排排特色民居、一条条宽阔的道路……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北京实现了“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昔日曾遭地震重创的什邡大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率北京市代表团一行从成都长途跋涉244公里，来到什邡市，赴洛水、走蓥华、到红白，深入村镇检查对口援建工作，并把援建项目文本移交给什邡市负责人。这标志着北京市对口支援什邡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陪同检查，并与市领导座谈。    　　一大早，京川领导同志驱车直抵什邡市，为“希望之光”纪念雕塑剪彩，察看新建的什邡市“一纵六横”路网、人民医院和职业中专学校建设情况。 　　白墙、灰瓦、坡屋顶，灾后新建的洛水镇渔江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把新村建设和历史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新村。听说北京代表团来了，村里沸腾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发聚集在小广场，有的挥动国旗，有的高举写有“北京人民与什邡人民心连心，援建者辛苦了”的硬纸板，还有的干脆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北京亲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郭金龙一边与村民亲切握手，一边用四川话说：援建工作圆满顺利，要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团结奋斗，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一席话，引起一阵阵更加热烈的掌声。 　　跨过由北京建设者新建的气势恢宏的蓥华大桥、京安大桥，京川领导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位于北京大道最北端的红白镇。如今，这个重建难度最大的镇，被誉为“川西最美小镇”。郭金龙高兴地走进65岁的易元明家中，和他促膝交谈。谈到自己143平方米的新居，老人喜上眉梢，发出了肺腑之言：感谢北京亲人，让我住进了这么好的房子。郭金龙饱含深情地说，对口援建是中央交给北京市的一项光荣任务，援建工作的顺利完成，关键是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 　　援建，要“输血”，还要“造血”。在北京援建的京什产业园，刘奇葆、蒋巨峰、郭金龙等领导为北汽福田汽车项目奠基，实际上，也是为什邡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作为地震后国家支持灾区发展而特批的省级开发区，目前企业入驻形势喜人。北京市帮助引入了明日宇航、富亚博大等23家大型企业，其中15家已经开工建设。什邡计划用五年时间，投入100亿元，实现产值300亿元，将其打造成为什邡工业发展的新引擎。北京市还向什邡赠送了一辆流动医院医疗车和6辆轻型卡车、商务车。 　　据介绍，北京对口支援什邡灾后恢复重建累计投入援建资金70亿元，完成实物工作量72.53亿元，建设了涉及民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四大类108个大项162个子项的援建项目，并在智力支持、产业发展、精神家园建设、援建项目运行维护、长效合作机制等方面安排了资金。 　　在700多个日日夜夜，广大援建工作者全身心投入援建工作，以“5+2”、“白+黑”的工作状态，造就了“首都效率”、“首都速度”，把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化作了5073套城镇廉租房、安置房，8.3万户农房;69条、总里程182公里的公路和市政道路;12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4所学校(幼儿园)、12家医院、7家福利院、1家康复中心、8个文化项目，为什邡“十二五”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午，在北京援建项目交接暨北京—什邡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上，郭金龙向什邡市移交援建项目文本，并赠送记录对口支援历程的宣传画册《共铸辉煌》。北京市与什邡市签署了《北京—什邡2010—2013年合作框架协议》。 　　京川两地领导召开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蒋巨峰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讲话说，北京市委、市政府视援建为己任，倾情倾力支援什邡市恢复重建工作。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北京市尽管自身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仍然坚持完成对口支援任务决心不变、目标不改、力度不减，全力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特别是北京市坚持首都标准，将“绿色、科技、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和“质量、安全、工期、功能、成本”五统一的奥运工程建设经验融入到援建工作中，做到了科学援建、高效援建、阳光援建，为四川省恢复重建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北京人民的深情大爱，四川人民永远铭记。 　　郭金龙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讲话说，对口支援什邡恢复重建，是中央交给北京市的光荣任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援建什邡作为首都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与四川的同志共同努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通过援建，我们学习到了四川省、什邡市战胜自然灾害、推动科学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学习到了四川人民、什邡人民不畏艰难、奋勇拼搏的精神，锻炼了一支作风顽强、敢打硬仗、勇于奉献的干部职工队伍。这些都将为推进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首都的发展，离不开、也得益于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我们要更好地落实城市功能定位，履行“四个服务”职能，在服务全国各地发展的同时，实现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北京市将按照与什邡市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郭金龙等领导同志还看望、慰问了援建捐赠者代表、援建工作人员，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四川省和北京市领导黄新初、李成云、蔡赴朝、吕锡文、吴世雄、丁向阳、沈宝昌，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于伟，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孙康林参加。

　　前日，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415号省团校内热闹非凡，来自省内各地的100名农民工子女带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武汉百年农工子弟职校报到。他们是首批来这里免费读书的学生，将接受两年正规职业教育。 　　据悉，武汉百年职校是全国第三所、湖北第一所全免费的农民工子女职业学校，由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共青团湖北省团校共同发起创办，旨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的正规职业教育，所有学生的学杂费、住宿费、校服费等费用全免。学校由社会各界资助建立，鄂西山区等地方贫困青年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可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即可录取，学制两年，学校推荐就业。“7月份，我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农民工子女能免费读武汉百年职校时，还不太相信。7月20日，我抱着一丝好奇心来到百年职校教务处咨询，当即给女儿报了名。”44岁的大悟籍农民工张先生高兴地对记者说，“16岁的女儿来这里免费学习物业及酒店服务，为家里减轻了负担，以后有个固定工作，我很放心。”

　　从10月1日起，上海将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上海公布的有关试行意见提出，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试行意见将企业各类人才均纳入了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实施范围，即参加上海市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均可柔性延迟退休。(9月28日北京晨报)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延迟退休年龄的呼声，终于在上海市初见成效。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按年龄“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基本上是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便办理退休手续。那些学历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工作时间反而越短。这显然不利于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对人才来说未尽其才，对国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而实施“柔性延迟退休”政策，不仅让“学历越高，工作年限越短”的不合理现象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可以使人才尤其是那些在重要岗位和关键部门的高端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等都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退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但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在刚性政策还没有调整之前，必须先柔性过渡一下，看实施的效果到底咋样。劳动者的休息权应该得到尊重，劳动者的工作权同样应该得到尊重。 　　不过，也且慢替上海市的柔性延迟退休政策叫好。最近有两则报道，谈及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则是：中国45至54岁人群中约有54%已把自己看成是白叟。这是英国保柏(BUPA)健康小组9月24日发布的国际健康医疗研究陈述供给的数据。另一则是：近日，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人群健康白皮书》，该查询拜访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用问卷51.3万份，是中国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健康状况大查询拜访”。该查询拜访显示，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况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到3%，35-50岁的高收进人群中，“生物春秋”超龄趋向较着加速，平均跨越“日历春秋”10年摆布。这两则报道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工作压力较大，出现了未老先衰的迹象。 　　没有好的劳动环境，没有有尊严的工作心态，延迟退休只会给劳动者以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把出台新的退休政策当做一件孤立的事对待。工作压力过大的现象不消除，谁肯为几百元、数千元的增薪去玩命？因此由柔性到刚性，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允许探索甚至允许失败，但在一个注重以人为本的社会，凡事得多征求民意，头脑风暴要不得。 　　我们期待上海的成功，也期待所有的中国人都能体面劳动，有尊严得享受劳动的快乐。

　　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许多人更爱惜自己的名誉和清白。“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该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没地方告了。”8月1日下午3时许，4名中年男子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竟仅仅是为了以此证明自己并未旷工。(8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因为原单位的合并移交，他们从正式在编职工变成了“编外人”，而且同工不同酬，但他们像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忍耐，谁知移交不久又被强迫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直到2008年被冤“旷工”丢掉了饭碗，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上班。他们没有撒泼无赖，而是试图用合法途径为自己讨个说法，从劳动仲裁到法律诉讼，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艰难维权，数次上访和被拘留。虽然今天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化的社会，但底层人民的维权依然困难重重。 　　他们最终选择在清华西门外断指，血淋淋的演绎，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去年河南工人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因为媒体的及时介入，张海超的“悲怆之举”，引发了空前关注，最终事情圆满解决，然而这也几乎再一次隐性地证实，普通老百姓单靠状告的途径要保护自己太困难了，似乎只有惊人之举，只有“闹出点儿不寻常”才可能引起关注。在现代法制社会里，这是怎样的无奈?于是，才有了触目惊心的跳楼讨薪、拆迁自焚，当个体遭遇强权或不公，而相关部门、法律又不能及时给予有力的援助，身为弱者的他们又能如何?

　　近年来，每逢灾难来临，央企总是充当捐赠的主力军，这被视作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但也有人质疑其捐款来自“原本就应上缴的红利”。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钢认为，“捐款红利说”是一派胡言。“募捐的钱并非是从该上缴的红利中扣除的，募捐是募捐，该上缴多少红利还得上缴多少，这是两码事。既然央企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企业挣的钱不是要往自己腰包里揣的，而是要回馈百姓，回馈我们的国家的。”(9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近来几次大灾过后，央企捐款慷慨大家都看在眼里。当然，参与灾后重建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央企展现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当无异议。但是，即使是私人捐款，也需要以某种方式证明其资金来源和践约能力，央企因为其特殊性，就更需要向公众说清楚。对于央企的性质和利益归属，国资委官员的认识很清楚，说出的话也掷地有声。但是，他对于“捐款红利说”的反驳虽然坚决，但并未交代募捐款项到底来自哪里，所以仍欠缺说服力。 　　以企业名义捐出的款项，应该不是员工的个人捐款，所以，其来源只有两个，或来自企业利润，或计入经营成本。按照规定，央企利润需要按比例上交，经营成本也要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无论是来自哪一部分，都不能说与公众无关。 　　此外，央企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不在大灾之后的捐款捐物上。作为国有资产经营者，央企最大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带头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同时让利于民，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央企捐款出手阔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有拿不属于自己的钱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原则上，央企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国企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增值的利润也应由全民共享。但在具体执行上，全体国民是个集合概念，其利益如何实现，仍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按说，央企管理者只承担经营之责，并没有多少私利可言。但是，挣的钱往自己腰包里揣的事，并不是没有。国企上交红利，也只是近年来才有的，而且上交比例很低，多数又用于国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实现全民共享的、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部分，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管理好央企，让央企利润由全民共享，需要国资委这样的监管部门和一整套监管制度，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央企管理和预算的透明化，接受广泛的监督，这也是管好央企如何花钱，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行之有效的手段。此前，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抱怨国企动辄得咎，赚钱不赚钱都难免被批评，其实，这与其与民争利的垄断做派有关，也与其管理不透明有关。 　　为了避免非议，不少央企干脆选择“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哪怕是捐款做善事，也应该说清楚资金来源，取得出资人的同意。既然央企是国家和人民的企业，就没有理由自己闷声发大财，也不能悄无声息地慷众人之慨。其实，央企做慈善透明化不仅有利于化解舆论压力，还有利于彰显其社会责任，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