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沒有法治的GDP主義不是中國人那一杯茶，而是一杯毒酒，在浮華世間醉意中走向社會崩解。 這是一次驚爆的街頭運動。沒有人會想到，在六月中旬攝氏三十多度的熱浪中，香港會有兩萬五千人走上街頭，去為一位僅僅幾天前還不知道是何許人的湖南工人李旺陽申冤，要為他的「被自殺」而吶喊。 那些在六四時還沒出生的九十後，或是在六四時仍是孩童的八十後，都成為這次抗爭的先鋒。他們參與絕食，走在示威隊伍的前列。對於二十三年前的天安門風暴，他們只是從父輩的回憶中認識血淚的歷史，但今天的李旺陽事件，卻是他們親自參與、感受直接經驗的血淚。這也將他們自己的命運，第一次和中國的命運聯繫起來。 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香港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密不可分。一個沒有法治與程序正義的中國，也將必然威脅香港的法治與程序正義。今天他們挺身而出為李旺陽抗爭，也是為自己的權益而抗爭。 就是在這樣熱浪滾滾的街頭中，他們釋放了香港人的憤怒，也釋放了十三億中國人被壓抑的集體理想——正義和公平的社會，不能成為經濟繁榮的犧牲品。沒有法治的GDP主義不是當代中國人的那一杯茶；恰恰相反，這只是一杯毒酒，讓人在浮華世間的醉意中，一步又一步地走向社會的崩解。 這其實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無論中國的經濟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繞不過法治這一關。這次李旺陽事件的關鍵之處，就是完全沒有程序正義。一個疑點重重的命案，卻是草草地、粗暴地處理，讓世人目瞪口呆。而踐踏法治的根源，在於當局維穩的心態，一切都是「穩定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一切壓倒穩定」。 這也和陳光誠事件一樣，地方的維穩系統，在這樣的高壓措施中，獲得巨額的維穩經費，因而形成一種強大的誘因，可以不顧任何法律與常識，作出讓人髮指的違法事件。 其實薄熙來事件早就帶來啟示，沒有法治的中國，沒有人是安全的。今天濫權的官員，明天也可能被濫權而受害。黨國結構龐大的專制體系，卻往往不去追究地方的濫權，甚至在體制上鼓勵這樣的違法措施。 維穩，維穩，中國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維穩，維穩，也使中國越來越不穩。 如果沒有王立軍的出走美國領館，薄熙來和谷開來所牽連的幾宗命案，可能就永遠深埋在黑暗中。如果陳光誠不是進入了美國大使館，他在山東被長期壓迫、蹂躪的事實，中央也是不聞不問。 中國的法律系統，被政法系統的專制權力所閹割，無法發揮追求正義與公正的制度功能，反而成為權力傲慢的工具，陷人民於不義，也最終陷執政黨於不義。 這就是今年香港夏天憤怒街頭的信息。李旺陽事件是香港政治的拐點，也是北京與香港關係的拐點。它肯定衝破了一國兩制的模糊界線，因為香港和大陸的人民都相信：一國兩制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一國良制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 邱立本 亞洲週刊

亓樂義．鄭閔聲／專訪 　如何評價鄧小平？「六四」是一大關卡。傅高義說，為了穩定大局，鄧生前對「六四」採取的鎮壓並不後悔。平反六四，意味鄧小平當年決斷是錯的，官方很難在短期內平反，長期來看則表樂觀。 　鄧小平曾兩次自我評價，「對半開就不錯了。」他還表示「一生問心無愧。」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的話。「六四」後，鄧是否有過反省？ 　傅高義曾訪談過鄧小平的家人，據鄧的家人說，鄧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鄧知道鎮壓不對，結果不好，但為穩定大局（全民福祉），維持黨的威信，他只能這麼做。當時，中共高層還不懂得使用武警，公安作用有限，只好動用軍隊。 　傅高義說，「六四」是一場悲劇，是「人道災難」。當時中國所有的難題都匯集到「六四」這個點上。他認為，鄧對形勢有三項誤判。一、對價格闖關過於心急。二、視學運為動亂。三、沒想到那麼多百姓起來反對。中共中央沒有做好準備。 　對於鄧小平的一生功過，傅高義給予極高評價，「八二開」，八成功，二成過。不僅是推動改革開放，鄧小平恢復高考（大學聯考）、重修對外關係，起用知識分子，開放出洋留學。當然，很多人都付出努力，但最後拍板需要一人定奪，鄧一肩扛起成敗責任。鄧出於體制，又改變體制，「非常了不起。」至於錯誤，傅高義認為，鄧小平一生追隨毛澤東，犯過錯，包括大躍進，死那麼多人，鄧未盡力勸之責；還有反右運動，打倒大批知識分子，鄧說反右有必要，「但擴大化了。」 　至於平反六四？就中共官方而言「難」，因為顯示鄧小平是錯的，另有一些人還健在，如前總理李鵬等，不好處理。就長遠看，傅高義則表樂觀。 　他透露，大陸三聯書局也想出版《鄧小平改變中國》，估計會刪減一些六四內容，「刪一點可以，」因為台港兩地出版的都是原版，大陸要大刪也有壓力，讀者還是能看到原版啊！ 台灣 中國時報

中国近些年的外交有个特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如果有任何“不友好”的行动，中国政府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但俄罗斯对中国再“不友好”，比如俄国的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中国商人及在俄侨民经常受到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一波三折，中国经常遭到俄罗斯经常单方撕毁协议的羞辱，等等，但中国政府对此基本低调处理。中国媒体对这类事件也视而不见。在对待普京及西方各国元首的态度上更是泾渭分明，对西方国家首脑及政府丑闻从来不吝笔墨，对普京则除了赞扬，基本不加批评。 普京何以得到如此礼遇？原因无它，只因中国政府将普京及俄罗斯视为反民主盟友。放眼滔滔世界，北京觉得很难再找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同类项。北京认定，俄罗斯如果失去普京，将会走上亲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这将使北京感到自己失去重要的同盟者。 作为同类项，北京与普京最相似的就是两者都排斥现代民主制度，笃信发展经济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普京在今年1月的竞选演说中，仍然坚持政治上的“跳跃与革命”是有害的，需要渐进发展；仍然强调“强大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强调俄罗斯在家用电器拥有率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五分之四的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苏联发展的顶峰年代，80% 的俄罗斯家庭的消费水平超过了苏联时期。普京当然不会忘记提到民主化初期俄罗斯曾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唤醒人民对他的感谢之情。 ——类似的内容，人们几乎可以从江朱第三代及胡温第四代这两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看到。 北京与普京的共鸣还表现在二者对文化思想控制都表现出特别的嗜好。区别只在于：在有了一定创作自由空间的俄罗斯，普京还得礼节性地表示“谁也不能侵犯创作自由”，但普京真正要强调的是：“国家有义务和权力动用资源解决社会和公共问题，包括塑造能巩固国家的世界观”，“国家在文化领域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电视、电影、互联网、大众文化这些塑造社会意识的工具都要做行为表率和制定规范”——这点，中国政府已经走在普京前面，还希望更上一层楼，能够控制得滴水不漏。 在经济政策上，普京强调大型国有公司在经济中的控制作用，富人们因此深感不安全，往外移民成了富人趋之若鹜的选择。甚至有报道说，纽约豪宅的价格因中俄两国富豪购买而被拉升——看到这些，相信熟知中国政治宣传与国情的人士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中国政府且慢高兴，在经历过第一轮初始民主化的俄罗斯，民主思想的种子已撒入地里，经过艰苦耕耘，俄罗斯会有收获。 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实行了全面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如中国政府这样全面严格；曾经有过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多党制成为今天俄罗斯政治生态，执政党势力虽然强大，但不能象中国这样以党领政、政府完全沦为党的政治工具。也因为有了这些政治活动空间，即使普京再想开倒车，也只能在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新闻自由等虽然受到普京及其政治势力的严重干预，但毕竟还为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活动空间——这些，今天的中国依旧全然没有。好不容易有个透气的微博，也被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围追堵截。 不喜欢普京强权的还有经济精英，但他们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移民外国，并带走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富。 普京的支持者有两类人，一类由俄罗斯愤青组成，比如普京青年团“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他们拥护普京，是因为普京激起了他们的强国梦，他们高喊“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这些青年并不了解前苏联历史，也不能体会斯大林专制曾让苏联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被普京的说教所吸引，加上普京的俄罗斯青年联邦目标计划为他们进入各级政权提供了机会，因此成为普京的坚定支持者。另一类则是普京的“票仓”，主要分布在农村等信息落后及受控制地区（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阶层相同），这类地区的人群仍偏向于“传统的俄罗斯秩序”，即强权政治。 根据2011年初的民意调查，近70%的俄罗斯人选择“稳定”，即使这样的稳定“可能需要以民主原则及个人自由为代价”，只有大约20%的人会选择“彻底自由的民主”，这一人群主要由生活在莫斯科等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这些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而是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尤其是参政权。他们是普京强权的积极反对者。经济上日趋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对政府腐败、税负太重、缺乏自由颇有怨言，但一想到失去政府的强力统治，中国可能陷入无序化的暴民政治，就成为政府强权的坚定支持者。 中俄中产阶级对强权的态度不同，与两国经济特征及中产阶级生成途径不同有关，也与社会底层是否成为本国经济的受益者有关。 俄罗斯是资源型经济，普京将俄罗斯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非他找到了重振俄罗斯经济的科技兴国道路，而是世界资源供求格局在9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变化，普京因势利导，利用了本国资源优势解脱了本国的经济困境，并利用剧增的国家财政改善了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全社会均从中获益，中产阶级的主体并非公务员阶层，而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群体。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赖型经济：不仅在生产上高度依赖外国的原料、能源、核心技术，甚至连市场也是高度依赖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只能依靠对劳工生命福利的过度透支，还依赖于对本国生态环境的过度透支。中国占人口不到20%的中产阶级，除了在几个对外开放的橱窗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中产阶级主体是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员工，其生存发展本身就高度依赖政治强权。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