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介入李旺阳“自杀”案 唐荆陵全家被骚扰

美国之音陆杨 中国广州维权法律工作者唐荆陵因介入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自尽”案,他和家人昼夜受到骚扰,不得不暂停工作,不过他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会继续进行相关事实搜集调查工作。 *为免家人受骚扰 被迫撤出介入* ​​ 中国广州维权法律工作者唐荆陵     ​​维权网消息,中国独立法律工作者唐荆陵6月7日在湖南邵阳接受湖南知名民运人士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委托,调查李旺阳离奇死亡案件。唐荆陵曾经是律师,由于他长期从事维权工作,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民权利,被当局剥夺了执照。 唐荆陵开始关注李旺阳案之后,他在广州的家人每天受到骚扰。 已经回到广州的唐荆陵星期四(6月1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必须回到广州,因为家人受到的骚扰越来越严重。 “星期三晚上回到家中。因为我太太已经被骚扰了好几天了,而且越来越严重。” 唐荆陵说,他们会打电话来,或者直接拍家里的门,起初说要查寻网友的情况,后来就直接要找他本人。唐荆陵告诉记者: “他们还会深夜或者凌晨来拍门,如果我太太不开门,他们就会强烈地拍打。起初的接口说要查身份证,其实我和太太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他们并非不认识我们。而 且我家楼下当局早就装了监控录像的,我们进出他们都知道。因为深更半夜拍门,我太太一个人在家,这个情况那我必须得回来了。” 唐荆陵说,他太太不堪骚扰,打电话投诉,还受到接听电话警员的辱骂。 *暂停介入 骚扰即停* 自从唐荆陵回到广州家中,当局对他们的骚扰就暂时停止了。  “现在就没有了。因为我估计当局的目的首先是让我先回到广东,下一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回来了,当局就暂时没对我太太和我本人进行直接的骚扰。就是没办法到那里做一些适当的调查,当局就可以接受了。” 唐荆陵说,接手李旺阳的案子是出于对他从事民主事业的敬佩。 李旺阳离奇“自杀”身亡之后,有维权、异议人士纷纷发表“我不自杀”声明。 *时机成熟 继续查找线索* 唐荆陵的确顾虑自身安危,毕竟他的家人因此受到了人身威胁。记者问他,是否也需要发表一份类似的“我不自杀”声明。唐律师表示,从内心讲,许多人都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的渴望,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自杀的事实。 唐荆陵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他还会继续调查跟李旺阳“被自杀”案相关的信息,尽管调查很难进行下去,因为跟案子相关的所有知情线索都被当局控制。他还表示,如果有其他律师愿意一起介入,他很乐意邀请他们共同进行有关调查。 另一方面,网友王译王译 ‏@wangyi09中国当地时间6月14日晚7点左右在推特发出紧急信息:因李旺阳先生遇害一事,湖南方面继续加大对李先生亲友的攻击力度,刚才收到邵阳新宁罗茜的信息,他被当局强制带去了广西,请转发。 李旺阳6月6日在邵阳一家医院离奇死亡,警方说是“上吊自杀”。但是李旺阳的家属和中国境内外各界人士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李旺阳是“被自杀”。 李旺阳因为在89年六四期间担任湖南邵阳工自联主席以及后来继续从事民运,先后坐牢22年,去年刚出狱。 李旺阳死后,有网友发起严肃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紧急联署,目前已经有近9000人在网上联署。国际特赦组织6月12日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敦促彻查李旺阳突然离奇死亡事件。 不过,据同北京有许多关系的多维新闻网说, 李旺阳死亡谜案“再有新进展”。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话说,李旺阳案发生后,北京方面极为重视,“已令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着手处理相关事宜,连日来周强已多次与北京方面协调如何妥善处理,相信不日就会有调查结果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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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六四,啟動政改

關於平反六四、開啟政治改革進程的公開信 對於今日執政者而言,誠如有識者所說,六四的鎮壓不僅是鄧公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包袱,也是鄧公遺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正資產,執政黨欲繼續向下沉淪,以至為歷史所拋棄,還是決心向上提升,在民族振興的偉大未來獲取一席之地,這取決於諸君一念之間耳——世界在看,三千年列祖列宗在看,那些失去兒子、兄弟姐妹的人們在看,千百萬念茲在茲的親歷者在看,諸君的良知和兒孫也在看,你們不可能對此繼續假裝無知。 文/趙楚 23年過去了,又到這個刻意被遺忘的日子。 23年前,煌煌帝都街市的血痕已經被林立的華廈高屋和遍地的盛世歌舞所遮蔽,新的一代成長,他們在虛假的當代史教育下甚至不知道此事,而當事的一代,或垂垂老矣,或因為每年例行的關照而不能發出聲音。 然而,執政諸君,作為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政黨成員,你們能相信如此慘烈和意義深遠的歷史事件真能就此湮滅嗎?所以,今天我必須說:是時候了。是大家在陽光下回顧歷史創傷,誠實和正派地面對歷史和未來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作為對這個國家的未來不能捨棄夢想的中國人,作為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一句話,作為公民,我認為,上自這個國家的主席、總理、各級官員,下至每一位公民,我們有道義、歷史和法理的責任,立即站出來,公開說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們的意見未必能贏得共識,但如果我們不說,我們就對不起那些因死亡而永久缺席和沉默的同胞。 23年前以「六四」著名的一連串事件到底是什麼事?拋開歷來的意見糾紛不談,「六四」運動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無外是一場人民因不滿官吏貪腐、國家沉淪而走上街頭,用合於《憲法》和法律的手段,抗議示威的愛國運動。人民以此和平表達反對貪腐、更徹底改革國家政治與制度的決心。 就本質來說,這與執政黨此前推行的改革開放大政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體現了各階層人民對國家現狀的關切,對國家未來的希望,也是對執政黨民族歷史寄予的厚望和信任。而最後的鎮壓辜負了這種厚望與信任,也埋葬了執政黨刷新國家政治、創造民族復興新局的絕佳機會,演化為當代中國最慘痛的血腥悲劇。 1980年代,中國在執政黨反思文革與歷史教訓的前提下,開始了當時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最領先的改革開放運動,這一運動不僅對內彌合了從1949到文革所造成的內部傷痕,達致了新的全民和解,奠定了新的國家前景,也具有全球正面的影響,重塑了世界對紅色中國的長期負面印象,使國家和民族重新駛回近代以來全面轉型的光明大道上來。 這一進程雖因1989及其後的各種倒退政策的掣肘,但從根本上解放了一個歷久彌新且文明昌盛的偉大民族的個人創造力,對幸福美滿和正義尊嚴生活的夢想,這也是過去3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的根本動力所在。 與一般所論說的相反,不是23年前的鎮壓帶來了過去令人眼花繚亂的建設成就,恰恰相反,「六四」鎮壓以及其後必然的後續政策使得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意義大為局限,並在很大程度上變質:對財富的追求脫離了社會公正和正義的約束,各級權力視直接的暴力使用為行政的主要手段,甚至管控和處置危機的唯一法寶。 23年來,因為鎮壓從根本上剷除了執政黨權力的道義基礎,解除了人民與執政者的道義契約,中央為了確保行為能力,只能加緊瘋狂的財政搜刮和日甚一日的吸金政策。這直接導致以巨型國企為代表的官僚資本、買辦資本和國際資本合一的經濟寡頭,這些寡頭的自身利益與一般人民的利益以及國家利益都不盡吻合,並有強大的政策操縱能力,但由於在政治和制度上已沒有可以對之進行監管與約束的力量,它們已經成為國中之國、國上之國。 在地方而言,23年前的鎮壓一方面使得地方的幹部對暴力的示範產生不能脫癮的依賴,另一方面也使得執政黨中下層對自創黨以來所一直信賴的人民性的特徵與宗旨產生不可避免的懷疑,前仆後繼的全面的貪腐橫行、像撈取救命稻草一樣的橫徵暴斂、裸官現象的蔓延,這都是對執政黨和未來失去信賴的表現。 同時,這一鎮壓的另一嚴重結果是,人民質疑和監督政府、避免執政者犯錯的管道全面堵塞:上訪被視為犯罪,新聞監督在日益加強的黨官控制之下幾乎不可能,各級黨政機關,視權力為獨立王國,視改革制度和轉型的探索為自毀前程,除了個人的權位和家族親友的經濟撈取利益,為政敷衍塞責,唯上唯權是聽,乃至漠視人命,視人民鮮血為兒戲,而此種地方政治的糜爛,又導致人民與官府的對抗日趨激烈。凡此種種,無論其基本的觀念、行為的模式,都可以在23年前的殘酷鎮壓中找到原型。 23年來,這種由於鎮壓和死不認錯帶來的最嚴重社會後果之一是:文革後執政者與知識階層的良好合作關係陷於日益擴大的撕裂之中。而沒有知識分子的合作,執政者不僅陷於機構智慧枯竭,無以合理和正確認知內外環境,採取明智決策的境地,也使得任何興革的努力由於缺乏社會信用和動員而淪於空談,甚至笑譚。 於是只能用飲鴆止渴似的GDP數字自欺欺人,以事倍功半的各種掩蓋和延緩危機的措施,代替真正的政策作為,而在這一不負責任的歷 史敷衍過程中,內外環境丕變,日新月異,執政者自身日益沉溺於朝夕自保的危機心態,機能日益退化與腐壞,終至於從引領風騷、占盡優勢到一籌莫展,動輒得咎。民無信不立,無民信不久,任何社會,當知識階層不信任權力者,人民對政府處於基本無奈的狀態,執政者也喪失了採取任何行動的能力。 23年前的鎮壓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後果是,冷戰結束已經20多年了,中國作為率先改革,開啟冷戰結束的首要國家之一,鎮壓使中國不僅沒有充分享受本來應得的冷戰勝利者的光榮和國際利益,反而在意識形態上陷入蘇聯政治全球政治負資產繼承者的位置。 在鐵幕國家紛紛變色之後,最早的改革者反而遠離當今浩蕩洶湧的民主政治的潮流,視憲政、法治、共和、人權等當今世界視為常識和底線的普世政治價值為洪水猛獸。在一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上,視歐美及所謂西方為天然敵人,而這種虛構的外敵意識又反過來分裂了內部社會,造成國內左右思想傾向的敵對,彷佛文革群眾派系鬥爭再現。 這是思想上的自我封鎖,實質上就是一種融宣戰八國聯軍式的自大與草木皆兵式的自卑於一體新閉關鎖國心理,今日中國早已是參與全球事務如此之深的大國,這種心理無謂地構造中外交流和合作障礙,削弱中國國際行為能力,是無可忍受的新冷戰思維。 23年過去了,凡此種種,上述不過挂一漏萬,這些現實的燃眉危機若追根溯源,莫不在23年前的鎮壓。因此,執政者要與人民締結新約、人民要重塑對執政者的信心和信任,國家欲求得此一百舸爭流新世紀競爭世界的一席之地,唯一的出口,只能是:平反「六四」,啟動政治改革進程。 執政者自創党之日起,就經常以民族振興和為民族謀利益自任,因此,能否正面面對這一你們自身決策造成的歷史錯誤和罪行,這不僅是你們立党宗旨的嚴峻考驗,也是你們刷新政黨形象、展現民族歷史責任和政治倫理的絕好機會。 對於今日執政者而言,誠如有識者所說,六四的鎮壓不僅是鄧公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包袱,也是鄧公遺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正資產,執 政黨欲繼續向下沉淪,以至為歷史所拋棄,還是決心向上提升,在民族振興的偉大未來獲取一席之地,這取決於諸君一念之間耳——世界在看,五千年列祖列宗在看,那些失去兒子、兄弟姐妹的人們在看,千百萬念茲在茲的親歷者在看,諸君的良知和兒孫也在看,你們不可能對此繼續假裝無知。 改革開放,本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和社會轉型進程的新章,百年以來,中國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為社會求公義,為國家民族求振興未來,中國本有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光榮,執政黨歷史上信奉之馬列思想雖經歷史事實證明為荒謬,但其黨之所以能在現代史上獲得廣大人民支持,卒能建政,並非僅由於組織內肅的嚴酷,手段效能之高級,而根本原因之一,實由於其在奮鬥史的很長時間內政策上回應了百年以來華夏人民渴望國家振興、求民主憲政及社會轉型之普遍熱望。 撇開國共鬥爭歷史的爭論不談,1949年的勝利本身即是執政者向人民許下的一個憲政、共和、民主、法治和個人自由的莊嚴諾言,是一個人民與執政者可鑒日月的道義與實質政治契約,也是執政者唯一的歷史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所在。對執政者的歷史和現實批判正是建立在對這一契約及其背叛歷史的檢驗之上。所以,平反「六四」,啟動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進程,這無疑是執政者證明其歷史承諾為真的最後機會。 環顧當今世界,在信息科技的推動之下,人民的覺醒已是為政者必須正視的第一現實。從突尼斯到敘利亞,專制和壓迫型的政治猶如春來殘雪,人民最大,民權乃一切權力的根基,這些簡單的道理已不再是國際學術論壇象牙塔內的話題,而是決定任何統治者統治合法性、正當性和終極命運的事物。 對此,沒有例外,中國也不可能是例外。中國沒有發生類似「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運動」這樣的大動盪,不是因為鎮壓的威力,或人民的特別軟弱,而是因為人民體認和珍惜改革開放以來的日益縮水的成果,對執政者猶抱有最後和歷史性的期待。對此任何誤讀都將支付高昂到令人咋舌的代價。 綜上所述,平反「六四」不僅已是這個國家、社會、生者對死者的不可推卸的道義和歷史責任,也是解開中國紛亂矛盾的終極鑰匙。對於執政者,這也是個告別過去,面向未來的契機:擺脫基於喜歡的歷史敘事的合法性描述,建構面向未來的正當性論述,告別全黨捆綁的無限責任恐慌,以真誠和明確的政策開啟個人有限責任政治的新局,告別有陰謀無反對的陳陳相因的宮廷政治,打開有序政治反對和有反對黨的大眾政治的歷史時空。 政治乃公共生活致命的核心事務,中國既有古老的合理和仁政政治學的傳承,又有近代以來不絕如縷的現代政治的奮鬥,舉凡社會轉型、國防、經濟、產業及科技教育等現代化,離開政治的現代化,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憲政、民主、法治和自由等已為人類歷史所證明的政治價值,既為浩蕩世界潮流所彰顯,亦是「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所追求的根本目標。真誠歷史反思和懺悔,採取政治主動承擔歷史罪責,這才是彌合歷史創傷、實現民族和解和推動執政黨自身走上政黨政治軌道的關鍵性第一步。 23年過去了,我今日發出這樣的呼喊,也是基於一個人性的理由:我相信執政者與我們一樣,為人父兄,為人子弟,能體會基本的人情和人性。枉死者的鮮血未乾,其家人的淚眼已經乾枯,但尚未等到一個歷史公義的回應。而流亡者和受迫害者鬢髮已衰,他們有權利回到自己的祖國,即使有分歧,也有陳述自己信念、遭遇和與同胞分享意見的權利。 這個國家的執政者如欲擁有明天,你們必得學習如何去理性而寬容地面對反對者,去撇開你死我活的邏輯與意見分歧的人民相處和對話。百年以來,死的人夠多了,流的血夠多了,夠了,是展現比鎮壓的決定更大政治勇氣,選擇對話、公義和和平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對於執政者,諸君應該明白,分裂的房子不能持久站立,而撕裂的社會不能創造任何有意義和可持續的文明成果,繼續保持對人權的壓制,對政治改革進程的延緩,這只能使國家和民族坐失百年以來難得的振興機遇,使執政者淪于千古鄙夷、舉世所指的可悲地位。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不論執政者怎麼做,帶來自由和權利的風暴從來都出於我們自身的手上,首先來自我們內心和頭腦中對自由的真心熱愛——我們是真心如此熱愛自由並配得上自由嗎?「六四」的犧牲者用他們生命對此做出了證明,我們後死者也需要作出自己的證明,他們不滅的英靈在天上看著我們。 願「六四」死難者安息!願他們的家人和那些因此受到不公正迫害的人們好運!願我們的祖國早日沐浴在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文明的輝光之下! (作者係上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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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第21期 《六四囚徒:沉默的受難者》

2012年6月14日出版 提前發放文章 【主編的話】 說吧,六四/長平 【封面故事】 編者按 沉默的受難者/崔勁草(音頻訪問) 香港悼念李旺陽萬人大遊行/黃麗萍 (視頻) 工運領袖李旺陽與六四/王超華 傾聽失語者的聲音——專訪《子彈鴉片》作者廖亦武/鄭語(音頻) 【愛上深度:《廣東二次改革》 】 重建細胞:社會組織鬆綁/梁正燁 社會組織管理的香港經驗 專訪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梁正燁 【愛上深度】 從中國到埃及——專訪作家何偉 文/ 朱曉玢 【多拍一點】 愛裏怎會有恐懼  香港印、菲女同勞工群像/孫玨 【愛上噪音】 侗族大歌-山裏草莓 【多說一點】 平反六四,啟動政改/趙楚 六四無需平反,人民已有公論/蔣亶文 ————————————————————————————————————————— 21期目錄 【主編的話】 說吧,六四/長平 要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封面故事】:《六四囚徒:沉默的受難者》 編者按: 李旺陽之死,讓我們發現,過去二十多年的六四敘事,只是六四運動極少的一部分。六四運動不僅僅只是天安門廣場或者長安街上的兩個月的悲劇,事後的大規模鎮壓 是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除北京之外,尚有數以萬計的各地參與者被處以嚴厲懲罰,而外界及傳媒對此甚少關注。他們在過去的二十三年中,如何背負著六四的沉重 包袱度過牢獄生涯?他們無法正常地發出聲音,不能像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受難者那樣公開地講出他們的苦難。他們杯水車薪一樣的努力被不斷地掩蓋、忽視和摧 毀。他們如何在這樣一個顛倒是非的世界裡秉持著不被主流社會理解、認可乃至被反對的價值? 李旺陽就是這些受難者中的一個。他讓我們知道,冰山一角下方,還有這些沉默的受難者。 沉默的受難者/崔勁草(音頻訪問) 「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由死而生李旺陽/唐荊陵 這是一位為了實現給眾人帶來福祉的民主制度而奉獻了生命的人!漠視他、鄙視他、踐踏他、虐待他和殺害他的人在安享自己的日子。 香港悼念李旺陽萬人大遊行/黃麗萍 (視頻) 六月十日,中環出現了一片白菊花海。短短三天,號召了二萬五千位黑衣人高舉白菊,為李旺陽討回真相。透過主流媒體 的報導,結合公民組織的行動,然後網上動員,不只六四、不只七一,更多的香港人走出來,一個更具效力的凝聚民間力量的模式成型。 工運領袖李旺陽與六四/王超華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 六四後四川受難者記事/歐陽懿 我們那一代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的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走散了的人,請你記起當年的誓言,請你傳說當年的歌聲和故事,告訴你的家人,你的鄰居,你的同事——下屬或上司,還有你遇見的路人。如此,那些因堅持而受難的人將不孤單,那些想要堅持或接力的人會獲得勇氣。 傾聽失語者的聲音——專訪《子彈鴉片》作者廖亦武/鄭語(音頻) 在蒼茫的中國大地,究竟有多少像李旺陽這樣的沉默的受害者?廖亦武的新書《子彈鴉片》歷時多年蒐集、採訪,今年終於得以面世,揭開了黑暗冰山的殘酷一角。 【愛上深度】:《廣東二次改革》 重建細胞:社會組織鬆綁/梁正燁 在廣東針對民間社團組織的一系列「鬆綁」舉措之前,  這些民間組織早已各顯神通自尋生路,政策放開給他們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真正可期的空間,但未必可以立刻變現;政府的傳統管制思路與民間的活力開放還存在相當大的認知差距。 社會組織管理的香港經驗 專訪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梁正燁 第 一,要降低登記門檻,提供多渠道登記。第二,以稅務局作為監管機構,去監督NGO的慈善地位。第三,政府監督NGO的財政,但在資金方面,政府應該 作一個支持的角色。中國政府剛剛脫離對於NGO的恐懼和誤解,慢慢需要認知到,民間組織和他們是一個平等地位,是「夥伴關係」,而不是「伙計關係」。 選舉有中國特色的工會/鄭依依 深圳市在2012年到期換屆的163家企業工會開始直選工會,基層員工開始走上這些企業工會的領導位置,開始在迷惘中探索工會前進道路,但實際上深圳大多數自組工會和勞工組織的前路,仍然看不到光明。 廣東共識:公民社會引領中國二次改革/咼中校 汪洋在廣東推動的一系列社會建設,公民社會有望去妖魔化,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以公民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建設,有望成為十八大後中國第二次改革的新動力。 【愛上深度】 我在埃及的「一千零一夜」/施盈竹 埃及總統大選,兩位候選人,一方是舊政權的代表Shafiq,另一方是穆斯林兄弟會主席Morsy,民眾意見出現嚴重紛歧,人們擔心,支持舊政權代表民主走回頭路,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則可能讓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 從中國到埃及——專訪作家何偉 文/ 朱曉玢 「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地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多讀一點】埃及專題小書評 【多拍一點】 愛裏怎會有恐懼  香港印、菲女同勞工群像/孫玨 犯罪學大學本科畢業的Jean,六年前在菲律賓勞工機構做義工的時候,接觸過因性傾向受到歧視而遭雇主炒魷魚的女勞工Mia的案子。至今回想起來,在沒有性傾向歧視條例的香港,她還是覺得公道難求。 【愛上噪音】 侗族大歌-山裏草莓 貴 州省黎平縣岩洞大歌隊的隊員們,是一群年輕的金嗓子。當他們的同齡老鄉紛紛遷移到沿海打工賺錢,成為流水線上沉默的歌手時,他們選擇在京城大聲唱著民族的 歌——2009年被正式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侗族大歌。侗族人沒有文字,沒有樂譜,民歌都是由歌師口傳心授,世代流傳。所謂侗族歌隊,類似古希臘歌劇 之歌隊。侗族人的唱歌天賦,更是經過漫長的稻作文化的積澱洗禮,保存千年。其歌聲深情婉轉,宛如天籟。 侗族歌隊在北京/程西泠 音樂是血液裏早就存在的,侗族大歌是否消亡,是侗族年輕人不能左右的命運和劫數。 抵抗失傳,保護大地的聲音/程西泠 侗族人的音樂凋落民間,成為了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黔東南旅遊的金字招牌,流行歌手裏偽東方的陪襯。而現在,土地凋零,年輕人外出打工,和政府對大歌的支持流於表面,歌隊的年輕人無以生存,侗族大歌的經典作品已經很少有人會唱。 【愛上新媒體】 關於「黑紙」的七個好奇/朱曉玢、呂睿 有人說年輕人是一張白紙,那不如就把白紙寫滿,變成黑紙。香港的「黑紙」絕不是傳統雜誌,也非網絡起家,新媒體的樣式永遠在打破人們既有的想象。 【多讀一點:中國大趨勢】 開槍還是不開槍:中國與東歐的後極權主義/Mark R. Thompson 具 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 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 【多說一點】 平反六四,啟動政改/趙楚 對 於今日執政者而言,誠如有識者所說,六四的鎮壓不僅是鄧公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包袱,也是鄧公遺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正資產,執政黨欲繼續向下沉淪,以 至為歷史所拋棄,還是決心向上提升,在民族振興的偉大未來獲取一席之地,這取決於諸君一念之間耳——世界在看,三千年列祖列宗在看,那些失去兒子、兄弟姐 妹的人們在看,千百萬念茲在茲的親歷者在看,諸君的良知和兒孫也在看,你們不可能對此繼續假裝無知。 六四無需平反,人民已有公論/蔣亶文 「六四」本身是一道時代的分界線,它加速了一代人從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來爭民主的公民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承認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共,那麼經此之後,更多人意識到自由要靠自己來爭取。 六四屠殺不可寬恕 評柴玲的「寬恕」說/吳仁華 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包括責任者的懺悔,至今沒有看到有責任者為六四屠殺事件懺悔。對不懺悔的責任者談寬恕,難免自作多情,難免有些滑稽。 飄蕩的藍裙子/沉揚 望著長安街對面的那堆屍體,尤其是藍色的裙子,沒有憤怒沒有恨。只有至今回想也感到可怕的一種奇怪的平靜。在一個瘋狂的世界裡,「生命可貴」真是屁話。 【《陳平談話錄》連載之二】 陳平 X 吳強:氣候政治與消費主義 消費資本主義不會是一個永久性的文明形態,因為他建立在不可再生資源使用和刺激消費之上。氣候政治,否定不可持續發展的政治模式,尋求一種跟氣候變化相協調、相適應的經濟社會模式,尋找社會的另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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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領袖李旺陽與六四

圖/Benson Tsang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 文/ 王超華  六四二十三周年甫過,湖南邵陽八九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猝死,震驚了所有對中國維穩體制抱有疑慮的人,也首次將人們關注八九六四的目光聚焦在學生之外、北京之外,並讓我們再次注意到八九年的工運萌芽。這是一個海內外輿論都經常忽略的殘酷事實:二十三年來,因參與八九民運而遭受迫害的大多數人,並不是當時的在校學生。 學生佔據道義中心 八九民運震驚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學生佔據了天安門廣場,而各國新聞機構,因戈爾巴喬夫訪華,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聚集北京。他們去捕捉中蘇交惡二十餘年後的和解新動向,卻迎頭撞上八九民運。電波傳遞,天安門的學生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都獲得高度象徵意義,也成為統治集團必欲除之而發動血腥清場的對象。其後很多年裏,天安門、廣場、八九學運、六四,是可以互相指代的詞彙。中共當局費盡心力才逐漸使前兩個詞彙在互聯網上脫敏。 大學生成為運動的中心,與八十年代的政治氣候有關。改革開放的口號攪動社會人心,既支持了當局改變路徑也影響到中共獨斷的可能。 1983年發動「嚴打」,僅從網上不全的信息來看,就有數万人喪命,造成「社會青年」的寒蟬效應。大學生卻因當局強調科技和知識的重要性,仍有天之驕子的虛妄自豪,在僅僅一年後的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自製的「小平您好」橫幅。 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學生身份都是參加抗議示威時,相當有效的保護傘。六四後被捕入獄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受到的懲治遠比工人和一般市民為輕。當時為「殺雞儆猴」而從嚴從重從快處死的「暴徒」,沒有一位是在校學生。當時嚴判長達二十年徒刑者,也幾乎全都不是學生。近幾年,北京因六四入獄者陸續刑滿釋放,生活無著,貧病交加,家人也難以承受負擔,雖然海外人權組織多有呼籲,卻很少得到輿論重視。 屠殺者卻「一視同仁」 大學生參與政治抗議的相對優勢,也造成當時社會各界傾向於以「聲援」身份上街,而且大多以「工作單位」為依托。當時北京有「社會閒雜人士」嫌疑的摩托車「飛虎隊」,四處增援,傳遞消息,當局很快就將他們視為便於攻擊的薄弱環節,六四前已經在媒體上進行抹黑。 但隨著抗議擴展,民眾的憤怒和抗爭,已經超出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謹慎。戒嚴令發布當天,運載部隊的軍車就被成千上萬的民眾圍堵在長安街大北窯路口,雖然當時還沒有互聯網,震撼人心的現場畫面卻口耳相傳,人人皆知。宣布戒嚴後的兩個星期,廣場學生組織堅持固守,縮小範圍。北京全市範圍內的大規模抵抗,基本都是市民自發維持,並積極邀請各校學生加入,以壯聲勢。 事實是,從外地調入的戒嚴部隊,一旦得到指令,強行入城清場,開槍射殺抗議者時,無分老幼婦孺,遑論學生市民。即使是路邊住宅的高幹樓和外交公寓,也並不稍作區分。有證人目睹也有照片作證,當年倒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或者從街頭和廣場周邊緊急送往醫院救治的,有不少學生,特別是外地赴京聲援請願的學生,但大部分是北京市民。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至今沒有確認身份。 這是政府針對平民百姓,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的惡性事件。李旺陽本人生前遭遇,以及他因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而「被自殺」後,家人親友遭到控制至今消失不見的事實,在在顯示,當局既恐懼民眾的公開抗議,也害怕受害者揭示鎮壓真相,不惜濫用再濫用,使惡質更惡質,責任者作惡益發無所忌憚,官方幾乎完全沒有糾錯可能。 工人的聲音 六四開槍之後,很多省市地區的抗議,持續延燒了整整一星期。這是各地進入真正全民抗議的一周,也是很多地方工人力量取代學生成為抗議主力的一周。此前的工人示威,大多數還是以聲援姿態出現,成立工人自治組織的,只是極少數。李旺陽是少數先覺者之一,成為邵陽工自聯主席,並因此先後兩次入獄長達二十餘年。 如果說學生群體當時還有社會地位的優勢,八十年代的工人已經開始面臨遭到背叛的前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一心致力於引入市場經濟,除了挑戰以往僵化的意識形態藩籬之外,並無意鼓勵開放的思想交鋒,也無視對基本原則立場的梳理和辯論。在討論及試行破產法和勞動合同法的過程中,關注的只是效率和發展,工人的工薪保障、就業保障、福利保障,全都沒有進入議程。工廠內部改革,同樣只強調保護國家和企業作為資方的利益,並藉用以往意識形態,誘使工人以「國家主人翁」身份,勒緊腰帶為國家分憂解愁作貢獻,放棄自己應得的權益。 一些新左派學者,以此為根據,證明八九年抗議運動中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出於抵制當時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改革,希望返回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筆者以為,這是對當年工人狀況的一種簡單化誤讀。 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長達五十多天的八九民運,從來沒有造成工廠停工停產,更不必說工人集體罷工了。很多學生主動跑到工廠區,試圖策動,都沒有成功。以這種解釋來說明八九年自下而上、前所未有的民眾大規模抗議,毋寧說是事後為了立場需要而臆想出來的理由,可以安慰于一時,卻無助於揭示真相,還原歷史。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六四前的按兵不動,帶有促生產不添亂的意味;鎮壓發生後的有限爆發,既有一種不能容忍的道義衝動,又有等待國家自己糾錯的猶豫。六四鎮壓後的黨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種心理狀態,極為便利地拋棄背叛了幾千萬曾為國家工業化付出幾十年心血的整整一代國企工人。 與此不同並意識到工人必須在主體意識上與國家資本切割的,有北京工自聯的韓東方等人,也有湖南邵陽的李旺陽。不少當時的學生和知識界人士,曾經與他們站在一起。他們才代表了當時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警惕。他們反對旨在剝奪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也公開主張工人必須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獨立自主地參與政治事務。這使李旺陽遭到令人髮指的殘忍迫害,再清楚不過地揭示出,今日中共當局站在資本一方殘酷壓榨勞工的本質,揭示出中國崛起背後,勞工權益特別是政治權利被剝奪的現實。 中國政府必須追查李旺陽死亡真相,必須還李旺陽親友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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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無需平反,人民已有公論

「六四」本身是一道時代的分界線,它加速了一代人從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來爭民主的公民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承認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共,那麼經此之後,更多人意識到自由要靠自己來爭取。 文/蔣亶文 二十三年前,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剛一停息、血跡還未被完全掩蓋的時候,任何基於良知做出的判斷,都已經分清了罪與非罪、義與不義,並且堅信官方對事件的定性早晚會被推翻。於是,問題就出來了,即由誰來推翻官方的定論? 很多人都曾寄望於由官方平反「六四」,希望當局能以懺悔之心釐清事實真相,重新審視當年的決策,檢討對民眾的傷害,同時追究有罪者的責任,這樣的呼籲二十三年來可謂從未停止過。 平反,從詞義上說是指「對過去的冤假錯案以及不準確的認識評價做出正確的修改,以還歷史一個真實的面目,還當事人一個公正的評價」。然而,二十三年來,關於「六四」是一場「反革命暴亂」還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官方和民間的評述仍然涇渭分明,前者的固守與後者的堅持,使這場漫長的對峙迄今看不到結束的時候。 這些年,通過民間的不懈努力,「六四」真相已然大白於天下,「六四」的精神也不斷地在更大範圍內得以傳承。而為了昭示真相,多少人又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且不說飽受喪子之痛的「天安門母親」們都已垂垂老矣,當年的莘莘學子如今又何嘗不已人過中年,大家共同的心願就是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告慰死難者的英靈。 難道民意真能撼動官方?遺憾的是,除了看到權力的傲慢和繼續作惡之外,我們看不到其他。二十三來,當局一方面竭力遮蔽歷史的真相,試圖抹掉與之相關的任何痕跡,另一方面持續地對揭露真相的受難者、知情人施以殘酷的打壓,不斷製造出新的恐懼和禁忌。 而這些還只是表像,透過當局的種種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執政理念雖經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卻與二十三年前依然一致,那就是不惜任何代價維護其統治地位,穩定壓倒一切也就為一切惡行找到了堂皇的理由,繼而在這個口號下,任何異己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有罪,肆意的監禁乃至酷刑和同樣難以知其真相的死亡何曾在這二十三年裏有過中斷?基於這樣的現實來談「六四」的平反,在我看來就只能說是一種註定破滅的幻想。 所有的幻想當然出自美好的願望。如果說二十三年前的槍聲給我們帶來了一次幻滅,那麼此後這些年裡我們每個人心裏或多或少又升起過某些新的希望。比如,我們以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中國路徑必然走向市場化與民主化,以為標榜了依法治國就能讓權力受到最起碼的約束,以為國家把保護人權寫進了憲法就會使自由和尊嚴免受踐踏。 但我們迎來的結果卻總是與我們的願望背道而馳,觸目所及處是權貴資本主宰了市場資源的配置,公權力繼續肆無忌憚地凌駕於法律之上,對人權的漠視和敵意也依然是我們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依靠暴力維持穩定更是成了執政者思維與行動的慣性,當年「六四」一代人試圖奮力改變的種種不公,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近年來,官方在提及「六四」的措辭上屢屢降調,從「暴亂」到「風波」直至目前常用的看似中性的「事件」,很容易造成一種假像,讓人誤以為當局的逐步退讓是為最終的平反製造出空間。確如很多分析指出的那樣,如果當局啟動「政改」,平反「六四」無疑是其應行的第一步。通過平反「六四」,中共至少可以像擺脫「文革」那樣再放下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給死者以告慰,給生者以交待,化解仇恨與積怨,賦予社會公平和正義,進而也有了自上而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 但是,這個願景必須以當局果真實施政改為前提,這個前提事實上卻又並不存在,因為以一黨專政為制度改革天花板的政改本身就是個偽命題,熱衷於猜想執政黨內改革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如何博弈,難免又會陷於希望與幻滅之間的徒勞往返。 其實,有沒有官方的平反,都不影響人們如何看待「六四」,更不可能改變這一事件對一代人的影響。於我這個歲數的人來說,「六四」的血腥是被銘刻在了青春的記憶中,並和以後的人生軌跡相伴相隨的,也可以說正是從二十三年前的那一刻起,和現行體制的相融與背離成為一代人無從回避的選擇,是在恐懼下噤聲或是在利誘下與權力共舞,還是堅守自己的主張並付諸於一步步的踐行,都因「六四」分出了各自的走向。 同樣,「六四」本身也是一道時代的分界線,它加速了一代人從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來爭民主的公民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承認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共,那麼經此之後,更多人意識到自由要靠自己來爭取。由此可見「六四」的槍聲不是終止了一個時代,而是開啟了一個時代,成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起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四」無需當局平反,人民已經作出了結論。作為承載著「六四」記憶的一代人,「六四」不單是一段刻骨銘心的 經歷,更是各自命運中無可更改的一部分,無論官方是否平反「六四」,我們都不可能重走一遍已經走過的人生,也不可能重設對未來社會的目標,所以官方的定論並不影響民間已有的判斷和正在進行的努力。這就回到了最初的問題,推翻官方定論的不是其自我糾錯,而是公民意識對官方意志的替代。 (作者係上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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